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沈陽的皇姑區，位于沈陽城的西北部，截止2010年3月，皇姑區有66平方公里的面積和117萬的常住人口，是構成沈陽的五區之一。 皇姑區名稱的由來：乍一看“皇姑”二字似乎與封建時代的皇家有關，尤其是沈陽還是大清帝國的發源地，更容易讓人聯想到皇權的至高無上。從現有的史料中看，皇姑這個名稱最早見于同治十二年1873刊刻的《陪都紀略》：“多羅貝勒芬古之墓，在城西十里皇姑屯，墳三；何同、蘇白玉照管”，這個記載說明皇姑至少已經有138年的歷史了。此后的宣統二年（1910）出版的《承德縣志書》及附錄《承德縣所屬輿圖》將“皇姑屯”寫成“大黃桂屯、小黃桂屯”，所以，歷史上也有將皇姑寫作“黃桂”的例子。從官方的文獻來看，光緒三十年1904 京奉鐵路修至奉天，在皇姑屯設站。民國元年1912將該站命名為“皇姑屯站”，此后沈陽縣設立區、鎮兩級行政單位，把皇姑屯周邊的村屯劃為“皇姑屯鎮”，歸第九區管轄：有皇姑屯、塔灣、北牌、新村市（有的地圖標為“新市村”）、北沙河子、東沙河子、新安村、御花園、保合堡等9個主村和第七區管轄的三臺子，共計10個主村。1928年6月4日關東軍在京奉鐵路與南滿鐵路交叉處的三洞橋埋上了炸藥，炸死了張作霖，“皇姑屯事件”由此引起世界的矚目，皇姑屯這個普通的地名也由此走向世界。1938年隨著沈陽城區的發展擴大，把市區劃成十一個行政區，分別是東陵區、沈海區、北陵區、皇姑區、于洪區、永信區、渾河區、大東區、鐵西區、大和區、沈河區。1948年11月，沈陽特別人民政府將皇姑、北陵、塔灣三個區合并為皇姑區。1966年改為紅衛區，1968年又恢復皇姑區至今。 皇姑區源自皇姑屯，這已成定論，但是，皇姑屯是如何來的？民間傳說皇姑屯來自皇姑墳。有關皇姑墳的傳說，有很多版本，最有名的是罕王收義女說、乾隆義女說及圍繞罕王及乾隆的各種傳說。罕王的幾個傳說大概如下：太祖努爾哈赤在城里住久怕廢棄武功，某一日帶著親隨來到城西的森林里打獵。很快，太祖發現一頭小鹿，就緊追不放，跑了一程與親隨失散，鹿沒射到自己卻迷路了，在樹林里左轉右轉的找不到歸途。信馬由韁地走著走著，發現樹林的盡頭有一戶人家，此時，太祖人困馬乏且腹中饑餒，看到人家大喜過望，緊忙的走進這家討口飯吃。這戶人家只有父女二人，老頭是獵戶且臥病在床，家中一貧如洗。盡管這樣，這家的女孩還是為太祖做了飯并喂飽了馬匹，太祖十分感激，臨走時寫了幾個字給女孩說：我住在城里，你有要緊事，就到城里最大院子去找我，說完，太祖騎馬離開了。后來，這個地方陸續來了很多人在這蓋房住下，有幾戶不講道理的強占了父女兩的土地，老頭據理力爭氣得病倒，快要咽氣時想到那個有事去城里找的人。無奈之下，這個女孩就進城去找，找到了最大的院子，看門人問她找誰，她卻連名字都說不出，看門人不耐煩要她趕緊走，情急之下，她拿出了那個寫字的紙來，看門人一看到紙，立馬跪下；只見紙上寫著“迎接皇姑”四個字，女孩進去后才知道當年她救的是當今的汗王。太祖召見了她并認作干女兒，了解到發生的事后，派人去解決，女孩在城里住了兩天，惦記著父親，就告辭，太祖派人護送回去，到家后，才知道地已經要回來不說，還罰了當地人給她做奴隸。女孩很善良，沒有難為那些人，后來老父死了，她守孝三年，因憂思過度病倒，最后也死去了。她死后，太祖派人來為這個“女兒”修了墳，指派那些曾經搶占她家土地的人守護這座墳墓，漸漸的當地人就把這個地方叫做“皇姑墳”。另一個較有影響傳說是乾隆，說乾隆東巡祭祖后到城西觀賞，忽遇大雨急避雨于一戶人家，很久雨不停，乾隆餓了，這戶人家的母女招待他吃飽。后來，乾隆收這個女子為義女…再后來，母女相繼去世，乾隆得知很是感慨，作詩紀念這對母女：“昔日雨傾盆，光臨蓬革門。浮母征飯信，一飯直千金。生死以死已，存亡兩婦人。清史出忠烈，八德皇姑墳”。還有幾種罕王與乾隆的傳說，基本都經不住推敲，內容荒誕且雷同。 其實，“皇姑墳”是芬古墳的訛傳。