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詞“中興”問題研究綜述
作者:杜慶英|作者單位:云南民族大學 | 所屬期數(shù):第2期
摘 要:近幾十年關于清詞中興問題的研究成果豐碩,并且大體上由概括總略性的宏觀研究轉向較為微觀的研究,由對清詞中興論的論證走向對于清詞中興現(xiàn)象的多方面深入探討,這些研究為精準考量清詞中興這一復雜的文學史現(xiàn)象提供了豐富的學術視角和立體的觀照方式,對于清詞中興的理解直接啟示著對于整個清詞成就的歷史定位及清代詞學的評價,因此在清詞中興問題的相關探討上尚有不少有爭議。 關鍵詞:清詞中興 原因 表現(xiàn) 流派 尊體 詞選 清詞之中興或復興之說自清初以來漸成為共識。陳廷焯:“詞創(chuàng)于六朝,成于三唐,廣于五代,盛于兩宋,亡于明,而復盛于我國朝也。”(陳廷焯《云韶集·卷十》)沈修:“詞興于唐,成于南唐,大昌于兩宋,否于元,剝于明,至我清又成地天之泰,地雷之復焉!”(沈修《彊村叢書序》)近代王國維、吳梅等諸大家均有清詞中興之說,清詞中興已被學術界普遍認同,清詞中興已成定論。清詞專家嚴迪昌先生稱:“清順治十年(1653)前后到康熙十八年(1679)‘博學鴻儒’科詔試這之間約30年左右,是清初詞風胚變,詞學振興的極其重要階段。按其百派回流、名家輩出的繁榮景觀而言,較之后來的經(jīng)常出現(xiàn)定于一尊的詞壇氣象,無疑要更充滿生氣活力,更具有一種不斷運動著的勃勃之勢。這是一個清詞真正堪稱‘中興’的歷史時期。”(嚴迪昌《清詞史》 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 第33頁) 隨著現(xiàn)代學術的繁榮,清詞的研究呈現(xiàn)出蓬勃之勢,當代學者對于清詞中興有更為深入的探討和研究。清詞中興是個比較復雜的文學史現(xiàn)象,折射出的問題是多方面的,因此是個非常值得關注的問題,對于這一問題的研究將帶給我們多方面的啟示。關于清詞中興問題的關注大體上由概括總略性的宏觀研究轉向較為微觀的研究,由對清詞中興論的論證走向對于清詞中興現(xiàn)象的多方面深入探討。 一、清詞中興的原因 對于清詞中興原因的探討,龍榆生先生認為:“三百年來,屢經(jīng)劇變,文壇豪杰之士,所有幽憂憤悱纏綿芳潔之情,不能無所寄托,乃復取沉晦已久之詞體,而相習用之,風氣既開,茲學遂呈中興之象。”(龍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詞選·后記》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年)嚴迪昌先生在其《清詞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年)中認為清詞中興是歷史給予的一種契機,明清易代及清統(tǒng)治者的文化高壓使得文人將心聲寄托于詞體,并認為詞之復興是“氣運,人心與文風詩風詞風相互關聯(lián)的因變”,又受到了文體自身規(guī)律的制約,是一個變動不居的過程。將清詞中興看作一個受到多方面因素相互影響的動態(tài)的過程,這個觀點是較為中肯的。 周絢隆《論清詞中興的原因》(《東岳論叢》1997年第6期)將清詞中興的原因總結為五個方面:一是與明代詞壇的長期沉寂和明末江浙詞壇的開始崛起有關;二是與明季的歷史現(xiàn)實有關;三是由于清初的社會現(xiàn)實和詞體特有的抒情功能相契合;四是緣于清代學術風氣發(fā)生徹底變化的背景;五是基于清初詞壇上作家群體的形成和壯大。這里有兩點值得注意,首先是關于明季的歷史現(xiàn)實相關主要是指明末士人對明朝走向衰敗的痛定思痛的總結,有深刻的亡國之傷痛和沉郁悱惻之情,是對詞在創(chuàng)作上的情感積累,以王沂孫、張炎為代表。