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解體誰是責任者

第一，蘇聯解體是一件好事還是壞事。

官方以及多數人的看法，蘇聯的解體是令人遺憾的。個人以為，這個問題要一分為三，因為蘇聯解體不只意味著一個國家的消亡，還意味著一個政黨的敗落，一種發展模式的壽終正寢。從發展模式來看，當原來的模式不能適應人民需要時，無論它原來有多么的輝煌，被拋棄都是適應歷史與人民的需要，不應有可惜之說，否則就違背了以人為本這個我黨也堅持的基本理念。從政黨與政權的興衰來看，如果不能進行有效的自我更新，適應時代的發展，被淘汰也屬自然。馬克思主義一直認為，政黨必然是要消亡的，那些不再具存在價值的政黨消亡得更快，當然也不是一件憾事。

真正令人遺憾的是，從國家和民族角度來看，蘇聯解體確實是一個悲劇。固然蘇聯或如列寧批評沙俄政權時的那樣，是一座各民族的“監獄”。但“監獄”之所以是“監獄”，不是因為監獄這所房子本身，而是因為如何使用這所房子。拆掉“監獄”的辦法不是拆房子，而是把同一所房子變成“天堂”。一旦房子都拆了，人們將很容易為了剩下的磚瓦相互爭奪，甚至撕殺，蘇聯解體后的民族與種族沖突頻生，不能不說是蘇聯解體的一個負面后果。

第二，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是什么？

有人歸咎于戈爾巴喬夫，認為是他拙劣的經濟社會改革、不應該的政治改革導致蘇聯的解體。有人認為是斯大林，即認為那套權力高度集中的體制才是導致蘇聯垮臺的根源。這些論斷有其道理，但不夠確切。斯大林確實是蘇聯體制締造者，也是許多問題的源頭。但是，斯大林1953年就死了，當時蘇聯仍有強大國力，社會主義也如日中天，有足夠的時間與良好的國際環境進行改革。文革后中國走出了毛澤東體制，迎來了一個新的發展春天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至于戈爾巴喬夫，其改革舉措以中國標準來論確實有其不妥之處。但我們應該記住的是，戈爾巴喬夫接手的蘇聯正處于內外交困之中，內部是人民對蘇聯體制已失去信任與信心，社會問題突出，另外，石油收入銳減，蘇聯改革的成本無法支付。從外部環境看，一方面是繼續在阿富汗流血，另一方面是美國在里根出任總統后，對蘇聯奉行強硬政策，繼續以軍備競賽給蘇聯放血。這個時候，要改革成功其實是千難萬難。戈氏固然做得不好，但將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歸咎于他，無疑只是要找一個替罪羊。

本人認為，最應該為蘇聯解體承擔責任是勃列日涅夫。正如前述，斯大林時蘇聯仍是可改革的，其后繼者赫魯曉夫確實也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但這種改革觸犯了官僚集團的利益，赫魯曉夫也被推翻下臺。勃氏1964年上臺，照顧官僚集團利益，全面停止政治改革甚至是經濟體制改革。事實上，在勃氏統治蘇聯的18年（1964至1982年）是蘇聯最好改革的18年，有著適宜改革的國內外環境。從內部看，人民生活水平有一定提高，對當時體制未失去信心。加上西伯利亞石油的大開發，賺取了大量的硬通貨，能夠支付高昂的改革成本。從外部看，美國正深陷越南戰爭，自顧不暇，無力牽制蘇聯。然而，勃氏一心維護既得階層利益，對此熟視無睹，結果喪失了改革的最佳良機。

第三，中國還要不要吸取蘇聯解體的教訓？

在一些人看來，中國通過走出一條不同于蘇聯的改革道路，早已走出蘇聯解體的歷史陰影。近些年來的北京共識、中國模式之說，可能更是說一些人心情陶醉。但在筆者看來，中國根本沒有走出蘇聯解體的陰影，因為中蘇體制具有根本的相似性，在未進行徹底體制改革的情況下，說蘇聯的問題不會在中國重現，邏輯上就不通。有人可能說，中國有不同于蘇聯的市場經濟。但在決定社會發展模式與道路方面，最重要的是政治體制而非經濟體制。而且，在政府投資熱情不減、國企民企不公平競爭廣泛存在、經濟糾紛的法治化都沒有實現的情況下，說經濟體制已經完全是市場經濟其實還是為時過早。而這些邁向市場經濟中存在的問題，很大程度上又是政治體制改革滯后的結果。這也再次表明政治體制的關鍵性作用。

其實，蘇聯作為一個走過了興起、發展、調整、衰亡的社會主義國家，因其歷程的完整性，其中的經驗教訓值得所有后來的社會主義國家警醒。中國尤需注意的是，從發展階段來看，中國可能正處于“勃列日涅夫”時期。中國毛澤東時代相當于蘇聯的斯大林時代，鄧小平和江澤民時代則分別具有蘇聯赫魯曉夫時代的特征。鄧小平搞經濟改革，也搞過政治改革，而江澤民則重在經濟改革，提出了市場經濟的概念。當前中國雖然比較注重民生，但在改革的停滯方面，既得利益集團的膨脹方面，則與蘇聯的勃列日涅夫沒有二致。總體觀之，盡管中國每一階段歷經的過程更長，但性質則與蘇聯的相應階段有著驚人的相似性。而也正是這種相似性，使得人們更有理由擔心中國將走入一個“戈爾巴喬夫時代”。

要避免這種相似性進一步發展，避免中國繼續在蘇聯的道路上繼續運行，最應該做的就是通過啟動再改革進程，對前進的道路進行“扳道”，走入一個能夠漸進但不斷改革的進程，最終走出蘇聯解體的歷史陰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