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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井泉 李井泉（1909—1989.4.24）江西省臨川人，1927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0年轉入中國共產黨。曾任紅35軍政委，紅2軍團師政委，參加二萬五千里長征。后任八路軍120師358旅政委。1938年秋，任八路軍大青山支隊司令員兼政委，與參謀長姚喆一同率部挺進大青山，創建抗日游擊根據地，在武川縣得勝溝設司令部，與戰士一同鉆窩棚、住窯洞，指揮綏西、綏中、綏南抗日斗爭。1939年組建騎兵支隊，廣泛發動群眾，團結蒙漢人民，打擊日偽頑匪，堅持游擊戰爭。1940年5月，奉命調回晉西北根據地，同年寫出《一年余來的大青山游擊戰爭》一文，刊登在延安出版的《八路軍軍政雜志》第二卷第十期上。文中寫出大青山根據地“將來有反攻階段的戰略作用”，論述騎兵“在將來反攻中是有更大的作用的”。表明他堅定不移的必勝信念。后任抗日軍政大學總校政委等職。 新中國成立之后，歷任四川省政府主席、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書記，第三至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共第八、十、十一屆中央委員，第八屆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1980年曾專程重返大青山，看望老戰友和根據地群眾。 2、姚喆 姚喆（1906—1979.5.27）湖南邵陽人，1928年參加紅軍，上井岡上。192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中央根據地三次反“圍剿”中歷任排、連、營長，第四次反“圍剿”后任三軍團第一師參謀長。1934年1月25日夜，他率部攻打福建省沙縣城時沖鋒在前，被街角暗處敵人一刀砍中左臉，栽倒在地。當時傷口上至太陽穴，下至口角，顴骨和頰骨都被砍斷，血流如注。醫護人員戰地包扎后送往醫院。醫院條件有限，既不能手術縫合，又沒有良藥針劑，只靠鹽水清洗消毒。姚喆忍著巨痛，傷口自然愈合，3個月后康復，臉上留下終生刀痕，故有“姚一刀”之稱。長征途中，他任政工團團長，擔任掩護、保衛中央機關首長的任務。1937年8月，紅軍改編為八路軍時，姚喆任120師358旅參謀長。1938年8月與李井泉率部開辟大青山抗日根據地。1940年5月任大青山騎兵支隊司令員，在得勝溝設司令部，創辦教導隊，堅持敵后游擊戰。在出生入死的烽火歲月，他堅持寫日記（內蒙古博物館存）。他身經百戰，屢建奇功。李井泉稱他“大青山第一功臣”。后任綏蒙軍區司令員。 新中國成立后，任綏遠軍區副司令員，武漢軍區副司令員等職，1955年授中將軍銜。1977年與家屬子女重返大青山，看望戰友和鄉親。 3、彭德大 彭德大（1914—1940），江西省吉水縣人，少年時隨父當船工、學石匠。青年時加入中國共產黨，在紅軍第一方面軍中當炊事員，參加二萬五千里長征。1937年入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學習，畢業后任八路軍120師358旅715團一營教導員。120師開赴晉西北后，他奉命在崞縣組織抗日武裝，組建起一個團的兵力，后編為714團，彭德大任團政委。1938年7月，任八路軍大青山支隊政治部主任，與李井泉等領導人率部挺進大青山，參與創建大青山抗日游擊根據地的工作。