其次關于受到清代學術風氣的影響是指清初學術界就開始改變了明代學術的空疏風氣,由過去的主觀冥想轉向重客觀的考察,由重空談轉向重實踐。改變了對詞為艷科小道的偏見,認為詞同樣有興觀群怨的作用。 王易《詞曲史》(北京出版社 1996年)中分析了清詞振興的原因,表明其己不滿足于對清詞發(fā)展現(xiàn)象的簡單陳述,而是試圖對清詞發(fā)展史上出現(xiàn)的一些現(xiàn)象進行理論分析。劉慶云、劉建國著清詞《詞曲通》(湖南大學出版社2003年)認為清詞中興的原因尚有待從多方面探究,但有兩點當可肯定:一方面從文學發(fā)展角度言,明詞之敝為清詞的創(chuàng)作提供了教訓,不至于再重蹈覆轍,而在明、清易代之際,陳子龍、王夫之、屈大均等人的詞作重現(xiàn)了詞的美感特質,興于微言,以相感動,無疑給了清人以極大啟示。另一方面也從時代更迭及清朝的高壓統(tǒng)治對士人心態(tài)的影響來談當時士人對不為統(tǒng)治者重視的詞體的倚重。吳宏一《清詞與世變、寄托的關系》(學術研究 2003年第2期)從世變與文學風氣的變化之間并不對應的角度,考察清代詞風的轉變與明、清世變錯位的事實,同時辨析清代詞風流變與寄托之說的關系。邱陽《清詞中興原因再探》(哈爾濱學院學報2007年10月)同樣認為清詞中興是一個長期積累的結果,自明代實已開啟詞的復興之端。政治因素只是誘發(fā)詞的復興的一個“契機”,詞的內部特征及其發(fā)展規(guī)律才是清詞中興的更重要原因。此外比較有新意的是這篇文章中還提到了滿族文化的形成、發(fā)展對清詞中興起了重要的作用和人口的激增與出版業(yè)的繁榮同樣為詞的中興起了巨大的推動作用。關于滿足文化的影響作者認為滿人本性的質淳及入關后對文化藝術的重視和學習都對清詞的復興產(chǎn)生了有益的影響,例如納蘭性德就是很典型的例子。人口激增與出版業(yè)的繁榮是基于清朝統(tǒng)治者力圖精治帶來的社會進步與商業(yè)的繁榮,而出版業(yè)的發(fā)展促進了詞集的大量流行,這也對詞的創(chuàng)作與批評產(chǎn)生了客觀影響。 綜上所述,關于清詞中興的原因學術界在宏觀上做了較為詳細的分析探討,可以總結為一下幾點: 1.時代更迭、世情之變及清統(tǒng)治者的文化高壓造成的文人精神困境,與詞體自身的抒情功能相契和的結果;2.清初各詞派的唱和活動及作家群體的倡導與創(chuàng)作實踐;3.對明詞中衰的反思和總結,晚明時期的積累;4.與有清一代的文化氛圍與學術風氣相關;五、清代人口激增和出版業(yè)的發(fā)展的影響。 二、清詞中興的表現(xiàn)及成就 關于清詞中興的表現(xiàn)及成就,龍榆生先生在其詞選中提到:“明、清易代之際,江山文藻,不無故國之思,雖音節(jié)間有未諧,而意境特勝。”(龍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詞選·后記》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年)指出來清詞在內容情感上的特點,并且在藝術上以意境勝的特點。據(jù)嚴迪昌先生《清詞史》(《清詞史》江蘇古籍出版社 1990年)估量,清詞總量可能抄過二十萬首,而詞人也可能超過一萬人。嚴迪昌先生認為:“清詞的‘中興’,按其實質乃是詞的抒情功能的再次得到充分發(fā)揮的一次復興,是詞重又活得生氣活力的一次新繁榮。‘中興’不是消極的程式的恢復,不是沿原有軌跡或渠道的回歸。”(《清詞史》·緒論》)并且從清詞數(shù)量之多、名家之眾、流派之繁盛,特別是對詞體抒情功能的充分發(fā)揮與實現(xiàn)等方面說明清詞之中興之象。陳銘《清詞的中興與衰微》(浙江學刊 1992年第2期)認為清詞中興的表現(xiàn)從宏觀方面來把握主要有三個特點,一是清詞的創(chuàng)作促使詞體從卑微走向尊崇;二是將詞與詩并舉;三是清詞流派之間相互繼承,逐漸融合。