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美術史：漢代的重要美術作品

第二節 漢代的重要美術作品



一、墓室壁畫



漢代美術品，我們可以歸為墓室壁畫、畫像石和畫像磚、漆畫、銅鏡裝飾、石雕與泥塑等五項，下面分別介紹。

漢代建筑內部及外檐，多有裝飾及壁畫。古代典籍中有很多這類記載。漢武帝甘泉宮中的“臺室”畫天地太一諸鬼神；漢成帝時畫趙充國和霍光像于未央宮；漢光武帝時畫二十八個有功勛的將軍的形象于南宮云臺；漢明帝之宮殿，圖畫經史故事；此外，如麒麟閣畫功臣十一人像；甘泉宮畫金日■母親休屠王閼氏的像。這些都是以褒獎和紀念為目的的。明光殿畫古列士，成都學宮畫盤古、三皇、五帝、三代君臣與孔子七十二弟子像等等。《后漢書·郡國志·注》中，特別指出諸郡府廳堂上，都畫有東漢初自建武年間（公元二五—五五年）至陽嘉年間（公元一三二—一三五年）該地歷任的地方官，注明其品德。在南方的“郡守都尉府舍，皆有雕飾，畫山神海靈奇禽異獸以炫耀之，夷人益畏懼焉”（《后漢書·南蠻傳》）。王延壽的《魯靈光殿賦》中的侈夸的描寫，特別給后世留下強烈的印象。魯靈光殿的檐下木構部分畫著云氣和水藻。各種木構件上裝飾著飛禽走獸有奔虎、虯龍、朱鳥、白鹿、狡兔、玄熊，甚至胡人、神仙、玉女，種種表情生動的形象。魯靈光殿的壁畫：“圖畫天地，品類群生，雜物奇怪，山神海靈，寫載其狀，托之丹青。千變萬化，事各繆形；隨色象類，曲得其情。”其內容包括：太古開辟之時的“帝王”，例如駕著龍的五個遠古“皇帝”、乘云車的九首“人皇”、麟身的伏羲、蛇軀的女蝸、黃帝、唐虞，以及夏桀和妹嬉、殷紂和妲己、周幽和褒姒，以及忠臣、孝子、列士、貞女故事等等。

漢代建筑物的內部以及檐的壁畫、裝飾，因為已無真正的木構的殿堂保存下來，所以只能在墓室壁畫、享祠及墓室的畫像石及畫像磚、石闕等實物上獲得可以和文字記載相印證的認識，因而這些實物就成了漢代繪畫的真正的代表者。

漢代的墓室壁畫，已發現者也不多。

河北望都漢墓壁畫是較重要的。墓室南向，構造復雜，主室（后有小龕）、中室和前室（各附二側室），前后共長二十米多，都是以磚券構成。所用的磚都是細致堅實并經過打磨的。磚券上并灌白灰漿。這一切和另外一些建筑工程上的精細的作法都說明這一墓室建筑的不平常。

前室四壁和通向中室的過道的磚壁上敷白灰，然后施以毛筆勾線著色的壁畫。

作為墓主人辦公衙司的前室，在南壁門內的兩側，畫著正在躬身迎接的“寺門卒”和“門亭長”。“寺門卒”持篲，“門亭長”執“版”。在前室北壁的門洞外兩側是據榻而坐的主記史（東側）和主簿，他們手中執筆或執簡，作書寫之狀。

前室東西兩壁畫都是分為上下兩列。上列和墓室門內外兩側一樣，都是死者的僚屬，這些僚屬都在躬身致敬。下列是各種動物。畫在東壁的僚屬，按照順序是：“門下小史”（圖44）、稱為“辟車伍佰”的衛卒八人（圖45），“賊曹”和“仁恕椽”。西壁的僚屬是：“門下功曹”、“門下游徼”、“門下賊曹”、“門下史”和“槌鼓椽”。繪在下列的動物，在東壁的是鴛鴦、白兔、鸞鳥、芝草、酒和羊。在西壁的是麞子、鶩和雞。

前室通中室的過道兩側，東邊畫的是“小史”和“勉冠謝史”（正匍伏在地行禮），西邊畫的是正在跪拜啟事的“白事史”和正在聽事的“侍閤”。

過道門券上畫著云氣鳥魯，如漢代漆器和金銀錯器物上所表現的一樣。

前室的壁畫說明墓的主人是一高級官吏（漢代只有最高級的官吏才能有八名“辟車伍佰”作為侍衛），前室是他的廳堂。壁畫中的人物都畫成在自己的職位上工作的情景，這就是除了題字以外更形象地表現了人物的社會特點，并且是直接地描寫了人與人之間的社會等級差別。人物姿態動作自然，衣褶簡單而合乎運動規律，面部，特別是眼睛都描繪得很精神。“寺門卒”和“辟車伍佰”更是須眉怒張，極有勇猛的神氣。畫中色彩不多，卻能以筆墨渲染衣褶及動物身體，企圖表現明暗及體積。從望都壁畫多少可以看出漢代繪畫藝術的水平。

墓主人，根據墓中題字推測，可能是擁立順帝（公元一二六—一四四年）即位的大宦官孫程。因而知道壁畫的年代是公元二世紀前半葉。

有壁畫的漢墓在遼寧遼陽已經發現了六處。遼陽北園漢墓壁畫有摹本流傳，棒臺子屯墓壁畫內容豐富，三道壕窯業第四現場墓和第二現場令支令張君墓的兩處壁畫，都是解放后發現的。以上四處比較有名。其他二處，南林子墓室壁畫已破壞，迎水寺古墓壁畫也已毀。遼陽為漢代遼東郡故地，遺留古代遺址及墓室壁畫尚有繼續發現的可能。

