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大學 張傳旭
《蘭亭序》傳奇的身世，真本的失蹤以及化一成千的傳本，象是真假孫悟空，亦真亦幻，撲朔迷離，無數的筆墨官司也由此而起。至上世紀六十年代，郭沫若、高二適等人圍繞《蘭亭》真偽問題爭執不決。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又陸續發表了不少爭論的文章和出土文字資料的報道，真偽之爭仍在繼續。
王羲之書法與《蘭亭》之間存在一定差距，這是論辯各方都看到的客觀事實。
分歧主要集中在如何看待它們二者之間的差距，即這個差距究竟是王羲之本人在不同年齡段、不同法帖之間的差距，還是不同書家之間差距。我認為這是《蘭亭》真偽之爭的焦點問題。
要較為準確地判斷王羲之書法的本來面目和《蘭亭》二者之間的差距，最直觀也是最重要的辦法是把能夠代表王羲之面目的各種法帖和《蘭亭》進行直接的對比分析，然后再和以《萬歲通天帖》為代表的王氏家族的傳世摹本進行對比，以判定這個差距究竟是王羲之本人在不同年齡段、不同法帖之間的差距，還是不同書家之間差距。由這樣的比較所得到的證據，是“內證”。在此基礎上，再恰當地參考“旁證”——出土的書法資料和文獻資料，才能作出進一步的判斷。“內證”不明，僅拿“旁證”討論問題，是舍本逐末，舍近求遠。
在“內證”問題上，以啟功、劉濤、徐利明諸位先生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最為切實。我認為，啟功先生的思路和觀點在《蘭亭》論辯中最為簡明、清晰：“回來再看今傳的《蘭亭帖》，無論神龍本或定武本，一律純然是唐代風姿，不用拿《二爨碑》來衡量比較，即用《喪亂帖》、《姨母帖》、《奉橘帖》等等唐摹簡札墨跡來看，風格也不相同。王羲之的書法藝術，確曾起過承先啟后的作用，這是人所公認的，但是《蘭亭》只有近于它以后的姿態，而不帶有它以前的余風，譬如一個人的相貌，只與子孫相似，而毫無像他父母的地方，也就是只見其啟后，而不見其承先，便是可疑的了。從書法風格看，《蘭亭》既與《喪亂》、《姨母》等帖不同，而《喪亂》、《姨母》等帖既保存了一定分量的王羲之風格，那么寫《蘭亭》的必定不是寫《喪亂》、《姨母》等帖的人，就是必定不出于王羲之之手，可以說是毫無疑問。”[1]
劉濤和徐利明的分析對比更具體細致，通過比較王羲之傳世的各種臨摹本墨跡，徐利明得到的結論是“將神龍本的書法面目與王羲之傳世的各種尺牘臨摹本墨跡相比對，我們可以發現其各種尺牘臨摹本之間氣息相通，用筆有鮮明的基本共同點，蘭亭序帖因很難進入這個大氛圍之中而成為孤例。”[2]
和以《萬歲通天帖》為代表的王氏家族書法對比，徐利明認為“（王氏家族的書法）下筆皆剛健利落，行筆爽朗，運動節奏明快，無矯飾之態。尤其是這些帖中的行楷字可與蘭亭序帖直接對照，筆法之懸隔分明可見。由此可證，爽勁平實、下筆斬截、無尖細突出的露鋒和扭曲婉弱的筆畫形態，是王氏家族書法用筆共有的基本特點，這是與王羲之用筆相一致的，而蘭亭序帖的用筆正與之相違背。”[3]
劉濤首先比較了王羲之的各種摹本以及《十七帖》，認為“（諸帖）雖然書體不一樣，書寫時間有先有后，寫法還有些差異，但是筆體的共性特征也是顯而易見的。”[4]
他進一步把王羲之和《萬歲通天帖》作了比較了，認為“自東晉迄梁朝的王氏書家墨本幾十帖，筆畫都有‘銛銳方硬，沉稅厚重’的特點。這一跡象表明，東晉南朝王氏書家的字，是以厚重為宗尚，進而言之當時士族階層的書風就是如此。”[5]
