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自己的生命定價 算算我們的生命值多少錢？

生命無價是人類根深蒂固的觀念之一。古代猶太教的一條教義堅持說，如果天平的一邊是一個人的生命，另一邊是整個世界，那么這兩邊的重量是相等的。

法國小說家安東尼·德·圣埃克蘇佩里曾感到迷惑：既然生命無價是不言而喻的，但為什么“我們的行為卻往往說明某些東西比生命還寶貴”呢？

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1999年更新后的指導方針中，對一個人生命的價值評估，按照2010年的美元價值計算，量化為750萬美元。英國環境事務部表示，每一條健康生命的年價值為2.9萬英鎊。

爭議不斷的死亡賠償金

我們考慮一下美國國會討論通過并設立的“9·11”恐怖襲擊事件的受害者補償基金，它主要是給2001年世貿中心和五角大樓遭受恐怖襲擊后受傷人員和死難者家屬提供補償。

因為同是遇難者，一個是世貿中心北樓105層坎托·菲茨杰拉德期貨代理公司的高管，每年薪酬數百萬美元，另一個是同一座樓的110層“世界之窗餐廳”的廚師，來自秘魯的非法移民，每年才掙17337美元。

受害者死后的不同價值已經反映出他們生前的不平等，銀行家比看門人值錢，年輕人比老年人值錢。30多歲男性的生命價格大概是280萬美元，而70歲以上男性的生命價格理所當然地要少60萬美元。在世貿中心和五角大樓上班的女性遇難者，平均工資低于男性。這也就變相地說，她們死亡的價值，也就是費恩伯格測算的她們一生收入的總額，比男性低；她們的家庭得到的補償金，比男性遇難者平均低37%。

2880名在襲擊中死亡的受害者平均每人得到200萬美元左右的賠償。但是其中8個年薪超過400萬美元的遇難者家庭平均每家得到了640萬美元，而補償最少的遇難者家庭只拿到了25萬美元。

這種冷冰冰的計算使人們最大限度地感受到，圣埃克蘇佩里所感嘆的生命價值是何等的深不可測。恐怖襲擊中的遇難者的價值要根據他們生前的經濟產出來確定，因為他們死了，不能繼續這種經濟活動了。

美國的《侵權法》使用這種手段確定受害者的傷害補償金額，不過對于受害者家庭實際經歷的損失來說，這實在是一種扭曲。

有些遇難者家屬用五花八門的計算標準企圖證明他們的親人價值比別人的高。一名寡婦說，她36歲的丈夫去世給自己帶來的損失遠大于新婚喪夫的年輕女人。另一個則說，她丈夫是慢慢死去的，當時他用手機不停地打了很多電話，因而比那些一下子死去的人受了更多的罪，理應得到更多賠償。

費恩伯格后來寫了一篇關于這項工作經歷的回憶錄，題目是：生命的價值到底有多大？他在文中建議，如果以后國會再次起草這一類賠償法案，應該規定所有受害者的賠償金額一律相同。他寫道：“無論是股票經紀人還是洗碗工的家庭，都應該從美國財政部領到相同金額的支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