遼陽北園漢墓壁畫，根據存留的記錄可知，石構墓室規模很大，進深約七·八五米，面寬約六·八五米，高約一·七○米。壁畫直接繪在石壁上。在后室后壁繪宴飲圖，其右畫了兩個拱手侍立的“小府吏”，再右側畫三層高樓，有人仰射飛鳥。下面右側畫各種雜技表演，如弄丸（六丸遞相拋向空中）、跳劍（三把劍輪流拋向空中）、舞輪（把車輪擲向空中，仰面接著）、反弓（彎身向后，以手扶地）、盤舞（踏著盤舞蹈）、長袖舞，以及樂隊。墓室右側的兩個小室的壁上，其一是斗雞圖，另一幅是倉廩圖。在主室的四個縱列的隔斷墻上，則畫了兩大幅車隊圖和三幅騎從行列圖（圖48）。

這些壁畫全部都是描寫墓主人生前的生活。特別是著重地描寫車隊和騎從行列。這些壁畫直接畫在石灰巖的壁面上，運用了赤、黃、青、綠、紫、白、黑等多種彩色，并沿著墨線輪廓加以色彩渲染，以追求立體效果。

遼陽棒臺子屯漢墓的石筑墓室內部，進深約六·六○米，面寬約八米。墓內壁畫也很豐富。墓門石柱外側畫兩個手執兵器的守門卒，內側畫兩只正在吠叫的守門犬。墓門內左右兩壁畫雜技表演及樂隊，節目和北園墓壁畫相似，但樂隊的描寫比較詳細，可以看出琵琶、洞蕭、琴等。附在墓室的主室左右兩邊的小室，壁間畫了人物形象較高大的宴飲圖，黑幘紅袍、黑綠領袖、白色單衣的男子，和另一黑幘紅袍者相對而坐，享受侍從們進呈的酒食。人物的面部因時代久遠已有些模糊。主室的四壁畫車騎行列，宅第（樓閣及水井等）后小室的右、后、左三壁畫庖廚圖，說明這間小屋是廚房。庖廚里一切用具、食物和活動都很生動地描繪出來。例如：有人在鉤取掛在高處的肉塊，其背后有一狗貪饞地仰望；有人扳著牛的兩角，拖之使前；案上橫臥一縛了四足的就戮的豬；三只鴨關在籠中；用十一個鐵鉤掛在空中的種種食品：龜、獸首、鵝、雉、鳥、猴、心肺、小豬、魚等等。這些描寫充滿真實的細節。另外，在墓室頂上，畫了流利的云氣裝飾。

三道壕窯業第四現場古墓的墓室較小（進深三米余，面寬約四米）。壁畫的主要內容是墓主人夫婦家居飲食、庖廚和車騎行列。另外，也有門卒畫在墓門旁，云氣圖案畫在墓室前部的頂部。第二現場令支令張君墓也是一較小的墓。墓室進深及面寬皆約三·五米。壁畫內容和前一墓相似，但墓主人的像旁有殘存的“令支令張囗囗”的題字，女主人像旁題字不明，而另一陪坐的婦女像旁題“公孫夫人”，墓主人的姓氏是知道的。

這三個墓在墓室構造，壁畫的題材內容和技法（以色彩渲涂為主）都和北園漢墓類似，只是因等級身份不同，而墳墓的規模，車騎儀仗等有區別。壁畫中一些生活的描寫，特別是服裝和車騎隊列儀仗，都描繪得很認真，能表現出古代社會生活和日常生活的若干具體細節，因而有文獻價值。

東北以外的地區，發現有壁畫的漢墓只有兩處，其一是前述的河北望都，另一是山東梁山。

山東梁山縣后銀山，目前尚存的一座，是一九五三年發現的。墓室用磚砌成，頂部發券，有石柱及石楣，進深四·五五米，面寬三·一七米，后半部用磚隔成三間。前室磚墻上涂泥、敷石灰粉，上面繪著涂色加勾墨線的壁畫。內容是車騎、僚屬、房屋和日月云氣等。畫法比較簡率，筆跡很放縱。

此外在遼寧旅大附近的金縣營城子地方，曾發現過漢壁畫墓，有守門卒、鳥、神人、云氣，以及跪拜人物等形象。也是比較簡率的一種。門衛有生動的面部表現，須眉怒張，極有神氣（圖46、47）

河南洛陽出土的彩繪人物墓磚，上面的人物神態和相互關系生動有致，內容不甚了解，從作風上看似乎時代較遲，可能為三國時期的作品。

這些墓室壁畫雖然在內容上和數量上不及下述的畫像石及畫像磚那樣豐富，但是因為這是真正的繪畫，而且是大幅的，直接代表著漢代壁畫流行的事實，所以有特殊的意義。



二、畫像石和畫像磚



畫像石和畫像磚是漢代美術史的最重要的材料，數量最多，內容也最豐富。

畫像石分布的中心地區有二：山東西部、南部和四川岷江流域。此外河南南陽一帶也有相當數量的發現，山西、陜西、江蘇、安徽有一些發現。畫像磚的分布地區主要是河南和四川。

畫像石和畫像磚都是用于建造祠堂、墓室及石闕的建筑材料。

山東的畫像石構成的享祠有重要的地位，可以當作漢代規模宏大的有壁畫裝飾的大型建筑物的模型來看待。

山東省長清縣的“郭巨祠”（北齊武平元年，公元五七○年所立的碑文根據傳說斷定為東漢有名的孝子郭巨的享祠，恐不可靠），上面鐫刻有永建四年（公元一二九年）的過路人的題字，可知建成在此之前。

“郭巨祠”是一小石室，有左、右、后三面石壁，上有前后坡的石屋頂，并鑿出瓦垅，正面有三個八角形石柱，正中一柱分石室為左右兩間。左右兩石柱都是經過宋代重修的。石室內部三面墻上，打磨得很光滑，壁面上陰刻出各種人物及車騎的圖像（圖50）。