進而和《蘭亭》比：“由王書的筆畫特點來考察神龍本《蘭亭》，我們發現起筆處常帶有尖細的彎頭，一些筆畫映帶牽絲不自然，有些筆畫薄弱流滑，我認為，這正是神龍本《蘭亭》‘失真’之處。帖中也有一些厚重或方硬的筆畫，但‘沉穩’不足，或已失‘銛銳’。”[6]
以上諸位先生的分析，可以說非常直觀簡明地指出了王羲之書法與《蘭亭》之間存在的差距。王羲之傳世的各種臨摹本墨跡之間書體不一樣，書寫時間有先有后，寫法還有些差異，但“氣息相通，用筆有鮮明的基本共同點”，而“《蘭亭序帖》因很難進入這個大氛圍之中而成為孤例。”[7] 得到的結論應當是：《蘭亭》與王羲之之間的差距不是王羲之本人不同年齡段、不同法帖之間的差異，而是不同書家之間差距。
而且通過和王氏家族的書法進行對比，結果是“自東晉迄梁朝的王氏書家墨本幾十帖”，都有共同的基本特點，而且“與王羲之用筆相一致”，“而《蘭亭序帖》的用筆正與之相違背。”[8]結論是：《蘭亭》不但與王羲之有很大的差距，也與東晉迄梁朝的王氏家族的書法特征有很大的差距。
我認為以上各位的分析和研究方法是正確的，得到的證據是《蘭亭》真偽之爭最重要、最直接、最基本的證據，這樣的證據是無法否認的。應當使這些證據更具體、更清晰、更直觀。
如何解釋王羲之書法與《蘭亭》之間存在的差異？
郭沫若一方認為，王羲之和《蘭亭》二者之間的差距是不同時代之間差距，造成差距的原因是《蘭亭》系后人的偽作，作偽的時間大致在梁陳之后至隋唐之間。但郭沫若在運用出土資料，比較不同材料的時候，也存在一些問題，如他以出土的王謝墓志來總括當時書體狀況的論斷是很不恰當的。
不同意郭沫若觀點的人，基本上把造成差異的原因歸結為一點：“不管是傳世的神龍本以及定武石刻本，昔屬唐人輾轉疊摹鉤填，由于輾轉疊摹者‘間用我法’，筆法神韻與原跡逐漸失真而相去日遠。”[9]
如果把原因僅僅簡單的歸結為“傳摹臨寫過程中帶入了后人的筆法而‘失真’”的話，我產生了很多的疑惑，疑惑之一：從現在能看到的王羲之以及王氏家族的眾多唐摹本來看，當時摹寫水平之高是大家都公認的，都認為是“下真跡一等”，沒有人提出異議。而為什么一提到《蘭亭》，就傳摹失真，就過多的帶有后人的筆法了呢？疑惑之二：《蘭亭》是唐太宗如此費盡心血才得到的王羲之的代表作，“天下第一”，自然會讓宮廷中最好的臨摹高手如馮承素等來臨摹，這些臨摹高手一定會使出渾身解數力爭臨摹得惟妙惟肖，這也不會有人懷疑。而這些臨摹高手為什么偏偏把《蘭亭》摹得如此失真，連其它一般的作品都不如？疑惑之三，大家公認神龍本《蘭亭》是最忠實于原作的本子，啟功先生“曾屢觀原卷”，對于摹寫得如何之精細入微，也有詳細的描述[10]。但一討論到它的真偽，有些人馬上又認為它是榻手輾轉疊摹，間用我法，與原跡逐漸失真而相去日遠了。
徐利明有一個似乎更圓滿的解釋：“《蘭亭序帖》神龍本所依據的底本之失真嚴重。”他“推測神龍本所依據的底本很可能是隋末唐初人的臨本，它距一神龍本蘭亭序帖不遠，與智永書法尚有明顯的距離，而與王羲之真跡的差距則更遠。”而真本《蘭亭》“應具有與王羲之及其家族諸人的種種尺牘傳本墨跡所共有的書法用筆的基本特征，不能脫離這一風氣范圍和筆法模式。”[11]可以說徐利明已經看到了存在的問題，但在最終解決問題的時候，還是沒有擺脫傳統的思維定勢，不得不落入唐太宗們的“彀中”：王羲之一定寫過我們誰都不可能再見到的、與現在各種《蘭亭》傳本都不同的真本《蘭亭》。
在如何判定《蘭亭》所屬的時代問題上，在如何運用對比材料上，我也存在一些疑惑和不同的看法。
譬如有人認為“《蘭亭帖》字體，為王羲之時代所必有”[12]，似乎就可以證明《蘭亭》是王羲之的作品了。且不說他的結論是否正確，即使“《蘭亭帖》字體，為王羲之時代所必有”，也并不能證明《蘭亭》就是王羲之的作品。有這種字體，僅是一個充分條件，不是必要條件。同樣也有人以王羲之兼善諸體來證明《蘭亭》就是王羲之寫的，兼善諸體也只是個充分條件，不是必要條件。即使兩個充分條件同時存在，也不能變成必要條件。
