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的人物結構關系分析----以田小娥為例 [原]默認分類 2006-05-28  摘要 女性描寫是文學探測人性深度的不可缺少的環節，特別向人們展示出一個社會由傳統向現代轉換時期的真實處境。 田小娥，這個白鹿原家族變遷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女人與白鹿原上的兩代男人之間的糾葛，使之最終成為了性與欲望的指涉，但田小娥人物形象的內涵并不止于此。在人性上，在宗法制度上，在文化上，田小娥是一個犧牲品。 關鍵詞：人物 結構 關系 田小娥 當代文學中的女性形象描寫始終是令人感興趣的問題，這不僅由于女性作為人類重要的組成部分，女性描寫是文學探測人性深度不可缺少的環節；而且由于女性的解放是衡量現代社會進步的尺度，女性描寫也特別向人們展示出一個社會在由傳統向現代轉換時期的真實處境，當然在一定程度，那也是女性自身所處的現實環境。 小說《白鹿原》開宗明義引用巴爾扎克的話：“小說被認為是一個民族的秘史。”小說表現了渭河平原上白鹿兩家的變遷史。作品中與白鹿兩姓家族的爭斗都發生密切聯系的是田小娥：與黑娃相戀成家而進入白鹿原，“風攪雪”的農民運動失敗后，她轉向鹿子霖的懷抱，又受鹿子霖的唆使與白孝文鬼混，后赤條條的在祠堂前和白孝文被白嘉軒毒打，最后被鹿三用梭標從背后殺死，死后化為瘟疫為禍鄉里，被白嘉軒用磚塔鎮住等等。 縱觀田小娥的一生，她固然有被生活逼迫無奈的一面，而這一點卻也被本文環繞她的大量的性描寫所沖淡，她的感情線索已被性的快感分割的七零八落。于是，這個在家族變遷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女人最終成為性與欲望的指涉，而且在一定意義上這也成為了女人“水性楊花”的注腳，因為最終決定女人命運的是性的欲望，與決定男人命運的政治角逐和歷史上的功敗垂成完全不同。本文擬從田小娥與《白鹿原》作品中的最為主要的男人之間的關系和矛盾來分析《白鹿原》小說的人物結構關系，以此來進一步分析田小娥人物形象的深層內涵。 一 田小娥與白鹿原上的老一代和年輕一代都有著很明顯和直接的關系：她和郭舉人、鹿兆謙（黑娃）、鹿子霖、白孝文的關系是最直接最赤裸裸的性的關系;與鹿三是翁媳關系，但卻死在鹿三的梭鏢之下；所有的恩怨糾葛又都是白嘉軒而起。他們之間的關系很是耐人尋味。通觀這一結構，把握住田小娥的人物形象意義就會較為系統的把握住文中主要男人形象的概況 二 田小娥與鹿黑娃. 我認為，黑娃與田小娥的結合頗具有撒旦意味。 田小娥與黑娃的結合是貧瘠土壤上開出的一朵絢爛的人性之花。他倆的結合首先并不是起始于情愛，而是性的饑渴，在性的交媾與滿足中才最終產生了兩廂情愿的感情。田小娥對于黑娃的誘惑雖說是一種肉欲的放縱，但是，在一定意義上，她并不是純粹為性欲而性欲，而是為了有一個真實男人，有一個地道的家。所以，當她被前夫休掉，又被她父親所不恥時，她就義無返顧地跟隨黑娃來到了白鹿原。黑娃一意要與田小娥結合的舉動震撼了白鹿原。初始是得不到父親鹿三的體諒，被迫放逐到村外田野上的一孔破窯里棲身；繼而又被白嘉軒拒之于宗族祠堂門外，亦即拒之于白鹿原正統的禮義符號秩序之外，成了較為典型的游民。 在這里，我們討論田小峨就需要關注一下把她帶到白鹿原的鹿黑娃。