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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現有資料證明有五個楚王建都于鐘祥。 鐘祥為春秋時之楚郊郢。見于《新訂左傳快讀》、《楚滅國研究》、《古代荊楚地理新探》、《長沙銅量銘文補釋》、《“郊郢”辯析》，均謂“郊郢”即“安陸府鐘祥縣郢州故城是其地也”，在此不復贅。 “郊郢”為何又稱“楚別邑”呢？筆者認為當理解為國都之別名。楚即楚國，別是特殊、與眾不同之意。邑，《白虎通德論》云：“京師者何謂也，千里之邑也”。由此可證，邑乃天子諸侯所居之地，與一般的都會不同。邑，也與國字同意。《說文》邑字條下注：“邑，國也。鄭莊公曰：吾先君新邑于此。《左傳》凡稱人曰大國，凡自稱曰敝邑。古國邑通稱。《白虎通》夏曰夏邑，商曰商邑，周曰京師。”《康熙字典》邑字條下注：“都，邑也”。由此可知，“楚別邑”即是楚國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中心，毫無疑問也是楚王所居之地。后由于文意的演變“王畿亦稱邑”，“侯國亦稱邑”，人煙集中的城市也稱邑，看來因時間的先后邑的含意也略有差異，此當別論。 楚國自公元前十一世紀到公元前223年，歷經800多年。楚王自“鬻熊子熊麗始封于漢南睢（沮）山之間”到“秦王翦、蒙武破郢虜楚負芻”楚亡為止，先后有四十多個楚王，按習說“楚地稱郢者五”看來不只五郢。在楚國竹簡和銅器銘中，經常出現“郊郢”二字，又在包山楚簡中新發現藍郢、郢、郢三郢。我相信，今后隨著考古工作的深入發現，可能會出現更多的郢。這些我們姑且不論，本文試圖論述五個楚王在鐘祥建都的問題。 一、楚武王熊通建都鐘祥 （1）從蒲騷之役，看郢都之所在。楚武王在位51年，當他在位40年時（公元前701年）即《左傳·楚屈瑕敗鄖郢師》中所載的“鄖人軍于蒲騷”，“君次于郊郢以御四邑”。這次蒲騷之役即以鄖人為首的糾合隨、絞、州、蓼四國的反侵略反稱霸的反擊戰，是具有戰略意義的大包圍圈。隨，即隨國，在郊郢（鐘祥）北邊，與鐘祥毗鄰，“約湖北隨州市西北”。絞，即絞國，在鐘祥西北，“約湖北谷城西北”。州，即州國在鐘祥東南“約湖北監利東”。蓼，即蓼國，在鐘祥縣北方，即今“河南唐河湖陽鎮”（以上隨、絞、州、蓼注見于何浩先生《楚滅國表》），加之鄖人從東來，而郊郢四面受敵，假如楚都不在鐘祥，他們絕不會采取包圍戰術。 （2）從《左傳·屈瑕敗于羅》之役看楚都之所在。公元前701年蒲騷之役勝利了，緊接著第二年又伐絞，與絞“城下之盟”又勝利了。兩次的勝利使得楚屈瑕沖昏了頭腦。勝必驕，驕必敗，楚屈瑕果逃不出“莫敖縊于荒谷，群帥囚于冶父以聽刑”的悲劇。 屈瑕伐羅，“斗伯比送之。”斗伯比早已預見到屈瑕舉趾高揚麻痹輕敵一定要失敗，遂入告武王曰：“舉趾高，心不固矣。”武王“入告夫人鄧曼”，“使賴人追之”，因行遠，沒接到武王的旨意，結果“及鄢亂次以濟”，即是亂了行軍的行列，無法指揮。鄢，水名，在宜城南與鐘祥交界處入漢水，羅在宜城縣西山中，伐羅經過鄢，這說明屈瑕伐羅是從南向北進軍的，也可以說是從郊郢出發的。再者，羅人為什么把“莫敖縊于荒谷，群帥囚于冶父”？道理很簡單，荒谷、冶父在荊州東，離郊郢較遠，使之鞭長莫及以防營救，由此可證郊郢絕非楚之一般重鎮。 （3）從《楚武王克權》看楚都之所在。《春秋左傳》莊公十八年追記：“初，楚武王克權，使差別緡尹之。以叛，圍而殺之。遷權于那處，使閻敖尹之”（閻敖，人名；尹之，管理）。權：據《楚滅國研究·楚滅國表》載：“約湖北荊門鐘祥間”。那處，見于劉彬徽、何浩兩同志合寫的《論包山楚簡中的幾處楚郢地名》一文，那處在鐘祥境內。原文摘要如下：“杜預注，‘那處，楚地。南郡編縣東南有那口城。據乾隆《大清一統志》卷二六五安陸府古跡‘編縣故城’條的記載，魏晉時的南郡編縣故城，在今湖北省鐘祥市的湖集附近。‘編縣東南’的那口則在鐘祥西北境的靠漢水西岸。這里正是楚藍縣所在之處。那口——藍邑后又稱為藍口。《后漢書·郡國志》南郡‘編’縣原注：‘有藍口聚’……也就是春秋時楚之那口。”楚武王為什么要克權？因要擴建基地，必須要清除他身邊（郊郢）的不安定因素，羅離郊郢很近，權離郊郢更近，若急行軍一天時間即可直搗郊郢，迫使武王不得不采取伐羅克權的措施。 （4）從楚武王三次伐隨看楚都的所在。第一次伐隨，《左傳》桓公六年，即公元前706年。“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軍于瑕以待之……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這段歷史，似與鐘祥無涉，《縣志》無記載。 第二次伐隨是桓公八年，即公元前704年。“夏，楚子合諸侯于沈鹿。黃隨不會，使薳章讓黃，楚子伐隨”。楚武王會合諸侯的目的，是以霸主的身份，測驗一下諸侯們服從不服從，結果黃國和隨國都沒理會，這顯然是一種無聲的抗議。于是楚武王采取分化瓦解各個擊破的辦法，一邊使薳章撫摸黃國，一邊興兵討伐隨國。“沈鹿”，見于《新訂左傳快讀》注與《鐘祥縣志·大事記》均相吻合。今鐘祥市東進六十里有鹿湖池（大口林場下面，當地群眾稱此地為白龍池），即其地也。 楚武王為何要在“沈鹿”會合諸侯，而不在郊郢會合諸侯呢？這是具有戰略眼光的。離郊郢太近，以防不測，太遠則失去了控制，而今“沈鹿”離郊郢不遠不近，完全處于武王掌握之中。 第三次伐隨，是《左傳》莊公四年，即公元前690年，楚子伐隨“卒于樠之下”。“樠木”這個重要的地方，卻被史家們忽略了。就拿太史公來說。他在《史記·楚世家》中也只是記“武王卒師中而兵罷”，其他史家更無從可考了。《左傳·鄧曼知武王不祿》篇載：“楚武王荊尸，授師孑焉，以伐隨，將齊，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嘆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師徒無虧，王薨于行，國之福也。’（筆者：楚人尚武精神強，寧可死于戰場不死于安樂）王遂行，卒于樠木之下”。 從這段文意來看：“王遂行，卒于樠木之下”，反映出武王發病之危急，結果行軍沒多遠就死了。《鐘祥縣志·大事記》“莊王七年，辛卯，楚武王伐隨卒于樠木之下，縣治東里許有樠木山”。由此可證，武王伐隨是從郊郢出發的。 按何浩先生楚滅國分六期的說法，武王伐隨當屬于“大啟群蠻，經營上國”的第一階段。看來郊郢既是國都，又是“征服漢東”的總指揮部。何浩先生在《楚滅國研究》第56頁中又指出：“楚武王劃定郢郊設置郊郢”。