后壁正面的圖像，上層是兩輛車和兩行騎士為前導，隨之以擊鼓奏樂的車，而以“大王車”殿后。下層是并列的夾在四座樓亭之間的三座樓閣，樓閣上層，人們端坐，兩兩相對，下層似乎是眾人在向王者行禮。屋頂上刻有各種鳥和猿猴之類。

石室左壁圖像上下分六層。最上層是蛇身人首手執矩形物的伏羲氏，其下似乎還有雷神的車和其他神話的形象。第三層是騎駱駝的、騎象的以及徒步的、乘車和乘馬的兵士。再下面是周公輔成王的故事。第五層是對坐觀舞蹈、雜技的圖像和庖廚的圖像。雜技有弄丸（把若干小球輪流拋在空中，球的數目一般是七個）、戴竿（竿子頂在人的頭上，另有人攀到竿子上作各種游戲）等，庖廚有殺豬、井中取水等。第六層也是車騎行列、人物等。

石室右壁圖像上下也分成六層。最上似是與伏羲相對的蛇身人首手執一物的女媧氏。其下有“貫胸國人”，和一些在西王母（？）左右的人物以及兔、虎等動物。第三層也是車騎行列。第四層是以一個正面而立的人物為中心，左右相對拱立的成排的人物形象。第五層是復雜的戰斗場面，有人執弓箭隱在山后，“胡王”在聽事，雙方騎兵正在沖擊，無頭的人體正在從馬上墜下。全圖最左端是獻俘虜，三人背縛了雙手跪在地上，旁邊有插了斧鉞，懸掛了首級的架子。最下層是狩獵的圖景：乘了車在射獵或徒步與野獸搏斗，有多種不同的動物。

石室中央的三角石右面似是“泗水取鼎”的故事和一些祥瑞物，如連理樹、比翼鳥、天吳等等。左面是有人從橋上墮于水中，正在打撈的景象。上方有霓虹和神人等等。其底面是日（中有赤烏）、月（中有蟾蜍）、織女、牽牛、北斗等星象。

可見“郭巨祠”畫像石的題材包括范圍很廣，有神話傳說、歷史故事和生活景象。其中，戰斗圖和泗水取鼎圖其構圖的經營，情節表現得較完整，其余多是單純的排列。人物形象以側面為最多，缺乏表情，全身動作姿態變化不多，但有顯明的區別。“郭巨祠”石刻可以代表漢代畫像石中在技法及風格上最質樸單純的一種。

武氏祠在山東嘉祥縣城南十五公里處，在過去是漢代畫像石中之最有名者。因為其中一部分畫像石和碑記，在宋代就被學者洪適在他的著作《隸釋》中加以描述，并且也曾記載在另一宋代學者趙明誠的著作《金石錄》中。清代研究古代銘刻的有名學者黃易，在一七八六年發掘武氏祠的全部畫像石，并為之奔走計劃，加以保護。黃易的工作是我國早期考古工作中的一件大事。黃易的發現和在他以后的零星的發現，計有：武氏雙闕（建和元年，公元一四七年立）、武斑碑（建和元年，公元一四七年立）、武榮碑（永康元年，公元一六七年）及畫像石四十五塊，石柱及柱頭各三個，還有一尊石獅。宋代學者記述的武梁碑和武開明碑，則已佚失不見。

武梁祠（元嘉元年，公元一五一年）是最早發現的，因此，過去也習慣用此名稱包括全部畫像石，實際上應該只指其中的五塊畫像石，即組成一個結構最簡單的石祠的左、右、后三壁，和屋頂向前向后的兩坡。正面中央的石柱則已遺失。

武梁祠的畫像石，如果恢復他們原來位置，可以看出這一用石塊修建的小室內部的全部的壁畫裝飾。

石祠面寬約二米，進深約一·五米，正面高約一·二米，山墻面高約一·六米。左墻山尖下是東王公，右墻山尖下是西王母，并且有各種神異的怪獸及飛翔的仙人圍繞著他們。屋頂內面是各種祥瑞的形象，如：神鼎、麒麟、青龍、白虎、蓂莢等。三面墻壁的圖像是連續的，上半分為兩列，下半左右兩墻為兩列而集中到后墻的一整幅樓上樓下的宴飲場面。

第一層是古代帝王和列女。第二層是孝子義士。第三層主要的是刺客。第四層是死者的生前生活，最后一段“縣功曹迎處士”，正是武梁自己的事跡。他一生研究并教授《詩經》和其他古代典籍（古文字、諸子及傳記等），曾屢次謝絕了州郡征召作官的機會（圖49）。

武梁祠畫像石的作者名為衛改，在武梁碑的文字中稱他為“良匠”。

武氏祠其他畫像石，就出土時的位置，為黃易分為前石室、后石室、左石室三組。如此，則武氏祠包括了至少四個石祠。

前石室現在已被公認為是武榮祠。左石室被認為可能是武斑祠，后石室可能是武開明祠。武開明是武梁的弟弟，武斑和武榮是武開明的兒子。

武榮祠（永康元年，公元一六七年）各石，如果恢復到它們原來在石祠上的位置，可見此祠較武梁祠略寬：面寬約三·二米，進深約二米，正面高一·二米，山墻面高約一·八米。且在后墻中央又向后伸出一個小龕，結構也較武梁祠略復雜。

