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談《血祭共和——追記宋教仁》的藝術成就
——致羅永常同志
在辛亥革命迅即百年的時候，我讀到了您的長篇傳記文學《血祭共和——追記宋教仁》。對于其作品的思想意義，我已經在《何時再有宋教仁》一文中敘述，因而本文著重談您這部作品的藝術成就。這就是：無論是結構的安排，人物的刻畫，語言的運用都可堪稱精品。
一、平鋪直敘主次分明的結構
不知您發現沒有？我發現不少作者，很不重視作品的結構，認為編織一個講得通的故事（實際并不一定通）就行了。實際上，一部作品反映社會生活是否深刻，人物能不能夠活靈活現的展現在讀者面前，更加重要的是，這部作品是否能夠使讀者愉快的讀下去，在較大程度上取決于結構是否合理、巧妙。結構，也可以說是矛盾沖突的安排、情節的構成、人物的設置等。這是關系到作品所能涉及到的社會生活面的廣度和深度的問題。文學作品是要反映社會生活的，是要表現人物的思想和感情的變化的，因之它就離不開社會生活中存在的各種矛盾、各種事件、以及人和人之間的關系。從這點上講，它接觸的矛盾越多，情節越豐富，關系越復雜，它揭示生活的能力就越強，人物的性格就越鮮明、越突出。我還沒有看到哪一部作品，它的主題思想深度和人物形象上取得了很好的成就，而它的結構卻是松散的，很不考究的。相反，我見到的大多是這方面的有機統一。
我不諱言，我對小說這種類型的文學作品的評價標準，首先是看它能不夠吸引住我。如果能夠吸引住我，我就認為它可能是優秀的；如果不能夠吸引住我，我就認為它可能不是優秀的。盡管我的這一評價標準不被某些文學理論家認可，但我還是要堅持這一點。因為我認為這些文學理論家其實是連小說的概念都沒有搞懂。小說的概念，在中國原是街談巷議之說，因而它應該是通俗的。小說，它其實是在講故事，因而讀者讀起來內容應該是明了的。小說最好的表現手法是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而能夠在文學史上留下濃默重彩一筆的多是批判現實主義小說。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在中國文壇上出現了一個所謂的先鋒派文學，他們所強調的不是“寫什么”，而是“怎么寫”，盡一切可能去顛覆人們已經習慣和熟悉的閱讀經驗和欣賞觀念，盡可能破壞傳統的藝術秩序，從而使讀者和作品之間呈現出疏離化、陌生化。讀這樣的小說，我不僅味同咬蠟，也許我確是沒有先鋒派人物所說的欣賞能力，因而讀完了這樣的小說還不知道小說寫了些什么。現在，先鋒派曇花一現。表面看來，先鋒派是對傳統的反叛。而這里的傳統，其實就是講的結構。
作為一部傳記文學作品，應該怎么樣安排結構？首先，應該遵循傳記文學的記述特點，從傳主的出生講到逝世，這就需要平鋪直述。而平鋪直述，首先應該有條不紊，其次應該主次得當。
為什么要有條不紊？因為您寫的這個傳主一生的經歷太豐富、太復雜了。如果不有條不紊，就難免出現混亂。您寫的傳主是宋教仁。宋教仁的一生雖然暫暫，但一是經歷的事情多，二是接觸的人物多，三是所處的時代社會矛盾尖銳復雜。可是，我讀您的這部作品，一點兒也感覺不到混亂。
為什么要主次得當？首先，只有主次得當，才不會混亂。其次，也是更加重要的，只有主次得當，才能很好的刻畫人物。怎么樣才能主次得當？就是要集中明晰。怎樣才能集中明晰？就是要圍繞著人物，而且要圍繞著人物的主要性格來開展人物的活動。我們的前輩柳青先生講：“作品轉動的軸承是什么東西？就是人物。人物是你小說的構思的中心，也是構件的軸承。沒有人是不行的。”他還講：“作品不是故事的發展過程，不是事件的發展過程，是人物思想感情的變化過程，是作品中勝利的人物和要失敗人物他們的關系的變化過程。”高爾基也正是從這點上講，情節是人物性格發展的歷史。宋教仁一生做了很多有益于中華民族的事情，但，最突出的是：他是中華民族第一個具有比較完整的民主思想即要求在中國實行憲政的人。所以，您就圍繞著宋教仁的這個經歷以及他為什么會有這種較為完整的民主思想和因此而產生的各種矛盾集中選材，并以此安排作品的結構，這是您作品的特點。