如果我們將上述黑娃的敘述學流程所承擔的角色依次排出并列出在擔當這個角色時期他的附屬女人的話，是：長工（田小娥），家長（田小娥），農協主任（田小娥），警衛（田小娥），土匪（黑、白玫瑰），營長（高玉鳳），副縣長。結合本文我們可以分析出這樣的內容：田小娥原本就是一個普通的民間女子，她想要的就是一個真實的男人和一個穩定的家，而這又與鹿黑娃的前兩個角色的行動元的內在要求（穩定）相一致，所以她不顧禮俗，義無返顧的和鹿黑娃走到了一起。假若沒有后來的鹿黑娃燒糧臺，鬧農協，農協失敗參軍，軍隊理想破滅當土匪等等一系列的事情的話，田小娥會很安分的和鹿黑娃生活在那個簡陋的土窯里。也許在我們的印象里，田小娥至多就是一個樂于床第之歡，但仍老實本分的農村婦女。田小娥在本質上是很淫蕩，但這表現在自家男人面前，并無壞的影響；但可悲的是她表現成了放蕩。原因固然很多，但我認為一個重要原因是鹿黑娃的人生理想的改變，他又萌生了童年時的“冰糖”理想，這與田小娥的人生理想背道而馳。“黑娃哥呀，要是不鬧農協，咱們像先前那樣安安寧寧過日子，吃糠咽菜我都高興。……”①但是作為那個時代下的女人，她只能眼睜睜的看著黑娃離自己越來越遠。當黑娃落難，她還是不惜一切的代價包括被鹿子霖蹂躪來挽救她，在她的眼里真正重要的不是她的名節，而是她的親蛋蛋黑娃，盡管她已經“越禮”。但是田小娥這一形象在文本語義結構上已經成為負面的東西，被人否定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田小娥與黑娃一樣，本可成為傳統禮義符號秩序的堅定叛逆者，作者本可憑藉她的不幸遭遇向人們暗示某種令人寒冽的憂思。但是，作者卻讓這種富有強烈人文批判精神的文本結構失之交臂，田小娥的遭際不僅得不到人們的同情，反而在文本中成了非正義與非道德的象征，白鹿原指斥她與黑娃的結合也就成了一種符合禮義規范的合理性必然。這種貌似合理性的指斥一直流貫在文本中。譬如，黑娃第二次婚娶后，面對眼前知書達理柔弱溫馴的新婚妻子高玉鳳，他不僅沒有回想起與小娥交媾時的那種酣暢淋漓的生命激情，反而懊悔與小娥見不得人的偷情，并使他陷入自責之地。這一細節具有多重意味，但最基本的一層在于表達敘述者對于田小娥的厭倦與否定。 三 田小娥與鹿子霖 田小娥和鹿子霖的關系主要表現在打擊白嘉軒上。 鹿子霖是白鹿原上唯一可在地位、財產、聲望上與白嘉軒相抗衡的人物。他的自私自利、好色貪財、作惡多端、無賴痞氣，都可以從他對待田小娥的態度上表現出來。他先是不讓黑娃帶著私奔的田小娥回村居住，爾后是乘人之危對田小娥的性占有，接著是縱容田小娥“扒下白孝文的褲子”來給白嘉軒以致命的打擊。 鹿子霖既是宗法家族制度和思想的維護者，又是它的破壞者。作為勺勺客的后代，他始終牢記“讓人伺候你才算榮宗耀祖”的祖訓，把出人頭地作為自己的奮斗目標。根據白鹿兩姓創始人的決定，他無緣充任白鹿家族族長，強烈的忌妒心推動他千方百計另尋途徑以壓倒白嘉軒。小說緊緊抓住他的這一隱蔽的思想動機寫他怎樣在修祠堂辦學修圍墻中大顯身手而博得村民的贊賞，怎樣策劃田小娥勾引白孝文給白嘉軒以精神上的打擊，怎樣在白嘉軒懲罰白孝文，拒絕為田小娥修廟等事件中向白嘉軒長跪不起，既收買人心又使白嘉軒難堪，怎樣幾次三番投靠田福賢，利用機會中飽私囊。他陰險狡詐又為人平易隨和，他貪得無厭卻又常常解囊助公。作惡一世的鹿子霖，晚年卻陷入了瘋癡的病態，這種天報應式的描述給其命運結局蒙上了的凄涼色彩。 