按此說，郊郢即是隨著楚人戰爭發展的需要從“楚皇城”遷徙過來的，這也在情理之中。 但是，有人發問：郊郢在漢水東岸，你說它是楚都，那么你對“濟漢而后發喪”作何解釋？現在茲從兩方面來闡述： 首先從漢水的變遷改道談起。它是直接影響著郊郢的方位的。譬如：太陽在東方，我們就在西方；太陽落西方，我們就在東方。我們的位置并沒動，而是太陽這個標志在動，造成我們位置的轉移。郊郢與漢水的地理位置也就是這個道理。關于漢水，現代人看它，在郊郢（鐘祥城）西邊離城六七華里的地方，唐代人看它，緊臨城西下，夏、商人看它，漢水在郊郢東邊，不知有多遠，茲從《禹貢》中找到了漢水變遷改道的軌跡。《禹貢》載：“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流為滄浪之水。過三至于大別，又南下入于江”。師古曰：“觸大別山而南入江也。”“三”在京山境流注天門，由此或證，漢水在夏商時是從京山天門直觸大別山而南入于長江的。而今是從鐘祥、潛江、沔陽直到漢陽漢口之間入江的，這說明漢水下流的改道情況。那么，在鐘祥宜城段呢？雖無遠古文獻記載，但仍可從近古文獻中找到變遷改道的軌跡。據《元和郡縣志》載：鐘祥城“三面墉基皆天造，正西面絕壁，下臨漢水”。由此可知，漢水在唐憲宗（公元806~819年）時，是緊臨鐘祥城西下的。迄今一千一百多年，漢水往西改道六七華里。據石泉教授《古代荊楚地理新探》第28頁載：宜城段“在清代漢水主洪道還在今水道以東一二十里處”，又云：在下段“古漢水之主洪道在今天門河”。以上所述，漢水改道既影響著郊郢的地理位置，也造成了后人對古文獻的質疑。漢水由于受地殼運動的影響，從襄陽到入長江這一段來看，它總的趨向是由東往西變遷的。由此可證，春秋戰國時的漢水，可以肯定是在鐘祥城東邊的，楚人伐隨班師回朝“濟漢”是必經之路，當然要“濟漢而后發喪”。 其次，老王崩駕，新王登基，涉及古代許多“儀禮”問題。對死者來說，如祭禮、葬禮、殉禮等等。而新王登基又有一套“儀禮”，如加官封爵、君臣冠冕、布德施惠大赦天下等。這些“儀禮”，對荊蠻來說雖簡單一些，但仍需一個較長的時間來安排，（查《春秋左傳》莊公五年楚文王沒出兵）至少需一年多的時間。在此間，楚人不得不暫時停止征服漢東的計劃。為了防御敵人，同時也是必經之路。故，史籍載：“濟漢而后發喪。” （5）歷史遺跡：“放鷹臺”可作證。鐘祥城東南，長灘區境內，游集旁有“放鷹臺”，相傳楚武王射獵于此。《中國歷史地名大辭典》載：“放鷹臺在今湖北鐘祥縣東南，相傳為楚王放鷹之所”。《鐘祥縣志》載：放鷹臺“巨石茂松，四望空闊，臺居其中”。有詩憑吊云：“妖狐狡兮，眠荒臺，秋草秋風兮鷹不來，我思楚王兮安在哉？”放鷹臺，離鐘祥城約有二十多公里，假如楚都不在鐘祥，武王絕不會跋山涉水不辭勞苦到這里射獵的。 二、楚平王、楚昭王都於鐘祥 （1）從吳師入郢路線來看。吳入郢問題。《左傳》定公四年《辰吳師入郢》篇與《左傳》定公五年《楚子入于郢》篇，實際是一次戰爭的始末，分兩部分來記載的。 吳師入楚，“五戰及郢”。哪五戰呢？即“濟漢而陳”小別、大別、柏舉、清發。“濟漢而陳”，很容易引起人們的誤解是從沔陽到漢陽這一段，實際漢水古道是，“過三至于大別”，“南入于江”這一段，吳楚兩師在那里交過戰。“自小別至于大別”，據清人李駿巖《新訂左傳快讀》注：“小別山在今湖廣漢陽府漢川縣北，大別山在漢陽縣東北”。