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書法史上第一個高峰是魏晉，而魏晉之書體代表和最高成就在行書，當然包括行楷和行草。馬宗霍先生評價晉人行書時說：“書以晉人為最工，亦以晉人為最盛。晉之書，亦猶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所謂一代之尚也。夷考其故，蓋有三焉：一則時接漢魏，諸體悉備，無煩極慮，便可兼通。擇要而從，尤易專擅，不獨為之華藻也……一則隸奇草圣，筆跡多傳，服擬有資，師承匪遠，酌其余烈，自得新裁……一則俗好清談，風流相扇，志輕軒冕，情騖皋壤，機務不以經心，翰墨于是假手，或品極于峰杪，或賞析于毫芒，至乃父子爭勝，兄弟竟爽，殫精以赴，疲神靡辭，以此為書，宜其冠絕后古，莫與抗行矣。”這里對帖學的概括是比較全面的。這段比較經典性的論述，多為后世所看重。他的論述闡述了幾個重要信息：一是揭示出晉人書法之高妙可與唐詩、宋詞相媲美，代表晉代藝術之最高成就；二是論述了晉代書法接漢魏之余烈，后出轉精，有所憑依；三是論述了玄學對書法風格的影響，道家思想促成了尚韻的風氣；四是反映出當時重視書法的風氣。所以，劉熙載評右軍書以八字概括“力屈萬夫，韻高千古”頗有說服力。魏晉玄學的興起，追求簡約玄淡，超然絕俗之美是其共同的特點。
行書在晉成為最流行的書體，與當時文人士大夫之間以信札互通信息有關。當然，還有一個原因：晉代禁碑。既然不許立碑，刻碑的正體使用較少。后世所寶晉人跡，唯有縑和紙兩種。而縑和紙又最能體現真書和行書的魅力，相得益彰。而那種大書深刻、古厚淵懿的漢魏風骨，被晉人轉化為輕靈曼妙的行草風流。馬宗霍評價說：“晉人書以韻勝，以度高。夫韻與度，皆須求之于筆墨之外也。韻從氣發，度從骨見，必內有氣骨以為之干，然后韻斂而度凝。徒以韻勝，則韻浮于氣矣。徒以度高，則度離于骨矣。”馬氏已經意識到，晉書尚韻，化實為虛，如果沒有內在的“氣骨”作底，很容易走向反面，字體華麗綺靡甚至輕佻放肆，而無古代沉潛淵厚之氣息。馬氏在卷六中提醒后人：“晉書雖工之極，而實卑之始；雖盛之極，而實衰之漸”，可謂洞達之至。這也指出了后世學王羲之徒擬其形而未得其神的病癥。魏晉行書書法的特點如下。
一是群體書法世家和書法教育相互促進，尺牘風流成為時尚。魏晉南北朝書法的一個前所未有的特征是家族制。所謂“門閥土族”，指的是那些門高第闊、世代官宦之家，或日“閥閱世家”。他們享有特權，按等級分配權力，建立了牢固的統治秩序。雖然在社會發展方面起了阻礙作用，但在書法方面卻是甚有功勞。許多書法大家出自名門望族，如王羲之家族三代人中就有22名書家著稱史冊。六朝時期的庾、謝、郗、蕭、崔、陸、盧等大家族也出現了許多名家，可謂群星燦爛，蔚為壯觀。與漢末的“草書熱”相比，晉代的“行書熱”毫不遜色。從東漢以來日漸流行的行書，名家輩出，并形成了承傳派系，互相競爭又互相學習，形成了較好的社會風氣。而到了兩晉時期，“九品中正制”對士族的保護，使這些社會上層累世為官，積累了大量財富，為書法的教育和交流、收藏奠定了物質基礎。魏之鐘繇“古雅有余，幽深無際”，西晉的衛氏家族“四世家風不墜”，為東晉“二王”的崛起奠定了良好的基礎。衛瑾的“草稿書”和鐘繇的行書一樣，用于書寫尺牘，也可以說是“相聞書”。草書尺牘的淵源最早可追溯到東漢明帝令劉睦“作草書尺牘十首”；曹魏時期文帝命劉虞“通草書”。樓蘭遺址發現的魏晉文書，就有許多草書尺牘。這些現象表明，魏晉時期的士流階層盛行行草尺牘，用以顯示風流和才藝，成為一種時髦的風尚。
二是魏晉出現“二王”為首的代表性書家群體。在西晉有衛氏家族中存在所謂“四世家風不墜”的現象，出現衛覬、衛璀、衛恒、衛鑠四代書法名家，皆以書名。東漢以來名門多是大族，他們由儒學經術進身仕途，居朝秉勢，或左右州郡，操縱鄉議，累世清貴。河東衛氏是儒學世家，至衛覬而顯，至衛鑠而后逐漸衰落。在儒學占據主流的時期，衛氏家學沒有在大的方面突破是可以理解的。東晉書法大族以“四大家族”為主，源于他們的政治背景和特殊地位。他們比較講究郡望。如瑯琊王氏、陳郡謝氏、潁川庾氏、高平郗氏。除此之外，太原王氏(如王述、王漾、王惰)、江夏李氏(李式、李充)、吳郡張氏(張弘、張翰、張澄、張彭祖)及京兆韋氏、廣陵高氏等，都是書法世家。代表性書家多是南下的北方氏族。西晉洛陽新書風在江南的發展全靠這些士族的推動。東晉早期的書風受到西晉書風的影響非常大。鐘繇書法的勢力占據主流，直到王羲之出來才改變局面。
