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名相魏征，為中國封建社會鼎盛時期的“貞觀之治”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剛直不阿，犯顏直諫，先后有切中時弊的二百余條奏章呈送朝廷，并大部分為唐太宗李世民所采納。由于魏征體恤民眾疾苦，清正廉儉，一身正氣，他的人格，他的作為，被后世的政治家、史學家贊譽為“千秋金鑒”。
據史籍記載，魏征父輩雖曾為官，但居官清廉，沒留下什么家產。而他“少孤落魄”，從小失去父親，隨母在鄉下艱難度日，成了普通百姓。當時，隋煬帝驕奢淫逸，勞師擾民，導致民不聊生，多處爆發了農民起義。青年魏征順應民心，當上了瓦崗寨義軍和河北竇建德義軍的謀士。不久，他西出渡關，為新興的大唐王朝效力。李世民登上皇帝的寶座，看重魏征的德才和正直，不計前嫌，予以啟用。從此，中年的魏征，走向他生命旅程中的輝煌時期。他歷任秘書監、侍中、太子太師、鄭國公，輔佐太宗十七年（公元626——643年）。他時時以隋亡為鑒，居官清廉，祟尚節儉。
唐貞觀六年（公元632年），魏征任尚書右垂，總領兵、刑、工三部12司的行政事務。這時的唐王朝建立已15年，國家初步呈現繁榮景象。但是，朝中機構越來越龐大，冗員冗吏越來越多。李世民決心裁減機構和人員，他把此政務又一次交給魏征。魏征秉公決斷，因事設人，唯賢是舉，但被裁下的某些人怨氣沖天，向太宗告發魏征有包庇親戚及不檢點的“情事”。經溫彥博“案驗”．告發魏征的人“言者不直”，魏征并沒有謀私行為。以后太宗和魏征論及此事，魏征表示，要做一個和皇帝共同治理國家的“良臣”，而不做唯命是從，遇事先考慮個人得失的所謂“忠臣”。
魏征，以淵博的學識，總結歷史經驗，輔助“貞觀”朝廷，到貞觀十年（公元636年），先后受詔修了《隋書》、《北朝史書總論》等史籍，自己又撰寫了《魏征集》20卷。因他夜以繼日地工作，身體越來越壞，其“目疾尤甚”，視物模糊，見風流淚。他怕因病貽誤政事，多次上書李世民“求為散官”，未獲準。后來在魏征懇請堅辭下，太宗授以他“特進”，讓他繼續參與朝政。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他也“憂國如家”，針對太平盛世，太宗沾染的驕、嬌習氣，以隋亡為鑒，上奏了著名的“十漸不克終疏”奏章，為以后李世民勵精圖治做了重大貢獻。
貞觀十一年（公元637年）魏征病情稍有好轉，即受詔和房玄齡一起，修訂《五禮》成功。太宗大喜，要封魏征一子為“縣男”爵位。但他堅辭不受，認為以前的封爵、賞賜已夠多的了。太宗只好作罷。魏征辭謝封賞，一時在朝中傳為佳話。
貞觀十六年（公元642年）魏征病情加重，臥床不起。是年七月，太宗率諸皇子親去魏府探視。但見赫赫相府，竟是平常一片宅第，連一個接待賓客的正堂都沒有，李世民感慨萬端。他慰問了病榻上的魏征，當即詔定，停建皇宮內的一小殿，撥些材料“為征構堂，五日而就”。以后太宗在朝，不止一次告誡皇子、大臣，要以魏征為鏡子，檢點自己的行為，廉潔奉公。
貞觀十七年（公元643年），正月十七日，魏征病逝，終年63歲。唐太宗親臨慟哭，廢朝五日哀悼，九品以上官員赴喪，并準備以一品官的大禮安葬。但魏征早就留下遺囑。他的妻子裴氏推辭說：“魏征一向儉樸節約，現在以一品官的盛大葬禮安葬他，這不符合他平生的志向。”李世民答應了她的請錄，按魏征遺囑，由家屬用掛著白布車帷、無任何文飾的素車，一路風塵，送到昭陵陪葬地鳳凰山。
唐太宗率皇子，登苑西樓，以目光為魏征送葬，望哭而哀。他傷心地說：“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魏征沒，聯亡一鏡矣。”
一代名相，良臣，就這樣清清白白地走了。但他憂國如家、忠言敢諫的精神，正直不阿、一身清正的品德，廉潔奉公、生活儉樸的作風，永遠地留在了中華民族的歷史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