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文化、漢人南遷和客家文化

河洛地區是指黃河和洛水相交匯的這一廣大地區。關于它的具體范圍，朱紹侯先生曾指出：“即指以洛陽為中心，西至潼關、華陰，東至滎陽、鄭州，南至汝穎，北跨黃河而至晉南、濟源一帶地區。”(1)顯然這個范圍要大于我們通常所說的洛陽平原或洛陽盆地，但洛陽平原無疑是河洛地區的核心部位。在同一篇文章中，朱先生又指出：作為河洛文化圈，實際要超過河洛區域范圍，即應該涵蓋目前河南省全部地區。

河洛地區，即古河南地，又稱河洛地。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曰：“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關于古河南地。陳昌遠先生曾這樣表述：“它指黃河由河曲、渭河而東，中經砥柱之險，過孟津、洛河，流出大伾，開始散為滎播，這一大段大河之南地。”(2)

“河南”正式作為行政區劃，時間卻要晚的多，它應該是始于漢代“河南郡”。戰國秦莊襄王元年（公元前249年），秦于河洛及周邊地區一帶設置三川郡（以境內有黃河、洛河、伊河，故名），郡制雒陽（今洛陽市東北，即漢魏洛陽故城）；前205年，漢高祖劉邦曾初都雒陽，后因婁敬、張良諫言遷都長安，改三川郡為河南郡，治雒陽、轄雒陽、河南（漢置縣，治王城）、偃師、緱氏、平（偃師西北）、平陰（孟津西北）、新成（伊川西南）、糓城（新安東）、鞏、新鄭、中牟、開封等二十二縣。光武帝時改河南郡為河南尹。隋置有河南道、河南郡；唐置有河南道、河南府；宋置有河南府；元置有河南江北行省、河南路、河南府；明置有河南布政使司、河南府；清置有河南省、河南府。以上這些稱“河南”的行政區劃，級別不一、其轄境范圍并不一致和重疊。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一詞的最初含義，也原指洛陽一帶。

“中國”一詞，最早見于1965年陜西寶雞縣所出土的青銅器“何尊”銘文中，其文曰：“唯王初遷宅于成周，復稟王禮福自天，在四月丙戌，王誥宗小子于京室，曰：昔在爾考公氏克逨文王，肆文王受慈因（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則廷告于天，曰：余其宅慈中國，自之又民。”何尊為西周初年第一件有紀年銘的青銅器，系名“何”者作于周成王五年。可以看出，這里的“中國”，即指周王朝疆域的中心地區，即成周，也即今洛陽一帶。（3）《史記·劉敬傳》說：“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傅相望焉，廼營成周雒邑，以此為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因雒邑成周居天下之中，故稱“中土”或“土中”，這也應該是后來河南省地區稱“中州”或“中原”的由來。（4）

以洛陽為中心的河洛地區，不但最早跨入文明時代，而且在以后的數千年里，長期是我國政治、經濟、文化、交通的中心。

人所周知，迄今，在全國范圍包括臺灣在內的許多地方都發現了原始社會新石器時代的文化，如長江下游江浙一帶的河姆渡文化、良諸文化，東北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小河沿文化等。這就是所謂的文化“多元論”或說“滿天星斗說”。但在廣袤的中華大地上，人類社會實現“突變”，率先進入文明時代，出現“國家”，卻是以洛陽為中心的河洛地區，這一點乃是考古界、歷史界絕大多數研究者的共識。

《史記·封禪書》說：“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逸周書·度邑篇》說：“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國語·周語上》又說：“昔伊洛竭而夏亡”，足見河洛地區和夏王朝關系極為密切，正是夏王朝活動的中心地區。1959年，考古工作者在偃師二里頭村南發現、以后又長期進行考古發掘的二里頭遺址，不少學者認定，這里就是“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桀又居之”的斟鄩所在地，是夏王朝的都城。（5）這應該是我國“七大古都”（洛陽、西安、南京、開封、杭州、安陽）中最早誕生的都城，也是最早的洛陽城。由夏以降，商、西周、東周、東漢、三國、魏、西晉、北魏、隋、唐、五代后梁、后唐、后晉均曾建都洛陽，古城洛陽為“九朝古都”（九表示多數）或“十三朝古都”。