武榮祠內部壁面裝飾方式與武梁祠相同。也是每一壁面分為三層或四層。題材內容上也類似。山尖部分為東王公與西王母，后壁正中也是宴飲圖。左右及后壁最上一層是孔子見老子圖和孔子的弟子子路等。其下為車騎，大致為死者生前的政治經歷。左壁下半是列女、孝子和周文王的十個兒子，以及車騎、宴飲、庖廚的景象。右壁下半主要部分是大幅的水陸攻戰圖。后壁左半，有荊軻刺秦王和車騎，右半是三層樓宴樂圖，并有庖廚和奏樂的景象。后面小龕左右兩壁的題材內容不詳，除了車騎外，右壁似是祥瑞圖。武榮祠在構造上多一塊三角石置于石室正面的石柱上，分石祠為左右兩間。此三角石的左右兩面都有裝飾，是刺客高漸離的故事，秋胡及其妻子的故事，無鹽女及齊王的故事，管仲鮑叔的故事，以及武榮任職“郎中”及“市掾”時乘車騎馬的景象。

武斑祠（武斑死于永嘉元年，公元一四五年，但建祠立碑是在建和元年，公元一四七年）的畫像石已不完全，據殘存的十塊畫像石可知這一石祠的構造和武榮祠相同。題材內容雖有一部分尚未完全明了，但大致是類似的，而以歷史故事較多。構圖上都更完整，如：泗水取鼎、荊軻刺秦王、祁彌明踢獒犬等故事都是武氏祠諸石中的較重要的代表作。

武開明祠（武開明死于建和二年，公元一四八年）十塊畫像石相互間的位置關系尚難確定。其內容顯然以神話的題材居多，例如：北斗星神、蚩尤、云車、龍車、水族交戰等。

武氏祠前的雙闕上也有樓閣、人馬及動物等裝飾意味的畫像，其間也有周公輔成王等故事。這一對闕建于建和元年（公元一四七年），上面有隸體的銘刻九十三字，說明是武梁、武開明等兄弟以孝子的名義為他們的父母建立的；并說明造闕的石工是孟李和孟卯兄弟，花錢十五萬。又闕前一對石獅子現在只存一個，作者名孫宗。

武氏祠諸畫像石的刻法可稱為“減底法”，人物及一切形象都是平面凸出，縱列的密密的細線鏟底，有剪紙的效果。

漢代畫像石的題材內容大致不出孝堂山石祠和武氏祠的范圍。

濟寧兩城山（在縣城南約四十公里）畫像石，現已發現不少，在雕鑿技術上最接近浮雕（圖53）。

山東發現的畫像石數量甚多，至今尚無統計，絕大部分不能確定是石祠或墓室，其中如“東安漢里畫像石”和“嘉祥畫像石”在風格和技術上都有一定的特殊性。

在曲阜城東十二里，漢代“東安漢里”故址的地方，與題有地名的漢代界石一同發現的十四塊畫像石，是在光滑的平面上，用陰刻的線和行列規則及不規則的斑點組成的形象，表現了樂舞弈棋、宴樂談話、跪拜、搏斗等生活的景象，以及龍、虎、鳳、龜等奇異的動物。東安漢里畫像石表現活潑的動態在山東畫像石中更超過了那已經是表現得比較成功的兩城山畫像石。

平常被稱為“嘉祥畫像石”的一組，共十七塊，其中六塊出土于嘉祥縣蔡氏園內，其他出土于嘉祥縣境各地。風格技術基本相似。這些畫像石的雕刻技術比較簡單：在鑿平而未磨光、充滿縱列線紋的粗糙的背景上，鏟出平而光的人物、車騎等形象，別有一種稚拙的風趣。根據著名的“君車畫像石”（上面題有“君車”二字，出土地不明）的正面，是武氏祠的雕法，背面是嘉祥的雕法，可知嘉祥畫像石，是屬于技術上簡率的一種。

山東的漢代石享祠的遺存中，金鄉縣的“朱鮪祠”也是有名的實例，共十三石，構成石祠的左右兩壁（每面四石）和后壁（五石）。石祠的形制如郭巨祠及武梁祠，正面中央一立柱。朱鮪祠現仍大致完整，面寬約三·六米，進深約三米，正面高約二米。每一面墻上都是下上兩層宴飲圖。上層是婦女們，下層是男子們，似都是賓主遠遠相對而坐，背后各有屏風，面前各有矮幾，上面有杯盞之類。賓主之間有酒及奉酒尊的侍者。屏風后也站立著只露出上半身的侍從人眾。人物的動作都很自然生動，面部有較細致的刻劃。全部都是在光滑的石面上運用線刻。從技術和藝術風格上看，制作年代似是在三國時代或稍遲。朱鮪祠的名稱是根據石上刻劃的“朱長舒之墓”的題辭推斷的。因為東漢初年光武帝劉秀手下的大將朱鮪的號是“長舒”。

山東沂南畫像石墓是一極重要的發現。沂南畫像石墓在沂南縣西八里的北寨村，構造保持完整。整個墓室由八室組成，有前、中、后三個主室和五個側室，左側最后一室為廁所，可見全部布置是模仿生人生活的需要的。墓室前門外及內部各處墻壁上，都雕滿圖畫及裝飾。這些圖畫及裝飾中，除了一部分生動活潑有力的神話動物外，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前室及中室橫枋上的長橫條大幅構圖。如前室南額及東西額上的獻祭圖，中室東額的樂舞百戲圖（長約二米余），和南額東半的收糧及庖廚圖，這些畫幅都是人物眾多，內容豐富的大構圖，而為一般畫像石中所罕見的（圖54）。

沂南畫像石的刻法是以不規則的刀法薄薄鏟去背景，使形象平面凸起，在平面凸起的形象上，又施以細細的陰線刻。這是介于武氏祠和“朱鮪祠”之間的刻法。

安徽睢寧九女墩漢墓畫像石、陜西綏德的王得元墓畫像石（永元十二年，公元一○○年，圖58），和山西離石發現的畫像石，都是和畫像石中心距離較遠，但仍具有相同的造型風格特點的作品。

