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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為什么要賺錢，我們想要用賺來的錢去購買什么，對今天所有的人都是一個問題。 我認識一位朋友，他是一家跨國咨詢公司中國區的總裁，在他的努力下，這家公司在中國獲得了顯赫的成績，而前年年初，他突然宣布辭職，然后獨自一人去臺灣當一個傳教士。在離開大陸前的一次聚會上，他告訴自己的朋友們，我上半輩子已經賺到了足夠的錢，讓我從今天出發去尋找自己的快樂。 我很羨慕這位朋友，至少就他個人而言，已經找到了自己的答案。 馬克斯·韋伯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認為，在中產階級仍很落后的國家，都曾有一個鮮明的特征，就是盛行不擇手段地通過賺錢牟取私利，這幾乎是一個無法超越的階段。而成熟商業社會的標志則是，人們從物質的追逐中脫離出來，開始去發掘生命中另外一些抽象、形而上的價值。 百年的積弱和貧困，使得今日的中國依然處在一個創富的激情年代中，一切以經濟為中心，一切以財富為標桿，所謂的智慧、快樂與價值都似乎是可以被量化的，而倫理、道德則成為一種可有可無的奢侈品，它們的底線往往可以被輕易的擊穿。 今天很多人把今日之中國與上世紀60年代的美國社會相比較。美國心理學家尤維·吉倫便認為，這是兩個十分相似的商業社會。伴隨著經濟的迅速發展，人口大量涌入城市，轉型期的社會、經濟乃至個人的不確定性因素與焦慮的社會心理相結合，必然導致眾多的社會矛盾。然而，必須指出的是，今日中國人與美國人最大的差異在于，我們一直缺乏一種形而上的精神空間，缺少精神慰籍的空白，這將導致因商業生存而被扭曲的普世價值倫理無法得到應有的修補。有一年，我去波士頓的燕京學社拜訪杜維明先生，他提醒我說，“你有沒有發現，盡管美國是一個非常物質化的社會，但是，與中國最大的區別是，這里到處是尖頂。”他所謂的“尖頂”，是遍布全美各地的教堂，人們每至周末便全家到那里去做禮拜。 我能理解杜先生的解讀，他最近在華人世界倡導“儒家學堂”便也是企圖建造一個“東方式的尖頂”。只是他的努力因為缺乏響應而顯得那么的贏弱。 我曾經去過北方的一片森林，四十年前那里郁郁蔥蔥無涯無際，二十年前，人們開始大量砍伐建廠，當地的居民走上了小康的道路，五年前，林木銳減水土流失，自然環境急速惡劣，一些賺到錢的大戶開始紛紛外遷，一年前，當地人開始大面積種樹，試圖恢復原貌，而據說，要恢復到二十年前的模樣，大概需要一百年。 天下輪回，大抵如此。每一個人生、公司、國家和文明，確乎是有“報應”的。如果沒有清晰、超然而有規劃的生命觀，那么任何財富追逐的結果都將是灰色的、茫然的。這樣的話題，對今天很多中國人來說，還是那么的陌生，但是我想，可能用不了多久，它就會變得百分的醒目。我希望穆罕達斯·甘地式的觀念能成為普世的生命觀。這位終身節儉而倔犟的印度人將下列現象稱之為“可以毀滅我們的事物”，它們包括――沒有規則的政治；沒有良知的快樂；沒有勞動的財富；沒有個性的知識；沒有道德的生意；沒有人性的科學；沒有犧牲的信仰。 我為自己生活在這樣一個充滿了巨變和戲劇性的大時代而感到幸運，但是，說實話，我一點也不留戀這個時代，我希望它快點過去。我希望那些貌似古板而老套的價值觀重新回到身邊，它們是——做人要講實話，要有責任感，敢于擔當；要懂得知恩圖報，同時還要學習寬容；要學會關心別人，特別是比你弱勢的那些人；一定要敬天畏人，要相信報應是冥冥存在的；要尊重大自然，而不要老是在破壞中攫取；要相信自由是天賦的，誰也不能剝奪；人生的確有比金錢更為重要的事情，比如陪女兒玩半個小時的積木，或與太太冒雨去看一場午后電影。 我希望它們一一回來。因為只有與它們相伴，財富才會真正的散發出智慧和快樂的光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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