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瘟病按“自然災害”給予低補償,妥否？

　　“我們全村人都認為是種子的問題。”懷集縣永固鎮(zhèn)富幫村委會白芒村的60歲村民植育榮斬釘截鐵。

　　“不能一發(fā)生稻瘟病,就歸結到種子身上。”廣東省農科院水稻研究所研究員黃慶的看法與植育榮大相徑庭。

　　近兩年,稻瘟病在廣東日益猖獗,其魔手所到之處,稻田輕則減收,重則顆粒無收。農民在泣淚漣漣之余,發(fā)出了若干質疑:種子標示為“高抗”稻瘟病,為何不抗?稻瘟病發(fā)病至今,無一例外都被定性為自然災害,難道種子一點問題都沒有?

　　不同的定性,意味著不同的責任。顯然,“人為”與“自然”,差距甚大。在這迥異的兩端,一邊站著農民,一邊站著種子公司、育種專家和種子管理機構。明顯不相稱的力量對比,明顯傾斜的天平,使得一個結果似乎被注定:歸咎于種子,很難!

　　鑒定種子沒有必要?

　　3年前,植育榮所在的白芒村50畝水稻發(fā)生了稻瘟病,品種正是近期懷集再次發(fā)病的內香優(yōu)3號,他自己的2畝水稻顆粒無收。“同一地塊,為什么其他品種的種子沒有問題?”植育榮認為,肯定是種子出了問題,而白芒村其他村民也是這樣認為的。

　　然而,在廣東省農科院水稻研究所主任廖耀平看來,廣東省近些年稻瘟病的發(fā)生確實有增多的趨勢,但是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都不可歸罪于種子。他列舉 了引發(fā)稻瘟病的四大因素:廣東省稻瘟病生理小種發(fā)生變異、農民田間栽培習慣不科學、自然氣候變化、基層農技推廣體系不健全。這些因素都與種子無關。

　　即使種子標示為“高抗”實際“不抗”,廖認為,“這也是正常的”,“種子品性出現(xiàn)退化,這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所不同的是,有些品種抗性質量 好,退化速度慢一些,有些品種抗原面窄,退化速度就會快一些。那么,到底一個品種的退化有無明確時間表?廖表示沒有辦法確知。他認為,出現(xiàn)這樣的品性退 化,不能歸咎于種子,這是一種無法抗拒的趨勢。

　　那么,在什么情況下,稻瘟病的發(fā)生與種子經(jīng)營者有關?廖認為,主要是兩種情況:一、銷售與標志不同的種子,就是售假劣；二、在不允許推廣區(qū)域進行推廣。

　　這就意味著,假如種子通過了廣東省種子品種審定,并在規(guī)定的區(qū)域內銷售,那么,發(fā)生了稻瘟病,就與種子無關。“一個品種通過了審定,就很難再去說什么了。”黃慶也這樣認為。

　　但是,舉家電為例,即使一個冰箱從流水線上下來,且是著名廠家生產,通過了各項認證,也有可能發(fā)生質量問題,在這種情況下,消費者仍然有權追究廠家的責任。

　　農作物種子經(jīng)營者,為何就可以免于責難?“審定委員會做為行業(yè)的權威和領頭者,我們應該相信它,也只能相信它是公正的。除了他們沒有誰有資格了。”廖耀平再次強調,“我們相信它是對的,也只能相信它是對的。”

　　黃慶則解釋,農業(yè)本身就是一種高風險行業(yè),即使是通過審定合格的種子在其栽種得過程中也有出現(xiàn)問題可能,“高抗”只是高概率而不是百分百的抗病。“如果求全責備,動不動就追溯到種子身上,那以后誰還敢育種?誰還敢經(jīng)營種子?到頭來,受傷的還是農民。”黃表示。