并且從相對的三個方面分析了清詞衰敗的原因。陳友康老師《清詞中興論》(社會科學輯刊 1999年第5期)從四個方面論述清詞中興的具體表現(xiàn)與成就:1.作者作品數(shù)量巨大,作者地域分布廣闊; 2.內容豐富,境界拓新,功能增強; 3.流派紛呈,風格競出; 4.理論發(fā)達,詞話勃興。特別注意到了清詞作家的地域分布廣闊的特點,從作家的地域分部特點來研究清詞也是整個清詞研究的重要方面和切入點。孫克強《清代詞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年)將清詞中興的標志歸納為詞作詞人數(shù)量之多、作家風格的多樣與流派的紛呈、詞學批評家、詞學理論著作蔚為大觀及與此相關的詞選、詞譜、詞韻之學的發(fā)達。張宏生《清詞探微》(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年)認為清詞中興的表現(xiàn)有詞的境更為開闊;多學人之詞;詞派紛呈;詞人與詞作數(shù)量之多;理論之發(fā)達;風格多樣化;更為廣泛深微的藝術境界六個方面。富壽蓀《簡論清詞》(上海社會科學院學術季刊 1985年第期)、劉尊明《老樹春深更著花——清詞“中興”鳥瞰》(樂山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1999年第2期)汪泰陵《試論清詞的中興》(貴州師范大學學報 1992年第4期)也都從這幾個方面進行了論述。楊萍《清代女性詞中女性意識的覺醒》(東北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6期)認為清詞號為中興,它不僅由于擁有眾多的男性詞家以及不同詞派的出現(xiàn)而形繁盛,也因為有眾多女性的參與,出現(xiàn)了像徐燦、吳藻、顧春、沈善寶、秋瑾那樣的杰出女詞人,為詞壇做出了無愧的終結。 對于清詞中興的表現(xiàn)及成就基本上可以總結為:作品數(shù)量之多與作家之眾; 流派紛繁,風格多樣;詞體的抒情功能得到深化拓展,詞境及表現(xiàn)題材內容擴大;詞學批評、詞話等理論著作繁榮;女性作家創(chuàng)作活動的興盛等這幾個主要方面。 以上是對清詞中興這一現(xiàn)象所進行較為宏觀的觀照。清詞中興是個很復雜的文學現(xiàn)象,正如嚴迪昌先生所說,是許多因素相互作用并不斷變化的過程,因此對于這一現(xiàn)象的考察除了在宏觀上進行把握,更應該從微觀方面著手進行具體的探討研究。近年來關于這方面的研究有很大進展,特別是研究清詞的著名學者如南京大學的張宏生、武漢大學的陳水運、南開大學的孫克強及葉嘉瑩先生,都有獨到的見解。 三、清詞中興與作家群體、詞派及個體作家的關系 清詞創(chuàng)作數(shù)量之豐盛和作家數(shù)量之多以及流派紛繁是有清一代詞壇的顯著特點,也是清詞中興的最重要標志。清詞中興無疑與其眾多流派有著密切的關系,因此從這個著眼點對清詞中興進行考察研究是必要的也是非常重要的。而一些詞人也從個體的角度對清詞中興起到了重要作用。 對于清詞流派與詞風演變的關系論述的最為全面深入的是嚴迪昌先生的《清詞史》(《清詞史》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年),將整個清代詞壇視為一個變動發(fā)展的過程,對其進行了全面的梳理。對清詞人、詞風、詞派都進行了詳盡的考證和論述。對于清詞中興與流派的關系也提出了頗有影響的見解。孫克強《清代詞學》(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4年)全面論述了清代詞學主要特征、各流派的形成背景和詞學主張,其中也涉及到這些詞學主張對清代詞風的影響。葉嘉瑩的《清詞叢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中有四章涉及到清初詞人,并從不同角度論述了這些詞人對于詞風變化的影響。