就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田小娥開始為救黑娃被霸占，繼而為報仇甘愿沉淪，和鹿子霖走到了一起，成為了鹿子霖自己解決獸欲的性工具和進攻白嘉軒的性武器；但田小娥也有自己的意識，并沒有從復仇得逞中得到樂趣，還有一點良知，她陷入了一種自責與內疚。她對鹿子霖產生了一種莫名的厭煩，尿了鹿子霖一臉的尿，這是本文中最為充滿諷刺意味的痛快之筆。 四 田小娥與白孝文 田小娥與白孝文的關系主要體現在白孝文的墮落上。 田小娥引誘白孝文目的只是報仇，打擊白嘉軒。她并沒有想到白孝文會墮落到這種地步。從她裝做拾柴眺望村口，到后來教白孝文吸食鴉片。她的本意是要減輕白孝文的痛苦，卻使他在欲望的深淵里越陷越深。 在白孝文被逐出家門，與白嘉軒分家另過到白孝文討飯，在野地坐待野狗分尸這段時間里，田小娥和白孝文是有愛的，但是這種愛是一種病態的愛情。兩個人同時被白鹿原遺棄，拒絕，田小娥的破土窯成為了兩個“天涯淪落人”的樂土，在這里沒有苦惱，沒有榮耀，有的只是性欲的放縱。黑娃后來被白孝文設計冤殺，與田小娥的死亡關系不能說不大。 白孝文的墮落是封建文化的糟粕對人本性的腐蝕而導致的美質的泯滅與惡質的浮泛。他曾是白氏家族寄予厚望的繼承人，知書達禮，非禮勿親，儼然一副繼任族長的派頭。但在田小娥的誘騙下，他致糟糠之妻于不顧，嗜毒偷歡，敗落家業，淪為乞丐。他墮落了。墮落后他又甘于墮落，盡管不無丑惡，但對他來說，他失去的是封建宗法文化給予的全部臉面，得到的是縱欲中的個人生命欲望的勃興；失去的是枷鎖，得到的是精神自由。他與田小娥事發前和事發后的“不行”與“行”，深刻地喻示著封建禮教對人性的壓抑和靈魂的桎梏。他后來的命運也是不測的歷史留給人們的深思。 五 田小娥與白嘉軒 田小娥和白嘉軒的關系主要體現在精神層面上。 族長白嘉軒是一個非常復雜的人物。在他身上，體現了傳統文化的全部復雜性——既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他一方面是個“仁義”長者，另一方面也是封建宗法文化的維護者。宗法文化首先體現在他的婚戀與性愛觀上。作品一開篇寫道：“白嘉軒后來引以為豪壯的是一生里娶過七房女人。”這句話似乎在暗示白嘉軒的雄健的性愛追求，其實不然，事實上，前六個女人給他留下的只是痛苦的記憶，因為從宗法制的角度來看，結婚只是傳宗接代與建家立業的環節，而這六個女人都未為他留下一男半女，并且花掉了他的大半家產。娶下第七個妻子仙草后，相處日漸融洽，原因在于她為他生了三個兒子，起了傳宗接代的作用，又帶來罌粟種子，起到了振興家業的效能。然而，這個給他帶來人財兩旺的女人在他心目中仍然沒有什么地位。女人作為“人”在白嘉軒意識里是根本不存在的，只是他傳宗接代的工具、性發泄的對象以及做事時的幫手而已。（這一點在他為白孝文兄弟張羅婚事可以證實。）作為兩性相悅的情愛在白嘉軒這里是根本不存在的。可以說，宗法文化的禁欲主義已經深入到白嘉軒的意識深處，成為他的主觀的內在的道德要求。于是他不但自己去嚴格遵守，而且竭力維護宗法觀念，嚴厲懲治違背宗法制的叛逆者。他看不慣兒子與兒媳婦的過分纏綿，教唆兒子使出“炕上的那一點豪情”不要“貪色”，認為小娥是“不會居家過日子”的“災星”。 白嘉軒心中有一座無形的塔，這座塔壓抑著他自己；同時他自身又是一座塔，這座塔立得很正，有棱有角，以其超穩定的結構樹立在族人心中并對族人構成一種文化壓迫。 封建宗法文化強化了宗族的觀念，而宗族的觀念又延展了宗法的概念。田小娥與白嘉軒的關系正是體現在反宗法文化和宗法文化的斗爭上。他們之間交鋒有如下幾次：第一次就是“入祠堂”。。