但，平鋪直述并不等于沒有懸念。因為生活本身就是曲折多變、跌宕起伏的。同時，如果作品一味的平鋪直述，就失去了懸念。這是作文章的一大忌。在寫作界，耳熟能詳的話就是：“為人要直，作文要曲”和“文似看山喜不平”。您懂得這一點，因而在平鋪直述的同時，您利用了懸念、插述等藝術手法，因此，您的作品不僅主次分明，而且顯得曲折多變、跌宕起伏，讀起來也就饒有興趣，這就能迫使我一口氣讀完。
二、真實可信高大豐滿的人物
您是用文學的手法為宋教仁作傳，取其名曰傳記文學，由于您的傳主是歷史人物，因而也可以稱為是歷史小說。按照魯迅的分類，歷史小說分為兩類，一類是“博考文獻，言必有據”，另一類是“只取一點因由，隨意點染，鋪成一篇。”魯迅認為，前者縱使有人譏為“教授小說”，其實倒是很難組織的，后者“倒無需怎樣的手腕”。寫出了長篇歷史小說《李自成》的姚雪垠自述決不采取后者的辦法。他主張“寫歷史小說，必須掌握大量的歷史資料，不應該靠隨意空想構成題材”。因而，他從搜研史料到寫完，前后耗就了四十多年的心血，其間慘淡經營，鉤沉刊謬，悉心查閱了多少史籍，搜考了多少文獻，僅摘錄的資料卡片就有二萬張之多。正是因為有這樣的史學研究為前導，淵博的史料積累為后盾，他才能于三百多萬言的巨幅長軸里成竹在胸，游刃有余地開展各種生活的描寫，成功了這部“很難組織”之作。作為傳記文學，更應該“必須掌握大量的歷史資料，不應該靠隨意空想構成題材”。只有這樣，傳主的形象才是真實的；只有真實的，也才是可信的。這一點，您做到了。您用近二十年的時間，前往長沙、武漢、北京、南京、長春、延吉、云夢澤等地，搜集史料，同時調動了您的所有文學素養，因而展現在我們面前的宋教仁形象是真實可信、高大豐滿的。
所謂真實可信，是說您沒有杜撰。當然，文學終究是文學，歷史終究是歷史，文學與歷史是不能打等號的，就象是歷史小說畢竟是藝術創作而不是歷史研究一樣。因此，對于一個作家來說，光有深入歷史的毅力和功夫還不夠，還得具備出色的創作才能，將歷史真實與藝術真實有機統一起來才行。在這方面，黑格爾說過一段精辟的見解:“我們理當要求藝術家們對于過去時代……的精神能體驗入微，因為這種實體性的東西如果是真實的，就會對于一切時代都是容易了解的，但是如果想把古代灰燼中的純然外在現象的個別定性都很詳盡而又準確的摹仿過來，那只能算是一種稚氣的學究勾當，為著一種本身純然外在的目的。從這方面來看，我們固然應該要求大體上的正確，但是不應該剝奪藝術家徘徊于虛構與真實之間的權利。”今天我們要求作家的，也只能是這種“大體上的正確”，同時給予作家以“徘徊于虛構與真實之間的權利”。您正是充分利用了這一“權利”。因而作品中的真人真事，真人假事，假人真事及假人假事的描寫，大都能以強烈的真實感，使人讀了有恍似躬歷其境、親聞人物謦劾的感受。
所謂高大豐滿，是說您抓住了人物的本質，或者說人物的靈魂：即圍繞著宋教仁是辛亥首義的功臣，民主主義的化身、真正的愛國主義者而撰文。
辛亥革命迅即百年，但對于如何評價辛亥革命以及辛亥革命中的人物，可以說是一直沒有定論。這種沒有定論并不等于沒有絲毫結論，能夠取得共識的是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這種沒有定論其實就是說還有爭論。爭論很多，與本文有關的就是對宋教仁的評價。
