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古典兵學思想具有重實戰不重玄談、尚智術不尚武力的鮮明特色。這一特色在春秋戰國時代發展成熟，并由《孫子兵法》總其大成。三國時代的兵家多對《孫子兵法》給予高度重視，曹操整理審定了流傳至今的兵法13篇版本并為其作注，諸葛亮也說：“孫子所以能制勝于天下者，用法明也”。（1）P984兵法所論述的戰略戰術原則在他們的軍事生涯中得到了生動的體現。明代的《三國演義》雖在史實基礎上進行了一定的藝術加工處理，但所述戰例的成敗經驗，仍可與兵法所論的軍事學原理互為表里、彼此印證。因此，《三國演義》歷來被視為充分體現中國古典兵法思想的戰略學、戰術學活教材。本文旨在探索《兵法》與《演義》在軍事戰略戰術原則方面的內在聯系，論述《孫子兵法》戰略戰術原則在實戰中的運用。
一、強調廟算在先的戰略運籌思想
孫子認為，統帥必須周密地研究和比較敵我雙方的優劣條件，認真地實行謀劃，才能判明自身的戰略行動能否達到預期效果。孫子談到：“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而況于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見矣。”（2）P115并進一步將其概括為“道”（道義）、“天”（天時）、“地”（地利）、“將”（將帥）、“法”（法制）五個要素。對這些要素比較清楚了，就可以判斷戰爭的勝負。
郭嘉為曹操分析袁曹短長的十勝十敗之說，是《演義》中對上述思想加以活用的最典型范例。郭嘉從道（體制）、義（道義）、治（管理方式）、度（用人尺度）、謀（決策能力）、德（性格個性）、仁（上下級關系）、明（判斷力）、文（軍紀）、武（軍略）十個方面綜合分析了曹勝袁敗的必然性。不難看出，郭嘉認為曹操集團的主要優勢在于道（道義）、將（決策能力、性格個性、上下級關系、判斷力、軍略）、法（體制、管理方式、用人尺度、軍紀）三個方面。袁紹“以逆動”、不思匡扶漢室而擁兵自重，曹操則是“以順率”（3）P95，挾天子以令諸侯，政治上名正言順，具有道義上的號召力；袁紹決策不明、好謀無斷、昧于下情、愛慕虛榮，曹操從諫如流、行事果斷、體恤下屬、用兵如神，作為主將，自身素質高于對手；袁紹講究名門望族的排場，以虛名取士、管理松弛、軍紀混亂，曹操務實不務虛、任人唯賢、講求效率、紀律嚴明，在統制力和管理效能上勝出一籌。有了這三個優勢，假以天時地利，必然能夠取勝。
孫子在總結戰爭勝敗條件時極為重視人的因素，也提及兵力對比在戰爭中對雙方決策行動的制約作用（十則圍之，五則攻之，倍則分之，敵則能戰之，少則能逃之）（2）P121，但強調“廟算”中應該優先考慮的是雙方指戰員的軍紀、士氣、訓練程度以及謀略水平等決策管理層面的因素（主孰有道？將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眾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2）P111），并不將單純的兵力優勢視為勝負的先決條件。從袁曹官渡之戰，到三國時期乃至中國古代的一系列經典戰役，多為以少勝多之戰，應當說與孫子所主張的小可敵大，寡可擊眾這一思想有著直接聯系。
二、不拘一格隨機應變的因敵制勝思想
孫子反對上古時代戰爭千篇一律的軍陣部署，指出“夫兵形象水，水之行避高而趨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2）P136。孫子的這一認識符合樸素的辯證法規律，因敵制變思想也歷來被視為指導戰爭勝利的重要原則。魏景初二年（238年），司馬懿平定遼東之戰是三國時期唯一一次跨越半個中國的長途遠征。此戰行程4000余里，歷時一年有余，盡管在《演義》中著墨不多，但充分體現了司馬懿對戰爭的出色閱讀能力和對兵法的靈活運用。