芬古也叫弗揚古，是太祖努爾哈赤胞弟舒爾哈齊的第八子，生于萬歷三十三年1606，崇德八年1642十二月戰死于錦州前線，壽三十六歲。芬古誤傳為皇姑是因為滿語的發音造成的，滿語芬古的發音與“皇姑”極為相似，這使得在其后長期流傳中被誤解，在百余年的時間長河中，芬古就衍變成皇姑并被文字記錄下來。皇姑墳的位置有兩種記載，一是壽泉地區，另一個是光明街，光明街的皇姑墳實為薛家墳之誤，壽泉的皇姑墳才是《陪都紀略》所記載的位置。民國時期皇姑屯是奉系的軍需兵棧，也是鐵路機械工業的中心地，正處在發展的勢頭中，今華山路、天山路、崇山路、北陵大道、航空場專道（今陵東街）等已經使用，今昆山路、長江街、黃河大街的街型已經基本形成。東部有東北大學的南新村、東大工廠宿舍等住宅區，中部則是安民站、安民堡、保合堡、南沙河子等村落。西部則是“興隆街兒”、皇姑屯和與之毗鄰的鐵路工廠住宅區。再西則是馬圈子等村落。在塔灣西北方士屯還開辟了大型公用墓地。民國后期皇姑地區的城市化速度在加快。1931年“九一八”事變沈陽淪陷以后，日本侵略軍大量進入今皇姑地區。淪陷后，整個原張學良時期的東北新建設時期的城市化成果完全被扭曲了。今皇姑地區幾乎成了日本關東軍的大型軍營。東北軍航空工廠和飛機場淪于敵手。北陵別墅被改成日本憲兵的秘密監獄。北陵車站被改成日本關東軍的后勤單位和奶牛場。所增的新建筑是位于今黑龍江街道辦事處地址建成的日本關東軍軍官俱樂部、位于新樂遺址西鄰的以關東軍給水部名義設立的細菌戰部隊的分支機構，位于塔灣的日本關東軍總倉庫。淪陷期間，最大的民用公用設施是位于今新樂遺址北鄰的“北陵跑馬場，”成為賭馬博彩和藏污納垢的地方。 一九四五年八月，國民政府接收了奉天，將奉天改回沈陽，并把日偽時期的地名做了更改；在皇姑區，日偽時期的街巷如三關街、大寶街、大平街、大元街、大亨街、昭平街、昭安街、昭隆街、昭盛街及萬年街等街道更換成具有傳統的禮智仁義信廉恥忠孝德勇悌儉等字樣，于是新的街名出現了，如：崇禮街、才智街、輔仁街、誠信街、明廉街、雪恥街、精忠街、至孝街、維德街、尚勇街、和悌街、克儉街。現在除了明廉、克儉以外的較具文化底蘊的地名完全消失。自一九五七年，皇姑區的街路開始由名山大川來命名并逐漸走向成熟。 今天的皇姑區不僅擁有66平方公里的轄區，同時是全市的教育中心，尤為重要的是以北行為商業中心，其地位僅次于沈河的中街、和平的太原街系沈陽第三大商業區。城區建設飛速發展，壽泉棚戶區的改造，北運河的修繕都使得市區煥然一新。在鱗次櫛比的高樓、星羅棋布的大廈異軍突起之際，老一些的房子、古一點兒的建筑幾乎被城市發展的步伐給踏平了，就連街路巷陌的名稱都消失得無影無蹤。在這些逐漸逝去的歷史當中，最叫人回憶的就是老地名。那四根旗桿動人的傳說，砂子溝的興起、小白樓的恐怖、靈廟的神秘、馬圈子的繁華…每一個故事都是輝煌的歷史。皇姑區雖然有很多的歷史和傳說，但是，比起沈河、大東及和平來說，它又顯得年輕和脆弱。翻開清末民國時期的地圖，皇姑區只有皇姑屯和砂子溝及后地這三處，就連今天的北行在那個時期還是一片空地或是莊稼地，聊若星辰般的有幾個住戶。盛京八景之一的“塔灣夕照”則更是“蒼苔黃葉地，日暮多旋風”的凄涼景象。直到1938年的日偽政權公布的《奉天市區條例》正式劃定皇姑區域，開始修路后，才有大量的居民遷入。先后興修了大元街、大平街、昭隆街、昭盛街等二十多條馬路，這時的人口有五萬多，并在北行形成了販馬場。販馬場的興起，引來內外蒙的大批販馬商，也由此興建了旅館、客棧及大車店，于是又帶動了商號、制衣、藥材等生意，從此，北行的生意超過了砂子溝。日本戰敗后，在塔灣的軍需庫遺棄了大量的物資，這些物資有一部分流落到附近居民手中，他們把這些物資拿到北行來販賣，又出現了賣菜的、賣水果的和一些小吃，逐漸的馬市退出了舞臺。 塔灣夕照： 沈陽市皇姑區塔灣街45巷15號，稱塔灣舍利塔，因佛塔內供藏1548顆“舍利子”，所以又稱無垢凈光舍利塔。建于遼代重熙十三年（1044年），由北方契丹人修筑。