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代最有名的地市級作家群——南陽作家群

秀水拖藍 2011-0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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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當代最有名的地市級作家群——南陽作家群

1994年8月，時任中宣部副部長的徐惟誠欣然批示：“南陽作家群現象值得研究。”1995年春，河南省在鄭州舉行了南陽作家群現象研討會，《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文匯報》等國內主流媒體相繼報道了這一現象。一時間，“文學風流屬南陽”成了國內文壇的焦點，南陽作家群也成了南陽這座城市的一個醒目的文化符號。
形成于20世紀80年代中葉的南陽作家群，以其陣容整齊、人數眾多、作品獨特，在中國當代文壇筑起一道亮麗的風景線。它不僅是文學豫軍的最主要力量，而且在中國文壇也產生相當大的影響。
這個創作群體以喬典運(已故)、二月河、周同賓等為領軍人物，更有一批骨干人物，如行者、周熠、廖華歌、秦俊、馬本德、殷德杰等群星閃耀。他們以其獨特的審美視角、默默無聞的奉獻精神和匠心獨運的藝術手法，創作出了一大批諸如《村魂》、《滿票》、“清帝系列”小說、《皇天后土》等思想深邃、品位高雅、風格迥異、意蘊久遠的精品佳作，為中國文學史增添了重彩濃墨的瑰麗篇章。青年作家張克峰、竇躍生、趙德璽、王俊義、韓向陽等在《人民文學》、《詩刊》等發表多篇重要作品，異常活躍。南陽籍作家姚雪垠(已故)、痖弦、田中禾、張一弓、周大新、柳建偉、汗漫、趙紅都、趙大河等走紅海內外。
目前，這支人數眾多、實力雄厚、陣容強大的創作隊伍擁有中國作協會員7人、省作協會員近百人，呈現出老中青梯次構成的良好局面。他們正以飽滿的熱情投身于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火熱生活。
南陽有個作家群
　　20世紀80年代中期，一個來自于南陽的文學現象引起了國內文壇的關注，南陽這個地處中國豫西南偏僻之隅的盆地，崛起了一個作家群
體，他們陣容整齊、人數眾多，在中國文壇異軍突起。這就是名震國內文壇、足以令南陽人自豪的南陽作家群。
　　作為文壇“宛軍”，在近一二十年來多次發韌，形成了沖擊全國文壇的一次次浪潮。1987年，田中禾的《五月》、喬典運的《滿票》獲全國短篇小說獎，周大新的中篇《漢家女》獲全國中篇小說獎，他們取得的驕人成績，標志著宛軍占據了中國文壇的一個制高點，也堪稱南陽作家群的第一次浪潮。
　　十年之后的1997年，二月河的清帝系列獲中國文學政府獎，周同賓的散文集《皇天后土》獲該年度的魯迅文學獎，他們的雙雙奪魁，穩固了南陽作家群在中國文壇的地位，堪稱南陽作家群的第二次浪潮。
　　2003年，一個不十分令人震驚卻也頗值得南陽記憶的消息，多少又給我們帶來了不少豐富的想象，金秋時節，在河南省舉行的當年文學大獎中，二月河、周同賓、行者三位作家同時分獲大獎。在許多同
類地級市獎項空白的情況下，南陽能連中三元，成為獲獎人數最多的城市，再度引起省內外文學界的矚目。這可以說是南陽作家群掀起的第三次文學浪潮。
　　國內外各種類型的文學大獎接二連三地朝他們飛來，在文壇形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沖擊波。這種強烈的震撼效應，又把南陽作家群的名字更有力地推向全國及海外，在整個華人世界形成了相當大的影響。這個形成于南陽的獨特而綺麗的文學現象，在全國地市級地域中絕無僅有，引起了上級文化主管部門、文學研究機構和新聞媒體的高度重視。
　　現在，南陽作家群的名聲可謂大矣。“南陽有個作家群”、“文學風流數南陽”，外地人說起南陽，經常會問到南陽作家群；南陽的官員在與外地交往中，也常常把南陽作家的作品當作紀念品贈送。在他們的眼里，南陽作家群的作品就是南陽的文化特產，已成為南陽的一種形象代表。
宛軍崛起的原因
　　自對南陽作家群開始研究以來，一些大專院校和文化部門的專家學者都寫出了不少的論文。單篇的論文姑且不論，業已成書的就有《南陽當代作家評論》和《文學的星群——南陽作家群論》等見之于世。這些成果對于南陽作家群的形成原因，從地域文化、歷史傳統、個人和社會等方面進行了全方位的探討與論證，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
　　一、地域文化方面的原因。南陽盆地位于鄂豫陜三省交界處，伏牛和桐柏二山三面環繞，其間又有淮河源頭與漢水的多條支流縱橫交織，氣候溫暖，水源豐富，各類物產繁多而豐饒。這種獨特的亞熱帶小盆地氣候極適宜人類的生存。據考證，早在四五十萬年前就有人類在這塊風水寶地上繁衍生息，而且很早就有“盤古開天地”和“禹王鎖蛟”等神話故事在南陽流傳。同時，南陽又是楚、漢文化的交匯處。浪漫飄逸的楚文化和博大沉雄的漢文化、凝重厚實的中原文化在此交聚匯融，衍生成一種浪漫與現實并存、飄逸與凝重兼容的“宛文化”。這種兼容數種文化優勢的“宛文化”為文學藝術“巨人”、“大家”的出現，創造了極好的文化氛圍與“氣候”。