又據《元和郡縣志》語：“魯山一名大別山，在縣（漢陽）東北一百步，其山前枕蜀江，北帶漢水，山上有吳將魯肅神祠……小別山，在縣東南五十里（漢陽縣），春秋‘吳伐楚，令尹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即此地”。由此可知吳師是從當今的武漢下邊黃石市對岸登陸的。 “十一月庚辰，二師陳于柏舉”。《快讀》注引名勝志云：“麻城縣東北三十里有柏子山，縣東南有舉水，柏舉之名蓋合柏山舉水而得名”。《元和郡縣志》載：“龜頭山在縣（麻城）東南八十里，舉水所出也。春秋時吳楚戰于柏舉，即此山也”。繼而“吳從楚師及清發將擊之”。“清發”《快讀》注：“即（今）湖廣德安府”。楊守敬、熊會貞《水經注疏》注：“渦水故清發水”。最后“敗諸雍五戰及郢”。 “雍”一詞，見于《夏書·禹貢》有“過三至于大別”之句。據宋·蔡沈注：“三，水名。今郢州長壽縣磨石山發源，東南流者名水，至復州景陵縣界來”。按蔡氏注，鐘祥在隋唐時為郢州長壽縣，水正是發源于鐘祥縣長壽的磨石山。 據《京山古今》引《讀史輿地紀要卷》77《京山縣》條載：“水，縣西南八十里，源出縣西七十里之磨石山（與蔡氏之說相吻合）下流合縣前河（永隆河）通于漢江……即春秋之雍。《左傳》定公元四年吳敗楚師于雍，五戰及郢。即此水也”。 《京山古今》引“光緒八年版《京山縣志·山水》載：一源出仙女洞；一源出趙橫山黑龍洞；一源出空山洞。此三水源出京山縣境，流入天門縣境……” 《快讀》注：“雍”，即“湖廣安陸府京山縣西南，有水，雍是其一也”。 綜上所述，皆大同小異，總之雍總離不開鐘祥和京山兩縣。 鐘祥與京山接壤，鐘祥在西，京山在東，假若楚都不在鐘祥，那么吳師入郢何必從黃石對岸登陸，走麻城、抵安陸、過京山、到鐘祥繞此彎路呢？ (2)由“楚子涉睢濟江，人于云中”可證。《左傳》定公四年，吳師“五戰及郢”，楚昭王從郊郢（鐘祥）奔逃：“涉睢濟江，入于云中”。“涉睢”，有三說：一說見于《快讀》注，即“（今）安陸府當陽縣北一里有沮水，相傳即昭王兩涉處”。二說見于《說文》沮字條下注，段玉裁引《水經注》載：“沮水出漢中房陵縣東北，東南過臨沮縣界，又東南過枝江縣，東南入于江。今此水出房縣西南二百里之景山，經當陽縣合南漳水。”三說見于石泉教授《齊梁以前在古沮（睢）、漳源流探》一文，他根據“古沮漳二水的發源地”、“地形和流向”、以及“古沮漳下游的變遷”等方面詳細而準確地論證了古之沮、漳水即今宜城南境與鐘祥交界處的蠻河。又見何浩先生《春秋時期楚滅國示意圖》皆云古之沮、漳即今蠻河。 綜上三說，一二兩說大同小異似出一轍，殊不知沮、漳之水有古今之分，昭王涉的是古之沮、漳水，不是今之沮、漳水。因此，應以石、何二氏之說為是。 “濟江”的江是指什么呢？縣從古文獻中找出答案。《水經注》引“《風俗通》曰：江、河、淮、濟為四瀆。”《史記·殷本紀》載：“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為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看來“四瀆”是以殷為中心作為方位而定的，并未所指。東為江，江也為東；北為濟，濟也為北；西為河，河也為西；南為淮，淮也為南。但以后沒有向這方面演變，而演變為特定的名詞，由此可證，江河皆是泛指而言。