1640年（清崇德五年）重修，是沈陽市歷史較久的古建筑之一，為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史料記載乾隆帝東巡至奉天，游歷了塔灣，被舍利塔的巍峨所震撼，當即賦詩一首：塔灣晚照夕陽霞，路暗堤深樹集鴉。煙帶遠崗村處處，戶照明月夜家家。廖潤紱《陪京雜訴》贊塔灣：龍脈肇起運，蜿蜒三百里，龍業趨西南，戳然勢忽止，舍利生光輝，凌空塔孤起，塔鈴雨秋風，創建何代始？沙灣夕照間，行人一鞭指。以及清末文人詩：一灣塔影水流春，寒食煙生樹樹新。疑是雨余春到眼，十三山色欲留人。 大御路： 皇姑區南部的華山路，東起于哈大線，西止于汾河街并入昆山西路，（原起自外攘門，經小西路、市府路、黃寺路、華山路、塔灣轉彎橋、永安橋通向新民、錦州，經山海關通往北京）只因為它是皇帝東巡所走的路，同時也是運送“御物”的通道而聞名。清帝從順治元年（1644年）入主中原后，共有十位皇帝，其中有四個皇帝十次東巡，十六次走在大御路上，并從永安橋上通過，往返于京師與盛京。他們是：康熙皇帝玄燁三次東巡，乾隆皇帝弘歷四次東巡，嘉慶皇帝顒琰兩次東巡，道光皇帝旻寧一次東巡。大御路的作用，除了皇帝東巡、運送“御物”之外，也是京師通往盛京的驛路，中途設有若干驛站。自康熙帝起，清帝歷次東巡祭祖都要經過此路，當時的華山路上，盡可見皇輿、乘騎、差役、御衛隊等，真可說是浩浩蕩蕩。皇帝東巡，沿途各地都要出動大批人馬，用清水揚灑、黃沙土鋪路，耗資巨大，老百姓遂稱此路為“大御路”。有民謠云：“皇帝出巡，百姓出銀，肥了官府，瘦了黎民。” 京師運往盛京的八旗糧餉、官員俸祿，兩京之間的文書往來，以及官員調任、卸任、公出、察省等，大御路是必經之地，一直到1907年京奉鐵路通車后，大御路才失去往日的光彩，兩京往來的首選成為火車，就連最后一次向沈陽故宮運送玉牒，也舍棄了大御路上的騾車，而改為火車運輸。 昭陵紅葉： 昭陵是位于今天北陵公園內清太宗文皇帝皇太極的陵寢，這個歷史想必在沈陽是盡人皆知的。我在這里談一下陵內松樹的來歷、典故及昭陵十景。在陵墓上種植樹木的制度起源于秦代，傳說當年秦始皇朝拜泰山時遇雨，在一棵松樹下避雨，后就封這棵松為“五大夫”，爵秩九級。而關于樹木的級別在《太平御覽》中記載：“天子樹松，諸候樹柏，卿大夫樹楊，士樹榆，尊卑差也。”松樹因為四季常青、壽命長而備受希望能夠“萬歲、萬萬歲”的統治者所青睞。就這樣，松樹成為最尊貴的樹種，被種植于皇陵之中。 據《滿洲四禮》記載：陵樹原為遮陽避日、藏風收氣、培植風水之作，能成喬木方有古墓之象，所關風水最要。 據《欽定大清會典》記載，清代皇陵的陵松有“山樹”、“儀樹”、“海樹”之分。山樹泛指陵山之樹；儀樹指風水紅墻內的樹，由于它們橫豎有序，十分整齊又稱趟松；海樹指風水紅墻外的樹。隆恩門神道兩旁的松樹也是儀樹，俗稱“站班松”，又稱“八大朝臣松”，象征皇帝生前的文武大臣在皇帝死后仍然恭立于陵前，“事死如事生”，隨時聽候差遣。而昭陵紅墻內其它的松樹計3600棵，栽植的也十分講究，從橫豎斜各方向看，均是成行成列。關于這3600棵松樹，還有不同的說法。有的說，皇上在生前需要3600名侍衛保衛皇宮內院的安全，這些樹在這象征著3600名內侍衛軍巡守于方城。也有人說，這3600棵松樹，象征著當時盛京城墻的垛口數目。朝廷對陵松的管理十分重視，有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關于陵樹的狀況主管大臣每年須以增、減、遷、退四種情況上奏，陵樹更嚴格建有檔案。在每年霜降前，各陵主管部門將陵山紅、白樁以內各段樹株一一查明，除回干樹株任其存山不動外，將風折倒落、有礙道路的樹株按棵查明色、樣詳細造冊，清冊二本，一本呈報三陵總理承辦事務大臣存查，另一本呈報永陵守護大臣或盛京將軍。由興京城守尉及盛京將軍派出專員與各陵官員共同監視伐除，并且嚴格規定不準遺留樹根。