這是從整體上對清詞流派與清詞中興的關系上進行的研究,更多的研究則是對某一詞派的相關考察研究。 1.關于遺民詞人群體的研究是近年來比較受關注的問題,不少研究都認為遺民詞人對詞之復興起到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汪泰陵《論明末清初的遺民詞》(貴州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2000年第4期),在分析遺民詞特點的同時,也論證了遺民詞對明末清初詞風的影響。浙江師范大學顧世嚴《清初貳臣詞研究》(2005年3月)認為清代是詞的中興期,清代初期作為詞由振起元、明之衰到全面興盛的過渡時期,有著尤為重要的詞史意義。分別從“提倡之功”和“流派之考”兩個方面論述清初貳臣詞人在清代詞壇上的地位和影響,以展現(xiàn)清初貳臣詞人在清詞發(fā)展過程中所做出的不可磨滅的貢獻。揚州大學劉純斌碩士論文《清初揚州遺民詞人及其作品研究》(2007年)認為揚州遺民的血淚忍寫,抑或強為巧笑,拉開了清詞中興的序幕。其篳路藍縷以啟山林之功,應在清詞史上大書一筆。趙秀紅《論清初貳臣詞人對清初詞壇復興的開啟》(廣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5期)從清初貳臣詞人的經(jīng)歷和心理維度進行分析,認為他們在用詞抒寫自己心聲的同時,使詞在明末云間詞風之中加入了慷慨之音,身世之感,真情吐露,氣骨遒勁,促生了清初詞的復興端緒。在他們開創(chuàng)的詞風的影響下,在心靈的交流中,摩蕩、揚棄、融匯、嬗變所形成的詞的風氣的騷動,必然消解著門徑的偏見,沖擊著“定于一尊”的宗旨,從而真正催促了清詞向自具面貌走出了關鍵的一步。 2.關于云間派對于清詞振興的影響。龍榆生先生也認為“詞學衰于明代,至子龍出,宗風大振,遂開三百年來詞學中興之盛。”(《近三百年名家詞選序》)認為云間派、陳子龍對清詞的復興有重要作用。孫克強《試論云間派的詞論及其在詞論史上的地位》(中州學刊1998年第4期)認為從某種意義上說,整個清代詞學史,是一部流派史,這正是由云間詞派肇其端的,云間派的貢獻在于:(1)總結明詞衰因,強調風騷之旨;(2)崇南唐北宋尚婉麗當行;(3)戒淺率塵俗,倡含蓄蘊藉。云間派開啟了清代詞學的南北宋之爭、是詞史上第一個具有一般意義的流派,并對以后詞派的形成發(fā)展產(chǎn)生了影響。張宏生《論清詞復興之端緒》(江海學刊 2004第3期)認為以陳子龍為代表的云間詞派承繼七子之風,以復古為旗號,提倡古雅,反對俗艷和俗諧,通過對從宋至明某些詞學現(xiàn)象的批判,提出向上一路,確立創(chuàng)作榜樣,應接了晚唐五代的詞學傳統(tǒng),并在新的時代中予以升華。云間詞派在創(chuàng)作和理論上的探索,開創(chuàng)了推尊詞體的清詞復興之路,啟發(fā)了朱彝尊、陳維崧、張惠言等人在詞學上的進一步思考,對清詞的發(fā)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李越深《松江幾社與云間詞派》(《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3期)從幾社活動對云間詞派的影響加以分析,角度新穎,得出一些較有價值的論說,如認為云間詞派是幾社的衍生物,認為黨社詩酒唱和的風氣“恰恰是滋養(yǎng)詞學的絕佳土壤”。劉勇剛《明末詞運之轉移與清詞中興之契機——云間詞派新論 》(南陽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1期)認為逢時代之變,云間派尊崇南唐北宋的詞風,云間詞派大大提升了詞的品格,為清詞中興贏得了契機。云間詞派對清初詞壇有交叉感應和交叉刺激云間詞派宗風風靡詞壇,清初詞人多受其熏染。