　　二、歷史傳統方面的原因。正是上面所述的原因，形成了南陽歷代文人士子既浪漫飄逸又持重務實的獨特品性，他們滿懷經國濟民的美好理想，積極投身安邦立業的宏志中去。南陽的歷史上就出現過許許多多這樣的文人志士，如政治家、科學家兼文學家張衡，玄學家兼文學家何晏，經學家兼文學家范寧，史學家兼文學家范曄，詞賦家兼詩人庾信等。不僅如此，而且還會隨著一個朝代的興衰變革，集群式地涌現出一大批才華橫溢的文人作家。是社會大變革局面為他們提供了積極入世展示才華和成功的契機。南陽歷史上就曾經出現過三次這樣的“黃金時代”。第一個“黃金時代”形成于漢光武帝劉秀復漢成功并實現“中興”之后，南陽就集中出現過張衡、劉蒼、朱穆、左雄、劉珍、延篤等四十余位政治家兼文學家。此為南陽的“漢代作家群”；第二個“黃金時代”形成于盛唐時期，此期集中出現了張巡、岑參、張繼、樊紹述、張祜及民間詩人張打油等一大批南陽籍著名詩人，此可為南陽的“唐代作家群”；第三個“黃金時代”形成于我們現在所處的這個新的社會大變革時代，這個時代又集中地出現了喬典運、二月河和周同賓為首的“南陽作家群”。綜上所述可以看出，每個“黃金時代”的出現和“作家群”的形成，都離不開社會興衰變革的契機，都是文人志士們滿懷宏愿積極入世的必然結果。
　　三、文人作家自我的原因。南陽盆地偏居一隅，這種靜寂僻遠的地理位置，使南陽人養成了不浮不躁堅韌務實和守恒守矩的優良品格。南陽歷代的文人作家們也不例外，也許正是這種靜寂僻遠所形成的堅韌務實的性格與品質，才使得他們取得了成功。尤其是與我們同代的這批作家，他們面對新時期市場經濟大潮的沖擊，不為物役，不為利縛，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耐得寂寞，守得清貧，執著地固守著心靈中的一片凈土，一心一意地辛勤筆耕，終于寫出了成功與輝煌，寫出了南陽人應有的氣勢與聲望。
南陽作家群新生代陣容初現
　　2003年春季在淅川舉行的“南陽當代文學可持續發展研討會”和2003年秋天在桐柏舉辦的“南陽文學希望之光青年作家作品研討會”，是南陽作家群新生代陣容整體隆重推出的標志。
　　如果把南陽作家群培養新人、積蓄力量作為這兩次研討會乃至今年市文聯的一項重要工程來看的話，可以系統地看出南陽對文壇“宛軍”的關切和厚望。南陽市的領導多次在不同場合問及南陽作家群的可持續發展問題，非常關心作家隊伍的薪火相傳問題。著名作家二月河、周同賓也曾多次談及南陽作家群的后續發展和培育新人問題。
　　劉正義、石丹、李雪峰、周巖壁、水兵、蘇菡、段舒航、徐文、蒙蒙等等，他們年齡在45歲以下，在國內文壇已經嶄露頭角，在文學領域有著巨大的發展潛力。他們中間，有的堅守傳統，有的熱衷于借鑒西方現代經典，有的偏重于個人經驗的描摹，有的追求飛揚的想象力，有的崇尚思想，用藝術演繹智慧，有的試圖用自己的視角整合文化，重組知識——對于我市來說，不少人的文風具有開拓的意義，填補了南陽的空白。這是最可珍貴的----文學本質上就是個性，就是創造。這使得南陽文學真正地有了百花齊放的跡象。他們的意義不單單在于他們創造了自己，證明了自己，更在于他們承續著南陽的文脈，發揚而光大之，從而促進著南陽21世紀的文化建設。
　　在2003年青年作家集體亮相的作品研討會上，周同賓、行者、廖華歌、殷德杰、王俊義、薛繼先、萬年春等作家和評論家為這些青年作家進行評點和“把脈”。
　　在目前市場經濟的條件下，文學作為塑造靈魂的事業，它對人的思想潛移默化的影響，對人的想像力和創造力的開發，對國民素質的提高，發揮著不可忽視的作用，甚至是更為獨特的作用。因為人的各種欲望被釋放出來，它既是一種動力，又是一種恬淡清苦的事業，它的成長需要社會的培植與澆灌；南陽的作家們淡泊名利，心懷高遠，創造出了世人矚目的成績，為南陽贏得了極大的榮譽。南陽作家群已經成為南陽的文化形象和精神文明建設的“窗口”。南陽市委、市政府十分珍惜這個“形象”和“窗口”，正加倍努力，為作家們當好“服務員”,為他們創造更加寬松和諧的社會環境，全力推動他們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多出精品，多出人才，以促進南陽文學事業的進一步繁榮。

二月河，原名凌解放，1945年生，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出身軍人家庭。
　　1966年畢業于南陽三高，1968年入伍，1978年轉業到原南陽市委宣傳部，現任河南省文聯副主席、省作協副主席、南陽市文聯副主席、南陽市作協主席等職。二月河是20世紀80年代中國文壇的“后起之秀”。他的帝王系列長篇歷史小說《康熙大帝》（四卷本）由黃河文藝出版社于1984年出版后，在海內外讀者中產生了較大反響。繼《康熙大帝》之后，《雍正皇帝》、《乾隆皇帝》也與國內外讀者見面，真乃悠悠14年，皇皇3大部，浩浩13卷，洋洋500多萬字。他的小說，多次再版，擁有龐大的讀者群。《康熙大帝》、《雍正皇帝》已改

編為大型電視連續劇在中央電視臺第1套播出；另外，他的自選集已出版，內容包括發表在全國報刊上的隨筆、詩歌、散文等，屬“南陽作家群自選集”叢書之一。他是一位非常勤奮的作家，從不浪費自己的時間，他的作品也以高質量取勝。《雍正皇帝》1998年4月獲得由國家新聞出版署和中國作協共同主辦的“八五”全國優秀長篇小說獎，也曾獲得湖北省優秀長篇暢銷書獎。《康熙大帝》獲河南省首屆文藝成果獎、河南省改革十年優秀圖書一等獎。港臺地區稱他為“文壇一杰”，國內評論家稱他是“文壇黑馬”。海外亦有人開始研究“二月河現象”。1999年，香港評出近代中國百名作家，二月河榜上有名。2000年，美國華人讀者把二月河評為“最受歡迎的中國作家”。清帝系列小說不僅先后被香港明窗出版社、臺灣巴比倫出版社買斷版權，巴比倫出版社更把它當作“鎮社之寶”。