如發現其中有舞弊行為則將“監視各員一并參處”。伐除及枯死部分再由樹戶進行補種。為加強保護，清政府還采取增加哨卡、堆房和令八旗查山防御經常巡視等辦法，關于陵樹的保護也制定有專門的法律。咸豐二年（1852年）的《盛京三陵樹株等章程》，規定對于盜竊陵樹的行為處以重刑，并嚴格將盜竊陵樹者及收買之人一并論處。而早在皇陵植松之初的順治八年（1651年），負責關外三陵樹木栽植的工部尚書星納，就因為擅自下令停止昭陵的松樹種植而被治罪，遭到革職及沒收半數家產。 史稱昭陵有“十景”，這十景分別是“隆山積雪”、“寶鼎凝暉”、“山門燈火”、“碑樓月光”、“柞林煙雨”、“渾河潮流”、“草甸鶯鷤”、“城樓燕雀”、“華表升仙”、“龍頭瀑布”。 1．隆山積雪：隆山即隆業山。山雖不高卻草木蔥寵。北方冬季高寒．降雪較多，每至嚴冬，隆業山白雪皚皚．宛如一條披鱗掛甲的銀龍。橫臥于陵寢之后。2，寶鼎凝暉：寶鼎高二丈，周圍三十丈。表面用石灰涂成灰白色。每當太陽西斜，陽光照射在寶鼎之上，使寶鼎如同一面斜放的“鏡子”奕奕發光。3.山門燈火：山門即大紅門。古時，昭陵與沈陽古城之間因無高樓阻隔，從陵前遠望，盛京城城樓、墻垣、寶塔、殿頂皆歷歷在目。特別是每年正月十五上元節夜晚，站在陵前山門處眺望夜色中的沈陽城，但見燈火點點，若隱若現。如今，此情此景再也看不見了。 4．碑樓月光：碑樓指神功圣德碑亭。相傳，此樓頂上琉璃瓦成分特殊，夜間在月光折射下可泛微光。特別是每當十五日的夜晚，天空浩瀚，明白姣潔之時，樓頂的折射光線越發鮮明。5．柞林煙雨：“柞林”在東紅門外以北。相傳，每當夏季一陣大雨滂淪之后，天氣驟然轉晴，這時，柞林在陽光照射下會有一種煙霧蒙蒙的景觀。原因可能是柞樹葉子比其它時肥厚，易于吸收水分，陽光驟熱，葉子含的水分蒸發下 蒸騰之故。6．渾河潮流：相傳，渾河原先的故道在昭陵之前。有次昭陵大祭，正趕上河水泛漲，前來祭祖的官員全被隔在對岸．不能按時祭陵，官員因此受罰。因此．為防止類似情況再次發生，便將渾河改道沈陽城南。“渾河潮流”，指渾河改道前河水泛漲的情景。當然渾河改道之說只是傳說。7．草甸鶯鷤：“草甸”指的是陵后紅墻以北的一片曠野，俗稱“白草甸子”。 鶯鷤：即杜鵑之別名。8．城樓燕雀：“城樓”指隆恩門的五風樓。此樓地勢高敞 ，是鳥類的棲息處。它們在上面筑有許多鳥巢。每當黃昏．經過一天覓食的燕雀，從四面八方云集而來，圍繞五鳳樓上下翻飛。9．華表升仙：指的是丁令威學仙得道變成白鶴回故鄉遼陽的傳說。10．龍頭瀑布：龍頭指的是隆恩殿月臺四角伸出的獸頭嘲風，這些獸頭實為排水口。每遇大雨，隆恩殿及月臺上的積水從四角的龍頭中如同瀑布一般噴吐而出。 御花園： 清代，努爾哈赤遷都沈陽以后經常出北門（九門）到今皇姑地區行圍打獵。皇太極則把今皇姑地區作為自己正黃旗的旗地。在今省實驗中學、原沈陽醫學院建“御花園”作為避痘所和避暑的行宮。皇太極既可在此避痘（避免天花等傳染病），也可在此料理政務。順治帝福臨即在避痘所出生。順治十三年（1656年）“御花園”避痘所改建為長寧寺，其宗教地位和建筑規模，是盛京屈指可數的第二大喇嘛廟。這部分建筑，于日俄戰爭期間被毀后，成為莊稼地、菜園子。 砂子溝： 砂子溝原來只是一個土崗子，周圍到處都是荊棘雜草。順治年間頒布的《遼東招民開墾條例》，官府開始強行遷移山東、河北兩地的居民到遼東來安家。在歷經二百余年的遷徙中，大部分冀魯居民感到遼東比他們原來的家鄉好，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政府給予了他們很多優惠。在遼東居住了幾代的冀魯人在回鄉探望、書信達情方面表達了遼東好處之種種。這樣，就引發了大量的“闖關東”潮。闖關東潮在同治光緒年間達到頂峰，每年約有200萬人涌向東北，至甲午戰爭時有所降低，但每年還有近五十萬人在闖。也就是在同治光緒期間，大量闖關東的人沿著“大御路”行至盛京的皇姑屯附近，在這里歇一下腳后繼續前行。