田小娥從郭舉人家逃出來后就應該知道她入不了白鹿兩家的祠堂，但她還是滿懷希望的和黑娃來到了白鹿原。她的希望是黑娃能和她過日子。白嘉軒用的手段是：誘之以利。“你不要操心丟開她尋不下媳婦。你只管丟開她。你的媳婦我包了，連訂帶娶全由叔給你包了。”②但可喜的是她的黑娃沒辜負她，安心的和她在破窯里過日月。第二次是“祠堂挨刺”。田小娥為了給黑娃免罪，不惜被鹿子霖霸占，后被性騷擾的白狗蛋撞見。鹿子霖為免丟丑，舍軍保將，把田小娥與白狗蛋供出綁在祠堂槐樹上用刺刑。這個情節加深了田小娥與白嘉軒的矛盾，使田小娥徹底的淪為了鹿子霖的手槍和弓箭。第三次是：“抹孝文褲子”。這次她徹徹底底的打了一場勝仗，在精神上沉重的打擊了白嘉軒。“白嘉軒在那一瞬間走到了生命的末日走到終點，猛然狗似的朝前一縱，一腳踏到窯洞的門板上，咣當一聲，自己同時也栽到了”③這應該說是田小娥和白嘉軒關系的最高潮，白嘉軒內心的崩潰表現的淋漓盡致。但是這場戰爭，田小娥沒有得到愉悅，而是內疚。也恰恰是這次事后的種種后果帶來了自己的滅亡。塔廟之戰是田小娥和白嘉軒的最后一戰。田小娥冤死后化為一場大瘟疫，為剪除瘟疫，在給田小娥建塔鎮壓還是建廟供奉上，白嘉軒及其支持者們堅定的采用前者，田小娥敗在了宗法制度的面前。 田小娥顯然是白嘉軒所憧憬的鄉村牧歌中的不和諧音，是威脅祠堂戒律與道德準則的不安定因素。因此任何出自本文對白嘉軒精神的褒揚，都可以說是對田小娥的貶抑。因為作為秩序化與反秩序化的兩種象征，他們注定會成為對立的雙方 盡管白嘉軒以“仁義”支撐著的腰桿挺得很直，但他所維護的祠堂卻搖搖欲墜，這是白嘉軒的悲劇，是傳統封建文化的悲劇，也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因為磚塔所壓迫的只能是死去的小娥兒，活著的最終是要擺脫精神的“磚塔”，走向人性的輝煌的。 六 田小娥與鹿三 在《白鹿原》中，鬼魂附體這種神秘、異常的現象，成功而集中地體現在鹿三身上。陳忠實把這一神秘現象發生的心理過程，揭示得非常充分，即把鹿三殺死小娥以后的不安、驚恐的復雜心理寫得真實而細致。這樣，就把讀者的注意力吸引到對公公刃殺兒媳的這一悲劇事件所包含的文化及人性內涵的深思方面來了。另外，小娥的“鬼魂”依附到鹿三身上，也反諷性地替小娥鳴了冤，或者說，以一種巧妙的方式，構成了人物間的一種強烈的沖突關系，并使沖突的力量間構成一種潛在的對話關系。 按理說，鹿三是最不可能殺小娥的，因為他是那樣善良、那樣忠厚，但鹿三又是最有可能殺小娥的人，因為他是那樣愛面子，那么自尊，對他的主人白嘉軒所垂范的仁義道德是那么推崇。另外，鹿三性格中，其實也有極為粗豪、勇武、或者說冷硬、兇悍的一面，他在鬧交農中的表現就足以說明這一點，以至于在交農取得勝利以后，白嘉軒在門口迎接他，深深地向他鞠了一躬：“三哥，你是人！”小娥在鹿三看來，是“爛貨”、“婊子”、“禍害”，是斷送了兒子前程的禍根，敗壞了他家門風的蕩婦，最主要的，是這個爛女人竟然把白嘉軒的接班人白孝文也拉下水，這是最讓鹿三這個“白鹿原上最好的長工”覺得慚愧和憤怒的事情，甚至可以說，正是這一點，才最終促使他下了殺人的決心。他殺小娥前，最需要充分的心理勇氣的，于是他想象著自己那年“交農”的情景，“他領著眾人進逼縣府又被五花大綁著投進縣牢，沒有后悔也沒有害怕過。鹿三心里說：我要做成我一生中的第二件大事了，去殺一個婊子去除一個禍害。”