　　一、展示了清代廣闊的社會生活
　　 “清帝系列”：《康熙大帝》、《雍正皇帝》、《乾隆皇帝》，百科全書式地展示了清代最強盛的130年歷史生活的廣闊宏麗的畫卷。它以正史為基本線索，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基本上是有史有據的，而在非主要人物和事件上又充分發揮了藝術虛構和創造的能力，展示了清代社會風俗和人文景觀，使作品具有宏偉的“史詩”規模。　
　　我們僅從《康熙大帝》一書中即可領略到二月河歷史小說的這一特點。歷史上的康熙自8歲登基，在位61年，在這61年時間里，正值清初定中原，政局動蕩。內有鰲拜的覬覦朝政、以吳三桂為首的“三藩之亂”等，外有內蒙察哈爾布尼叛亂、準噶爾首領噶爾丹的多次叛亂和俄羅斯的進犯，此外還有康熙二十年的收復臺灣等。這些都是康熙早年在政治上、軍事上的一系列重大行動。這些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在作品中都有精細的刻畫和描繪：無論是第一部《奪宮》中的智斗鰲拜集團，還是第二部《驚風密雨》中的平定“三藩”和與“朱三太子”楊起隆的斗爭；也無論是第三部《玉宇呈祥》中的東收臺灣、西平噶爾丹，還是第四部《亂起蕭墻》中的皇位之爭，對于這些重大歷史事件，作品或正面描寫，或側面敘述，都能做到剪裁合理，騰挪有致，調度有方。小說這種在“正史”基礎上的對宏大歷史場面的描繪，再現了清初壯闊的歷史圖畫，也展現出“帝王系列”的“史詩”風范。?
　　在對康熙這一人物的描寫上，主要通過他智擒鰲拜、平定三藩之亂等表現他的膽識和智謀。例如鰲拜逼迫康熙殺掉建議禁止圈地的蘇納海、朱昌祚、王登聯三大臣之后，又逼迫他殺掉輔政大臣蘇克薩哈，甚至氣勢洶洶要弒主篡位，形勢有一觸即發的危險。康熙估計當時的形勢，還難以除掉鰲拜，因而隱忍不發，作暫時妥協。待到一切布置就緒，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一舉除掉這個勢力盤根錯節的集團。通過康熙治理黃河、開博學鴻詞科等表現他的氣度和胸襟。他對黃河為害，導致災民遍野，深感痛心，決心治理黃河。他親自出巡河防，對靳輔、陳潢的治河方針，雖經多次反復，但他經過實地考察，肯定了屢遭朝臣彈劾的靳輔，使治黃工程收到一定成效。他為了籠絡漢族知識分子，開博學鴻詞科。可是一些漢族大儒并不買賬，有的故意漏答試題，有的故意寫錯字，押錯韻。如果不取他們，“大名士盡都黜落孫山，與不辦博學鴻詞科何異？”如果都取，又怕“鴻儒們暗笑朕沒有實學，看不出卷上毛病”，“論其用心，他們待朕甚是刻薄的”。而對這樣尷尬的局面，他采納高士奇的建議，全部錄取，同時在考卷上加批語，指出謬誤之處，既顯示他的寬大又表現出博學、精明。在表現康熙體恤民情、網絡人才、明爽豁達的同時，又表現他性格中多疑猜忌、陰險狡猾、手段高明的一面。在《奪宮》中，他重用九門提督吳六一，把軍權交給他的同時，又給魏東亭一道密詔，“以防變中之變”。而對魏東亭也不放心，派人裝作魏東亭的看門人，潛伏在魏東亭身邊5年，魏竟沒能察覺，而且把魏東亭的母親（康熙的乳母）留在身邊，以控制魏東亭。蘇麻喇姑想到，“‘這個情理通達、爽朗可親的少年天子，猜疑之心竟如此之重’，不由得打了個寒噤。”?
　　對雍正的描寫更能體現作者的匠心。雍正在歷史和傳說中是爭論很大的人物，有著逼父、逼母、篡改詔書、弒兄屠弟的惡名，是“心胸狹窄，刻薄寡恩，陰險狡猾，心口不一”的偽君子。作者根據對大量史料的研究和辨析，對雍正這個人物作出了恰到的評判。《九王奪嫡》這一卷，通過康熙末年宮廷內部形勢的分析，康熙對太子二次廢立，八爺黨的陰謀活動，胤禛（雍正）不結黨、不營私，沉著應對，終于取得康熙的信任，傳位于他。在第二部《雕弓天狼》里又補充了一個情節，即康熙曾征求方苞的意見，傳位給哪個皇子好？“方苞答曰：‘觀圣孫！佳子佳孫，可保大清三代昌盛！’”康熙非常贊成這個看法，而他早已看中了雍正的兒子弘歷（乾隆），讓弘歷搬入宮中，跟他念書，由他親自培養。通過這些描寫，康熙傳位給雍正就得到十分合理的解釋，從而排除了他篡改詔書、將傳位十四阿哥改為四阿哥的傳說。作者通過雍正改革吏治、懲辦貪官、發展生產等重大事件的描寫，說明雍正勵精圖治，政績顯著，為乾隆盛世打下良好的基礎。在過去的小說、戲劇作品里，乾隆是一個風流瀟灑、放蕩不羈的風流天子。二月河的《乾隆皇帝》，除了保持他風流倜儻的性格特點外，還以史實為據，著重表現他建立極盛王朝的雄心壯志和處理國家大事上的機智果斷、捭闔自如的才能。通過他“以寬為政”方針的貫徹，調動了地方官員的積極性，實行較為寬松的經濟政策，促使經濟達到高度繁榮；通過他對官吏的任用，可見他對培養人才的重視，特別是注意提拔年輕的官員如傅恒、劉墉、阿桂等人，委以重任；而對貪污腐化和變質的官員如高恒、錢度、勒爾謹、劉康等人的案件又能嚴肅懲處，使朝政整肅；對戰敗而又掩飾、推諉、甚至嫁禍于人的張廣泗、諾敏、慶復等人則能明察秋毫，揭露真相，為被誣陷的兆蕙、海蘭察等人主持公道；對大小金川的戰爭和“一枝花”的叛亂，則采取鎮壓與招撫并重的方針，一方面堅決鎮壓，一方面對朵云夫人、易瑛等盡力招撫，雖多次受挫，但終于平定了動亂，鞏固了政權。?