有部分人走不動或不愿再跋山涉水了，就留在這兒，蓋起了簡易的茅草房，以后越來越多的人在此蓋房種地居住了下來。這部分最先居住下來的人，長期經歷源源不斷的老鄉每天都在此經過去更遠的地方安身且途徑討水、歇腳的比比皆是，忽然間，他們就想到了在此建一個供長途跋涉者休息的地方。于是，就選擇了他們居住地以北那個土崗子，在土崗子旁邊蓋起了幾趟房子，開設了簡易的旅館、餐館和面食店，沒想到生意異常紅火。以后，越來越多的趕路人在此打尖，于是，出現了像樣的飯莊、旅店和茶館。因為要建很多的房屋，人們就在原土崗子下挖土建房，土越挖越深，到后來不見土，挖出來的是白色的砂子，砂子不能蓋房子了，人們只能去遠處取土建房。久而久之人們就將曾經挖溝取土的土崗子取名叫“砂子溝”；后來，砂子溝發展很快，不僅有了旅店、飯莊、茶館，還出現了煙館、妓院和賭坊，這時的人流，就不僅限于闖關東的人了，連住在城里的人都來此消遣，經濟的繁榮帶來更多的行業，出現了電報局、銀號、鞋帽店、綢緞店、藥房及日用器皿雜店，在這些固定的門市中，當街擺攤的則更多，賣水果、賣菜的、賣面食的，賣大力丸的及各式雜耍，后來，又建了一個戲園子，這個戲園子就是利群電影院的前身。砂子溝在歷經百年的輝煌后，建國后被逐漸興起的北行所替代，其地位與“五一商店”差不多。 興隆街兒： 興隆街兒與今天的“亞明”一樣，只有名稱從無街路之謂，它的前身叫後地，48年叫做順城街，就是現在的克儉地區。當初京奉鐵路支線筑路修建車站和沙俄“鐵路用地”的時候，“興隆街兒”以南老二糧庫附近，由晉冀魯遷移過來的人在這兒開了窯廠生產磚瓦，一部分流浪者也匯聚到“興隆街兒。”1900年爆發的義和團斗爭，在盛京也曾以延壽寺（西塔）為壇點，練拳習武抗擊沙俄。“興隆街兒”的百姓，特別是曾經參與過筑路的中國工人也投入到義和團的斗爭中去。在當年發生的沙俄軍隊鎮壓義和團的慘案中，不僅延壽寺被焚毀，“興隆街兒”也被沙俄軍隊掃蕩多次。被征召來的大量民工在1903年筑路通車成為無業游民，他們當中的一部分留了下來，在“謀克敦”（滿語盛京）車站后身鐵道北（今克儉地區）搭起簡房，形成了一片難民聚居區域。居民數量雖然增加，但從業多為苦力、雜工、有些稍微不錯的不過是燒鍋、磨坊、飯店、雜貨鋪的小老板。五行八作匯于一區，也著實興隆了一陣子。加之三洞橋建成，成為溝通皇姑屯與西塔、北市的鐵路、公路通道，使該地區擁有了一些居民。在老道口橋通車以后，“興隆街兒”又成為皇姑屯通往“奉天驛”便捷的通道。再附之京奉鐵路道口可與鐵西今光明街地區相通，“興隆街兒”與皇姑屯地區成為民國初以來較為繁華的地區。 小白樓： 這個老地名至今還存在是個奇跡。日本人占領沈陽后，將大御路改稱“大寶街”，在這條街西頭（渭河街）建了一座二層樓，該樓為混磚結構外罩白色，正面朝南呈凹半圓形，因為是當地最高建筑，人們就把它叫做“小白樓”。它全稱是“皇姑屯第六警察公署小白樓分所”，是日偽漢奸橫行霸道的鬼門關。當時的民謠稱：“小白樓小白樓，十人見了九人愁。老財富豪挺胸過，窮人到此準卡油。鬼子漢奸似虎狼，白匪狗子啃骨頭。”到了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后，國民政府又將“大寶街”改稱“雪恥路”，五十年代末最后定名為華山路。解放后，小白樓被用作派出所，后來，又改為百貨商店，直至七十年代初。 百鳥公園： 從來沒有任何鳥雀的百鳥公園位于皇姑區崇山路與怒江街交叉口的東南側。這里最初是一位名叫曾希庭的私家櫻桃園。1938年被日偽當局征用興建水源地。這項工程由日本人白鳥株式會社施工。1939年竣工時便以“白鳥”為公園命名。1951年更名為“百鳥公園”。 公園初建時只是為保護水源而栽種一批樹木，它的開發建設是在解放后才施行的。1989年，此園租賃給中海直公司東北分公司20年，該公司在園內已建柏油環園路4500平方米，甬路500余米，動物飼養場一處，面積700平方米，野豬舍一座，面積800平方米，童樂城一座900平方米，固定游藝場7處，面積1400平方米，兒童樂園二處面積200平方米，雕塑小品二座，不同風格建筑物五座，面積320平方米，及兩座堆造假山而挖的池塘，后改造為游泳池。