清詞的復古思想是云間詞派帶來的。云間詞派開啟清詞,連同它的復古思想一并交給了清人。 3.其他作家群體與流派的研究。嚴迪昌《陽羨詞派研究》(齊魯書社 1993年)是第一部詞派研究專著。該書在對大量詞學史料進行深入挖掘的基礎上,描述了陽羨詞派詞風形成和演變發(fā)展的全過程以及對后世的影響。王東京《從三個作家群體看清詞的繁榮》(淮海工學院學報 2000年12月 專輯)力圖進免以流派或是以時期劃分的傳統(tǒng)方法闡述清代詞壇。而是從清代詞壇的眾多特色中,以詞人的身份為立足點,選取錄具特色的三個側面:頗共風骨的遺民詞人、浮樸風健的滿族詞壇、繁榮發(fā)展的女性詞壇,來論述清代詞壇的中興和嫂變,駁斤“宋后無詞”觀點的片面性。劉揚忠 《清初廣陵詞人群體考論》(江西社會科學2004年第4期) 廣陵詞人群體是開啟清詞繁榮局面的一個重要作家群體,廣陵詞人群體只是一個結構松散、活動時間不長且其成員的藝術宗尚并不一致的作家聚合體,而不是一個文學流派;但正是這種群體性質決定了它具有一般地域性流派所缺少的開放性和包容性,正是這種開放性與包容性促成了清詞中興的第一個高潮的到來。沈松勤《明清之際太湖流域郡邑詞派述論》( 文學評論 2007年第2期)在考察郡邑詞選的分布與選況后,分析該現(xiàn)象產(chǎn)生的原因,主要在于特定人文空間中形成的區(qū)域文學觀念,以及鄉(xiāng)邦情結與時代心理的相互作用;進而從詞學的多元化格局、詞派的再生性態(tài)勢兩個方面,論述郡邑詞派于明末詞壇起廢振衰,至清初開創(chuàng)詞學新局面的歷程;這既揭開了詞學中興的序幕,并長期影響清詞的發(fā)展,又譜寫了一段相對獨立的史。紀玲妹《論清初毗陵詞人群對常州詞派的影響》(河海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7第3期)認為早在清初,就出現(xiàn)了以鄒祗謨?yōu)槭椎呐暝~人群,人員較多,詞作頗豐,是開啟清詞中興局面的一個重要地域性詞人群體。他們?yōu)楹髞砼d起的常州詞派提供了豐沃的詞學環(huán)境。另外,在詞學理論上,清初毗陵詞人已開啟了尊體、寄托、重學的先導,對常州詞派影響深遠。清初毗陵詞人群是開啟清詞中興局面的一個重要作家群體。 這是關于清詞流派與清詞之復興的關系方面的研究,這些研究成果都深入的考察了諸流派對清詞復興的影響,從不同方面進一步厘清了清詞復興的端緒,另外一些詞人也從個體角度有一定貢獻和影響。周絢隆《論迦陵詞以文為詞的傾向——兼評陳維崧革新詞體的得失》(文史哲2002年第l期)認為陳維崧號稱清詞巨擘,他以極具個性化的創(chuàng)作為清詞的中興莫定了基礎,陳維崧革新詞體形式的主要方法是以文為詞,他的以文為詞又集中體現(xiàn)為以問答形式為詞、以議論為詞、以才學為詞和在詞中對邏樣語言的語法關系的恢復等四個方面。迦陵的以文為詞為克服傳統(tǒng)詞體語言老化做出了貢獻,為清詞的中興注入了活力。張世斌、劉崇德《曹爾堪與明末清初詞風演變》(北方論叢2005年第3期)認為曹爾堪除了在清初三次大型詞作唱和活動中所起的組織倡導作用外,他的詞作對改變宗尚“婉麗綺艷”的明末清初詞風為清雅俊逸的詞風產(chǎn)生了重要作用和深遠影響。另外,張宏生《朱彝尊的詠物詞及其對清詞的開創(chuàng)作用》(文學遺產(chǎn) 1994年第4期)、周絢隆《擬物寫形與抒情的符號化傾向——陳維崧詠物詞中的自我表現(xiàn)》(蘇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2期),則分別從詠物詞具體分析中興詞人在具體創(chuàng)作中情感內涵及創(chuàng)作手法的創(chuàng)新實踐,為清詞在創(chuàng)作上做了具體的開拓,為清詞在創(chuàng)作上做了有益的實踐。