　　有的歷史小說在極力表現當代意識，強調為現實服務時，卻不自覺地淹沒了作家自己的藝術個性，成了“時代精神的傳聲筒”，給人虛假的感覺；而有的歷史小說則一味表現作家自己的心靈，任意“顛覆”歷史，甚至胡編亂造，失去了歷史小說的基本品格。而二月河在“清帝系列”小說中，通過這三位帝王和歷史重大事件的描寫，在尊重歷史、展示歷史真實中灌注了時代精神，特別是他們勵精圖治、勤于政事和懲辦貪污腐化、整肅吏治這兩點，引起廣泛的共鳴，人們從歷史的鏡子中得到了啟發和教益。
　　二、塑造了眾多的人物形象
　　圍繞著三位皇帝，作品描寫了當時的皇親貴族、文武大臣達二三百人之多，其中給人印象較為深刻的至少有二三十人。在相臣中，給人印象深刻的有索額圖、明珠、熊賜履、張廷玉、馬齊等人。索額圖心懷叵測，結黨營私，在公忠面貌下包藏禍心；明珠從底層爬上高位，表面一團和氣，但實際上十分陰毒、貪婪，他不動聲色地破壞了伍次友和蘇麻喇姑的婚事，使這一對情人終身郁郁；他暗示周培公與圖海關系密切，共掌兵權有危險，引起多疑的康熙的警惕，將周培公打發去奉天，又讓何柱兒娶周培公的情人阿鎖，致使周培公精神受到很大打擊，不久病重而終。熊賜履正直迂腐，恪守儒家之道，但見機隱退，又頗有心計；張廷玉清正廉潔，勤于國事，但不求利而求名，為了死后的名譽，諸如入太廟、求謚號等喋喋不休，惹怒了乾隆，自討沒趣；馬齊忠厚憨直，似乎愚昧，但在關鍵時刻，如隆科多派軍隊入暢春園，陰謀造反，他卻能從容應付，可謂“大事不糊涂”；在封疆大吏和朝廷大臣中，田文鏡急于報恩，處事僵化，累得吐血也不能治理好河南，還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中；而“叫花子總督”李衛卻能瀟灑自如，舉重若輕，在貌似荒唐的舉措中把兩江治理得井井有條；還有忠貞直諫的史貽直、楊名時、孫嘉淦、竇光鼐等等，不畏危險，敢于仗義直言。靳輔、陳潢、楊香必、于成龍等人為百姓利益，不畏強權，敢于堅持己見，為封建官吏樹立了良好的風范。在權臣中，年羹堯和隆科多給人的印象最為深刻。年羹堯是皇帝家臣，他血洗江夏鎮何其殘酷狠毒，令人發指，他立功之后，不知韜晦，飛揚跋扈，終招殺身之禍；隆科多是皇親，又是托孤重臣，在康熙托孤之前，就首鼠兩端，雍正上臺后，又經不起誘惑和威脅，不得已上了賊船，終致身陷囹圄。還有出身下層、精明強干的錢度，只為貪戀女色而失足；貴如皇親的高恒、納親，雄心勃勃，而志大才疏，結果以身敗名裂而告終。在皇族中，康熙的幾個兒子，八阿哥、十三阿哥、十四阿哥的形象也是塑造的比較成功的。通過這些人物的描寫，說明作者對封建統治集團政治斗爭的險惡、權謀機變的微妙、人際關系的復雜，有著深刻的理解，對我們了解封建政治關系也很有啟發意義。?
