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利率是制造外儲問題的根源核心提示:利率都是最重要的控制工具,匯率則是它的奴仆,利率是比匯更重要的調控工具。
近日,國家外匯管理局局長易綱表示,從2011年起,企業出口收入可以存放境外,無須調回境內,自此中國出口企業的“強制結售匯”已經完全終結。易綱認為,外儲的增長是我國在當前經濟發展階段下國際收支“雙順差”的客觀結果,與所謂的“強制結售匯”無關。 的確,“強制結售匯”只是一個手段,它的確不應當承擔外匯占款擴大沖擊基礎貨幣量的“罪責”。其實,政府在 2006年提出“藏匯于民”的口號時,就開始大規模地“松綁”強制結售匯,將1994年以來的“強制結售匯”改革為“半強制性”——企業將出口收入份額賣給國家,然后國家用返還售出一定比例的外匯,用于企業的自行支配。2008年,政府基本上取消了企業經常項目外匯強制結匯的要求。但是,我們看到的是另外一種景象:企業非常有動力去結匯。原因很簡單,人民幣是強幣而美元是弱幣,“持強棄弱”是理性選擇。 現在外儲對央行來說是個棘手問題,周小川承認“3萬多億美元外匯太多了”。央行不斷地將外匯推向民間,奈何民間并不接招。現在,存款準備金上調商業銀行是可以上繳美元、直接“鎖住”的,央行也是千萬百計地不想“沾”結匯這趟手。 但是經常項目順差和資本項目的順差依然使外匯“滾滾而來”,也使得央行不得不收美元、發人民幣,被動地“資產美元化、負債本幣化”,以至于有人戲稱“央行是糟糕的對沖基金”,而美元資產的確有很大貶值的風險,從任何角度看,美國目前的負債率都是太高了,而且美國經濟對美元支撐力度是下降的,因為美國經濟的增速竟然低于世界平均速度。一個舉債者,舉了很高的債,如果他的賺錢能力(流量概念)很驚人,那么他總可以消化債務存量,而現在他的賺錢能力又中等偏下,人們自然懷疑他的未來的信用。 所以,央行必須要從根子上解決外匯“滾滾而來”問題。我們認為,大幅度地而不是“碎步般”地上調利率,強硬地讓經濟冷卻,是目前狀態下最優的選擇。首先我們要理解中國的利率—匯率—經濟之間互動關系的原理。在我們看來,目前外匯問題的根源是低利率問題。低利率有助于資本密集和迂回生產,同時它也會撬動土地等資產價格上漲,推進城市化的步伐,從而讓更多的生產要素(例如勞動力涌入)不是按照自然節奏而是激進地“被卷入”,中國的產能快速擴張。要破除一個誤解,現在,中國出口賺取外匯的增長最快部分,不是所謂的帽子鞋子,而是機械重機等等資本密集品,它們更像是“大頭”。低利率形成的出口生產擴張,使得外匯涌入,但政府為了照顧低端出口業(如衣帽),不允許過度調升匯率,造成了“低利率擴張”和“政治父愛”的組合下的低匯率。 另外,我們要理解,利率上調并不意味著匯率升值壓力更大。就像強匯率不一定吸引外部資金涌入,推高利率一樣。日本過去實施的就是強匯率政策,但卻讓利率大幅度下跌。傳統的“平價定律”顯示,如果一國將利率上升,外部資本就會追逐,兌換成該國貨幣,造成該國貨幣因搶手升值,這是金本位時代遺留下來的結論。實際上,現在很多經濟學家討論的是所謂“UIP puzzle”:在短期或者中期,調高利率既有可能導致高匯率,但更大可能是低匯率或不變。原理是這樣的:突然大幅度調高利率,它會導致資本擴張減慢,企業更多的錢將用于還債,使得生產曲線收縮,從而出口將會下降,而企業的資本收縮也使得進口原材料放緩,順差將會緩慢下降,同時人民幣因經濟冷卻而變得沒那么吸引力,促使更多的人愿意持有外匯。從某種意義上,我們應該信賴泰勒規則里面的某種引申,即利率的重要性要遠遠高于匯率,不應該將匯率的波動性引入泰勒規則里面考察,在一般情況下,利率都是最重要的控制工具,匯率則是它的“奴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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