圍繞著宋教仁的評價，以往基本上認為辛亥革命前，宋教仁的作用不能與孫中山、黃興相比；辛亥革命后，則是對宋教仁這個“議會迷”的嘲笑與批判。您的這部作品，描述了宋教仁在辛亥革命前為辛亥首義發揮了突出的或者類似于導師的作用；辛亥革命后，唯有宋教仁能對推翻帝制后的中國向何處去有著清醒正確的認識，宋教仁是民主主義的化身，同時，宋教仁是真正的愛國主義者，使讀者對宋教仁耳目一新。
如果我們僅僅研究孫中山，對于辛亥革命就會提出這樣的疑問：孫中山、黃興等人，長期在廣東和西南邊陲從事于武裝斗爭，可是革命的爆發卻是在武昌，并且迅速波及到大半個中國，其中起作用的難道是偶然因素？武昌起義與同盟會有什么關系？您的這部作品，告訴了我們的答案。這就是您在作品中描寫的宋教仁和陳英士、譚人鳳等曾經就革命策略進行過的探討（見第五章《喚起雄獅》中宋教仁與程家檉的談話）。是宋教仁提出的三策：以中央革命（即在北京發動革命）為上策，聯絡北方軍隊，以東三省為后援，一舉而占領北京，然后號令天下，取得革命的成功；以長江流域各省同時大舉，設立政府，然后組織力量北伐，奪取政權為中策；下策是在邊疆沿海一帶，建立秘密機關，以此為根據地，逐步進取。先是避難就易，于是有1911年3月廣州黃花崗起義。但是，起義失敗了，廣東革命力量受到了極大的打擊。事實說明，這個方案行不通了。于是，宋教仁他們決定采納中策。為此，他們在上海成立了同盟會中部總會，選舉陳其美、潘祖蠡、宋教仁、譚人鳳、楊譜生分別負責各項事宜；并決定在長江流域“遍立分會”，派員前往南京、湖南、湖北、安徽成立分會，同時在四川、陜西等地運動，以便策應。當四川保路風潮興起，他們感到時機已到，決定以湖北為中心，并在漢口設立起義機關，決定9月1日起義，但由于走漏了風聲，三個主要的領導人被捕就義。不過，即使這樣，10月10日武昌起義還是爆發了，歷史朝著宋教仁他們預定的目標前進了。辛亥革命在人們的意料之中，又在人們的意料之外到來。
您的這部作品，形象的告訴我們，孫中山等主要領導人長期在國外活動，如果沒有像宋教仁、譚人鳳、吳祿貞、陳其美等一大批志士的活動，尤其是沒有他們在長江流域的艱苦工作，辛亥革命是不可能如此快地到來，革命黨在這場運動中的領導地位，也不可能如此明確。因此，宋教仁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不應該被遺忘，宋教仁是辛亥首義的功臣。
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帝制，但新政權逐漸被政治上老練的政客吞噬，抬出黎元洪在先，讓位于袁世凱在后，他們攜帶的封建毒素，必然會窒息新生的民主政權，因而名為共和，實為專制。于是，就有了宋教仁等少數幾個將民主政權視為頭等大事的人鼎力抗爭。
早在辛亥革命前，宋教仁就預見到推翻清政權容易，但是，革命成功后的建設卻要困難得多。他以為我國政治上的變革，最終的結局雖然不清，但是，君主專制政體“必不再許其存在”，民主立憲政體“則固事所必至者”。為此，他投入了極大的精力從事于對各國政體的研究，陸續翻譯了《俄國制度要覽》、《日本憲法》、《英國制度要覽》、《澳大利（亞）匈牙利制度要覽》、《各國警察制度》、《美國制度概要》、《比利時澳國俄國財政制度》、《德國官制》、以及《普魯士官制》等，并從中了解了民主立憲政體的知識。此刻，已經到了發揮這些知識的時候了。
宋教仁的辦法就是實行責任內閣制。西方的民主立憲制度主要有兩種：一是美國式的總統制，一是法國式的責任內閣制。從本質上說，他們是一致的。但是，內閣制下的總統，權力相對較小，行政權由內閣掌握，而內閣由議會選舉產生，并對議會負責。宋教仁無論在湖北，還是在南京，一直主張實行責任內閣制，其中的關鍵是他不信任黎元洪和袁世凱，想借內閣制衡總統，讓共和名至實歸。因而，宋教仁應該是中國第一個提出對手握全國權力的人要進行監督的人。