　　他“清帝系列”小說引人注目之處還在于塑造了幾位文人學士的生動形象。如伍次友、鄔思道、高士奇、方苞、紀昀、劉墨林等。這些人物或史有其人，加以開掘渲染；或史無其人，加以虛構生發，從而表現出作者對傳統文化的深刻理解和卓越的重構能力。
　　三、反映了豐富的清代文化景觀
　　二月河的作品在展示傳統文化方面，還表現在對清代宮廷生活和市井生活的生動豐富的細節描寫，展示了色彩斑斕的清代社會的文化景觀。雖然他的“帝王系列”是以展示“康乾盛世”的百年輝煌歷史見長，但作品并不拘泥于對歷史的再現與重構。在他看來，如果小說僅以展示歷史為主，勢必會使作品成為枯燥乏味的歷史演繹，這也會削弱小說的可讀性，必須配之以大量龐雜的其他東西和材料。因此，他在再現與重構歷史的同時，還不惜筆墨精心描繪當時社會的市井民情風俗。廟堂之高，江湖之遠，無不被他盡收筆底。作者不但對重大的歷史事件和重要人物形象作了精心描寫和藝術重構，而且對清代宮廷生活細節有著豐富的知識和全面掌握。清代宮廷生活，既繼承了前代漢族帝王的宮廷制度，又有滿族特有的生活習慣和禮儀習俗。作者詳盡交待和描寫了當時君臣的衣帽服飾、宮廷禮儀、典章制度、機構設置、官員配置、飲食起居、嬪妃進御等等，表現了濃郁的清代宮廷文化的氛圍，對塑造帝王和大臣們的形象起了重要的襯托作用。作者還把筆觸伸向市井社會。里巷雜業、蓬門蓽戶、瓦舍勾欄、酒樓妓院、道觀佛寺、茶肆賭場等等都如畫地描繪出來。青樓紅粉、和尚道士、江湖藝人、俠客鏢師等等，三教九流的人物歷歷在目地展示在讀者面前。讀了二月河的作品，我們仿佛置身于清代社會生活中，又目睹了當時的百姓生活，又接觸了諸色人等。這一特點在《康熙大帝》和《雍正皇帝》中已有所展示，在《乾隆皇帝》中，隨著清代國力的增強和社會的安定，以及城市化、市俗化的出現，小說的這一特點也得到了充分的發揮。作品對清代的三教九流、七行八作無不涉及。因此說，讀二月河的歷史小說，既是對清代歷史知識的學習，有一種歷史的蒼涼感和縱深感；又是在欣賞一幅清代的《清明上河圖》，給人以審美的享受。
　　四、取得了較高的藝術成就
　　二月河的“清帝系列”小說具有史詩般的規模，卻采取了通俗小說的寫法。作者繼承了古代小說的傳統，運用了通俗小說的形式。主要表現在：?
　　 1. 采取章回小說形式，以生動有趣的故事情節取勝。他的小說采取了古代章回小說的形式。這種章回體在現當代小說中不多見，但為了適應中國一般讀者的欣賞習慣，他仍采用章回體，每回都有對仗的回目，概括每回的內容，對仗工整，通俗易懂，使讀者一目了然。如“大覺寺虛情哭假友，暢春園賢臣說弊政”；“放厥詞浪子受鞭笞，明是非慈父行家法”（《雍正皇帝》）。“宦海炎涼群臣告病，世情險惡紫姑殞命”；“夜巡城偶遇畸零女，顯武功驚退劫路客”（《康熙大帝》）。?
　　他是編織故事的高手。他注意小說的娛樂消遣功能，繼承古代小說以生動曲折的情節來推進故事、塑造人物的傳統，整部小說靠生動驚險的故事情節取勝，一個故事套一個故事，或驚心動魄，或優美動人，波瀾起伏，妙趣橫生。在急管繁弦中插入輕柔舒曼的描寫，有張有弛，增加了讀者審美快感。?
　　 2. 融歷史、人情、俠義、公案小說于一爐。他對古代小說十分熟悉，他將幾種類型的古代小說融于清帝系列中。作為歷史小說，它繼承了傳統歷史演義小說的寫法，以時間為經，以歷史事件為緯，以“興廢爭戰之事”為小說的主要內容，所以，在“清帝系列”中，作者按照時間的順序，展開描寫，焦點集中在宮廷政治軍事斗爭和關乎國家興亡的重大事件上。如《康熙大帝》第一部以除鰲拜為中心；第二部以平定三藩為中心；第三部以治河和收復臺灣，鞏固邊境為中心；第四部以選定繼承人為中心。圍繞著重大歷史事件，作者展開了廣闊的社會生活的描寫，宮廷生活、市井景觀盡收筆底，繪制了清代宮廷和市井生活的宏偉畫卷。同時，蘇麻喇姑與伍次友的戀情；胡宮山與李云娘、翠姑，李云娘與伍次友之間復雜的感情關系；雍正與喬引娣母女間的戀情和亂倫關系；乾隆與棠兒、王汀芷的風流韻事；劉墨林與蘇舜欽、周培公與阿鎖的愛情悲劇等等，具有人情小說的特色。?
　　《康熙大帝》中，山沽店、池心島的戰斗；胡宮山、李云娘的武功；皇甫保柱的行刺；《雍正皇帝》中雍正在花渡口黑店遇險、弘時派人在黃河上追殺弘歷；《乾隆皇帝》里劉統勛、劉墉父子與黃天霸等人剿捕“一枝花”等人，其情節之驚險、武功之高妙與武俠小說相比，毫不遜色。《康熙大帝》里楊起隆與宮中太監勾結，制造牛街清真寺事件；在鎮江謀殺康熙；《雍正皇帝》里八爺派紫姑、喬姐等人埋伏在允祥身邊，劉墨林在年羹堯軍中遇險；《乾隆皇帝》里道臺賀露瀅在清查德州知府劉康案件中被謀殺等等，其曲折、驚險以及懸念設置、破案偵察等手段都是公案小說的寫法。
　　他把歷史、人情、俠義、公案融于一爐，使小說情節跌宕起伏，引人入勝，具有很強的可讀性，表現了中國通俗小說的民族特色，具有中國老百姓喜聞樂見的民族形式，這是二月河小說深受歡迎的重要原因。?
　　3. 小說語言既具有古代小說的韻味又適合現代人的閱讀欣賞習慣。他向中國古代白話小說特別是《紅樓夢》學習，他作品的語言具有“擬古”的特色，既有古代語言的韻味，又通俗易懂，明白曉暢。作者將大量詩詞、歌賦、聯文、笑話乃至民諺、民謠引入小說，成為故事情節的有機部分，使小說語言雅化，具有古代語言的韻味，但又可讀懂。如鄔思道在揚州酒樓與車銘的一番唇槍舌劍，寫得趣味盎然。?