在中國七大古都中，以洛陽建都最早、建都時間最長、建都朝代最多、居住帝王最多；二里頭夏都斟鄩被稱為“華夏第一都”；沿洛河由東向西一線，在50公里以內，保存下來五座古代都城遺址（由東向西依次為：商都西亳、夏都斟鄩、漢魏故城、隋唐東都城、東周王城），這在世界范圍內也是僅見的；北魏洛陽城范圍約100平方公里，是世界最大的古代都城；東漢永和五年（140年），河南尹（治洛陽）“有戶二十萬八千四百八十六，有口一百零一萬零八百二十七”（東漢初年，全國人口兩千多萬，后增至五千多萬），北魏洛陽有“十萬九千戶”，約六十萬人口。凡此，在七大古都、99座歷史文化名城中，洛陽應是當之無愧的“古都之首”、“名城之冠”。有一種說法，要了解中國的20年可以到深圳；要了解中國的200年可以到上海；要了解中國的500年，可以到北京；要了解中國的1000年可以到開封；要了解中國的3000年可以到西安；而要了解中國的5000年，只有到洛陽。這是完全正確的。這和司馬光的名句“欲問古今興廢事，請君只看洛陽城”十分吻合。

還應提及的是，作為國都、京師、京畿之地，古代洛陽的范圍要比今日洛陽市大的多。盡管在不同時期洛陽的范圍大小不完全一樣，但一般說來，可以涵蓋整個洛陽地區，即如前面已經說到的東至滎陽、鄭州；西至華陰、潼關；南至臨汝；北至濟源、晉南。

前又提及，古代所稱“中國”，本指洛陽一帶；“河南”也原指以洛陽為核心的河洛地區及周邊一帶地方。嵩岳是駐洛帝王朝拜之地，武則天“登嵩封禪”，故改“嵩陽縣”為“登封縣”，并用“萬歲登封”年號；少林寺則是魏孝文帝為天竺僧跋陀所建。“洛、偃、鞏、孟、登”古均屬洛陽。鞏義市即鞏縣，因其南依嵩岳，北臨黃河，東有虎牢關，西有黑石關，故曰“鞏”，本為洛水入河之地。

二

誕生、成長、發展、繁榮于河洛大地的河洛文化，不同于任何一種地域文化，如山東的齊魯文化、河北的燕趙文化、山西的晉文化、、陜西的秦文化、四川的巴蜀文化、兩湖的荊楚文化、江浙的吳越文化等等，它是中央文化、國家文化、國都文化、統治文化，長期占據著主導和統率地位，為中國古文化的源頭和核心，它構成中國傳統文化最重要的組成部分。為了更直觀、更準確地表述河洛文化這種獨特的、無可替代的歷史地位，筆者考慮：如將河洛文化改稱“京洛文化”，似乎更恰切（京洛即洛陽。班固《東都賦》云：“子徒習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也”《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云：玄奘“法師少離京洛……”）。