清代的詠物詞向來被認為是別有寄托的,因此這種視角是很值得深入關注的,因為清詞中興是個很復雜的現(xiàn)象,我們的理解也不能從概念到概念,而應該從具體的作家作品入手來做具體的考察和研究,這樣才能得出更為有價值的結論和啟示。 四、清詞中興與尊體的關系 清詞的發(fā)展史被認為就是一部尊體史。因此清詞的中興與清代詞人及學人的尊體理念有著密切的關系。這方面研究主要包括對明詞的反思及對詞體功能的重視。 皮述平《清代詞學的“尊體”觀》( (學術月刊》1997年第11期)總結出清代學人尊體現(xiàn)象的原因包括歷史經(jīng)驗的反省、文化知識的統(tǒng)合及學術研究的訓練。清代詞學傾向雖然基本以南唐二主詞的藝術風格以婉約正宗,但也同時在理論上平衡了豪放詞的藝術價值。在態(tài)度上表現(xiàn)了中肯博通的格局與見識,為清詞中興提供了有益的理論支撐。王力堅《清初“本位尊體”詞論辨析》(文學評論1998年第4期)清初詞人以詞體自身的藝術生命為立足點,倡導“本位尊體”的詞論主張,突出詞獨具的藝術魅力與審美價值,對清初詞體創(chuàng)作的繁榮起著積極引導作用。然而其核心理論“緣情綺靡”說卻存在著嚴重的錯位傾向,使清初詞學不可避免地滑向衰萎。譚新紅《論清人對明詞的體認和反思》(文學遺產(chǎn)2003年第6期)認為清人作為明詞最早的接受者總結出明詞衰落的表征有三:一是治詞者寥寥;二是托體不尊、大雅不存;三是失宮墜羽、音律訛誤。其衰落的原因有二:主觀上是詞人喪失了創(chuàng)作動力;客觀上是文體自身演進的必然結果。并認為明詞衰亡的根源是在宋元兩朝。但清人并沒有完全否定明詞,對一些創(chuàng)作成就較高的詞人也給予了充分的肯定。這種體認和反思為清詞的繁榮奠定了基礎。艾立中《清初詞壇的詞曲之辨》(貴州社會科學2004年第5期)認為清初詞學的中興,首先在理論上經(jīng)歷了一個撥亂反正的過程,即肅清明代詞曲二體混雜的觀念,改變以曲為詞的創(chuàng)作面貌。詞人從詞的語言風格、詞韻、格律方面嚴辨詞曲二體,逐步樹立了正確的詞體觀,為清詞的發(fā)展打下堅實的基礎,最終為清詞的健康發(fā)展開辟了一條路。張宏生《明清之際的詞譜反思與詞風演進》( 文藝研究2005年第4期)探討了明清之際的詞學建設,不僅體現(xiàn)在詞的創(chuàng)作和詞學理論上,而且體現(xiàn)在對詞譜、詞律等的探討上。以萬樹為代表的詞學家總結明代詞譜的得失,主要對《詩余圖譜》和《嘯余譜》進行批評,從格律形式上確立了詞的創(chuàng)作規(guī)范。這一探討集中在清代初年的三十年間,可以視為清初詞風演進的一個重要標志。 河北大學張世斌博士論文《明末清初詞風嬗變研究》(2006年),在上編重點論述“尊體說”與詞的發(fā)展、詞由曲化向詩化的轉變和詞風宗尚的變遷三方面問題。認為卑視詞體是明詞衰敝的重要原因,因此明末清初詞人們“推尊詞體”的努力對詞的再度振興發(fā)揮了重要作用,明末清初詞人有感于明詞曲化的流弊,努力從風格、意境、語言以及詞韻詞律等方面厘清詞曲分疆,同時由于時代的巨變和詞創(chuàng)作的不斷發(fā)展,越來越多的詞人開始以嚴肅的態(tài)度來對待詞。因此,詞在逐步擺脫戲曲影響的同時,逐漸顯露出向詩體靠攏的傾向。 陳水云《清代詞學與杜甫的詩歌思想》(杜甫研究學刊2001年第1期)認為清代大多數(shù)詩人是既寫詩又填詞的,詩人詞人往往兼于一身,清代詩壇濃厚的尚杜風氣當然要波及清代詞壇。這里,試圖從“詩史”意識、風騷比興的觀念及沉郁頓挫的風格幾個方面,分析清代詞學與杜甫詩歌思想的內在聯(lián)系,說明杜甫詩歌思想對清代詞學的積極影響。葉嘉瑩《論詞之美感特質之形成及反思與世變之關系》(天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1期)認為直到清代的詞學家們方才對于此種特美, 有了逐步深入的體認。而促成他們對此有所體認的, 則正是緣于由明入清在歷史上所發(fā)生的又一次重大的世變。