　　總之，二月河用通俗小說的形式來表現百科全書式的清代百年輝煌的歷史，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周同賓，1941年生，社旗縣人。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河南省作家協會理事，中國散文學會會員，
　　南陽市作家協會副主席。現供職于南陽市宛城區文聯，任副主席。一級作家。1995年被命名為河南省優秀專家。其作品集《皇天后土——99個農民說人生》于1998年獲全國首屆魯迅文學獎優秀獎。1958年上中學時開始發表作品。1972年，到縣文化館輔導群眾業余文學創作。新時期以來，專攻散文創作，陸續在全國百余家報刊上發表散文八百余篇。?
　　他的散文大多取材于農村生活，以短小的篇幅，清新的語言，生動的畫面，深情的關注，反映了農村的滄桑變革，農民的心路歷程，充滿清純真摯的鄉情、鄉韻、鄉思、鄉愁。他的系列紀實散文《皇天后土——99個農民談人生》，在散文的題材、形式等方面都有較大突破，在讀者中有廣泛影響。他的三十余篇散文被《讀者》、《東西南北》、《散文選刊》、《散文（海外版）》、《書摘》轉載；三十余篇被收入人民文學出版社、中國青年出版社、百花文藝出版社等二十余家出版單位編選的全國性散文選集、鑒賞文庫、散文年鑒。另有多篇被譯為西班牙文、英文，介紹到海外。周同賓出版的著作有散文集：《鄉間的小路》、《葫蘆引》、《鈴鐺》、《情歌·挽歌》、《綠窗小品》、《唱給文學的戀歌》、《皇天后土——99個農民談人生》、《周同賓散文》（四卷）、《古典的原野》等。在各級文學作品評獎中多次獲獎。其中，散文集《情歌·挽歌》獲河南省委、省政府“第二屆優秀文藝成果獎”。評論界認為，他的散文內容豐厚，感情真摯，語言凝練，風格質樸，有深沉的歷史感和濃烈的泥土氣息。多年來，他甘于寂寞，勤于筆耕，終于以豐碩的成果、突出的貢獻，成為南陽作家群的骨干作家之一，河南散文的代表作家之一，在全國散文界也頗有影響。
　　一、新穎獨特的敘事方式
　　散文是一種以抒情言志為主的文體，一般而言，它的說話人就是作者自己。而散文家周同賓獲首屆魯迅文學獎的散文集《皇天后土》卻十分獨特——作者并不出面抒情言志，而是把自己放在受話人的位置上傾聽百姓話語。在書中向讀者講述自己人生況味的，是99個普通的農民。這是一部口述實錄文學，對散文而言，它是一種文體創新。?
　　作為散文，這部書的體式很獨特。每篇正文之前，都有一個短短的引言，是作者對口述者的介紹和描述。例如《土命》一篇，正文前的小引是：“趙德富，男，七十一歲。一臉皺紋，細而密，絲絲縷縷，結成網狀；又如一篇難解的文字，仿佛記錄著歷史。在他的牛棚里，他邊瞇眼看著一老一小兩頭牛吃草，邊向我訴說著身世。”然后是正文：“我屬雞，生來就土里刨食兒。小時候，我媽叫瞎子給我算卦，說是土命，命根扎在馬齒菜根底下。我媽說，莊稼人土命好，本分，不會發，也不會沒飯吃。七八歲好玩泥巴，十來歲會打坷垃，十二三歲就會犁地，鋤地，趕大車，割莊稼……”小引和正文，一為作家描述，一為百姓言說，一雅一俗，對照起來，很是有趣。口述實錄文學20世紀80年代中期就已經在我國出現，如1985年初張辛欣、桑曄推出的《北京人》。但是，一般都被認為是紀實小說。采用口述實錄方式創作散文，周同賓還是第一個嘗試者。?
　　采訪中，為了不讓農民緊張，以便說出真話，他沒有使用錄音機，而是在采訪后，靠自己的記憶進行復原。寫作的動機與方法，用作者自己的話說，是“讓農民自說自話，說出原生狀態的農民自己”，自己則“只做記錄剪輯，不做塑造粉飾”。99個農民講述自己生活的悲歡離合、酸甜苦辣，傾訴自己的苦惱與悲傷，抒發自己的理想和希望，這創意十分難得。我們每一個中華子孫，都是從土地中走出來的，但我們卻在自覺不自覺之中，一步步疏遠著土地。也正是在這一點上，周同賓表現出自己的超絕。他說：“我出身農家，饑寒困厄中長大，對農村和農民，有一種先天的情感。雖進城多年，卻此情不變。” 采訪農民，十分艱苦。“翻山越嶺，走村串戶，吃苦受累，自不待說。千方百計和農民套近乎，啟發被采訪者無遮攔地開口說話，無顧忌地袒露心跡，則更不易。有的，守口如瓶。有的，只說套話。有的，看見‘上頭’的陌生人就局促得說不成話。往往見面十幾人，只有一兩人說出了有用的話。” ( 周同賓：《皇天后土》自序。) 足見口述實錄文學的創作也要經歷沙里淘金一樣的艱辛。?
　　《皇天后土》分為三輯。在“悠悠歲月”中，農民們講述的是生存的艱難；在“茫茫大地”中，農民們抒發的是與土地無法割舍的深情；在“蕓蕓眾生”中，農民們訴說的是對命運的抗爭或屈從的閱歷。作者很注意對采訪對象的選擇，99個農民有不同的生活道路、不同的理想追求，有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口吻，個個鮮活，呼之欲出。其中，有守寡熬兒的寡婦（《苦菜》中屈巧兒），有“幾十年不知道肉香”的老農（《肉味》中的洪保太），有窮得娶不上媳婦的青年（《西風》中的張成群），他們共同講述著“活著”的艱辛；有養鱉、種花致富的專業戶（《圓魚》中的吳柱子和《花事》中的惲保存），有一心為公的老模范（《黨員》中的張玉蘭），也有往雞嗉子里填石子的販子（《時運》中的靳春陽），他們在人生的道路上實踐著不同的價值觀；有一輩子愛土地如愛自己性命的傳統農民（《土命》中的趙德富和《黑土》中的邵金聚），也有離開土地換一種活法的新型農民（《家業》中的楊廣茂和《老鴰》中的那個不知名的女人），他們都很有信心地走在自己選擇的道路上，苦也罷，累也罷，心中坦然。?