但孫中山在他就任臨時大總統時，主張實行總統制。因此，在這一點上，他與孫中山曾有過爭論。就我們現在看來，當時全國形勢還十分混亂，為求統一、安定，總統制可能更便捷些。但是，如果考慮到孫中山上臺之際，就已經不可避免地要將總統之位讓給袁世凱，那么，總統制顯然就不如內閣制了。孫中山在辭去大總統職務后，也就贊成了宋教仁的意見，因此，《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規定采用責任內閣制。
根據《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凡總統的命令，由內閣起草，內閣成員副署。內閣成員的任命，必須由議會批準才能通過。正式國會將由在議會中占多數席位的政黨組織。內閣負實際責任。結果，總統權力被大大削弱了。相比之下，內閣總理的權力有所增加。內閣總理由眾議院推出，其他國務員則由總理組織，不經過國會通過。
對此，袁世凱曾經這樣說：“我現在不怕國民黨以暴力奪取政權，就怕他們以合法手段取得政權，把我擺在無權無勇的位置上。”宋教仁所為，恰恰正是袁世凱所怕。更有甚者，宋教仁并不諱言自己的目的。他在1913年3月《代草國民黨之大政見》中，毫不含糊地說：實行責任內閣是為了“使總統處于無責任的地位”。這句話，在民主國家算不了什么，可在對想當皇帝的袁世凱聽來，簡直就像“彼可取而代之”一般的大逆不道，“亂臣賊子”自然應該“誅之”，因而宋教仁被袁世凱謀殺也就“順理成章”，宋教仁成為了民主的化身，是為中國憲政流血的第一人。
特別應該指出的是，這種假共和的現象并沒有因為辛亥革命百年而改變。中國幾千年的政體，歸根結底是一個官僚集團統治的政體，皇帝一直是這個集團的最高首領。辛亥革命雖然廢棄了皇帝，但，目前的由于對各地各單位“一把手”的監督不力，或者說根本拿不出好的監督制度，無形之間就出現了千千萬萬個“皇帝”。如果按照宋教仁的思路，又哪里來的這么多的“皇帝”？或許正由于此，宋教仁也就不被當局所喜歡，他的歷史地位也就得不到公正的評價，所以宋教仁是一個孤獨的先驅者;或者倒過來說，先驅者必然孤獨。聽說您的這部作品在出版時遭遇過阻力，或許也就是因為此。最后能夠出版，說明了社會的進步。
您的這部作品，不僅描述了宋教仁不僅是辛亥首義的功臣、民主主義的化身、而且還是真正的愛國主義者。縱觀歷史，我們發現，宋教仁們是中國的第一代具有現代意識的知識分子。何謂具有現代意識的知識分子？除了他們都是強烈的民族主義者和反帝國主義者外，就是開始把愛國與愛朝庭不等同起來，宋教仁是其中的佼佼者，這就是您在作品中描寫的“間島問題”。
所謂“間島”，并不是一個島，而是中國靠近朝鮮的一大片土地。1907年日本突然就這塊土地的歸屬提出疑問，以為當屬于朝鮮（即韓國）。由于當時整個朝鮮已經淪為日本的殖民地，日本便以保護韓民為由，挑起糾紛，于1907年7月派憲兵前往，設立了統監府間島派出所。宋教仁了解了日本的野心后，跑到間島一帶進行實地勘查，收集了日本與朝鮮關于中韓之間這塊土地歸屬的大量資料，說明了如下歷史事實：間島位于滿洲東南與韓國接壤之處，由于清廷的建立，當地的滿族人一大半都隨之入關，長白山附近原清朝的發祥之地被封禁。因此，西起邊外，東至琿春逐漸荒蕪，疆界慢慢不清，后來朝鮮人逐漸西移，清韓兩國曾多次查勘，定疆界，間島完全歸清所有，清將一些土地租給韓人，現還有十塊界碑可以作證。宋教仁這篇文章揭示了不可辯駁的事實，為清與日交涉提供了有利的證據，對保住清的發祥之地起了極大的作用。