也有人認為王羲之是兼善諸體、力求創新的杰出書法家，把他的書法和書刻粗糙的二爨、王謝墓志等字跡來進行比較，是不科學的；寫經體因自成體系并具有保守性，也不能和王羲之比；《李柏文書》等簡牘文書，因為出自邊疆的下層文吏書記之手，用來作為比較對象，對《蘭亭》真偽之爭無有裨益。甚至有人認為所有的出土材料都不具有可比性，強為比較，是不科學的。這樣一來，似乎只能是王羲之和自己比，和王氏家族比，如果是這樣的話，這也是我一再強調的內證問題。但我認為，在充分比較《蘭亭》和王羲之各種法帖、王氏家族的書法摹本的基礎上，不能僅就《蘭亭》論《蘭亭》，也不能僅限于王羲之的范圍內而論《蘭亭》，應當把《蘭亭》和王羲之放到王羲之的時代、放到整個書法史的范圍內來研究，要把《蘭亭》以及王羲之各種法帖和同一時代的、前后時代的各種文字材料進行比較，只有進行全面的比較，才能更準確地分析《蘭亭》與王羲之各種法帖之間的差距，才能更準確地判定《蘭亭》的所屬時代。
我認為，《蘭亭》以及王羲之書法不僅可以和各種出土文字材料進行比較，而且必須要進行全面的比較。譬如，要和智永比，和唐代陸柬之的《文賦》比，和孫過庭《書譜》比，和初唐的各位大家比，和顏真卿的《祭侄稿》、《爭座位》比，和蘇軾的《赤壁賦》、《寒食帖》比，和米芾的《苕溪帖》、《蜀素帖》比。它們都具有可比性，只是看你比什么，如何比。就碑刻來講，盡管有刻手問題，有的刊刻粗糙，但從長時段看，漢代不會出現魏晉的碑刻，魏晉的碑刻也不會混同于唐代，時代的差別是無法混同的。郭沫若也一再強調，“篆書時代的人不能寫隸書，隸書時代的人不能寫楷書”，也正是強調時代性問題。王羲之的書法、《蘭亭》和《二爨》為什么就不能比了呢？假定比較的結果是，王羲之書法和刊刻粗糙的《二爨》之間的相通之處還要多于王羲之書法和摹榻精微的《蘭亭》之間的相通之處，那又說明什么？不比較，又如何得出結論？何況刻手問題，既有刻得粗糙的，也有忠實于墨跡的，在高昌磚以及寫經體中，都可以得到證明，已經有不少人指出這一點。當然，對所比較的材料，對它們的用途、作者、背景等作進一步的區分，弄清各種不同的情況，分清具體問題，不能盲目迷信考古材料，這也是在研究中必須要注意的問題。郭沫若在運用出土資料，比較不同材料的時候，就存在這方面的問題。
余論八十年代以來也不斷有人指出的，由于郭沫若本人的地位以及當時政治風氣的影響，《蘭亭》之爭受到了非學術因素的干擾，認為郭沫若的態度“主觀而顢頇”，方法“粗疏而武斷”，“治學態度與治學方法都有問題”[13]，《蘭亭》真偽問題似乎也應當“撥亂反正”。在沒有讀《蘭亭》論辯的文章之前，我也有這樣先入為主的印象。但僅僅根據我初步的學習體會，把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文章和八十年代以來發表的文章作一簡單的對比，我發現六、七十年代的文章，雖然有一點時代的政治痕跡，在方法上也存在一些不夠嚴謹的地方，但總體來看，態度是嚴肅的，方法也是恰當的，爭論也是圍繞學術而展開的。不論從所爭論的問題本身、文章的質量、解決問題的方法還是參入者的學術修養來看，《蘭亭》論辨都是現代迄今為止最高水平的書法研討。使我感到震驚的是，八十年代以來的一些文章，反倒是態度“主觀而顢頇”，方法“粗疏而武斷”，套用叢文俊先生的話來概括，就是 “對出土文字資料貌似科學的解釋、對魏晉書體演進和書法風尚的不甚瞭解、對漢魏晉唐書法史缺少通盤的把握，乃是其通病。”[14]
這些問題同時也提醒我自己，藝術史研究最重要的是——對歷史感的把握，即藝術作品在藝術史中的準確定位：從藝術作品本身出發，而不是從文獻考證出發。