同年12月下旬，715團主力奉命東進冀中，支隊留下五百余人堅持大青山游擊戰爭。彭德大與陳剛等人指揮綏西部隊鞏固、發展游擊根據地，彭兼任根據地統籌統支物資籌備委員會主任。 1939年6月，任騎兵支隊政治部主任。1940年初，指揮綏西反頑斗爭。3月12日在明安灘反擊國民黨“自衛軍”第四路軍的戰斗中，不幸中流彈犧牲。 4、黃厚 黃厚（1913—1992）江西省安福縣人，193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1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歷經二萬五千里長征。1938年8月，任八路軍大青山支隊三營機槍連指導員，隨部挺進大青山，參加創建大青山抗日根據地的斗爭，參與攻克烏蘭花、蜈蚣壩伏擊戰等開辟游擊區的多次戰事。1939年冬，任騎兵支隊三營九連指導員。1941年12月任騎兵支隊獨立營營長兼政委，1942年10月任塞北軍分區二團團長，1945年7月任綏東軍分區騎兵二團團長。黃厚身經百戰，負傷累累，與大青山地區的蒙漢群眾結下深厚友誼。他在大青山游擊區長期的騎兵戰斗中，創造、總結出許多克敵制勝的實戰技術，被延安抗日軍政大學的《抗日軍政》雜志作為典型戰例登載。他曾創建白馬連、紅馬連、黑馬連，其中白馬連在1949年開國大典上接受毛澤東等新中國領導人的檢閱。 新中國成立后，歷任中國人民志愿軍副師長、內蒙古軍區司令員。1961年晉升為少將軍銜。李井泉說黃厚是大青山的第二功臣。1985年10月和1986年10月，應邀參加武川縣“大青山英雄紀念碑”奠基和落成典禮。1991年應邀參觀哈達門國家森林公園。 5、楊植霖 楊植霖（1911—1992）內蒙古土默特左旗人，193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綏遠地區開展黨的地下工作。1931—1933年被捕入獄，同王若飛關押在一起，后來寫出回憶錄《王若飛在獄中》一書。1938年組建“抗日團”，后改編為綏蒙游擊大隊。八路軍大青山支隊挺進大青山之初，楊植霖率隊迎接，在面鋪窯子村會師。抗戰期間任中共綏西地委書記、綏察行政公署主任等職。在艱難困苦、危機四伏的環境下，他堅持根據地地創建與發展工作，動員、團結蒙漢各族群眾參軍、擁政，堅定不移地貫徹黨的民族政策，帶領游擊隊抗日、剿匪，踏遍武川山山水水，與青山兒女結下深厚友誼。 新中國成立后，歷任綏遠省政府主席、內蒙古自治區政府副主席、中共青海省委第一書記、中共甘肅省委書記、全國政協常委、中共顧問委員會委員等職。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他把平反補發的兩萬元工資全部捐贈井爾溝支援老區建設。1985年他為武川題寫“大青山英雄紀念碑”，并且專程探訪井爾溝的鄉情們。1987年他再次到武川，重上大青山，撫今憶昔講傳統，語重心長論信念，勉勵后輩建設美好家園。 6、高鳳英 高鳳英（1909—1941.10.28）男，蒙古族，原名云吉祥，蒙名德勒登，內蒙古土默特左旗保爾合少村人。192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0年赴蒙古人民共和國學習，1935年奉派回國，從事地下工作。1938年6月，與楊植霖等同志組建蒙漢抗日游擊隊。與八路軍大青山支隊會師后，繼續開展群眾工作。1940年秋，任綏西蒙古抗日游擊隊隊長，率隊轉戰于大青山區和土默川平原。1941年，他帶領游擊隊擔負掩護綏察區黨委、綏察行署機關和綏西地委、專署領導同志的任務，經常在萬家溝一帶活動。