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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高考作文，一代人有一代人關于高考作文的不同記憶和情感。從1951年的“一年來我在課外努力地工作”，穿過10年“文革”的停滯期，直到今天的分省命題，高考作文已走過了45年。 從來沒有一種考題，能像高考作文那樣，年復一年引起公眾的關注。中學語文教師費盡腦汁追尋它命題的方向，而社會觀察者則尋找其背后的社會含義。有人從中看出了彼時自己的酸甜苦辣，有人看出了整個社會的文化取向和價值判斷，也有人說作文就是作文，一道考題而已。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高考作文，一代人有一代人關于高考作文的不同記憶和情感。從1951年的“一年來我在課外努力地工作”，穿過10年“文革”的停滯期，直到今天的分省命題，高考作文已走過了45年。 從泛政治化到多元表達 華東師大歷史系副教授劉擎1977年參加高考時，作文題目是《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青海卷)。那是不平凡的一年，撥亂反正，整個時代都處于一種向上、凱旋式的氛圍里，似乎人人都對國家、未來的發展充滿希望，14歲的劉擎要代表失去上大學機會的父輩兄長考大學，他想：不能再等了。那是個青春朝氣的年代，那個題目特別契合他，他在考場上一氣呵成，語文最后得了86分。 那一年，廣州美術學院教授李公明也參加了高考。他所在的公社就有4000多名考生涌進考場，而整個廣東共有80多萬考生，可謂是千軍萬馬趕考場。當時各科均為開卷考試，座位前后的考生都有用旅行袋裝書進考場的。他拿到的作文題目是《大治之年氣象新》(廣東卷)，在作文中他寫了恢復高考后，怎么去同學家里借書，怎么復習迎考，一個時代的新氣象在紙上鋪開。 在李公明的印象里，那是一個非常政治化的年代，人們用政治、社會學的角度，看待學生的語文表達，檢測他們的能力。這實際上秉承了自1951年以來的高考作文思路。在中國高考的第一個15年(1951-1965)里，作文題目烙上了鮮明的時代特征，如1958年的《大躍進中激動人心的一幕》，1963年的《給越南人民的一封信》，1965年的《讀書與革命》。 1966-1976年，中國沒有高考。“文革”結束以后的30年，上海復旦附中語文特級教師黃玉峰總結認為，“高考作文幾經變化，從泛政治化到道德說教，到個性表達型，再到多元時代。” 1977年至1980年代初，高考作文泛政治化的傾向比較明顯，和當時的形勢結合得比較緊密。比如《抓綱治國兩三事》、《知識越多越反動嗎》、《我在這戰斗的一年里》等等題目，都打上了深深的政治烙印。 1985年的材料作文“致光明日報編輯部的信”(關于環境污染問題)，開始從政治引向社會問題。1995年作文素材——詩歌寓言《鳥的對話》，說明一個道德和思想方法的問題。1996年關于給六指做整形手術的兩幅漫畫比較，也要求考生對不負責任的社會現象進行批駁。 1998年以后，個人化、貼近自我的東西多了，題型也變了。那一年的題目是《堅韌——我追求的品格戰勝脆弱》。其后的年代，《假如記憶可以移植》、《心靈的選擇》等個人化、新鮮的題目先后出現。 詩歌回歸高考的背后 有論者認為，很長時間里，高考作文的價值觀、道德觀被放在突出的位置，立意壓倒一切，而語言表達的地位一再下降。詩歌在高考作文中的命運頗能說明問題。 在中國的高考作文里，詩歌一直是個異類。雖然從“文革”后期到1980年代，“整個社會都有著詩歌的味道”，雖然中國自古以來就有重視詩教的傳統，詩歌卻無法避免被放逐的命運。有人為此而嘆：高考作文45年，多少年在如詩如畫的年齡，卻不能直接表達詩情，以至于“青春在高考作文中缺席”。在一個流行標準化的年代里，詩歌何為？ “詩歌終于正式解禁了”的消息，見于媒體對2006年的全國高考大綱的解讀，其中關于高考作文不再限制文體的內容經網絡傳播迅速引起廣泛關注。而早在2005年，高考大綱中關于作文要求的表述就從“能寫記敘文、議論文、說明文及常用應用文”調整為“能寫記敘文、議論文、說明文及其他常見體裁的文章”。而近兩年各地的高考試題，更是不再為作文文體設限。 詩歌這種個性化高考作文的命運軌跡，見證了高考作文文體上的變革，伴隨著的是1977以來高考作文命題形式的變遷：從命題作文到材料作文，再到話題作文。 