《蘭亭序》傳奇的身世，真本的失蹤以及化一成千的傳本，象是真假孫悟空，亦真亦幻，撲朔迷離，無數的筆墨官司也由此而起。至上世紀六十年代，郭沫若、高二適等人圍繞《蘭亭》真偽問題爭執不決。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又陸續發表了不少爭論的文章和出土文字資料的報道，真偽之爭仍在繼續。
王羲之書法與《蘭亭》之間存在一定差距，這是論辯各方都看到的客觀事實。
分歧主要集中在如何看待它們二者之間的差距，即這個差距究竟是王羲之本人在不同年齡段、不同法帖之間的差距，還是不同書家之間差距。我認為這是《蘭亭》真偽之爭的焦點問題。
要較為準確地判斷王羲之書法的本來面目和《蘭亭》二者之間的差距，最直觀也是最重要的辦法是把能夠代表王羲之面目的各種法帖和《蘭亭》進行直接的對比分析，然后再和以《萬歲通天帖》為代表的王氏家族的傳世摹本進行對比，以判定這個差距究竟是王羲之本人在不同年齡段、不同法帖之間的差距，還是不同書家之間差距。由這樣的比較所得到的證據，是“內證”。在此基礎上，再恰當地參考“旁證”——出土的書法資料和文獻資料，才能作出進一步的判斷。“內證”不明，僅拿“旁證”討論問題，是舍本逐末，舍近求遠。
在“內證”問題上，以啟功、劉濤、徐利明諸位先生的研究思路和方法最為切實。我認為，啟功先生的思路和觀點在《蘭亭》論辯中最為簡明、清晰：“回來再看今傳的《蘭亭帖》，無論神龍本或定武本，一律純然是唐代風姿，不用拿《二爨碑》來衡量比較，即用《喪亂帖》、《姨母帖》、《奉橘帖》等等唐摹簡札墨跡來看，風格也不相同。王羲之的書法藝術，確曾起過承先啟后的作用，這是人所公認的，但是《蘭亭》只有近于它以后的姿態，而不帶有它以前的余風，譬如一個人的相貌，只與子孫相似，而毫無像他父母的地方，也就是只見其啟后，而不見其承先，便是可疑的了。從書法風格看，《蘭亭》既與《喪亂》、《姨母》等帖不同，而《喪亂》、《姨母》等帖既保存了一定分量的王羲之風格，那么寫《蘭亭》的必定不是寫《喪亂》、《姨母》等帖的人，就是必定不出于王羲之之手，可以說是毫無疑問。”[1]
劉濤和徐利明的分析對比更具體細致，通過比較王羲之傳世的各種臨摹本墨跡，徐利明得到的結論是“將神龍本的書法面目與王羲之傳世的各種尺牘臨摹本墨跡相比對，我們可以發現其各種尺牘臨摹本之間氣息相通，用筆有鮮明的基本共同點，蘭亭序帖因很難進入這個大氛圍之中而成為孤例。”[2]
和以《萬歲通天帖》為代表的王氏家族書法對比，徐利明認為“（王氏家族的書法）下筆皆剛健利落，行筆爽朗，運動節奏明快，無矯飾之態。尤其是這些帖中的行楷字可與蘭亭序帖直接對照，筆法之懸隔分明可見。由此可證，爽勁平實、下筆斬截、無尖細突出的露鋒和扭曲婉弱的筆畫形態，是王氏家族書法用筆共有的基本特點，這是與王羲之用筆相一致的，而蘭亭序帖的用筆正與之相違背。”[3]
劉濤首先比較了王羲之的各種摹本以及《十七帖》，認為“（諸帖）雖然書體不一樣，書寫時間有先有后，寫法還有些差異，但是筆體的共性特征也是顯而易見的。”[4]
他進一步把王羲之和《萬歲通天帖》作了比較了，認為“自東晉迄梁朝的王氏書家墨本幾十帖，筆畫都有‘銛銳方硬，沉稅厚重’的特點。這一跡象表明，東晉南朝王氏書家的字，是以厚重為宗尚，進而言之當時士族階層的書風就是如此。”[5]
進而和《蘭亭》比：“由王書的筆畫特點來考察神龍本《蘭亭》，我們發現起筆處常帶有尖細的彎頭，一些筆畫映帶牽絲不自然，有些筆畫薄弱流滑，我認為，這正是神龍本《蘭亭》‘失真’之處。帖中也有一些厚重或方硬的筆畫，但‘沉穩’不足，或已失‘銛銳’。”[6]