南邊水淺60-80厘米左右，北側150-180厘米左右。中間有涼亭、小橋。 四根旗桿： 在烏江街以東、長江街以西、寧山路以南、六盤山路以北的這塊地方叫做長江北小區。就是這方寸之地，卻是盛京兩個刑場之一。當時的盛京在今天的大西邊門以南不遠處的地方設立了一個刑場，刑場周圍用八個石墩圍起來近似于一個圓形的空地，一些判了極刑的犯人就在這里被處決，那時，城里人甚至還出現了這樣一句罵人話“你個出大西門的”，意思是出了大西門就要被砍頭。以后，隨著居住戶的增多，刑場被擠得只剩一小塊地，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清廷不得不另選他址，于是，選擇了城西北較為偏僻的地方設立了刑場。由于遠離皇城，加之地僻無人，這個刑場較小西關門外的刑場規模小得多，只矗立了四個石頭柱子，行刑時，在石頭柱子上插上旗子就可以實施處決犯人了。咸豐、同治以后，這里陸續也有人居住，當地人就把這里叫做“四根旗桿”。民國以后，這里形成了規模居住地，有關四根旗桿的各類鬧鬼傳說也隨之而來。我于1979年畢業于岐山一校，上小學那會兒，很多同學的家就住在四根旗桿這兒（當年都是平房，小胡同叫“同鄉里”或“紅星里”），那時，我就愛聽那些鬧鬼的故事。記得同學欒德勝的爺爺說過：他年輕時四根旗桿都在，是一人來高的圓形石頭柱子，柱子的上頭刻著老虎的腦袋，瞪著眼張著嘴。現在來看，那柱子上雕刻的大概是狴犴頭像，當時人不認識或不知道狴犴為何物，所以叫做老虎了。欒德勝的爺爺在七十年代后期就已經八十多歲了，但是，據他講，他也沒見過在這兒殺過人，就知道以前是法場；鬧鬼的傳說都荒誕不經，記得清晰的是有一家一個老太太，白天坐在門口納涼，忽然看見一個旗人女子裝束的、沒有頭顱的人從她眼前過去，她晚飯時就和家里人說了，家里人知道這個地方經常鬧鬼，也沒在意老太太所說。半夜，老太太起夜好久沒回來，兒子出去找，發現老太太死在大門緊里兒了，再以后，這兒經常莫名其妙的死人。八十年代以前住在這兒的人很多，住在這兒的人，都知道這個地方不吉利，要有東西才能“壓”住鬼魂；幾年后，這里大面積動遷，原住戶天各一方不知去向，現在的住戶，都是各地搬遷而來，對這個傳說很少有知道的。在查找地名資料時，看到另一則四根旗桿的傳說：說是康熙年間出了一個李翰林，是講其忠孝兩全的…這，可能是后來者覺得墳地不吉利，所以，杜撰了一個忠孝兩全的故事吧！ 北行： 今天的長江街以東，金沙川街以西，岐山路以北，寧山路以南的地方，叫做北行。長江街以前叫昭盛街，北行的興起源于馬行。老沈陽有“市”與“行”的區分，“市”一般指的是具有固定房屋（面積大、至少是二層以上的樓房）、門臉（平房）或攤床，具備一定規模有影響的商業街區，以經營日用品（服裝鞋帽、金銀首飾、鐘表眼鏡、藥鋪浴池）為主，如早期的南市和后來十間房的北市。“行”指的是露天的、沒有固定房屋、門臉、以舊物、蔬菜、小吃為主的市場，如清末的大西菜行、東行；北行就是一個露天的市場，也是遠近聞名的“雜巴地”。北行以前叫“新村市”，這從《早稻田大學.奉天二萬分之一地圖》及《民國20年奉天地圖》（這兩張圖北行南端有個叫“北牌”的標記）上得以證實。至于為什么后來叫做“北行”，可能與撫近門那個東行有關。大西菜行在清末就有了規模，東行在民國時期也暫露頭角，八卦街有了南市，十間房有了北市，為了與東行相呼應，“北行”有可能這樣誕生的。二三十年代的民國時期，在今天碧塘公園西門以西二三百米的位置上，形成了一個販馬的市場，販馬人從內蒙及外蒙購入好馬來此販賣，這些好一點兒的馬，都被官府給收購，當時除了軍隊需要馬匹，警察出警騎著馬處理事情，很多官員也是騎著馬。馬行的興隆帶來其他行業的發展，周邊出現了固定的門市房，有飯館、旅店、理發、藥鋪、刻字等招牌，還出現了大興安嶺珍貴皮毛、人參、及烏蘇里大馬哈魚等新鮮貨。