然而，盡管鹿三殘殺一個“婊子”的行為，在白鹿村獲得了普遍的道德支持，因為無論大人小孩“沒有一個說一句這個女人的好話”，但“鹿三完成了這個人人稱快的壯舉卻陷入憂郁”，而且，這憂郁是回到馬號以后就開始了的。他從水缸中看到小娥驚詫凄愴的眼睛。他的耳邊想起小娥臨死時那聲“啊……大啊……”的聲音。這個聲音總是在他耳邊想起。在他睡覺、干活、吃飯、甚至與別人聊天的時候，這個聲音都會突然冒出來，并進一步把他“陷入無法排解的憂郁之中……在他把真相告訴前來找白嘉軒問罪的黑娃以后，他的憂郁也暫得到了“超脫”。④ 但作者反復交待鹿三在任何場合都產生對小娥臨死那一聲呼喊聲的幻聽這一細節，等于已經為情況的進一步惡化，提供了充分的情節推激因素和必然的邏輯關聯因素。白嘉軒的妻子仙草在瘟疫中患病，進入彌留狀態，出現幻視狀況，說她看到被刺傷的小娥，來給她看自己的傷口。這個細切更是明白無誤地傳達出這一個信息：一個屈死的冤魂，已開始了申冤和復仇的行動。她終于以令人毛骨聳然的方式纏住了鹿三，并借他的嘴來講自己的話。小娥“通串”到鹿三身上以后所說的話，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對自己的冤屈進行辯白，另一類是對白嘉軒進行揶揄、嘲弄和威脅。前一類話是針對鹿三的：“我到白鹿村惹了誰了！我沒偷過旁人一朵棉花，沒偷扯過旁人的一把麥秸柴禾，我沒罵過一個長輩人，也沒有搡截過一個娃娃，白鹿村為哈容不得我住下？我不好，我不干凈，說到底我是個婊子。可黑娃不嫌棄我，我跟黑娃過日子。村里住不成，我跟黑娃搬到村外爛窯里住。族長不準俺進祠堂，俺也不敢去了；咋這么著還不容讓俺呢？大呀，俺進屋你不認，俺出你屋沒拿一把米也沒分一根蒿子棒棒兒，你咋么著還要拿梭鏢刃子捅俺一刀？大呀，你好狠心……” ⑤這段話，其實是鹿三殺人以后，處于極度不安、痛苦的狀態中會經常想到的問題。這段話具有兩功能：一方面，它顯然傳達出了小娥真實的聲音，說明了小娥其實不僅與人無害，而且值得同情，她是無辜的。她的慘死是一個不該發生的悲劇。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這段話有助于讀者更全面地了解田小娥，并進而從同情的角度，反思給她造成不幸的深層原因。這段話的另一個功能，是它以一種他者的話語，顯示了鹿三的深在的意識活動，也就是說，這些從他者角度講出來的話，其實可能正是鹿三心中曾經想過的、至少也是他應該想的，否則，我們就沒法理解決定于他的內在心理活動的鬼魂附體這一復雜現象。因此，這段話正像A.C.布拉德雷在談到莎士比亞劇作中的“超自然的因素”時所說的那樣“它對于已經出現并在發生影響的內心活動給予一種確認，并且提供一種明晰的形式”。⑥所以，這一段話，其實是小說家把兩種聲音包納匯通在一起的雙重話語。從小說修辭的角度看，它顯示了陳忠實過人的才華，也可以見出他對人物復雜的深層心理活動的準確把握和成功表現。 小娥借鹿三之口講的另一類話，是對白嘉軒、甚至整個的白鹿原社會表達她的憤怒、嘲弄和復仇愿望的：“哈呀呀，值了值了，我值得了！族長老先生給我待候飯食哩！族長跟我平起平坐在一張桌子上吃飯哩。值了值了我值得了！我是個啥人嘛族長？我是個婊子是個爛婆娘！族長你給婊子爛婆娘端飯送食兒，你不嫌委窩了你的高貴身份嗎……”⑦這段話里有對白鹿原人辱罵她的話語的諷擬，有對白嘉軒的直接嘲諷；作者擬聲模態，惟妙惟肖，既是個性化的口語，又極具戲劇語言的那種內在的沖突性和爭辯氣氛。