墓室畫像石中最常見的是墓門，和作為楣、楹的條石，上面雕有朱雀、銜環鋪首或其他動物形象。沂南墓門兩旁及中央立柱上的三條裝飾的神話題材（伏羲女媧、東王公、西王母等）及門楣橫條上的水陸攻戰圖等，是內容比較復雜的。

河南南陽出土的畫像石屬于墓門及楣楹的居多，而較少墻壁間的裝飾。南陽出土的畫像石，在表現動物的運動及速度方面，獲得極大的成功（圖55、56、57）。

四川成都、德陽等地的磚砌的漢墓中，曾不斷發現畫像石及畫像磚，成都揚子山第一號墓和東鄉青杠坡三號墓的狹長甬道式墓室的左右兩壁上，都嵌有相對的畫像磚和畫像石。揚子山第一號墓的畫像磚共四對八方，第一對是闕，然后，左壁依次就車馬、騎吹、收獲，右壁是騎吹、車馬、騎吏。畫像石在左壁的長五·一二米，高○·四七米，內容有車騎行列和宴飲舞樂。右壁畫像石長六·○四米，高同左壁，內容是出行的車騎隊仗行列。畫像石是鏟地平雕。由此可見，這一類畫像石，特別是畫像磚，在墓室中的不同位置和不同內容。

四川西部的崖墓中，也發現不少畫像石。

四川成都一帶畫像磚有自己的特點，每塊高約四九厘米，寬四三厘米，是用模壓成的薄浮雕。內容豐富，最有藝術價值，例如收獲、煮鹽等勞動生活，都描寫得相當真實，另一些車騎圖，有六騎緩步的，有四騎奔馳的，兩騎引一有蓋車的，或二步卒追隨一樹有斧鉞的戰車的種種不同景象。

此外，四川也還有一些畫像磚和畫像石都表現了其他各地所未有的內容和獨特的生動的效果，例如：荷塘、漁獵、雙鶴在閑踱著的庭院、楊柳垂出墻外的門闕、代表太陽和月亮的飛翔的神人等等（圖59、60、 61、 62）。

畫像磚中很重要的一種是用來造成槨室的空心磚。

空心磚墓流行的時期是西漢后半期。

空心磚漢墓發現在河南北部：鄭州、洛陽、滎陽、白沙等地，也發現在山西南部。用空心磚二三十塊或六七十塊造成置棺材的槨室，形狀有一般的長方形磚，作山墻用的三角形磚、楣磚、支柱磚等不同。長方形磚通常長約一一一·五米，寬約二○一五○厘米，厚一三一一四厘米。

空心磚的正面或側面，往往重復壓印各種花紋，花紋除幾何紋樣是普遍流行的以外，有執戈的“亭長”（漢代官名，職責是捕御盜賊）、獵騎、龍、鳳、虎、豹、樹木、樓闕、車輿和鋪首等等。

一般墓室的砌墻磚的向內的側面上，也往往有各種風格單純而動人的花紋，也有一些上面凸出排列著富于藝術效果的圖案字。

漢代建筑物屹立至今的，以石闕為最重要。闕都是立在建筑基址入口大道的兩旁。石砌成的漢闕，具有兩種形式：一種是碑形，但寬度與厚度的比例近方，扁平者較少。其上復以摹仿有瓦、吻、檐及斗栱的木構建筑物的石造屋頂。也有兩重檐的。另一種是除了上述的這一部分為主闕外，其外側聯以略矮小的子闕。子闕上面也覆以石造屋頂。后一種在現存實物中較多。砌在石闕上的石塊，雕出畫像及銘文。

著名的漢代石闕可以分為三組：（1）河南嵩山的太室（元初五年，公元一一八年，圖63）、少室（延光二年，公元一二三年）、啟母（同少室）三闕，刻有龍、虎、麟、鳳、象、羊、鶴、人物等。（2）山東除武氏祠的石闕外還有平邑縣的漢闕，因為這些石闕所在地是漢朝的南武陽縣，所以又稱為“南武陽闕”，現存三座，兩座是“皇圣卿闕”（元和三年，公元八六年建），一座是“功曹闕”（章和元年，公元八七年建），上面雕刻圖像的方式及內容，大體和武氏祠石闕相近。（3）四川西部一帶保存的石闕及闕式的碑最多，可知已發現十七處。例如渠縣有六處，梓潼有四處，蘆山有兩處，其他如新安、新都、綿州、德陽、重慶、夾江，也都有發現。其中有一部分為研究漢代美術，提供了很重要的材料。

梓潼的李業闕是已知現存最早的一座漢闕，雖準確年代不知，但知道李業是光武帝劉秀時人。綿州平陽闕（建造年代也不明），以結構復雜著稱，并且和新都王稚子闕（元興元年，公元一○五年造）等同為最早被發現的，宋代《隸釋》一書中已經著錄。渠縣馮煥闕（馮煥死于元初八年，公元一二一年）的檐下刻有飛龍逐鬼及龜蛇等浮雕圖案。沈府君闕（建造年代不明，圖64）上的飛騰姿勢的朱雀形象，與同一闕上其他富于藝術效果的畫像，如有角的虎首，銜環的飛龍等，表現得比較成功。雅安東二十里的高頤墓前的雙闕、碑，及石獸，成為較有系統的一組。一對石獸中的左側一獸較完整，是漢代雕塑藝術中的代表作品（圖65）。高頤墓的營造雕飾，都是東漢末建安十四年（公元二○九年）建造的。

這些石闕作為建筑藝術作品，不僅在細部、結構及裝飾上，而且整個造型，都顯示了漢代建筑藝術的特色。

瓦當也是古代建筑附件，因進行裝飾而產生了藝術價值。覆在屋頂上的筒狀瓦的頭上，裝飾以文字或圖案，這些文字或圖案就是瓦當。河北易縣發現的燕國下都的半瓦當，山東臨淄發現的齊國的半瓦當，都是戰國末年的作品，是現在可信的最早的實例。半瓦當是圓形的一半。瓦當一般的是圓形，在此一固定的范圍進行裝飾設計，所采用的形象有四神，以及樹木、樓閣、人物、動物等，造型均極完整（圖66）。