10月27日晚上，由于叛徒胡定良告密，日寇陶思浩據點出動12輛汽車，將游擊隊住宿地包圍，以密集的火力發起攻擊。高鳳英果斷指揮奮力反擊，但終因眾寡懸殊且地形不利，高鳳英等12人在激戰中全部壯烈犧牲。 1950年，綏遠省人民政府為12位烈士舉行追悼會，省黨政軍領導人奎璧、植植霖、姚喆及各族各界代表參加。 7、賈力更 賈力更（1907.5.12—1941.3.19）男，蒙古族，漢名康福成，蒙名吉爾格勒，內蒙古土默特左旗人，1924年考入北京蒙藏學校就學，在李大釗、鄧中夏等中共早期領導人培養教育下，1925年加入共產黨。1926年，中共北方區委選送他到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第六期學習，在那里，他親聆毛澤東講課，結業后返鄉開展農民運動工作。1929年，賈力更到蒙古人民共和國學習，并在“赤色職工國際”中國工人俱樂部擔任干事兼會計。 1937年8月，回國參加抗日斗爭，與奎璧、楊植霖等同志密切聯系。他化裝成貨郎，挑著貨郎擔走村串戶宣傳抗日思想，搜集日偽情報，并在偽軍中開展工作。1939年9月，中共土默特旗蒙古工作委員會成立，他是主要負責人之一，后為綏西地委蒙民部長，多次護送蒙漢族青年到延安投身革命。 1941年春，賈力更作為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代表，他又帶領一批青年準備赴延安時，在綏西大青山張啟明溝被日偽軍包圍，為了掩護別人突圍，他奮不顧身英勇戰斗，不幸中彈犧牲。晉西北抗日根據地和延安分別舉行了賈力更同志追悼會。 8、任德仲 任德仲（1907—1941）內蒙古武川縣任家圪塄村人。1938年八路軍挺進大青山后參加革命隊伍，是年冬，任八區動委會游擊隊長。193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在家鄉一帶宣傳抗日，擴建抗日游擊隊，戰斗在歸武公路以西山區。1940年任武歸縣八區副區長，積極動員愛國青年參軍抗日，所帶第一批游擊隊員轉入正規部隊后，再次組建游擊隊，緊隨區、縣民主政府開展工作。1941年6月15日，任德仲與通訊員石秉文到東馬蓮灘活動，當晚被什爾登村偽警察包圍，他與石秉文在民房內同偽警察交火，危急關頭他扔出手榴彈掩護石秉文突出包圍，第二次扔出的手榴彈被房檐擋住在門口爆炸，致偽警察5個死傷。他本人腹部被炸傷，腸子流在外面，他將腸子填回腹內，勒緊褲帶堅持戰斗，扔完最后一顆手榴彈后倒下。偽警察將他拖出院外槍殺。 他的遺體運回家鄉安葬時，八區政府、區游擊隊和八路軍騎兵支隊三團的代表以及眾鄉親參加了追悼會，區長郝秀山致悼詞。 9、王景堂 王景堂（1896—1941）武川縣天力木圖村人，“七·七”事變前，任本縣八區保安隊副隊長，他主張抗日，武川淪陷后拒絕為偽政權服務。1938年冬，八路軍挺進大青山后，王景堂應楊植霖邀請，參加八區動委會籌建工作，12月，動委會在玻璃哈達成立時，他被選為主任。他與副主任李奇（中共黨員，“戰動總會”成員）一道，對國民黨“自衛軍”開展統戰工作，為八路軍征集糧食物資，對偽軍政人員進行愛國教育，策反工作。同年他加入中國共產黨。1939年6月，日寇“掃蕩”根據地時，區動委會人員化整為零，分散活動。中共武歸縣委書記楊建林指示王景堂回鄉搞地下工作，重點掌握縣城至西烏蘭不浪一帶日偽軍的兵力部署及活動情況。 1941年1月30日，因叛徒告密，他被偽警察扣捕，敵人嚴刑拷打，他寧死不屈，始終嚴守黨政秘密。同年7月，地方黨組織多方設法營救，他得以保外就醫。由于被捕后受到極其殘酷的刑訊毒打，傷勢過重，他在出獄回家的路上不幸逝世。 10、巴增秀 巴增秀（1916—1942）女，出生于包頭市召梁一個比較富裕的蒙古族家庭。