對于宋教仁的這番功績，以往的評價，認為宋教仁是將保衛國土放在第一位，民族革命是第二位。我則認為，這正是宋教仁不同凡響的地方。因為以往，認為朝庭就是國土，保衛祖國就是保衛朝庭。這個觀點直到現在都還大有市場。如果宋教仁也是持這種觀點，宋教仁就不會去寫《間島問題》。如果我們還持這種觀點，我們就不敢去批評政府。
寫歷史小說或者傳記文學常常容易犯的一個毛病就是事件淹沒人物。其實，歷史小說或者傳記文學同所有的小說一樣，都必須以塑造人物為中心。您是深知藝術三味的。所以，您在描繪的上述事件時，都服從了人物形象的塑造，您還原了宋教仁的高大形象。
還應該說的是，您對其他人物如黃興、陳天華、孫中山、袁世凱等人的描寫也很成功，限于篇幅，這里不一一論述。
三、活潑洗煉流暢生動的語言
對于您這部作品的語言，我不想再象上文那樣詳細論述了。我只感覺到您的這部作品的語言，是經過錘煉而富于表現力的我們民族的文學語言。它活潑洗煉，流暢生動。其中人物的語言，大都注意了時代條件、人物經歷、階級烙印、文化教養以及個性特點，做到了準確貼切。對話沒有用清一色的白話，而是因人而異，符合寫歷史人物的要求。至于敘述語言和描寫語言，也富有民族的傳統特色。特別是寫景，不少地方做到了情景交融，以景抒情，以景煽情。如第六章《結盟扶桑》，里面有一段是寫日本姑娘千代歌子對宋教仁的愛慕。您為了襯托千代歌子對宋教仁的癡情，您的景是這樣寫的：
月兒升高了，掛在清澈如憲的夜空，柔和圓潤，像是還不懂戀情姑娘的明眸，悄悄地轉動著，顧盼著，在向別人訴說是什么呢？惟有它那秋水僅的光輝，滿天滿地，寒凝清澈，鎖籠著一湖藍幽幽的波兒……
還如，在第八章《月亮跟著太陽走》中，宋教仁因勞累過度生病住院，您寫出了這樣一段景色：
半輪斜掛著的下弦月完全是慘白的，在天空中顯出沒有力氣的神情，并且像是衰弱得不能夠走動，透過病室的窗戶，射到宋教仁的床上、臉上……
把宋教仁當時病中的困景與大自然的景色融為一體，仿佛景就是人。
又如，第十章《尋找馬賊》。宋教仁與吳祿貞告別，馬上就要進山尋找馬賊。為喧染氣氛，您寫了這樣一段景：
長白山的初夏，萬山峻嶺莽莽蒼蒼。圖們江是除鴨綠江之外中韓邊界上的又一大江。汛期未到，江面上顯得清澈溫馴。兩岸綠浪滾滾，猴啼熊嗥，鳥語一片，十分喧嘩。
雜七雜八地寫了這么多，按理說還應該給您的作品提點意見，但我實在不知從哪方面說好。如果硬要提點，那就是作為文學作品寫人物，應該充分發揮文學的特點。
文學的特點是什么？是描述，這就不同于寫史志。宋教仁的一生雖然只有短短三十一年的生命，但他對中國的實際貢獻，按我的觀點應該超過孫中山。孫中山僅僅是憑他的反清資歷和黃興的厚道與宋教仁的識大體才被推舉為中華民國的臨時大總統，論人品，他不如宋教仁；論學問，他不如宋教仁；論謀略，他不如宋教仁；論遠見，他更不如宋教仁。宋教仁應該是中華民國的第一功臣，這在辛亥首義后更可以清楚的看出。如果宋教仁不死，中國的歷史將要改寫，宋教仁必將越過孫中山。宋教仁之所以地位不高，生前是因為他的年輕；死后（也含生前）是因為他的政治主張為所有的專政獨裁者（或想搞專政獨裁者）所不容。作為這樣一位偉大人物，您僅僅只用二十多萬字描寫，似乎太可惜了。如果沒有對辛亥革命和對宋教仁歷史的一定了解，單憑您的這部書，是很難使讀者對宋教仁有著全面透徹的了解的，您應該濃默重彩，擴充篇幅。或者擇一中心事件寫一卷。再就是您缺少一份傳主的年譜作為附錄。是否妥當？請酌。
就此打住，祝筆安！
于二○一一年八月八日至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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