　　特別可貴的是，作者實錄下來的，“必是真心話，正確與否，準確與否，倒在其次”，因此，書中不僅有代表著時代精神的話語，也有跟時代精神格格不入的聲音。如《黃蛇》中的那個閻四，還恪守著越窮越光榮的思想，不思進取，卻詛咒已經致富了的鄰居。還有《世道》中的那個耿世臣，懷念當年做貧農、斗地主、當干部的日子，對耿四保的發家致富滿腹嫉恨。作者對此只作記錄，并無褒貶，是是非非，任由讀者自己判斷。還有一些篇子，在愚昧保守的背后，又透出正直和善良，如《雷殛》中的熊士重和《說鬼》中的姚小六，都很迷信，堅信有鬼神存在，講的都是身邊發生的鬼鬼怪怪的事，但其中不乏懲惡揚善、扶正祛邪的愿望，讀后倒不令人生厭。正如作者所言：“舊的與新的，傳統的與現代的，在他們身上，既矛盾，又統一。他們是這個時期的標本和證明。”周同賓的愿望是“把形形色色的農民，一個一個寫下來，為當代做個記錄，為后世留下檔案”。縱觀整個文化史，文字中保留下來的百姓話語或曰“弱者之聲”實在太少，以致于人們對“傾聽與辨析歷史人物真實的聲音是否可能”也產生了懷疑。為后人留下一些我們這個時代的真實的聲音，他的這項工作實在是很有意義的。?
　　口述實錄是一種新穎獨特的敘事方式。最耐人尋味的是作者拱手讓出了講述的權利，卻又在盡力捍衛著自己的作者地位。在一般的文學敘事中，講述人要么是作者本人，講述自己的所見所聞所思所感，要么是作者利用虛構手法所假托的某一人物，這個人物既可以是有身份的、參與事件的，也可以是無身份的（隱身的）、不參與事件的。后一種情況，其實講述人歸根結底還是作者，因為不管是內容還是話語，都是作者的。口述實錄就大不一樣了，講述人是作者所面對的被采訪者，作者實際上處于受話人的地位，也就是說，他是講述人的第一聽眾。按說，作者這時已經不能成為作者了，因為不論是內容還是話語，都不屬于作者，作者似乎僅僅是記錄者或編輯者。然而，在《皇天后土》中，作者依然是作者，因為他仍然占據著核心地位。
　　作者不再用自己的話語講述，不再對人物和事件作判斷、發議論，不再顯示自己的傾向性，即使這樣，作者的隱退也只是表面的。首先，總體構思的把握者仍然是作者。話題的確立，談話的發動和制動、話語的走向等等，控制人還是作者。99種不同話語的集成者，也是作者。相對于作為素材的人物、事件和作為外在形式的語言來說，構思無疑屬于更高層次，它始終制約、駕馭著上述因素。其次，作者放棄講述權并不意味著放棄了選擇權和刪節權，作者并沒有把采訪對象所說的話都原封不動地搬進作品中，他只選擇他需要的那些話，而把他認為不必要和不精彩的部分舍棄。經過刪節后又重新組合起來的話語，毫無疑問地會向作者的價值觀念和審美趣味靠攏。另外，作者對講述人語言的局部性的潤色，恐怕也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們決不能因為作者在表面上退出講述就無視作者的作用。?
　　他筆下的主角，全是普通農民。真正是在“講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小人物”畢竟人微言輕，因此形成的失重感必須由作家來彌補。因而，他采用了中外口述實錄文學作者都不約而同地采用的一種獨特的結構形式：集束式。斯特茲·特克爾的口述實錄文學《美國尋夢》由100篇組成，張辛欣、桑曄的《北京人》也是100篇，他的《皇天后土》99篇。之所以只集入99篇，是因為他不想“寫足寫盡”，想“留點余地，留點想頭”。?
　　如果一篇一篇地單獨抽取出來，《皇天后土》中的多數都會顯得過于單薄，“但一旦將它們納入整體，組織起來，每個單篇就會超越原有的局限，從其整體獲得生命，成為一個有機的具有自身功能的完整結構” ( 袁基亮：《關于“口述實錄文學”的思考》，《當代文壇》1998年第12期。) 。顯然，口述實錄敘事的功能要靠各篇之間的互補來實現。“整體大于部分相加之和”，這句名言用來概括《皇天后土》的結構特點很合適。?
　　明代著名哲學家李贄曾說過這樣一段話：“市井小夫，身履是事，口便說是事，做生意者但說生意，力田作者但說力田。鑿鑿有味，真有德之言，令人聽之忘厭倦矣。” ( 《焚書·管耿司寇》。) 這話雖說在幾百年前，倒像是褒揚《皇天后土》的專論。
　　二、全方位透視農民
　　描寫農民的作家不少，但這樣全方位、大容量以散文為載體，描寫一個地域的農民并以獨特的視角來審視農民、喚醒農民、表現他們的愛與恨、展現他們的真實生活的作家和作品，卻不多。讓農民自己走上前臺，宣講他們的追求和渴望。周同賓先生創作的散文，為此進行了新的嘗試。事實已經證明，這個創新是成功的，對于讀者來說，開闊了新的眼界，對于文學創作來說，打破千百年來的那種散文的“啟承轉合”的舊模式，走出了—條散文創作的新路子。第一，當前農民希望我們的作家去寫他們，表現他們。第二，農村、農民這個話題如果同時代的變革結合起來，他們就可能成為中國社會發展變化的主力軍，因此，如果以文學的超前性去創作出中國新一代農民，文學就可能真正走出困境。而文學本身也可能走在時代的前列。這種關注農民的文學，關注農村的文學，一定最具生命力。作家要有生活的基地，才能寫出真情實感的好作品。周同賓先生是農民的兒子。他的基地在南陽，在中華民族文化之源的中原大地。他熱愛那片滾燙的熱土，在他的《浮生蹤跡》、《文心春秋》里，這顆滾燙的心仍然是向往著那份真愛。—句話，包括他很多的文論、書信、日記都離不開南陽，離不開南陽的父老鄉親。?