幼年喪母，因病左眼失明，長大后一直用頭發遮蔽左眼。其叔父早年留學法國，1933年回國探親時將她送到歸化城“南高”（呼和浩特土默特小學）讀書。“南高”是一所具有先進思想、革命傳統的高級小學。在那里她受到愛國主義教育，同時接受吉雅泰、李森等內蒙古早期共產黨人的啟蒙教育。 1939年夏，她在賈力更帶領下，與20幾位進步青年徒步由察素齊出發，經國統區，輾轉一個多月到延安，入陜北公安55隊（民族部）學習。她性格活潑，是公學有名的歌手，業余時間常到魯迅藝術學院學歌；學習刻苦，寫一手好字，被選為學生會委員。 1941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8月與奎璧、云曙碧、張少庭等一同到大青山根據地。她化名李彤，任武歸縣政府民政科科員，分管文化和民族工作。在井爾溝她為指戰員和抗日小學學生教唱《游擊隊之歌》等抗戰歌曲，講述《論持久戰》及延安，深受駐地軍民歡迎。1942年春，日軍“掃蕩”時，她與楊大娘等村民上山躲避，由于連續奔波，她在山間早產，因失血過多逝世，早年26歲，遺體安葬在井爾溝召坡上。井爾溝烈士陵園為之立“李科員烈士”碑。 11、馬建功 馬建功（1919—1991.2）武川縣馬家店村人，1938年冬參加楊植霖領導的蒙漢抗日游擊隊。1939年，他遵照上級指示組建游擊隊，從日偽軍和土匪手中奪得長短槍7支，后發展為二區游擊隊，他任隊長，沿歸武路一線靈活機動出擊日偽軍。1940年，日寇懸賞5萬元蒙疆票抓他，抓不到他，便將他的父親、母親、哥哥、弟弟、二妹殘酷殺害。他懷著與日寇不共戴天的血海深仇，率領游擊隊打擊日偽軍警，鏟除漢奸特務，并奉命設卡征稅，供應軍需。 1942年反“掃蕩”戰斗中，他率隊掩護根據地司令部突圍，她喆司令員的坐騎中彈倒地，他將自己的騎馬讓給姚司令，他與戰友合騎一馬且戰且行，斷后阻擊，使司令部勝利突圍。1945年8月，上級任命他為武川縣游擊隊大隊長，此后歷任綏西游擊隊隊長，綏蒙軍區后勤處處長。1954年返鄉務農。他因三次被捕入獄的“歷史問題”，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先后被打成“叛徒”、“反革命”、“壞分子”，多次受到批斗、沖擊。1981年3月，烏蘭察布盟中級人民法院發布判決書，認定馬建功無罪，他才得以徹底平反。 12、史顯 史顯（1916—1982.3.10）又名張羅子、范志明、范福祥，武川縣大青山鄉種地窯子村人。1939年冬，經中共綏西地委地下黨員朱其華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協助朱其華在南烏蘭不浪、井爾溝等地開展工作。朱其華被捕犧牲后，1941年張少庭接替朱其華的工作，組建地下黨支部，黨員有張羅子（史顯）、張二虎、李一平，張羅子任支部書記。他打入偽鄉政府，以副鄉長的身份，為八路軍搜集情報、供給糧草。1942年，他護送張少庭到黑沙圖、陸合營一帶開展工作，同時搜集、傳遞日偽大“掃蕩”的情報。同年因漢奸告密被捕，在獄中經受嚴刑拷打，他堅貞不屈，后經黨組織營救和親友花錢托保出獄。1943年到偏關參加整風學習，之后返回大青山繼續堅持地下斗爭。1944年，史顯接受黨組織指派，加入民生會（家理教）幫會組織，利用幫會成員身份在日偽據點建立關系，搜取敵人情報，直至抗戰勝利。解放戰爭時期，史顯歷任華北軍區騎一師政治處副主任。解放后任大青山林業管理局副書記、土左旗國營苗圃書記、貧協副主任、旗委顧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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