日本人占領東三省后，需要大量馬匹充斥軍隊，他們買馬給的價低甚至于不給錢，這樣，馬行很快凋零，再沒有人敢販馬了。馬匹不見了，曾經的市場并未消失，人們利用這個地方做起了其他生意，主要是舊物，包括農具、麻袋草繩、掌鞋修腳、挑擔買菜等等。光復后，日本人在767庫遺留了大量軍需物資，部分服裝、棉被、皮靴帽子、皮帶水壺等物資流落民間，這部分流落在民間的物資，在解放后還在出賣著。五十年代，這個市場逐漸被正規的“誠信菜市場”所取代，誠信后來又被花鳥魚蟲市場所取代，花鳥魚蟲市場隨著皇姑百貨大樓的動遷，也消失得無影無蹤。到了1979年一月，皇姑區根據當時的社會情況，整頓治理北行，并整理出一塊由政府規劃、命名的市場“北行農貿市場”。北行農貿市場是全國第一個由政府批準設立的農貿市場，被冠以“自謀職業”19歲的李新就在這里賣筋餅豆腐腦成為全國第一個個體戶。今天的北行，沒有老式建筑了，能稱得上老的，只有新華書店、北行商場和“圈樓”；04年一把大火燒掉了“會賓樓”，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東藝照相館、東風浴池跟著在05年被扒掉，省政法干校教學樓，也在三個月前被夷平；那些曾經的、名片式建筑，只有在照片中顯示它昔日的輝煌。 靈廟： 皇姑區岐山中路11———11甲，是省公安廳宿舍。直對著大門約100米的地方有座廟一樣的老建筑，該廟始建于1938年，建筑主體坐東朝西，長近40米、寬近30米，高近20米，面積約為600多平方米，為上下兩層石制的“中日混合”式建筑。殿頂碧瓦覆蓋，脊獸林立，大殿四周環繞著20余根紅漆大柱，仿佛還在汩汩的滲出中國人的鮮血，在殿座上面原圍有花崗巖護欄，現在的鐵柵欄是后來維修時安裝的。該建筑的西邊50米處，原有一相對的殿座，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因修建宿舍而拆除，當時該殿座內曾存放有紫紅色絨面的良民證等日偽遺留物品。這座“奉天靈廟”供奉的不是日本人，而是“為建立和維護‘滿洲’而獻身的將士”——汗奸。它是東北三省保存最為完好的建筑，是一個記錄歷史的活化石，更是日本發動侵華戰爭的又一罪證；2008年被列入沈陽市文物保護單位。 東北大學（東北局）： 東北局是建國初期全國劃分為六個大區之一，中央不直接管理各省。當時華北局書記是彭真（在京），東北局書記是高崗（駐沈陽），西北局書記是彭德懷（駐西安），華東局書記是饒漱石（駐上海），中南局書記是林彪（駐武漢），西南局書記是鄧小平（駐重慶）這些局于1954年統一撤銷，東北局就是現在位于北陵大街45號的省政府。這個院子里有幾處老式建筑，其中的一座三層樓，就是于1925年開學的東北大學。1921年初，張作霖建議：欲使東北富強，不受外人侵略，必須興辦大學教育，培養各方面人才。當時奉天代省長王永江和奉天省教育廳廳長謝蔭昌建議，奉天省議會于當年10月25日進行討論，通過聯合吉、黑兩省創辦東北大學以儲備人才、振興教育的議案。1922年春，東北大學籌備委員會成立，次年4月19日，奉天省公署頒發“東北大學之印”，4月26日正式啟用，東北大學宣告成立。建校之初東大呈請奉天省公署，撥地另建校舍。省公署很快批復，撥昭陵前白樁外陵地并毗鄰民地共500余畝，作為新校址。經一年多建設，1925年9月，理工大樓、教授住宅、學生宿舍及相應的附屬設施在新校址竣工。王永江為首任校長。王永江出任校長后，堅持他一向的嚴謹作風，聘名師、招學生、購設備，學校順利起步。1928年8月，由張學良兼任校長。1929年7月1日，東北大學第一屆畢業典禮，張學良校長向120名學生頒發畢業證書，授予學士學位。各系畢業成績第一的學生還由學校選送，送往英美德各國留學深造。同年秋，文法兩院學生遷入，仿柏林大學設計的北陵校區（現在遼寧省政府所在地），東北大學羽翼漸豐。