以上諸位先生的分析，可以說非常直觀簡明地指出了王羲之書法與《蘭亭》之間存在的差距。王羲之傳世的各種臨摹本墨跡之間書體不一樣，書寫時間有先有后，寫法還有些差異，但“氣息相通，用筆有鮮明的基本共同點”，而“《蘭亭序帖》因很難進入這個大氛圍之中而成為孤例。”[7] 得到的結論應當是：《蘭亭》與王羲之之間的差距不是王羲之本人不同年齡段、不同法帖之間的差異，而是不同書家之間差距。
而且通過和王氏家族的書法進行對比，結果是“自東晉迄梁朝的王氏書家墨本幾十帖”，都有共同的基本特點，而且“與王羲之用筆相一致”，“而《蘭亭序帖》的用筆正與之相違背。”[8]結論是：《蘭亭》不但與王羲之有很大的差距，也與東晉迄梁朝的王氏家族的書法特征有很大的差距。
我認為以上各位的分析和研究方法是正確的，得到的證據是《蘭亭》真偽之爭最重要、最直接、最基本的證據，這樣的證據是無法否認的。應當使這些證據更具體、更清晰、更直觀。
如何解釋王羲之書法與《蘭亭》之間存在的差異？
郭沫若一方認為，王羲之和《蘭亭》二者之間的差距是不同時代之間差距，造成差距的原因是《蘭亭》系后人的偽作，作偽的時間大致在梁陳之后至隋唐之間。但郭沫若在運用出土資料，比較不同材料的時候，也存在一些問題，如他以出土的王謝墓志來總括當時書體狀況的論斷是很不恰當的。
不同意郭沫若觀點的人，基本上把造成差異的原因歸結為一點：“不管是傳世的神龍本以及定武石刻本，昔屬唐人輾轉疊摹鉤填，由于輾轉疊摹者‘間用我法’，筆法神韻與原跡逐漸失真而相去日遠。”[9]
如果把原因僅僅簡單的歸結為“傳摹臨寫過程中帶入了后人的筆法而‘失真’”的話，我產生了很多的疑惑，疑惑之一：從現在能看到的王羲之以及王氏家族的眾多唐摹本來看，當時摹寫水平之高是大家都公認的，都認為是“下真跡一等”，沒有人提出異議。而為什么一提到《蘭亭》，就傳摹失真，就過多的帶有后人的筆法了呢？疑惑之二：《蘭亭》是唐太宗如此費盡心血才得到的王羲之的代表作，“天下第一”，自然會讓宮廷中最好的臨摹高手如馮承素等來臨摹，這些臨摹高手一定會使出渾身解數力爭臨摹得惟妙惟肖，這也不會有人懷疑。而這些臨摹高手為什么偏偏把《蘭亭》摹得如此失真，連其它一般的作品都不如？疑惑之三，大家公認神龍本《蘭亭》是最忠實于原作的本子，啟功先生“曾屢觀原卷”，對于摹寫得如何之精細入微，也有詳細的描述[10]。但一討論到它的真偽，有些人馬上又認為它是榻手輾轉疊摹，間用我法，與原跡逐漸失真而相去日遠了。
徐利明有一個似乎更圓滿的解釋：“《蘭亭序帖》神龍本所依據的底本之失真嚴重。”他“推測神龍本所依據的底本很可能是隋末唐初人的臨本，它距一神龍本蘭亭序帖不遠，與智永書法尚有明顯的距離，而與王羲之真跡的差距則更遠。”而真本《蘭亭》“應具有與王羲之及其家族諸人的種種尺牘傳本墨跡所共有的書法用筆的基本特征，不能脫離這一風氣范圍和筆法模式。”[11]可以說徐利明已經看到了存在的問題，但在最終解決問題的時候，還是沒有擺脫傳統的思維定勢，不得不落入唐太宗們的“彀中”：王羲之一定寫過我們誰都不可能再見到的、與現在各種《蘭亭》傳本都不同的真本《蘭亭》。
在如何判定《蘭亭》所屬的時代問題上，在如何運用對比材料上，我也存在一些疑惑和不同的看法。
譬如有人認為“《蘭亭帖》字體，為王羲之時代所必有”[12]，似乎就可以證明《蘭亭》是王羲之的作品了。且不說他的結論是否正確，即使“《蘭亭帖》字體，為王羲之時代所必有”，也并不能證明《蘭亭》就是王羲之的作品。有這種字體，僅是一個充分條件，不是必要條件。同樣也有人以王羲之兼善諸體來證明《蘭亭》就是王羲之寫的，兼善諸體也只是個充分條件，不是必要條件。即使兩個充分條件同時存在，也不能變成必要條件。