　　他的農民作品，并沒有停留在農民本身上面，而是從中看到了中國農村在改革開放中農民的精神和創造。盡管有不少篇幅是家長里短，但農民在社會發展的轉型時期潛在的力量已經顯現出來，那就是勞動致富，要學科學，學文化。在他的筆下，都是農民，而且是農村最底層的農民，他們—笑一怒，想什么，干什么，盼什么，都躍然紙上，不只是同作家對話，而且也同讀者對話。讀周同賓先生的散文，實在是一種情感的交流與享受。哪怕是一篇只有千把字的文章，故事的主人公也會把我們帶進那鮮活的生活里去。這雖然緣于作家文字語言的力量，但真正吸引我們的是那中國社會變革時期的農民追求與向往。
　　新時期文學的最成功之一，就是有很多反映農民、農村變革的作品，隨著城市經濟改革的深入，反映農民的成功之作便越來越稀少了，而農民、農村、農業問題卻是越來越突出了。而我們很多的作家藝術家，本身卻遠離了農民。他們不愿意同農民交朋友，即使有部分作家寫了農民，也大多是以張揚農民落后的、愚昧的—面為賣點。中國農民是當今社會的弱勢群體，但他們確實也是我們社會發展的最強大的動力。誰讀不懂他們，誰就不可能真正了解中國。因此，周同賓先生將農民作為他文學創作的主題，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民以食為天，農民不種糧食，哪來的以食為天呢?君以民為天，這個“民”，在我們數千年傳統農業為主的文化里，也可能多指農民。即使改革開放進一步深化的今天，農村問題、農民問題也始終是我們社會關注的焦點。農村的發展，農民的富裕，文化的進步，是中國能否實現小康的關鍵。因此，我們的作家，我們的文學有責任、有義務去為農民鼓與呼。
　　三、簡潔凝練的語言風格
　　周同賓是一個散文語言風格獨特的作家，他認為“文采的有無，文學的強弱，文化品位的高低”決定著散文的成敗。明確地說，“欣賞散文，主要欣賞語言”；認為“時移世易，那些思想、感情可能無多大價值，但風格的語言卻永遠有欣賞價值”。這種思想指導著他的散文創作，使他的散文語言很有個性，最突出的特點就是凝練：以散句短句為主，間以駢詞對句，簡潔明快，親切，少有冗句冗字。比如：“五驢他女人，長得洋人兒一樣，穿得青菜一樣，就是不做活兒，成天這家串串，那家坐坐，東家柿子西家梨，張家嬸子李家姨，黃大大，黑大大，說不完的曠話兒。”一個到處招惹是非說人短長的鄉間長舌婦活現眼前。同時，他的散文也吸納了大量的民間言語。他很重視民間文藝，說“我喜歡民歌、愛聽地方戲和曲藝。我覺得，這些民間作品有著清新質樸的美，有很高的藝術性，是我們耍筆桿的人所創造不出來的”。這和古典有韻文學一起，影響著他的語言，滋養著其文字的節奏和韻律。比如，《皇天后土》中每一篇散文都是由小序和正文構成的。小序是由周同賓用簡潔的語言介紹被采訪農民的基本情況及采訪場景，語言典雅、規范，充滿書卷氣，仿佛宋詞元曲，蘊藉含蓄，耐人尋味。同時，小序還起到一種道具作用，讀罷小序，讀者仿佛身臨其境，會覺得真實可信，親切可感，很快進入閱讀狀態。而下文則完全采用農民語言，粗俗、潑辣、直白，是從滾燙的生活中捧出來的火辣辣的農民語言。現代作家徐玉諾曾說中原地區屬南陽農民語言最為豐富。他的散文可以說是南陽農民語言大觀。從《稀奇》、《鐵箱》等文中可以看到南陽農民語言的豐富和獨特。“狗見不咬，驢見不踢，雞見不叫，鳥見不飛，誰見誰耐煩”。這是南陽農民稱贊女性的美貌，轉化成文人話語可能是《詩經》中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或者是沉魚落雁、閉花羞月、傾國傾城這一類古典小說中的常用詞；或者是《紅樓夢》中描寫的爭芳斗艷各不相同的美，像林黛玉那種“嫻靜時如姣花照水，行動處似弱柳扶風”的美。這是只有文人才懂的話語，老農民不懂，也不需要懂。農民有自己獨特的語言和表達方式。他的散文，富有農民特色的語言俯拾皆是。此外，在純粹的農民話語中還穿插了許多民間歌謠、諺語，具有濃郁的歷史感和文化味，增加了作品的吸引力，他曾經專門收集民歌民謠，并且動情地說，這些都是民間的詩。從語言特色上看，他的散文表現出雅俗兼容的藝術品格。他還善于用語言創造意境，表現色彩、明暗和場面。比如：“山頭的樹林，濃綠中帶幾分茄花紫；山間的宿霧，潔白中帶幾分玫瑰紅；山坡上那一片片野菊，白生生的，黃澄澄的，由于露水浸潤，更顯得嫵媚、明麗。”仿佛中國的山水畫，色彩鮮明，濃淡相宜，達到了很高的藝術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