裴李崗文化是新石器時代早期偏晚的一種文化，以首先發現于河洛文化圈內的新鄭市裴李崗而得名。早在1959年，就在洛陽市偃師馬澗溝發現了屬于裴李崗文化遺存的石磨盤一套；以后，裴李崗文化遺址陸續在洛陽范圍內的偃師、鞏縣、登封發現，前些年，又在孟津小浪底峽谷與三門峽峽谷分界處的黃河南岸發現，說明古洛陽地區是裴李崗文化的重要分布區域之一。接下來的仰韶文化，以首先發現于河洛區域內的澠池縣仰韶村而得名，河洛地區是它的中心區域之一；首先發現于山東省境內的龍山文化，隨著考古發掘的進展和學術研究的深入，根據不同地區的文化面貌，又分別稱為山東龍山文化、廟底溝二期文化、河南龍山文化、陜西龍山文化等。而洛陽地區正是廟底溝二期文化、河南龍山文化的中心地區。（6）由裴李崗文化而仰韶文化、而龍山文化、而夏文化，一脈相承，大約延續了一萬年之久。《易經•系辭上》說：“河出圖，洛出書，圣人則之”“河圖”、“洛書”被譽為“中華先民心靈思維的最高成就”，可視為中華古文明的第一個高峰和里程碑。西周初年，周公在雒邑“制禮作樂”，實開儒學之初基；且因周公封于魯、周公后人治理魯，故魯國成為周公思想、儒家思想根基深厚之國。后魯國誕生孔子，孔子向往周，故有“孔子入周問禮樂”之事，洛陽實儒學淵源之地；東周王朝“柱下史”老子撰《道德經》，成為道家學說重要經典，老子也被尊為道家學說的創始人；佛學首傳于洛陽，東漢雒陽西雍門外的白馬寺，初創于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是佛教入華后官府營建的第一座寺廟，被譽為“祖庭”、“釋源”，是中國佛教早期活動和傳播的中心；玄學誕生、興盛在洛陽，洛陽伊川二程則為宋明理學的奠基人。儒家學說、道家學說、佛學、玄學、理學這五大學說學派，對形成和決定中華民族、中國人民的思想、意識和“品格”，對中國人民的社會生活、文化生活產生了關鍵性的影響，從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它決定了中國歷史的走向。此外，洛陽歷史上還產生了許多其它重大的科學文化成就（如史學、文學、繪畫、書法、雕塑、音樂、科學技術、醫藥等），生活過燦若群星的文化名人。以上這些，無異都是河洛文化的主要內容。

讓我們“放眼世界”。世界史上有著名的四大文明古國。它們是中國、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倫。黃河、尼羅河、恒河、兩河流域，是世界上著名的文明發祥地。在距今五、六千年前后，也即世界范圍內人類歷史由“野蠻”跨入“文明”的時期，這四大文明古國，就是當時世界范圍內的幾大文明中心，因此洛陽也就是世界文明的中心和發祥地之一，或直接稱為“東方古代文明的中心和發祥地”，這也是符合世界歷史史實的。而且直到十五世紀，中國文化一直居于世界前列。

特別應該指出的是：迄今為止，世界上所有的文明古國如埃及、印度、巴比倫，甚至希臘、羅馬，原來的民族、原來的文化，通通被征服了、滅絕了、消失了，只有中國文明、中華文化，從古到今，一脈相承，連綿不斷，流傳至今。這是世界文明文化史上獨一無二的現象。

在考察這一段歷史文化現象時，我們注意到自古以來以洛陽為“天下之中”這一觀念。在中國人的心目中，洛陽自古是“天下之中”，是“中心”。古代所稱“中國”即指洛陽一帶也好；“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也好；“廼營成周洛陽，以此為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均矣”也好；“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土中謂洛邑，為天下中心”也好；“洛陽處天下之中，挾崤澠之嚴阻，當秦隴之襟喉，而魏趙之走集”等等，都表達了這個意思。豫州即“中州”，嵩岳為“中岳”。這種“以洛陽為中心”的觀念，對中華民族的團結、對中國的統一、對中華文化強大的凝聚力和生命力實在是產生了不可估量的影響。

在《洛陽旅游發展戰略規劃》一書中，把《中華文明圣地》作為洛陽的“一級理念形象”；在《洛陽旅游發展戰略研究》一書中，提出洛陽是中華民族的圣地、圣城，都以不同提法概括了洛陽和河洛文化的歷史地位，和我們常說的“根在洛陽”是完全一致的。

三

“君從哪里來？來自黃河邊。”客家人“根在河洛”，河洛文化系客家文化之源，這幾乎是研究者的共同看法。不僅如此，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源頭和核心，中國傳統文化最重要的組成部分，河洛文化對其它地域文化（包括閩南文化、臺灣文化等）的影響也是十分巨大的。