瓦當和磚側上的文字以及漢代印章上的文字，布置的疏密變化產生了奇妙的韻律感，成為欣賞的對象。漢代碑碣上的文字，也是傳統的重要的美術品。



三、雕塑藝術



漢代的雕塑藝術中留下了最早的紀念碑式的雕塑。秦漢時代所進行的巨大規模的宮廷和祠廟建筑中的雕塑藝術作品，現在所有無幾。霍去病墓前的石雕是現存的若干作品中的最重要者。其他尚有嵩山中岳廟前的石人（約公元一一八年）、曲阜“魯王墓”前石人（公元一四六—一五六年）、武氏祠前和高頤墓前的石獅子等。

霍去病墓在陜西興平縣。由于他和衛青同是在反擊匈奴竄犯擄掠的戰爭中建立大功的名將，所以他們死后都葬在漢武帝劉徹的“茂陵”附近。茂陵及其陪葬墓，只有霍去病墓的石雕保存下來。制作年代約為元狩六年（公元前一一七年），現石雕尚存九件：馬踏匈奴、躍馬、臥馬、臥虎、臥牛、臥豬、矮人、人抱熊和怪獸食羊，都是整石雕成，長度都在二至三米之間。

“馬踏匈奴”的雕刻是漢代的歷史現實的有力的概括。雖然受時代所限制，但是整個作品還是有力地歌頌了為解除邊患而斗爭的英雄氣概（圖67）。

臥虎嘴部咀嚼動作和躍馬將欲起立的全身動作，都表現得真實生動，而整個造型能看出對象的體魄的特點：虎的圓渾，馬的勁健等等（圖69、70）。其他一些形象，特別是食羊怪獸的那種夸張的兇猛神氣表現得很充分。總之，每一種石雕都具有鮮明的、統一的、完整的內在特性，在這一點上，霍去病墓前的石雕達到了紀念碑雕刻的效果。

霍去病墓前石雕和河南中岳廟及山東曲阜的石人一樣，在制作上都是利用了原來石料的形態，把原料的物質形態統一在藝術的造型設計之中。在造型上利用大體大面，有明顯的體積感，并且圓雕、浮雕與線雕的手法相結合（臥虎身上斑紋是線雕，躍馬的側影是浮雕），這都是造型技術的運用服從主題和創作意圖的大膽創造。

西安城西約四十里處的斗門鎮附近，漢代昆明池的遺址還遺存有東西相隔三里的石雕牽牛像和織女像。制作的年代為公元前一二○年左右。

高頤墓及武氏祠的石獅子，都是昂首、張口、吐舌的姿態，夸張的表情，是漢至六朝這一流行題材的早期代表作，這一動物形象又名“天祿”及“辟邪”。河南南陽宗資墓的一對，各在肩上刻出了名字，早在宋代就已引起了考古學者的注意。

漢代雕塑品中豐富地表現了當時現實生活的是陶俑等各種殉葬用的明器。除了建筑物（多層的樓、單層的瓦屋、倉、廁、豬羊圈等等）、井、灶、磨、碓及日常用器（杯、盤、案等）的模型外，有大量的動物和各種男女勞動人民的單純而生動的形象。

漢代的男女侍從陶俑，早期的身體扁平，拱手直立，下部裙裾作喇叭狀，眉宇之間看出善良溫和的神情（圖73）。漢俑的生動的面部表情，是古代雕塑藝術的一種可貴創造，在陶俑的制作中成為穩固的傳統。漢代后期的陶俑，在制作上，由模制發展為捏塑；在造型上由簡單的扁平的身軀，發展為較自然合理的體態，可以用雙腳直立，可以四面圍觀；面部表情與全身的姿態、動作配合非常巧妙。

陶俑中除侍立的姿態以外，也有執了農具或灑掃用具的勞動姿態，也有作舞蹈、奏樂姿態的（圖72、73、74、75、76、77、78）。

四川的漢墓中發現的陶俑，特別是歌舞俑，如那一鼓瑟高歌，表情快樂的人，最能收到純樸自然和真實的效果。四川發現的一些尺寸較大的陶俑，頭部戴了奇異的頭飾和耳飾，嘴角、眼角泛著輕微的笑容，在處理內心活動上獲得極大的成功。

河南洛陽出土的一些雜技陶俑，形體很小，長只寸余，而動作活潑有力，古代藝術家掌握人體在運動中的規律是很成功的。

漢代的動物俑中，馬、狗、豬都有一些很成功的作品。例如四川出土的昂頭、舉足、搖尾的活潑的馬駒（圖79），河南輝縣出土的陶犬等（圖81），都是在千百件出土物中最為大家所熟知的。漢代陶馬的頭部，其形體起伏的細致變化都加以規范化，是一種獨具風格的處理方式，一向為美術界所矚目。

漢代銅鑄鎏金的小熊，在漢代雕塑藝術中，也有獨特的地位。漢代銅器中作動物形的，如羊形燈（圖82）、虎形銅鎮等也都有助于了解漢代的雕塑藝術。



四、工藝美術



漢代的工藝美術中，青銅器也仍占了一定的位置。漢代漆器、絲織和陶瓷等都成為美術史上值得重視的項目。

漢代青銅器的類型，與戰國及其以前相比，大大減少了。壺（或稱“鐘”）是漢代青銅器的流行樣式。一般的是樸素無飾，僅只鎏金。有些比較華麗的，有細如發絲的線刻的流云或人獸等紋飾。漢代也流行作成羊、駝等形狀的鐙和各種形狀的香爐。有一種爐，通稱為“博山爐”，上部作成山岳的樣式，嶺巒間并且有樹木和野獸，其下承之以人形及盤。據記載，漢成帝時長安有巧匠丁緩，所作華美的作品中，就有紫金的香爐及雕鏤奇禽異獸的九層金博山香爐（《西京雜記》）。漢代青銅器中，銅鏡十分發達。