因此,我們通過對清代詞學審美觀念的縱向考察,就能夠找出清詞繁榮的原因。“雅正”“清空”的審美經(jīng)驗早已積淀于漢民族的心理結構中。清代詞學的繁榮,浙、常兩派的審美觀念的變化是主要原因之一。曹明升《清人對宋詞離合之法的總結與體認》(廣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2007年第2期)認為清人對詞文學中言與意、情與物等藝術關系的理解與處理已基本實現(xiàn)了超越性融合,同時也反映出清人對詞體特性與主體性情間關系的把握已達到一種辯證的深刻。 總之上述研究成果表明清人尊體總的取向是一方面掃清明詞曲化的陋俗,對明詞進行了反思,另一方面在尊詞別是一家的前提下重新深化對詞的抒情功能的體認,并且在尊體上是向詩靠攏的。這種尊體觀念提高了詞的地位,并且擴大了詞在抒寫內容上的范圍,但這也為清詞的衰微留下了隱患。這種態(tài)度是客觀而謹慎的。 五、清詞中興與詞選的關系 詞選之盛、影響之深是促成清詞中興的又一重要因素,對此學術界也有不少關注。龍榆生先生在《選詞標準論》中對清代詞選的特點與意義評價說:“自浙、常二派出,而詞學遂號中興;風氣轉移,乃在一、二選本之力;……自朱彝尊《詞綜》、張惠言《詞選》、周濟《宋四家詞選》,乃至近代朱彊村先生之《宋詞三百首》,蓋無不各出手眼,而思以扶持絕學,宏開宗派為己任”(龍榆生《龍榆生詞學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7)。魏中林《<詞綜>的編選與朱彝尊的“醇雅”說》(內蒙古社會科學(漢文版)2000年第3期)認為《詞綜》的編纂正與清詞的“中興”之勢,尤其同浙西詞派的崛起密切相關。它注重格律法度等藝術形式的傾向,從另一方面看,恰好集中提供了詞藝精美而豐富的典范作品。這都對詞的中興起到了一種典范作用,倡導了順應時代潮流的詞風和審美取向。 葉曄《清代詞選集中的擅改原作現(xiàn)象——以〈明詞綜〉為中心的考察》(中國文化研究 , 2006年春之卷)認為清代詞人在選本的編選過程中,存在著普遍的擅改原作現(xiàn)象,尤以明詞選本為最。以王昶《明詞綜》為例,選家以當時的詞學觀來考察明詞創(chuàng)作,在聲律、格調、本事背景等多方面徑直刪改,有的改動篇幅竟達一半以上。這是清代中興詞學觀在前人詞選中的局部體現(xiàn),既有潛在的心理背景,又有明確的學術動機和目的。李睿《論〈倚聲初集〉對清初詞風的開啟之功》(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學報2005年第4期)認為《倚聲初集》是清代最早編撰的詞選之一,它對清初的詞風嬗變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并對人們編撰詞選有著一定的影響。這主要體現(xiàn)在兩方面:強烈的中興意識和對艷詞的改造與反思,前者集中體現(xiàn)了選者的詞學思想,后者是選者思想在詞中的具體實踐。從這兩點看,《倚聲初集》已經(jīng)走出了明代詞選的窠臼,開啟了清初詞學復興之端緒。李睿《論清代詞選興盛的表現(xiàn)及原因》(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學報 2009年 第4期)浙江大學劉琴的碩士論文《<古今詞統(tǒng)>與明清詞學中興》(2008年)認為《古今詞統(tǒng)》作為明清之際最重要的詞選之一,打破當時《花間集》、《草堂詩徐》二集盛行的局面,擴大詞選之選域,大力廓清了之前淫哇理俗的詞風,以兼容并存、統(tǒng)而總之的多元化詞學主張為宗旨,選輯代表古今“諸家之勝”之詞作,提倡推尊詞體、尊北尚南的詞學主張,積極引導詞壇開放的創(chuàng)作實踐。卓人月、徐士俊通過編選《古今詞統(tǒng)》,將詞學思想和創(chuàng)作主張融入其間,對后世產(chǎn)生了巨大影響,不但正式揭開了清詞中興之序幕,其余波還不斷為詞之中興推波助瀾。