東晉王、謝、庾、郗四大家族出了眾多的書法大家。竇氏《述書賦》謂：“博哉四庾，茂矣六郗，三謝之盛，八王之奇。”這里“四庾”指庾亮、庾懌、庾翼、庾準；“六郗”指郗鑒、郗情、郗曇、郗超、郗儉、郗恢；“三謝”是謝尚、謝奕、謝安；“八王”是王導、王劭、王恬、王恰、王珉、王羲之、王獻之、王廒。由此可見書家群體對書法的貢獻。尤其是行書最擅風流，“二王”之創新精神成為這個時代的象征。大多書家都取得相當高的成就，如竇氏所言王氏子弟“風流之表，軒冕之中，骨體道正，精彩沖融”。這種氛圍，難怪會形成晉代以“書”為一代風尚的局面，“晉書”與“唐詩”、“宋詞”、“元曲”等一起彪炳史冊。
三是追求“妍美風流”之風氣盛行。從南北朝初現端倪的求妍求美之風氣，在魏晉得到進一步發揚。這里有幾個原因：第一是書體本身發展的需要。因為用于日常生活的信息交流，不需要深刻大書，所以選用比較輕快的書體。第二是專業書家的努力，進一步研究書勢，使書法的結構之美得以完全體現。第三是西晉因為“八王之亂”而南遷建康(今南京)，是為東晉。也就是說文化中心從粗獷豪放的黃河流域轉向溫柔秀麗的長江流域，人們的環境和心態都會發生變化。南方的細膩、溫柔、嫵媚、秀美等特點，會對南渡的王、謝、庾、郗等家族產生影響。行書雖然在東漢問世，但因為無代表作品流傳，在魏晉時期才真正形成和完善，被后世稱為“今體”。從西晉陸機《平復帖》看，連綿的氣勢和化章草為今草的筆勢，都暗示著“吳土書”的流美特點。這件我們所能見到的最早且最可靠的古代名家墨書真跡對行書的影響巨大。在西晉，行書是地地道道的“俗寫體”和“速寫體”，盛行于世，實用性和方便的特點使它得以普及，從此將非正體的行草書帶入藝術的殿堂，成為主流書體。行草在上流社會流行起來，成為一種高妙的時尚。如衛璀的行草書，時議譽為“放手流便”，已經出現了追求“妍美”的傾向。無論章草還是行書，開始出現以潦草求流貫的特點，出現明顯的牽絲映帶，“縱引”的筆勢符合書寫習慣，到東晉天才書家“二王”的手里就徹底得到發揚光大，為文人抒情達意找到了藝術表達的另一種手段。
從書法水平和對后世的影響來看，最為杰出的行書家代表當然是王羲之、王獻之父子了。
王羲之(303—361)，瑯琊人。字逸少，宰相王導從子，王曠之子。幼訥于言，及長辯贍，以骨鯁稱。初為秘書郎，累遷至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所以世稱“王右軍”、“王會稽”。后稱病去職，與諸名士優游自適以終。一生博學，勤于思考，博采眾長，以楷、行、草最為擅長。其行書一改漢魏樸質之風，創妍美流便之體，精研體勢，損增古法，遂至神妙。從小可見其志。少時跟隨衛鑠(衛夫人)學書，衛夫人在《和南帖》中跟友人說：“衛有一弟子王逸少，甚能學衛真書，咄咄逼人，筆勢洞精，字體道媚。”當然，王羲之最成功的書體是行書，行楷勝于行草。后人評價甚多，列舉如下。南朝陶弘景《與梁武帝論書啟》云：“逸少學鐘，勢巧形密，勝于自運。”南朝梁武帝《古今書人優劣評》云：“王羲之書，字勢雄逸，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闕，故歷代寶之。”南朝庾肩吾《書品》云：“(王羲之)功夫不及張，天然過之；天然不及鐘，功夫過之。”唐太宗《王羲之傳贊》云：“詳察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唯王逸少乎!觀其點曳之工，裁成之妙，煙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勢如斜而反直。玩之不覺為倦，覽之莫識其端。心摹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區區之類，何足論哉!”
