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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擴展閱讀

（第一則選自《四書集注》。這段文字是朱熹著名的格物致知論，用今天的哲學術語來說，也就是朱熹的認識論。這是朱熹從《大學》“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這兩句話中推演出來的。朱熹認為《大學》原文有經(jīng)有傳，經(jīng)為孔子所說，傳為曾子所記。他對原本《大學》傳文感到不滿，認為《大學》的第五章“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一句有闕文，因此他特地寫了一章他所認為的闕文，把它作為《大學》傳的第五章獨立起來。此段文字雖然簡短，但它集中體現(xiàn)了朱熹的理學思想，后代許多關于朱熹思想的批評、爭議，都是由此而起。選自《朱子語類》卷一〇四。這段文字是課文所選《朱子語類》第一則的后半部分，如果把前后聯(lián)系起來讀，朱熹關于讀書要精熟的意思就更加完整。）

（一）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間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里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二）

某舊日讀書，方其讀《論語》時，不知有《孟子》；方讀《學而》第一（〔《學而》第一〕與下文“《為政》第二”，俱是《論語》的篇名。《論語》共二十篇，每篇都以開頭的前兩個字或前三個字為篇名。），不知有《為政》第二。今日看此一段，明日且更看此一段，看來看去，直待無可看，方換一段看。如此看久，自然洞貫，方為浹洽。時下雖是鈍滯，便一件了得一件，將來卻有盡理會得時。若撩東劄西，徒然看多，事事不了；日暮途遠，將來荒忙不濟事。舊見李先生（〔李先生〕指朱熹的老師李侗（李延平）。）說：“理會文字，須令一件融釋了后，方更理會一件。”“融釋”二字下得極好，此亦伊川（〔伊川〕指北宋時期著名理學家程頤，理學家稱為伊川先生。程頤與其兄程顥并稱“二程”。朱熹的理學思想多是繼承程頤的思想而來。）所謂“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格得多后，自脫然有貫通處”。此亦是他真曾經(jīng)歷來，便說得如此分明。今若一件未能融釋，而又欲理會一件，則第二件又不了。推之萬事，事事不了，何益！

二、參考譯文

《朱子語類》三則

讀書應讀到不忍釋手的時候，才能領略到書中的真意。如果只是粗讀幾遍，大概了解了書中的大義就感到滿足，然后就去找其他書來看，那么，就是連看過的這一卷書，其實也沒有真正明白其中的含義。人心是天理之所在，勤于用心才會更加明白事理。只是讓頭腦清醒，整日用心的話，那會看多少書，理解多少義理！如果懶惰，那么精神就會混亂不清，只是這樣昏昏沉沉，不通道理，太可惜了！

（門人）問：“一般遇到事情的時候，也知道這是天理，那是人欲。等到去做事情的時候，卻又被人欲所引誘，事完后又后悔不迭，這該怎么辦呢？”朱子回答說：“這便是缺乏‘克己’的工夫。對待這種情況，極需要給他把問題梳理清楚，才可以。就好像前面有一條大路，又有一條小路。心里明知應該走大路，但是卻被小路上前邊的東西所吸引著，自己便不知不覺地順著小路走去；等到面前遇到荊棘雜草，心里就后悔了。這里便是天理與人欲斗爭的關鍵所在。必須在遇到具體問題的時候，就要做‘克己’工夫，不可以姑且放過。這就要首先在道理上明白是非，然后勇敢地去做。假如是圣人那樣的資質，他就無需費神用力，自然會按照天理去做，而不會流于人欲。假如是資質僅次于圣人的賢人，他們遇到這種情況的時候固然不會做錯，只是他們需要首先分辨天理與人欲，然后才去行動。假如是普通人的資質，那就需要仔細用心，每時每刻都要克制自己的私欲，那么做事的時候才不至于被人欲所誤導。曾子曾說：‘以實踐仁德作為自己一生的使命，這不是很沉重嗎？為了實現(xiàn)這個使命要到死方休，這不是很遙遠嗎？’他又說：‘正如《詩經(jīng)》所說的那樣，小心謹慎，好像面臨著深淵一樣，又好像在薄薄的冰層上行走一樣。從今以后，我才曉得自己是可以免于禍害刑戮的了！’學生們，應該要這樣下大工夫才行。”

廷秀問：“現(xiàn)在我們應該讀什么書呢？”朱子回答說：“古代的圣賢教育人，都是用自己的切身體會來說教，不是讓人只求表面，只滿足于讀了書而已。今天自己暫且分辨?zhèn)€義利之別。試著察看一下自己個兒，是要為了在人前出名，還是完全為了自己呢？孔子說：‘君子懂得的是義，小人懂得的是利。’又說：‘古代學者學習的目的是修養(yǎng)自己的學問道德，現(xiàn)在學者的目的卻是給別人看。’孟子說：‘只講仁義就可以了，為什么一定要講利呢？’孟子的這句話雖然是對當時的君王梁惠王而說的，但對學者來說也是切身大事。一般來說，學習、做學問，就要分清內(nèi)外，這是最緊要的問題。人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存在一個為義還是為利的問題。從這邊就是為義，從那邊就是為利；向內(nèi)便是走向圣賢之路，向外便走向愚昧不才的道路了。在這個（分辨內(nèi)外、義利、為人還是為己）問題上，一定要踏踏實實地去做，不容商量。如果在這個問題上已經(jīng)認識清楚了，深入下去還須下大工夫，但這還可以進一步討論。”