漢代的銅鏡，其背面裝飾和瓦當一樣，在漢代的裝飾美術中占重要地位。所以也成為專門研究的對象。漢代銅鏡裝飾，是在圓形的平面范圍內，以鏡鈕為中心進行的構圖設計（只除了東漢末的“階段式鏡”，即把許多神仙人物的浮雕形象一橫排地平列起來，不是適合著有中心的圓形構圖），這種構圖的多樣變化，體現了多種藝術意匠（圖88）。

戰國時代的以鏡鈕為中心，云氣及神話動物的紋樣組成的旋轉式的構圖，在西漢初年仍繼續流行。戰國末年和秦漢之際的銅鏡尚難區別。西漢時代較多的構圖是向外放散式的：鏡的外緣是相連結的向內的若干圓弧（八弧、十二弧、十六弧者較多），鏡鈕四周是動物及云氣的紋樣（“螭形鏡”及“星云鏡”），或者是在上下左右四方向外伸出的若干草葉形瓣狀的紋樣（稱為“草葉鏡”）。西漢時代的一種“云雷連弧文鏡”是漢鏡構圖最簡潔單純的一種。很善于利用疏密，有規律的變化及閃光程度不同的對比。西漢末和東漢初的“規矩鏡”，因圖案中夾雜著“T”“V”“L”等形狀的紋樣而得名。在“T”“V”“L”等形狀之間有極其疏朗的細線組成的寫實風的動物形象，其外圍以銘文及齒紋圈，最外緣是一圈曲線的云紋等。整個構圖，除中間一圈動物（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等）外，是由許多同心圓組成的，收到穩定而嚴謹的效果。這種鏡發展到東漢后期，動物形象浮雕化，而且加入人物神仙等；外緣的云紋復雜化，更自由、靈活；齒紋或圈數增多；規矩紋消失（神獸鏡、龍虎鏡、畫像鏡等）。東漢末及三國時代，在浙江紹興一帶出土的銅鏡（可以稱為“紹興鏡”），以東王公、西王母相會見為題材，處理手法風俗化，浮雕的高低層次簡化成不同的平面。

漢代銅鏡裝飾中局部的各別紋樣的差異很多。鈕和鈕的形狀，銅鏡的斷面，也都成為判斷時代的根據。

銅鏡上鑄有句數不等的三言或七言銘文。西漢以后的銅鏡，銘文中有制作的年號，鏡文多作吉利語，如：“尚方作鏡真大好，上有仙人鳳朱鳥，渴飲玉泉饑食棗，浮游云中敖，四海長保，二親子孫福壽如金石，為國保。”

邊地各族人民的青銅器也豐富了漢代美術的成就。

古代西南部族的各種青銅美術品曾在云南晉寧石寨山發現。其甲區第一號墓的出土隨葬品有豐富的裝飾，具有特殊的藝術價值和歷史價值。其中有一鼓形的飛鳥四足貯貝器，蓋上鑄有十八個小銅人，表現一女性奴隸主監視奴隸們從事織布及其他勞動的情景。又有一貯貝器，蓋上有四十一個小銅人，似是舉行殺人祭祀銅柱（柱上立一虎、柱身為二蛇纏繞）的儀式（圖83）。鼓身上為陰線淺刻的人形八個。手中各執武器作追逐的姿態。另外有一四足器，器蓋上中央有一小銅鼓，鼓上有巨角的野牛及其他六頭牛。器腰上有立雕虎形的耳，并陰線淺刻云形帶狀紋三道。同墓出土還有銅質立在杖頭上的兔、鸚鵡、鹿、人物等形象。又有一高約四三厘米的女像。以上這些人及動物形象都很生動真實。人的形象都富于地方的及種族的特色，并具有生活的內容。虎的形象與常見的中原地區的相似。

墓中發現的銅鼓是西南一帶及越南北部過去不斷發現的各種銅鼓中的一種。鼓上的裝飾有船、羽人及鳥、牛等。銅鼓是西南部族的重要的文化藝術遺物。晉寧石寨山各墓發現的銅兵器，和過去四川發現的很類似。四川發現的都是所謂“巴蜀文化”的遺物。矛和戈的樣式還沿襲中原一帶較早時期（殷及西周初年）的形式，但上面的裝飾卻很獨特（圖84）。斧鉞的刃部則發展成自己特有的月牙形。“巴蜀文化”銅器是有待進一步研究的系統。

內蒙古西部河套以南鄂爾多斯旗一帶，曾發現大量古代匈奴族的小件青銅器，也是有待研究的系統。其中有代表性的作品是鏤空的以狩獵為題材的銅板和柄端裝飾著獸頭的小刀等（圖87）。這種銅器因為有自己的特殊風格，一般稱之為“鄂爾多斯銅器”。又因為他們和南西伯利亞（例如明諾辛斯克地區）以及黑海沿岸發現的“斯基泰”（古代的游牧部族）的青銅器相似，也通稱為“斯基泰藝術”。內蒙西部的古匈奴族的銅器，從題材上和與北亞、西亞的聯系上，可以看出其狩獵、游牧生活的特點。它們的銅器中的柄上飾著獸頭的小刀，在河南安陽殷墟遺物中也有。