本來，在南北朝時期，對待王羲之的成就還比較辯證，甚至有時王獻之的行草風格更受人歡迎。但到了唐太宗“推羲抑獻”的態度出現，將大王推上“書圣”的寶座，而將王獻之打入冷宮，直接影響了初唐的書法評論，如孫過庭《書譜》也是這個觀點。直到張懷璀出來以書體論書，肯定了王羲之行書成就，而對其草書多所貶斥，才算比較公允。最初，王羲之書法不如庾翼之書，到后來俱變古法，將古質、古雅之行書改為新妍、流便的行書，風氣自然一新，形成“今體”的特征。王羲之的行書被稱為“王體”、“右軍體”、“逸少體”等，主要成就如下。
第一，他是行書“內撅”筆法的開創者。“內撅”又叫“中含”，他將隸書內斂方折的筆勢用于行書中，以骨取勝，尖鋒入紙，所謂“一拓直下”，爽利精妙，沉著道勁，筆勢道媚，點畫精麗，使線條具有彈性和張力。用筆按鋒直引，迅牽急掣，筆勢道勁爽利，環轉縱引，點畫上則鍤銳方硬，沉穩厚重。王氏在變革鐘書的行書時，用筆更為簡練明快，改鐘書之“翻筆”為“一拓直下”，發揮了折筆和側鋒，簡便明快，達到所謂“愛妍而薄質”的地步。大王之書內撅，剛健中正，流美而靜，小王之書剛用柔顯，華因實增，形成兩種對立而又互補的筆法系統。
第二，結構中宮緊收，骨法洞達，體態輕盈，最得中和之美。字態則勢巧形密，雄秀天然。結體重心安穩而多姿態，剛柔相濟，虛實互生，穩健而不呆板，活潑而不佻達，敬正相生，曲直合度，最易獲得雅俗共賞之美。與鐘書相比，王書更為敬側，一改過去的橫斜而為斜畫緊結，剔除鐘書上的隸意，偏旁部件之間形成了大小、高低、偏正的關系，字態敬側，富有顧盼的情調。
第三，章法上的疏密、正斜、收放、敬正、方圓充滿辯證法。尤其是部分連寫和部分斷開，前后交替，錯落有致，出現了“疏可走馬，密不容針”的效果。如《喪亂帖》、《初月帖》等。王氏整合了前人的成果，在生活閱歷中找到了自然表現的款式和格局，更能自由地表達書家的筆情墨趣。款式與審美的結合，使書法創作成為自覺的文人行為，突破了隸書、章草單一、雷同的布局模式。
第四，文人書法格局的奠定。王氏行書從形式到內容都有了革新，代表著文人書法的審美趨向。
王羲之的書法的意義，是開創了文人書法的先河，作品多為自由書寫形式一文書并茂，如《蘭亭序》的抒情風格。同時也成為“帖學”派的始祖，尺牘之工，千古流傳。《宣和書譜》將王羲之列為“草書三”，最后也列其行書數十帖，肯定其書“趨向超絕，非碌碌者所能望塵”的不凡之處。宋元書家中文人仰慕的“晉宋問人”，就是糅合儒道思想的超脫的王羲之之類的人物。他們將書法視為表現心意和志趣的載體，文書并茂，風流妍妙，提升了書法的藝術功能。
王獻之(344—386)，瑯琊人。字子敬，小字官奴。王羲之第七子。累官至中書令，人稱王大令。從小工書，尤工行草，與其父并稱“二王”。傳其自小與父親比字，曾勸其父“改體”，他認為行楷未能盡“行草”之妙，應當“宏逸”。南朝宋羊欣《采古來能書人名》評之日：“骨勢不及父，而媚趣過之。”認為他更加注重表現“媚趣”，連綿奔軼，為行草向大草的過渡奠定了基礎。王獻之書法是東晉書法的后勁，為魏晉書法的最后輝煌作出了貢獻。
我們從創作成就和歷史影響力來看，王獻之行書的主要貢獻如下。
第一，創“外拓”筆法。氣勢開張，筆意開展，所謂“筋勝”之書。子敬之書本源于張芝。沈尹默認為：“外拓筆法，多半是在情馳神怡之際，興象萬端，奔赴筆下，翰墨淋漓，便成此趣，尤于行草為宜。”他認為“內撅”是基礎，“外拓”才不致流于狂怪。王獻之行草多用弧形線條，細處如筋，嫩處如鐵，米芾形容其如“火筋畫灰”，在虛中有實、似柔而剛的線律中表達了自己的情感，宣泄著壓抑已久的情性，獲得了痛快淋漓的感受。