其次，隨在北邊，長江在南邊，昭王南走，豈不是背道而馳？再次，先“涉睢”后“濟江”，古睢、漳即今宜城鐘祥交界外的蠻河，過了蠻河只有過漢江奔隨才是順路。哪里能走到長江去了。“濟江”只能是指的漢江，才能講得通。 “入于云中”。“云中”即云夢。據石泉教授《古代荊楚地理新探》載：“……最早的有關古云夢故址的論述，即《左傳》所記國之夢與《禹貢》之‘云土夢’，至戰國中期，‘云夢’始為專號。成為楚國境內著名澤藪。地望在漢，晉時江夏郡云杜縣境（“杜”與“土”二字，古通），即今漢水中游以東的京山、鐘祥二縣間，約是今溫峽水庫一帶，此說盛于先秦時。”該書注釋又載：“漢魏六朝時的華容當在鐘祥縣西北漢水西面的支流河北岸朱堡埠以北。”綜上兩說看似矛盾并不矛盾，這是由于時代的變遷滄海桑田的緣故，總之，昭王“涉睢濟江，入于云中”皆輾轉在鐘祥境內，繼而奔鄖奔隨的。 按“顧棟高所勾畫的楚昭王迂回逃奔的路線，只能是首先‘西北涉睢’折而南渡長江，‘入于云中’而后走北，北渡江，北走，再東渡漢水，東北走，抵鄖，再北走至隨。”依照這個勾畫，楚昭王即是天天奔走，也需一年多時間，能才至隨。 且看下面楚昭王出奔的具體情況。楚昭王出奔時，既非騎馬，也非坐轎，是兵臨城下帶著他的妹妹倉惶徒步出奔的。《左傳》載：“己卯，楚于取其妹季我以出。”一行中尚有一個武臣叫由于，為保衛昭王身負重傷蘇醒過來拖履而行。《左傳》載：“由于徐蘇而從。”昭王一行四人，因倦饑渴，苦不堪言，哪有那么多的精力和時間迂回曲折走來走去呢？ 關于楚昭王“涉睢濟江，入于云中”問題，較為正確的路線，石、何兩氏在《古代荊楚地理新探》、《楚滅國研究》兩書中論之最詳，在此不復贅。 （3）由“成臼”可證。《左傳》定公五年，“王之奔隨也，將涉于成臼，藍尹亹涉其帑不與王舟”。這段歷史故事涉及到“成臼”現屬何處的問題。其說有二：“按《水經注》卷28載。沔水又東南與臼水合，水出竟陵縣東北聊屈山，一名盧屈山，西流注與沔。定公四年吳師入郢，昭王奔隨，濟于成臼。謂是水也。” 按《古代荊楚地理新探》之說，古臼水在鐘祥城北90里的豐樂鎮附近，豐樂河即古之臼水下游，黑汊河相當于古巾水，竟陵縣在漢水東，古臼水源于竟陵縣東北，從竟陵縣不遠處與古臼水合西入于江。它（古臼水）的周圍巾水、古竟陵大城、甘魚陂，以及對岸的楊水、那處，皆與《左傳》杜注相符。 若按酈氏之說，與古臼水有關的許多地方無法解釋，再者，一個簡單的道理說不通，昭王“涉睢濟江，入于云中”其目的是奔隨的，怎能回轉過來到鐘祥南邊漢水東岸渡成臼河（臼水）呢？豈不是正遇吳師。始悟《水經注》“非一時一手之作”，加了刪本、校本、刊本、注本、釋本之多，難免沒有錯訛之處。因此應以石氏之說為是。 （4）春秋遺跡“鞭尸灘”、“子胥臺”可為佐證。關于伍子胥鞭平王尸問題，《左傳》無記載，筆者疑為是傳本之殘缺，或者是孔子刪春秋，認為屬犯上作亂之行而刀筆削之。就《史記》而論，《楚世家》、《吳太伯世家》、《伍子胥列傳》都有記載，雖大同小異，但皆出司馬遷之手，無論是怎樣鞭打的，仇是報了。當年鞭尸的地方后人稱為“鞭尸灘”。《鐘祥縣志》載：“在縣城北二十里相傳為伍員鞭平王尸處”。有詩評伍員有些過份了，“父兄誠可念，君國竟如斯。” 伍子胥入楚拔郢當年點兵的地方，后人稱為“子胥臺”。《鐘祥縣志》載：“子胥臺在城東二里許，伍員入郢屯兵于此，基高，南望漢濱如掌。”