總之，在小說的第二十五章中的類似話語，成功地營造出了神秘和恐懼的氛圍，又蘊含了豐饒的意義內涵，從而使這一章成為《白鹿原》中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和持久影響的章節之一，也為整個《白鹿原》增加了一個讓人含茹吐棄的迷離的事象層面。 《白鹿原》中的田小娥這一形象的塑造，從她的偷情和淫亂中，讀者看到的恰恰是封建男權中心文化假以禮教的名義“吃人”的具體情景。在作家如此“撕開來寫”的努力中，才活生生地展示了民間弱女子未能躋身貞潔牌坊的那一類所扮演的悲劇角色。田小娥是寒窯中的“潘金蓮”，不是寒窯中的王寶釧。然而表象上的圣潔所掩藏的悲劇與表象上的淫亂所掩藏的悲劇，卻有其驚人的一致之處，這就是女性失去主體自我的悲劇，無論是性壓抑，還是性放縱，都不能真正擁有那份屬于人的幸福。 陳忠實說：“在緩慢的歷史演進中，封建思想封建文化封建道德衍化成為鄉約族規家法民俗，滲透到每一個鄉村每一個村莊每一個家族，滲透進一代又一代平民的血液，形成這一方地域上的人的特有文化心理結構。” ⑧這些特有文化心理結構使得“所有悲劇的發生都不是偶然的，都是這個民族從衰敗走向復興復壯過程中的必然。” ⑨這樣，婦女、社會、時代、文化、心理、悲劇等因素被陳忠實痛切地在扭結在一起，成為他在歷史的痼疾與現實的謬誤中，反思中華文化，解剖中國歷史與社會及其民族命運的支撐點。 我們通覽白鹿原不得不佩服作者陳忠實對人物關系把握的精確到位。陳忠實通過田小娥寫出一個民族文化環境中的人的生活，人的歷史，寫出禮教吃人的悲劇境遇，再舉反封建的大旗。我們通過把握田小娥的一生，通過對家族史變遷的系統關照，就可以在歷史的痼疾與現實的謬誤中，反思百年歷史，反思中華文化，思考民族命運，即再啟蒙；進而透示出中華民族邁向現代化征程尚遠。這既是《白鹿原》的核心思想，也是白鹿原的立意之本，更是《白鹿原》撼人心魄之所在。 歷史是一部復雜的大書，《白鹿原》是一部詩化的歷史；民族靈魂是一部充滿奧秘的大書，《白鹿原》是一部詩化的民族靈魂畫卷。“中國人或者更準確一點說我們的漢民族，幾千年來讀著一本大書……所有人接受的是一個老師的關于修身做人關于治國安邦的教誨。” ⑩這本大書必然滲入民族靈魂的深處，構成民族靈魂的全部復雜性——優越性與劣根性，精華與糟粕，文化精魂與歷史積淀……。面對復雜的民族靈魂，如何去繼承與發揚、摒棄與超越，《白鹿原》為我們提供了一面很好的“鏡子”。 參考文獻： ①引自陳忠實著《白鹿原》，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1997年12月北京第二版，2002年8月北京第12次印刷，第15章第247頁。（以下版本同）。 ②引自第10章第148頁。 ③引自第17章第292頁。 ④以上引自第17章第347-349頁 ⑤引自第25章第461頁 ⑥引自第17章第292頁 ⑦引自第25章第460頁 ⑧引自《我說關中人》，《陳忠實文集》（5），太白文藝出版社1996年8月版，第392—393頁。 ⑨引自《關于〈白鹿原〉與李星的對話》，《陳忠實文集》（5），第431頁。 ⑩引自楊周翰《莎士比亞評論匯編》（下冊）[C]．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第28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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