　　然而,一個值得注意的現(xiàn)象是,相當多的地方在稻瘟病發(fā)生之后,專家進行的現(xiàn)場鑒定,僅僅是對稻瘟病的病級、發(fā)病率進行鑒定,并沒有對種子進行 鑒定,就將該災害定性為“自然災害”。這是否過于草率?至少農民植育榮認為有這個必要,“到底是種子品性有問題,還是品種搞亂了,我們實在沒辦法知道,只 有專家才能告訴我們。”

　　廖耀平卻不這樣認為,他表示,如上述所言,品種通過審定,且在規(guī)定范圍推廣,則無法追究種子經(jīng)營者責任,而在現(xiàn)場鑒定時,發(fā)生稻瘟病的品種是否是標識品種,“專家一眼就可以看出來,沒有必要再進行鑒定。”

　　而在廣東省種子管理站副站長羅森輝看來,對種子進行鑒定還有一些不可克服的技術性難題,在鑒定種子品性的四大指標(純度、凈度、發(fā)芽率、水分)中,能夠進行復檢的主要是純度,種子已經(jīng)種下許久,其他三個指標都不好再檢。

　　另起爐灶?不太現(xiàn)實另外一個廣受質疑的現(xiàn)象是:通常,在大面積發(fā)生稻瘟病之后,負責進行現(xiàn)場鑒定的專家中,部分也正是省農作物品種審定委員會的委員,那么,這些專家是否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

　　2003年頒布的《農作物種子質量糾紛田間現(xiàn)場鑒定辦法》規(guī)定:專家鑒定組成員與種子質量糾紛有利害關系的,應當回避。

　　對此,黃慶認為,品種審定委員會委員不能說是與種子質量糾紛有“利害關系”,“專家相對品種而言是第三者,他們審定的也不止一個品種,而且他們沒有與事件上的經(jīng)濟關系,身份完全合適”。

　　據(jù)了解,稻瘟病災害性質評定是損失賠償?shù)闹饕罁?jù),相關人員是否會有規(guī)避責任而導致自然災害評定的傾向?廖耀平認為絕不可能,“政府本身對大眾是負責的,鑒定意見出來后,政府也會根據(jù)各方的意見進行綜合處理。”

　　倘若農民不信任專家鑒定組,要另起爐灶,尋求第三方鑒定,是否可行?廖耀平認為沒有必要,“如果按照種子的分子生物屬性和基因圖譜對種子再鑒定,不一定準確,也很麻煩。”而黃慶則從經(jīng)濟負擔的角度分析,他認為,如果農民另外尋求鑒定,花費較大,“基因圖譜鑒定是要花錢的,誰付鑒定費也是個問 題。”

　　廖耀平認為,在這種情況下,只有完善種子的退出機制,一個品種在某個地方發(fā)生稻瘟病之后,農業(yè)部門應當采取措施,將該品種退出該區(qū)域。然而, 這種退出機制目前還未建立,是發(fā)生一次就要退出,還是要發(fā)生多次?輕度發(fā)病就要退出么?這些問題都得不到回答。例如,在懷集縣永固鎮(zhèn),3年前就發(fā)生了稻瘟 病,今年再次發(fā)作,并且是同一個品種,這說明當?shù)氐姆N子退出機制根本沒有建立起來。

　　因此,在較難追究種子質量問題之下,廖耀平認為,對于農民的補償,只能是政府落實或者尋找農業(yè)保險。但是,前者補償標準低,后者基本沒有保險公司愿意承擔。而種子經(jīng)營者的補償,只是“出于道義上的幫助”。“怎么說,農民都是弱勢群體。”廖耀平嘆了一口氣。

　　3年前,白芒村發(fā)生稻瘟病之后,種子公司給予農民的補償是每斤種子34元。以植育榮為代表的村民非常生氣,他們拒絕去領取這筆補償金。

　　植育榮這樣計算:一畝地產量在800斤到1000斤,產值為600到800元,一般稻瘟病發(fā)作之后,最輕也是80%的產量失收,一畝地需要3.5斤種子,如果才補償34元,根本就是杯水車薪,“我們認為,合理的補償應該是50元到80元之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