曹魏元帝咸熙二年（265年），司馬炎重演“曹伾代漢”故事，廢魏自立，建立西晉，是為晉武帝。下傳惠帝、懷帝、愍帝、凡四帝，52年，建都洛陽。

早在西晉武帝時，欲接受曹魏一代“本根無所庇蔭，遂乃三葉而亡”（7）的教訓，出于監督異姓功臣及吳、蜀地方勢力的需要，曾大封宗室27人為王。并允許封國置軍（大國5000人，次國3000人，小國1500人）。武帝駕崩后，太子司馬衷繼位，是為晉惠帝。惠帝無能，皇后賈南風擅權。從此為爭奪西晉皇室最高權利，以都城洛陽為中心，主要在河洛及中原大地，汝南王司馬亮、楚王司馬瑋、趙王司馬倫、齊王司馬冏、成都王司馬穎、河間王司馬颙、長沙王司馬乂、東海王司馬越，展開了長達16年的大混戰。這場導致“昭陽興廢，有甚奕棋，乘與幽縶，更同羑里，胡羯陵侮，宗廟丘墟”（8）的“八王之亂”，使數十萬人喪生，給社會經濟、文化帶來了巨大破壞。如永寧元年（301年），司馬冏、司馬穎、司馬倫等混戰，死者近十萬人；永興元年（304年）司馬颙部將張方攻入洛陽，燒殺搶掠，死者以萬計。混戰過程中，洛陽13歲以上男子全部被迫服役，米價貴到一石萬錢，許多人饑餓而死。接下來是“永嘉之亂”。永嘉二年（308年），王彌擊敗晉軍于伊水之北，兵逼洛陽城下，西晉朝廷急令關閉洛陽城門。永嘉五年（311年），王彌等攻下洛陽，縱兵燒殺搶掠，洛陽為之城空。316年，劉曜攻下長安，俘晉愍帝，次年愍帝被殺，西晉亡祚。

八王之亂、永嘉之亂給洛陽、河洛和中原大地造成極大災難，廣大漢人難以生存下去，紛紛南遷。形成我國歷史上第一次中原漢人大規模南遷浪潮，這便是今日客家人的第一批先民。關于此次南遷人數，《中國史綱要》說：到達長江流域的至少有70萬人，另有20萬沒有到達長江，聚居在今山東境內。《晉永嘉亂后之民族遷徙》一文稱，從永嘉之亂到拓跋燾攻宋，北方人口南遷將近百萬。（9）為了安置這大批的南遷漢人，東晉時在長江一帶設置了不少僑州、僑郡和僑縣，如南徐州、南豫州等。僑人不入當地戶籍，官吏均為北方士族。其后，唐代安史之亂、唐末及五代、宋室南遷、南宋滅亡之時，黃河流域均有大批漢人南遷，其中絕大多數是河洛人、中原人（10）

南遷的大批漢人中，有一些和當地土著居民通婚、融合了；還有大量人數沒有和當地人通婚、融合，仍保持著漢族原有的血統、文化和風俗習慣。這就是今日客家人的先祖。

繁榮發達的漢魏晉、隋唐宋文化，富庶美麗的河洛及中原大地，繁華熱鬧的京都洛陽，都會在南遷漢人、客家人的思想上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成為他們世代相傳、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精神力量。“白頭宮女在，閑話說玄宗”。洛陽城，河洛大地，許許多多的人和事，是他們永遠道不完、表不盡的談資，那情景遠遠超過山西洪洞的大槐樹。正是這些南遷漢人、客家祖先帶來的先進文化和先進生產技術，極大地促進了長江流域等地區的社會經濟發展和文化進步。這里，源遠流長、博大精深、輝煌燦爛的河洛文化，不但是南遷漢人、客家祖先、客家人最重要的精神財富，而且也通過他們得到了最廣泛、最深入的傳播，極大的擴大河洛文化的影響。

具有關資料說，目前生活在我國南方各省及海外各地的客家人有將近一億之眾，幾乎趕上英、法兩國人口總和，這真是一個驕人的數字！以致形成了只要有人類的地方就有華人，只要有華人的地方就有客家人的壯觀局面。而且其中不乏企業大腕、政壇揆要、文化泰斗！“煌煌祖宗業，永懷河洛間”。客家人公認“根在河洛”，遷臺的客家人自稱“河洛人”、“河洛郎”，閩南話也叫“河洛話”，客家人的姓名、堂號、民風民俗、節日慶典都緣于中原和河洛，他們對中原、河洛、洛陽有極為深厚的感情，先祖故鄉的發展、振興和騰飛，他們感到由衷的高興！

作者 徐金星 洛陽漢魏故城文物保護管理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