歷代許多騷人墨客在此飲酒作詩，追念先賢遺韻，如鮑機《吟·子胥臺》詩：忠孝誠無報，感義本投身；日暮江波急，誰憐漁丈人；楚墓悲猶在，伍門恨未伸。 三、楚懷王、頃襄王都于鐘祥 （1）關于藍郢，郢問題。有幸見到劉彬徽、何浩兩先生《論包山楚簡中的幾處楚郢地名》一文，從中得到一些補充論證。文中：“簡文中有關楚郢的地名，除過去已見的郊郢外”，又發現“藍郢、郢、郢”，郢與郊郢無涉，在這里姑且不提。 作者認為：“藍郢自當與春秋的藍縣有關。”與《左傳》“王之奔隨也，將涉于成臼，藍尹亹涉其帑，不與王舟”有關。“楚武王克權，遷權與那處。”杜預注：“那處，楚地，南郡編縣東南有那口城。”“編縣故城”，在今湖北省鐘祥市胡集附近。‘編縣東南’的那口則在鐘祥西北境的水西岸。這里正是楚藍縣所在之處。那口——藍邑，后又稱為藍口。《后漢書·郡國志》南郡‘編’縣原注，‘有藍口聚’”。 作者認為。“ 郢在今湖北京山、安陸、隨縣三縣交界處有一平林，該處現緊鄰安陸西境，屬京山縣，稱為平壩。”又云：“楚懷王之前以郢為別都，故名郢。” 平壩（平林）在鐘祥東北，離鐘祥城大約五十多公里。所謂“郢”，去掉“阝”為“并”，如并蒂花開，含有二郢并存之意。“郢”為“別都”，那么比“別都”更為重要的郢都在什么地方呢？是否與鐘祥的郊郢有些瓜葛呢？我認為是有的，從包山楚簡的時間來看，屬“公元前300年左右，下限在公元前292年之前”這正是楚懷王（公元前328年~公元前263年）與頃襄王（公元前298年~公元前263年）新老交替的時候。其都即郊郢。藍郢在郊郢的西北約五十多公里，郢在郊郢東北大約五十公里左右。藍郢、郢、郊郢。形成三角鼎立之勢。若藍郢有敵情，郊郢、郢助之，若郢有敵情，藍郢、郊郢助之，若郊郢有敵情，藍郢、郢助之。看來是具有戰略意義的布局。或許以郊郢為主體，藍郢、郢為兩翼，是否如此，還賴史學同仁繼續深入研究。 （2）由“羋戎攻楚，取新市”可證。《史記·秦本紀》載：昭襄王“八年，使將軍羋戎攻楚，取新市。”（有的歷史文獻稱新市為聚落）昭襄王八年，即楚懷王三十年（公元前299年），楚國正是多事之秋，懷王困于秦，太子橫質于齊，新市在京山縣境，離郊郢約八九十公里，取新市的目的，在于威脅楚都——郊郢。由此可見證實楚懷王、頃襄王都于鐘祥。 （3）由“郢中立王”可證。公元前299年，楚懷王內受鄭袖的騙，外上張儀的當。使之誤入虎狼之國。《史記·楚世家》載：“……秦因留楚王，要割巫、黔中之郡。楚王欲盟，秦欲先得地，楚王怒曰‘秦詐我而又韁要我以地！’而不復秦，秦因留之。” 當時之勢，而太子橫也被質于齊，楚國處于千鈞一發之際，群臣焦慮，國不可一日無主，最后議定詐入齊，揚言太子已立。“齊湣王謂其相曰：‘留太子以求楚之淮北。’相曰：‘不可，郢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于天下也。’”群臣議論紛紛，最后“齊湣王卒用相計而歸楚太子。太子橫立為王，是為頃襄王。” 從這段文字看，“郢中”似楚國國都之別稱，當然也是楚王所居之地。不然“郢中”何以能立王呢？關于“郢中”一詞，許多史書很少提及，見于《楚辭·宋玉對楚王問》一文，“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按該文乙本意，是作者“超然獨處”之自喻，但從側面也敘述了頃襄王、宋玉所居之地，而今國務院命名鐘祥城關鎮為“郢中鎮”，是有一定的歷史根據的。 （4）自白起攻楚拔郢的路線可證。太子橫于公元前298年立為王，是為頃襄王，時隔二十多年，即公元前278年，秦白起“攻楚，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楚王亡去郢，東此徙陳。”關于夷陵這說有二：“一說即今湖北宜昌市到玉泉寺一帶。一說：“古夷陵當在今南漳武安鎮附近。”關于竟陵之說有三：一說竟陵在天門，昔人因大洪山至此而竟故稱竟陵，二說在鐘祥長壽，三說“巾水以南臼水以東的古竟陵城應在鐘祥縣北90里的豐樂鎮附近，位于今豐樂大溝（清代的豐樂河南岸）。 總括以上所云：夷陵宜昌說，竟陵天門說，皆與故楚都習說江陵配套出現。夷陵長壽說似接近實際，但巾水、臼水在何處無法解釋，只有夷陵南漳說，古竟陵豐樂說，皆因白起侵楚路線相符，也與歷史大事件相符。（石泉《古竟陵城故址新探》一文，言之有據，詳述有理） 南漳在鐘祥西北，竟陵在鐘祥正北，白起從西北到正北、頃襄王西走南走皆無立足之地，只有東走徙陳了。由此可證頃襄王是從鐘祥城出奔的。 （5）戰國遺跡，蘭臺《風賦》、宋玉筆、宋玉井、宋玉石可作佐證。 舉世聞名的《風賦》即作于蘭臺。其文開頭：“楚頃襄王游于蘭臺之宮，宋玉、景差侍。”蘭臺，即今鐘祥城內之“蘭臺”。蘭者，古君子之美名也。據說“蘭如”是世界“蘭草”的故鄉，因多蘭而得名，現為鐘祥一中所在地。 筆者曾登臨送目：“望漢水如帶，三尖諸山列如畫屏”，風景非常優美，難怪楚懷王經常在這里接見外國使臣，楚大夫宋玉也卜居于側，后人稱之為“宋玉宅”。 “宋玉宅”其說有四，一說宜城南在宜城境，一說在今歸州東二里，一說在今江陵縣城西三里，一說鐘祥“郡學宮即宋玉宅”，現為鐘祥市實驗小學所在地。 《水經注·沔水》篇，對此作了簡要的記載：“城南有宋玉宅，玉，邑人，雋才辯，給善屬文而識音也。”從這段文字記載中，“城南”也可以說是宜城南境，也可以說是指鐘祥，但更重要的是“玉，邑人”的邑字。“城南”是方位詞，邑才是具體的地方。宜城南除“郊郢”之外，還有哪些地方稱邑呢？ 就鐘祥郡學宮而言，雖歷經滄桑，時過境遷，文物典籍失散，而今斷碑殘碣及描龍畫鳳的石陛、石柱、石牌坊猶存，而今仍不失為古樸典雅之藝術風格，遙想古代絕非尋常之地。再結合前面所云之歷史大事件。如“藍郢”、“郢”、“羋戎攻楚，取新市”、吳師入郢、白起入楚路線以及蘭臺雄風等等，不言而喻，宋玉是鐘祥人毫無疑問。 “宋玉宅”內有“宋玉石”，其石“兩石競秀”，是唐李昉郡守得之于榛莽間，后不知淪于何人之手。“宋玉宅”前有“宋玉井”，又名“楚賢井”，“泉水甘洌，異于他水”。郊郢之地人才輩出，是否飲水而承先賢遺韻？居此地而享物華天寶，信夫！只有地靈，方出人杰。 綜上所述，人們不禁發問：為什么春秋戰國時之名勝古跡，獨獨出在鐘祥？蓋因先賢搖落，典籍失散，人民群眾賴以口頭傳說來彌史之不足。因此口頭傳說的價值仍不可低估。據現有資料，初步定在五個楚王都于鐘祥，不過隨著出土文物的發現，它將證實何只有五個楚王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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