“鄂爾多斯青銅器”中的動物題材和戰國及漢代流行的狩獵、人和野獸搏斗（如虎咬馬，怪獸食羊等）等題材有關，其動物形象的處理非常簡潔而單純。

漢代精美的工藝美術的主要制作者是當時官府的工匠，他們的名稱及姓氏保留在銅器上的很多。銅鏡上時常有“尚方”（主管工藝美術的官府）、“西蜀”、“廣漢”（設有工官的手工藝中心地區）等字樣。據文獻記載，這些工官每年花費很大，例如：西蜀和廣漢的工官每年要耗資五百萬錢；用作少府所屬的右工室、考工室及東園匠三部分，每年要五千萬錢。這些官府工場的制成品的一部分，可以由官府出售。

漆器也是官府工場出產的工藝品之一種。

長沙出土戰國時代和西漢初年的彩繪漆器，現在還很難劃清時代界限。東漢末的漆器發現于朝鮮平壤附近（漢代樂浪郡故地）和河北省北部懷安等地的，與西漢的基本類似，但是制作和裝飾皆有進步，彩色種類增加（紅和黑之外黃和綠使用很多，紅色除了深紅，也有橙紅）花紋更活潑，風格更接近寫實。

平壤出土的漆器上面，都有文字注明：出產于四川，是廣漢郡或蜀郡的皇家工場的出品，工匠的名字和他們所負責的工序都寫在上面。制成一個夾紵漆盤要經過九種工序才能完成。

平壤出土的漆器中最可注意的是彩篋，上面畫孝子故事（如丁蘭，老萊子等）和歷史故事（如紂王等），人物比例雖不相稱（頭大，為了眉目清楚），但面部表情，神態，都極生動。

漆器上比石刻上更便于表現云氣的飄蕩和在云氣中飛走的動物。具有這種裝飾的漆盒、漆盤等，都曾在河北懷安及朝鮮平壤等地發現。裝飾著同樣題材的金銀錯銅筒，除了山西陽高漢墓出土的以外，在平壤附近也曾發現。

漢代關于絲織工藝設有專門的工場。山東臨淄及其附近的齊郡，是自戰國以來天下馳名的工藝中心，在漢代特別以絲織負盛名。齊郡的絲織品有各種名目，例如：平織的“紈素”，輕而薄的“絹”，糾織有孔的“■”，提花的“綾”等等。齊郡也有刺繡。陳留郡的襄邑（今河南開封附近）的織錦也是被稱道的。

新疆曾發現漢代的成匹的絹。絹端上注明產地、長度和重量，可知是齊郡產品，作為商品販往國外的。

根據蒙古及新疆、甘肅各地發現的漢錦，可見有很進步的技術。有提花菱紋地的絹，更有色彩豐富的錦和“織成”。漢錦上運用了紅、褐、黃、青、藍等多種顏色，織出了多種花紋；有的較簡單，有的很復雜，如云、龍、動物等；甚至織出了字句，如“延年益壽”、“長樂明光”、“登高”（即《鄴中記》所說的“大登高錦”或“小登高錦”）、“韓仁繡交龍，子孫無亟”（即《鄴中記》所說的“大交龍錦”或“小交龍錦”）、“新神靈廣成壽萬年”、“云昌萬歲宜子孫”、“君時于意”、“鵠群下”等（圖89、90）。漢代的“織成”（即后世的刻絲，是中國絲織的一種特殊技術，織時用小梭，可以模仿繪畫織出自由的花樣），能織出山、樹、云等花樣。漢代絲織加工技術中，已出現了“釘線”的繡法。

漢代的陶器中，在黑色陶器上涂了硃色和在灰色陶器上敷了白粉，再涂繪以黑色和紅色的裝飾花紋的，占有一定數量（圖92）。這些陶器現在可知是模仿銅用具或其他生活用具的明器。漢代陶器中有兩種特別值得重視：鉛釉粗陶和透明釉炻器。

低溫燒成的鉛釉陶器是中國流傳很久的一種陶器，現在發現的漢代這種陶器是目前所知的最早的遺物。這種陶器表面敷釉，釉中含鉛質，燒成溫度為攝氏八百度左右。釉的顏色，最常見的是綠色，其他有黃、褐、白、藍等各種色澤。漢代的鉛釉陶器的形狀有多種。綠釉或桔黃釉的壺，上面有凸起的浮雕式的狩獵紋裝飾，可以看出完全是仿銅器形式的。

漢代的透明釉炻器（半陶半瓷），浙江富陽曾發現很多，可能是西漢時期的圓盒及洗之類的陶器。而有年代可考的，最早的是有永元十一年（公元九九年）年號的墓磚及一同出土的六件器皿，發現地點是河南信陽。后于此的是在杭州發現的有永康二年（公元一六八年）年號的墓磚和同時出土的飛鳥樓閣等復雜裝飾的器物。另外，在廣州發現西漢初年帶釉的陶尊和東漢時期有釉斑的明器（考古學家意見也可能是自然釉，不是人工有意的加工）。在相距如此遙遠的地點都發現了釉陶，這說明釉陶在漢代的出現已不是偶然的了。這種釉陶的共同特點是器胎較薄，較堅實，扣之有聲，燒成溫度在一千度以上，釉透明，如玻璃質，暗綠色或草綠色。廣東發現的釉陶，透明釉垂流積厚則呈不透明的濁白色以及暗藍色（如宋代的鈞窯釉色）。杭州發現的漢代的這種釉陶，已經可以認為是南北朝隋唐以來流行的青瓷的真正開始。

三國時期的青釉器物在浙江紹興一帶和南京附近都發現很多，其中有孫吳年號的墓磚，也有附有年號的器物。可知在三世紀中葉，這種青色釉的色澤已經是不復帶濃厚的黃味，這顯示在燒制技術上，瓷釉中鐵的還原已大大進了一步（圖93）。

漢代的漆、絲織、制陶等工藝都已達到一定的水平，它們已經形成了南北朝隋唐以來工藝傳統的若干基礎。漢代工藝及其以后的發展繼承關系已很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