認為清代是詞選編撰的高峰時期,詞選的興盛表現(xiàn)在:編撰態(tài)度更為自覺;詞選本身更為完善;各個詞派都編有詞選。清代詞選的一大特點便是態(tài)度嚴肅,選詞超越了自發(fā)階段,走向自覺。編選者不僅選詞,而且對選壇的利弊得失進行總結,表達一定的選詞觀念和看法,由此形成了初具規(guī)模的“詞選之學”,這對清詞的再次興盛起到了很好的標榜和引導作用。 以一部或幾部詞選的內容風貌及影響來考察其與清詞中興的影響是一個很好的視角,由一個具體的點看到清詞中興的各個方面,特別是在創(chuàng)作方面,詞選本身甚至要比具體的詞學理論更容易被接受,從而產(chǎn)生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 關于清詞中興的相關研究主要從上述幾個方面展開,成果最為顯著,反映了較高的學術水,也反映了對清詞中興相關問題進行研究的學術走向。 六、清詞中興尚有爭議的問題 一是關于清詞肇端是否起于陳子龍的問題。龍榆生先生在《近三百年名家詞選》中說出“詞學衰于明代,至子龍出,宗風大振,遂開三百年來詞學中興之盛”后,便引起了一場關于陳子龍能否開三百年中興之盛的爭論。在前面的論述中,如張宏生、孫克強及劉勇剛都贊同此說,但是嚴迪昌先生《清詞史》認為“事實上,指出云間詞派與三百年來詞風演變的關系是必要的,認定陳子龍開清詞‘中興之盛’則不甚吻合史實。”因此這個問題有待于進一步考察。筆者認為清詞中興是個復雜的文學史現(xiàn)象,其影響是多方面的,有其歷史必然性,因此不宜輕易將一種文學現(xiàn)象之開端定于某一個個體作家身上。 二是關于清詞與宋詞孰優(yōu)孰劣的問題。清詞勝于明詞以為共識,但清詞與宋詞的優(yōu)劣仍是學術界爭論的一個問題,錢仲聯(lián)選注《清詞三百首》通過五方面分析得出結論:“清詞,超越元明,上繼兩宋,青出于藍”(《清詞三百首》前言 9頁),其五方面的分析大體如次:1.從文學的“變通”角度。清詞境界闊大,宋詞詞家很多是寫個人“小己”反映社會生活過于狹窄,清詞有大量反映民族內部斗爭及反帝斗爭的詞篇;2.清詞有大量學人之詞,遠遠勝于兩宋;3.清詞流派眾多,而兩宋無詞派;4.清代詞學理論發(fā)達,詞不復蒙“小道”之譏;5.詞人總數(shù)量遠遠超過兩宋。通過這樣的分析,從而認為清詞“何止中興,且又勝之”。晚清詞學大家文廷式認為“詞的境界,到清朝方始開拓。”朱祖謀也說“清詞獨之處,雖宋人也未必能及。”(俱見葉恭綽《全清詞鈔·序》中華書局 1982年)。由于諸多詞學大家的提倡,特別是隨著清詞研究的漸近繁榮,出現(xiàn)了清詞超邁宋詞說。筆者認為這個問題的提出是有其特定背景的,因此不能一概而論,清詞與宋詞是兩種不同的藝術風格,因此我們提倡將二者互為參照進行比較研究來進一步挖掘其文學的美學的及文學史上的意義,不能將否定一者作為另一者存在合理的前提。清詞超邁宋詞只在一定的學術研究范圍內可以討論,不宜作為定論。 七、清詞中興的啟示與思考 筆者認為關于清詞中興的研究尚有很大的開拓空間和值得深入關注的問題。一是從特定歷史時期及政治環(huán)境中開考察文人知識分子心態(tài)有很多的現(xiàn)實意義,可以為當下提供借鑒;二是整個清代文壇的各種文體都得到了新的發(fā)展,對于清詞中興問題的研究可為其他文體如清詩、清文的研究提供方法也視角等多方面的借鑒:最后,已有學者提到了清詞中興受到了滿足文化的影響,因此清詞中興的特殊文化背景值得深入關注,這對于文學乃至整個歷史的發(fā)展都有借鑒意義。 參考文獻 [1]嚴迪昌.清詞史[M].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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