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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名劉徹，通天徹地的徹。所以在他上位后，凡遇“徹”字，就改稱“通”，以避其諱。“御史”們都稱他為“漢武大帝”，此處的“御史”是御用史學家的縮寫，之所以冠以“大”字，是出于維統的需要，例子很多，比如雍正都被涂抹成為國為民積勞成疾鞠躬盡瘁了，就不展開說了。 古代史家對劉徹的評價卻相當糟糕，司馬光說他“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無度。使百姓疲敝起為盜賊，其所以異于秦始皇者無幾矣。”干脆將其比成了嬴政。就在漢武帝派李廣利征伐匈奴的那一年，山東、河南、河北等地爆發了災民起義，并不像影視劇里演得那樣黎民安生天下太平。 影視劇中的漢武帝，開疆拓土、征討匈奴、平定天下，貌似多為民造福似的。然而這樣的漢武帝形象司馬遷首先就很難接受。《史記》中，劉徹寵信方士、任用酷吏、侈費民脂的記述就不少。或許有人會說司馬氏不客觀，可對一個被割去生殖器的史家而言，這已經是足夠客觀并且克制了。說到這不妨了解下劉徹對司馬遷做了什么——他授意杜周，把免除腐刑的贖金抬高，抬到司馬遷砸鍋賣鐵也出不起，不得不接受割卵蛋的價碼，此舉倒是為催生“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做出了決定性貢獻。 漢武帝一朝，酷吏繁茂，除了上文提到的杜周，還有寧成、張湯、趙禹、尹齊等人比酷。其中以張湯名氣最大。這位就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的始祖，“腹誹罪”就是此人之發明，后世的“莫須有”和于謙所犯的“意欲罪”可說都來自其傳承。當時劉徹窮兵黷武，已將漢室七十年的家底折騰幾盡，用來造幣的銅礦產量都不夠了，出現了嚴重通脹。劉徹就和張湯等人商量了個法子，反正上苑用來打獵的白鹿有的是，索性把鹿皮裁成小塊作為貨幣發行，一塊等值四十萬。確定后劉徹象征性地征詢農業部長顏異的意見，顏異卻說“本末不相稱”，其他王公大臣進貢，送來的是白玉，也僅僅值幾千錢，你一小塊鹿皮就敢值四十萬？不可行，堅決不可行。劉徹很不高興，就找來張湯。 在張湯看來，“上意”才是終極律法，是可以凌駕于一切的鐵律。有這一意識形態指導，構陷個顏異就易如反掌了。 很快密探就帶回了“罪證”。有客人與顏異談起新政，“異不應，微反唇”——僅僅是因為顏異沒有回應，嘴唇輕輕撇了那么一下，罪名就成立了？沒錯，成立了，張湯就以這個理由將顏異下獄并最終處死。美劇《LIE TO ME》中的蒂姆·羅斯，發明了一套臉部表情編碼識別系統，分析他人表情變化，就可推斷出對方是否撒謊，張湯則比現代人還厲害，僅用“讀唇術”就能定他人之罪。 至唐，“腹誹罪”依然存在并發揚光大，大唐律法中有這么一條：“諸口陳欲反之言，心無真實之計，而無狀可尋者，流二千里。”也就是說，即使你嘴上沒說，心里也未必打算就做，甚至面無表情也沒關系，照樣流放兩千里。 酷吏的結局通常很慘，構陷他人者，他人亦可構陷之。張湯最后也被李文、朱買臣咬了一口，落了個自殺而死。死后抄家，家資不足五百金，堪稱廉吏。不過在一個惡的體制下，廉潔不是評判一個官員好與壞的標準，以張湯為例，這種官確實不貪錢，但極有可能比貪官為禍更甚。 除了老實巴交的顏異，因平定“吳楚七國叛亂”功勛卓著的魏其侯竇嬰也沒躲過去。竇嬰好友灌夫喝醉了酒罵了外戚田蚡，后者跟劉徹告狀，說，“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杰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不仰視天而俯畫地，辟倪兩宮間，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臣乃不知魏其等所為。”大意就是，如今是太平盛世，皇上你看我，平時就喜歡唱唱歌溜溜狗嫖嫖娼包養幾個戲子什么的，這是多么健康的愛好，不像竇嬰和灌夫，總是招一些不法之徒在家里，指天畫地的，這不是意圖謀篡還能是啥？ 又是腹誹、又是心謗，這話一入劉徹的耳朵，竇灌不死才怪。自此，“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矣”——在那種處處密探人人自危的黑暗年代，滿臉諂笑的確是最能自保的表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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