由于學校經費充裕，教學設備和儀器等均為國內各大學之冠，環境幽雅，生活條件優越，關內的許多名人、專家和學者聯袂出關，以致于三江、兩湖、福建、四川等地杰出人才紛至沓來，選擇在東北大學任教，像章士釗、黃侃、梁思成、林徽因等著名學者曾教書于此，東北大學成為當時中國規模最大，經費最多，師資條件最好的大學，其每年經費相當于排名第二的北京大學的3倍多，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東北大學被迫走上流亡之路，成為第一所流亡大學，師生先到北平、后遷南京，西安，南下三臺。在此期間該校師生參加了“一二九”運動。1946年5月，東北大學遷回沈陽， 1950年8月，定名為東北工學院。1993年3月8日，恢復了東北大學校名。 壽泉與小社宅： 清亡后，張作霖在東北嶄露頭角，站穩沈陽后興建了一大批工廠，如大亨鐵工廠、奉天紡紗廠、政記輪胎股份公司、奉天軍械廠、被服廠等，在沈陽的西部，于1925年創建的車輛廠。這個工廠分作兩個廠區，南廠叫“皇姑屯機車修理工廠”，北廠叫“皇姑屯貨車修理廠”。九一八后這些工廠淪落到日本人手中后加以擴充改造，尤其是東北大學工廠大火后也被搬遷到這里，形成了較大規模，日本人把這里統稱為“滿洲車輛”。滿洲車輛的興起與建設，需要設計、技術人員及大量的工人，于是在工廠的北部相繼蓋起了一批灰面或磚面的二層樓供設計、技術人員和“康德膠皮工廠”管理人員居住，在工廠西部建了大批簡易成趟的平房，供工人居住，這部分簡易的平房被稱之為“趟房”，趟房聚集地就是2002年被拆遷掉的壽泉地區。“壽泉”是解放后1949年三月以街為公所出現的，稱為“壽泉公所”，這時全區有153447人，壽泉的名字是參照大東區“萬泉”而來。華泰新都建成后，壽泉這個名字從此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景山路和同江街。當年那條華山路通往車輛廠東大門的彎曲叫壽泉的小路只留在記憶當中了。 由張作霖創辦、日本人擴建的鐵路工廠，經由國共兩朝后，最終確立為“鐵道部沈陽機車車輛工廠”簡稱“車輛廠”。建國后車輛廠招收了大量的國營職工，并陸續由工廠在原日偽時期建筑平房的東部，蓋起了大面積平房，這部分平房，東起大渡河街，西至汾河街的“二七飯店”，南從昆山路，北抵寧山路，這一片統稱為“小社宅”；到八十年代，車輛廠有國營職工2萬余人及一萬余集體職工，這部分職工全部住在小社宅區域內，因此，“小社宅”也成了鐵路住宅的代名詞。“小社宅”起源于二十年代末，終于2005年，近八十年的歷史隨著南北社宅的動遷也消失了。 沙河子： 最晚在元代，今天的沙河子地區就有人居住。今藏沈陽故宮的“城隍廟碑”詳細地記錄了元 至正十二年1352時，重修沈陽城隍廟的緣起、時間、地點及其功德職事等。其碑首雕刻四龍交盤，碑座龜趺，碑陽銘刻“城隍廟碑”四字，碑陰額題六字“沈陽路城隍碑”，碑身刻有“沈陽路城隍廟功德官員題名志”及其全文。該碑發掘驗照《奉天通志》和羅福頤《滿洲金石志》記述，均為我們詳細地描繪了元代沈陽城的建置、城址及方位等藍圖。據此，我們清楚地知道了“沈陽”城市的名稱始于蒙古族人統治的元代。明朝建立以后，于洪武十九年1386在該地區設立了沈陽中衛、左衛、右衛，這三衛均隸屬于遼東都指揮司統轄，是軍政地方機構。清朝時期，這部分居民淪為滿族貴族的佃農；庚子之亂加之隨后的日俄戰爭，這里遭到很大破壞，原始居民不得不搬遷他處。民國初年，奉天省水利局組織力量挖掘了貫通渾河和蒲河的太平世河（后改稱新開河，即今天的北運河），成為灌溉農田的主要水系。沿河出現了大片農田，其中有旱田，亦有水田，居民開始批量回遷，此時出現了專門種植蔬菜的“菜園子。”在御花園地區就曾出現過“張家菜園”等。有的農田以農家自營為主，有的還辦起農場成為地主。解放以后，這里居民逐漸增多，但是，始終沒能繁榮起來。 沙河子： 最晚在元代，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