第二，創“一筆書”的連綿行草。行草本是一種“邊緣性”的體勢，乃行書摻雜草法而生。王羲之的書法已見行草體勢，但未若王獻之的“宏逸”。他將父親部分連綿的行書再加以草化，將“縱引”之筆勢再連屬奔放為“一筆書”的風流樣式，如米芾所謂“運筆如火箸畫灰，連屬無端”。“一筆書”如清泉龍躍，翻濤簸岳，俊氣縱橫而天真超逸，所謂“父子之間又為古今”。大令行書或形連意連，或筆斷意連，增加牽絲映帶，氣脈貫通，首尾呼應，有“一波三折”、“蕩氣回腸”之妙。米芾認為“子敬天真超逸，豈父可比”。米芾認為王獻之行草勝過其父。后來黃庭堅在《山谷題跋》中將二王比之文章中的左氏和莊子。子敬書法更夸張，變形和想象力更豐富。
第三，“破體”的先行者。這里指脫略行跡而獨存神采。“破體”最初指文字學上的別字或錯字。在書法上指兼雜幾體，互相參用，實際上就是一種邊緣性的書體。明代趙宦光云：“'破體’有篆破真不破，真破篆不破，有篆、真俱破；有可破可不破；有有義之破，有無義之破；不可破者，勿論可也。世謬以筆法為結構，或呼野狐怪俗之書為'破體’者，皆不知書法名義者也。”趙氏認為書法之本義是多體之間可以貫通，互相滲透，但絕非亂拼亂湊的“野狐怪俗”之書。
第四，玄學思想在書法上的具體表現者。王獻之的超拓和空靈之風，更多受到道家思想的影響，“得意忘形”的狀態更近于莊子的“解衣般礴”的創作狀態。他的行草對唐代“顛張醉素”的狂草、顏體行書、李邕行書、米芾行草甚至明代的草書都有非常大的啟迪作用。正如《宣和書譜·草書四》所云：“獻之所以盡得羲之用筆之妙，論者以謂如丹穴鳳舞，清泉龍躍，精密淵巧，出于神智。”王僧虔等認為其骨力不及父而“媚趣過之”。這“媚趣”一方面是時代審美風氣使然，另一方面和當時的玄遠清談之風也應該有關系。晉人不喜歡質實的形跡而喜歡超曠的心性，為宋代書論重視“神采”、“風神”等的理學化傾向提供了良好的底本。
當然，項穆等人在贊賞子敬行書的同時，又高嘆“書至子敬，尚奇之門開矣”，似乎擔心孫過庭《書譜》所謂“鼓努為力，標置成體”，“工用不侔，神情懸隔”狀況，會在后學者身上發生。這當然是“杞人憂天”的想法。書法的創新總要付出代價。子敬的行草雖然經過李世民的“餓隸”之譏，但對于有創新之志者來說，人們更感興趣的是王獻之那種“不畏浮云遮望眼”的求異精神。在保守派大力宣揚“子不如父”的風氣下，總有許多追求個性表現的書家要從子敬行草中吸收營養，更看重其創新之精神。無論從哪方面看，羲、獻父子變制“今體”，都是魏晉新書風發展的里程碑，其行書的尺牘款式與書寫內容都深刻影響了中國書法藝術的發展方向。褒之者認為子敬“神韻獨超，天姿特秀，流便簡易，志在驚奇，峻險高深，起自此子。”貶之者認為：“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疏瘦如隆冬之枯樹；覽其筆跡，拘束若嚴家之餓隸。”我們自當辯證看到這些過激之論。
其他，如王導、王虞、王殉、庾翼、庾亮、謝安、謝萬、郗鑒等都有可觀之處。如少時與右軍齊名的庾翼被《書品》評為“聲彩道越”。每不重子敬書法的謝安宰相，縱任自在，有螭盤虎踞之勢。連反面人物王敦之書也“筆勢雄健”，大有可觀之處，可見書家輩出，時代風氣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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