也有人認為王羲之是兼善諸體、力求創新的杰出書法家，把他的書法和書刻粗糙的二爨、王謝墓志等字跡來進行比較，是不科學的；寫經體因自成體系并具有保守性，也不能和王羲之比；《李柏文書》等簡牘文書，因為出自邊疆的下層文吏書記之手，用來作為比較對象，對《蘭亭》真偽之爭無有裨益。甚至有人認為所有的出土材料都不具有可比性，強為比較，是不科學的。這樣一來，似乎只能是王羲之和自己比，和王氏家族比，如果是這樣的話，這也是我一再強調的內證問題。但我認為，在充分比較《蘭亭》和王羲之各種法帖、王氏家族的書法摹本的基礎上，不能僅就《蘭亭》論《蘭亭》，也不能僅限于王羲之的范圍內而論《蘭亭》，應當把《蘭亭》和王羲之放到王羲之的時代、放到整個書法史的范圍內來研究，要把《蘭亭》以及王羲之各種法帖和同一時代的、前后時代的各種文字材料進行比較，只有進行全面的比較，才能更準確地分析《蘭亭》與王羲之各種法帖之間的差距，才能更準確地判定《蘭亭》的所屬時代。
我認為，《蘭亭》以及王羲之書法不僅可以和各種出土文字材料進行比較，而且必須要進行全面的比較。譬如，要和智永比，和唐代陸柬之的《文賦》比，和孫過庭《書譜》比，和初唐的各位大家比，和顏真卿的《祭侄稿》、《爭座位》比，和蘇軾的《赤壁賦》、《寒食帖》比，和米芾的《苕溪帖》、《蜀素帖》比。它們都具有可比性，只是看你比什么，如何比。就碑刻來講，盡管有刻手問題，有的刊刻粗糙，但從長時段看，漢代不會出現魏晉的碑刻，魏晉的碑刻也不會混同于唐代，時代的差別是無法混同的。郭沫若也一再強調，“篆書時代的人不能寫隸書，隸書時代的人不能寫楷書”，也正是強調時代性問題。王羲之的書法、《蘭亭》和《二爨》為什么就不能比了呢？假定比較的結果是，王羲之書法和刊刻粗糙的《二爨》之間的相通之處還要多于王羲之書法和摹榻精微的《蘭亭》之間的相通之處，那又說明什么？不比較，又如何得出結論？何況刻手問題，既有刻得粗糙的，也有忠實于墨跡的，在高昌磚以及寫經體中，都可以得到證明，已經有不少人指出這一點。當然，對所比較的材料，對它們的用途、作者、背景等作進一步的區分，弄清各種不同的情況，分清具體問題，不能盲目迷信考古材料，這也是在研究中必須要注意的問題。郭沫若在運用出土資料，比較不同材料的時候，就存在這方面的問題。
余論八十年代以來也不斷有人指出的，由于郭沫若本人的地位以及當時政治風氣的影響，《蘭亭》之爭受到了非學術因素的干擾，認為郭沫若的態度“主觀而顢頇”，方法“粗疏而武斷”，“治學態度與治學方法都有問題”[13]，《蘭亭》真偽問題似乎也應當“撥亂反正”。在沒有讀《蘭亭》論辯的文章之前，我也有這樣先入為主的印象。但僅僅根據我初步的學習體會，把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文章和八十年代以來發表的文章作一簡單的對比，我發現六、七十年代的文章，雖然有一點時代的政治痕跡，在方法上也存在一些不夠嚴謹的地方，但總體來看，態度是嚴肅的，方法也是恰當的，爭論也是圍繞學術而展開的。不論從所爭論的問題本身、文章的質量、解決問題的方法還是參入者的學術修養來看，《蘭亭》論辨都是現代迄今為止最高水平的書法研討。使我感到震驚的是，八十年代以來的一些文章，反倒是態度“主觀而顢頇”，方法“粗疏而武斷”，套用叢文俊先生的話來概括，就是 “對出土文字資料貌似科學的解釋、對魏晉書體演進和書法風尚的不甚瞭解、對漢魏晉唐書法史缺少通盤的把握，乃是其通病。”[14]
這些問題同時也提醒我自己，藝術史研究最重要的是——對歷史感的把握，即藝術作品在藝術史中的準確定位：從藝術作品本身出發，而不是從文獻考證出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