1977年，全國高考作文以《學雷鋒的故事》為題，開命題作文先河。命題作文確立了嚴格的寫作范圍，包括體裁、題材，乃至不同體裁所包含的特有寫作要求，但易猜題、押題，且在思維方式上對考生的限制很大，有1982年的《先天下之憂而憂 后天下之樂而樂》、1988年的《習慣》及1994年的《嘗試》。 1980年，材料作文開始出現，當年的題目是：“讀后感：《畫蛋》”(達·芬奇的故事)。材料可以是一則寓言，一個典故、一句成語、一種說法等，作文的主題須從中提煉、挖掘，要求考生透過字面意義去感知其本質內涵。該題型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猜題、押題，但由于框框太多，審題難度過大，日漸流于“新八股文”。 1999年，話題作文開始登堂入室。話題往往是考生寫作的一個源頭，它給學生提供了一個既開放而又有約束力的題目。例如1999年“假如記憶可以移植”、2000年“答案是豐富多彩的”、2001年“誠信”。 學者分析，高考作文在命題方式和文體上的變化，與經濟的發展、文化的多元、思潮的開放分不開。而詩歌的回歸，似乎讓人們看到語言表達在高考作文中地位回復的希望。 離文字之美、思想之根有多遠 自2004年，高考語文試題除全國統一命制以外，上海、北京、天津、廣東和重慶等11個省市(區)單獨命制，各地高考作文命題如雜花生樹。當高考作文的內容從泛政治化過渡到多元表達，當作文命題上的多元化也已形成時，高考作文離文字之美、思想之根有多遠，回到作文本來的面目還有多遠呢？ 教育學家對該階段的解讀是，對生活的思考和體驗成了高考作文的一個方向。2005年，重慶的《自嘲》，天津的《留給明天》，江西的《臉》等，各自體現了人們對生活的自省和體味。在當今中國社會日趨激烈的競爭中，人們在尋找機遇的同時，也在尋找價值定位。高考作文的命題，其實暗合了這種尋找。另一方面，高考作文也正在和當下的主流文化生活日益接近，更接近年輕人今天的生活氛圍。比如上海的材料作文請考生談談武俠小說、言情小說、校園民謠、卡通音像制品等對自己的成長所形成的影響。這些題材在命題的過程中，其實包含了社會對主流文化的思考。 在黃玉峰的印象里，在作文命題多元化的同時，也進入了這樣一個誤區，就是爭奇斗艷，各個省市(區)要顯示自己題目出得深奧，怪、難、偏現象頻出，而不是站在學生需要的角度去考慮怎么出題，怎么寫。這種現象在2006年更為明顯。 比如：2006年天津市高考作文題：“愿景”，新華字典里有一個新詞，叫“愿景”，請以“愿景”為題，寫一篇800字的議論文。黃玉峰說，“愿景”是臺灣經常用的詞，在大陸還很生疏，他問了很多上海的學生，他們大多數都不知道這個詞的含義。浙江省的“生有所息，生無所息”的題目，題干特別長，要完全讀懂，理解題目，都要花幾番躊躇，這就難為了廣大學生。 黃玉峰認為，命題的形式多元化了，并不等于適合了學生實際，更不等于能鼓勵考生充分地發表自己的觀點，展示自己的才華。作文題的設置，必須從逼著學生不得不“迎合”的怪圈中解放出來。 對于高考作文是否應該回到文字之美、思想之根，黃玉峰認為很有道理，作文很大的一個目的，就是充當指揮棒，引導學生提高語言和思辨能力。而多年來泛政治化，道德說教之類的影響，造成了高考作文的偏差。解決辦法，就要使作文題目出得好。作文題目的好壞，有幾個條件，一個是能夠激發學生的寫作欲望，點燃其激情；二是使得所有學生都有話可說，不要難為學生；三是有區分度，容易區分高水平作文與平庸作文；四是導向要好，促使學生關注一些社會問題有利于今后的語文教學，有利于促進學生的精神成長。 復旦大學中文系研究生丁麗潔更喜歡那種看似空泛的但是目的很明晰的題目，她認為，那種有明顯導向特別是道德導向的題目，太容易迎合了，只能使投機取巧者獲利。丁麗潔對1954年的高考作文《我的報考志愿是怎樣決定的》懷有好感。她說，這個題目沒有任何的導向性，但是要你說什么話題很明確，也能看出孩子們對待這件事情所灌注的理想、憧憬，對自我的認識處理隨之而來的矛盾等等。 風雨45年，浮沉跌宕，高考作文一再被附加了不同的時代內涵，有著不能承受之重，高考作文應該主動承載種種社會功能，還是該早日回到文字之美、思想之根上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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