童心說

龍洞山農(nóng)在給《西廂記》所作序言的結尾處說：“聰明的人不要認為我還保持有童心就行了。”所謂童心，就是真心，若是認為童心不可保留了，那就是認為真心不可保留了。所謂童心，就是沒有一點虛假，絕對真實，是人的意念在最初發(fā)起時的本心。如果失去了童心，也就是失去了真心；失去了真心，那也就失去了本真的自我。人如果失去了本真的自我，那么一切也就都不再有本初的狀態(tài)了。

童子，是人最初的本真狀態(tài)；童心，是人心最初的本真狀態(tài)。人心最初時的本真狀態(tài)，如何會失卻了呢？童心為什么也會很快喪失呢？大概是因為，人開始懂事的時候，一些所見所聞就會從耳目中灌入，并且成為他內(nèi)心的主宰，這樣童心就喪失了。隨著年齡的增長，又從所見所聞中了解到一些道理，這些道理又成為他內(nèi)心的主宰，這樣童心就喪失了。天長日久，懂得的道理、所見所聞逐漸增多，認識到的、感覺到的范圍也逐漸寬廣，于是又知道有美名的好處，并且一定要張揚自己的美名，這樣童心便喪失了。知道不好的名聲是可恥的，便一定要去遮掩它，這樣童心便喪失了。所謂的道理和聞見之知，都是從多讀書、識義理處得來的。古代的圣人，他們何嘗不讀書呢？但是，即便他們不讀書，童心本來就在；即便他們也是多讀書，也是以此保護童心，不使它喪失，這和現(xiàn)在的學者們因為多讀書、多識義理，反而卻蒙蔽了童心是不一樣的?，F(xiàn)在的學者既然因為多讀書識義理蒙蔽了童心，那么圣人又何必寫那么多的書，說那么多的話來蒙蔽學者呢？童心一旦遭到蒙蔽，那么說話，則言不由衷；從事政事，則政事沒有根基；寫文章，則辭不達意。（其為人）并不內(nèi)在地具有美德，也不是因內(nèi)心誠實而產(chǎn)生光輝，要他說出一句有德之言，最終也不能。為什么呢？因為他的童心已經(jīng)遭到蒙蔽，反而以外界接觸的所見所聞和道理為其心了。

既然人的心為外界的聞見之知和道理所主導，那么他所說出的話都是根據(jù)聞見道理而來的，并非出自童心的衷心之語。這樣，所說的話即使很美，這與我又有什么關系呢？這難道不是假人說假話，作假事，寫假文章嗎？既然他這個人已經(jīng)不是本真的人了，那么他的所作所為就一切都是假的了。這樣，與假人說假話，假人也很高興；把假事情告訴假人，假人也很高興；與假人談假文章，假人也很高興。沒有什么不是假的，那么也就沒有什么不高興的，滿場都是假把戲，那普通的庸人又怎么能分辨得出來呢？既然這樣，那么雖然有天下最好的文章，它被假人所埋沒而不為后世所知道的，難道還少嗎？這是什么原因呢？天下最好的文章，沒有不是出于童心的。如果童心常存，那么一般俗儒所講的道理就不會流行，聞見之知也不會成立。沒有一個時代沒有文章，沒有人不會寫文章，沒有一樣創(chuàng)造出的體裁不是文章。詩不一定選古代的讀，文章不一定先秦的就好。接下來是六朝駢文，再發(fā)展是近體詩、傳奇、院本、雜劇，以及《西廂記》《水滸傳》，甚至如今的應試八股文，都是古今的好文章，而不能以時代的先后來評價文章的好壞。由此我感到有童心自然能成文，還說什么六經(jīng)，說什么《論語》《孟子》呢？

六經(jīng)、《論語》、《孟子》這些經(jīng)典所記載的，如果不是史官過分褒揚的話，那也是臣子們極力贊美的話。如果不是這樣，那就是迂腐的門徒、糊里糊涂的弟子們，回憶老師所講過的，有頭無尾，得后漏前，隨其所見，記載下來的。后來的學者沒有認清這一點，便說這些經(jīng)典都出自圣人之口，一定要把它們視為經(jīng)典，誰知這些經(jīng)典當中竟有大半不是圣人所說的。即使它們真的出自圣人，那一定也是圣人有目標而發(fā)的，不過是對癥下藥，隨時處置，來挽救這些糊涂弟子、迂腐門徒們的罷了。用藥來醫(yī)治假病，很難有一個固定不變的藥方，而經(jīng)典難道就可認為是萬世不變的定論嗎？既然這樣，那么六經(jīng)、《論語》、《孟子》，實際上是道學家們的借口，是假人聚會的地方而已，它們絕對不是出自童心，這一點是很明確的。嗚呼！我又在哪里能夠找到?jīng)]有失卻童心的真正的圣人，并與他們談論一下文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