面對數量上的劣勢（己方4萬對敵方15萬），敵我士氣和疲勞度上的差距（己方長途行軍數千里，敵方深溝高壘以逸待勞），司馬懿認識到強攻不是上策，相持更是正中敵方下懷，因為正如敵將所說：“昔司馬懿與蜀兵相拒，堅守渭南，孔明竟卒于軍中。今日正與此理相同。”（3）P542于是，司馬懿采取集中解決主要矛盾，暫時忽視次要矛盾的策略，直取敵人老巢襄平。這一圍城打援的戰略，在千余年后幾乎發生于同一地點的遼沈戰役中得到了極為相似的運用。為此，司馬懿也認識到此戰勝負的關鍵全賴糧草能否得到按時接濟，為了便于得到自遼河水路順流而下運送的糧草，并保證糧道不被切斷，他不惜進一步犧牲本來就不高的士氣，違背兵家常理屯兵于積水中。非對戰場全局作出透徹判斷者，是不敢行此險招的。
同時，司馬懿將“敵雖眾，可使無斗”（2）P134這一兵法命題活用到戰場上，遵循“圍師遺闕”的原則，“令南寨人馬暫退二十里，縱城內軍民出城樵采柴薪，牧放牛馬”。陳群問他：“前太尉攻上庸之時，兵分八路，八日趕至城下，遂生擒孟達而成大功；今帶甲四萬，數千里而來，不令攻打城池，卻使久居泥濘之中，又縱賊眾樵牧。某實不知太尉是何主意？”司馬懿的答復是：“昔孟達糧多兵少，我糧少兵多，故不可不速戰，出其不意，突然攻之，方可取勝。今遼兵多，我兵少，賊饑我飽，何必力攻？正當任彼自走，然后乘機擊之。我今放開一條路，不絕彼之樵牧，是容彼自走也。”（3）P542這段對話，正是對“兵無常勢，水無常形”的最佳闡釋，能夠在條件貌似相近的戰場環境下透過現象看本質，分析相似性中的特殊性，才稱得上用兵如神。
同樣，依據“置之死地而后生”（2）P162這一兵法中的著名論斷，歷來不乏有背水一戰大獲成功的智勇之將，但也常有無視戰場環境，生搬硬套兵法而致敗的戰例。《演義》中描寫了三場主帥刻意將士卒“置之死地”的惡戰，分別是第71回的曹劉漢水之戰，第95回的街亭之戰和第110回的魏蜀洮水之戰，但只有姜維指揮的洮水之戰稱得上成功，其余兩戰都以失利告終。巧合的是，這兩場戰役的主將都是由于不聽從副將王平的諫阻而導致失敗的。“置之死地而后生”在什么樣的條件下才適用，歷來論述頗多。事實上，王平的見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答這個問題：“昔韓信料敵人無謀，故用此計，今將軍（徐晃）能料趙云、黃忠之意乎？”（3）P363也就是說，敢于將士卒“置之死地”的指揮官，必須對戰場形勢進一步發展的可能性有著相當精確的判斷，如果這種可能性相當單一，敵我雙方都是處于相對狹小的戰場空間內，“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俱無其他選擇，這種條件下才可以也必須背水一戰；如果戰局存在著多種發展可能性，無法判明敵方意圖，或敵方控制較大戰場空間，進可攻退可守，這時就不宜輕入死地，將戰場的主動權讓給敵方。離開了對“兵無常勢，水無常形”的理解，越是機械地套用兵法原則，就越是背離兵法的本意。
三、重視以奇用兵的正合奇勝思想
在戰爭的決勝論方面，孫子提出“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2）P128的命題，歷來兵家大多認為：“正”意味著至少足以與敵方相持的軍事實力，是取勝的基礎，“奇”意味著在實力基礎上的謀略變通，是決勝的關鍵。二者在實戰中的辯證關系或可如曾國藩所論“凡為戰者，總要有呆兵，有活兵，缺了一個，終是不行的”（4）P893。三國是一個英雄輩出的時代，棋逢對手的相持戰比比皆是，由此也使奇兵往往成為制勝的重要因素。
魏景元四年（263年），司馬昭利用姜維畏懼讒言、屯田避禍之機，分兵三路伐蜀，按照預先制定的戰略計劃，魏軍以鐘會一路10余萬人馬為主力，分從斜谷、駱谷、子午谷取漢中。諸葛緒督3萬余人自祁山出武街橋頭，斷絕姜維歸路；鄧艾督3萬余人自狄道出甘松、沓中，實際上只發揮牽制姜維的作用。這一戰略布置由于缺乏“奇兵”，起初并未完全收到效果，盡管魏軍主力進展順利，奪取漢中，但姜維在歸路被斷的情況下以聲東擊西之策詐取諸葛緒所守的雍州，利用后者奔波往返之機將其擊潰，先于鐘會抵達了漢中至成都的戰略要地劍閣。在戰場主動權即將易手的關鍵時刻，鄧艾以輕兵偷渡被認為不可逾越的陰平天險，繞過劍閣直取成都，結束了魏蜀對峙數十年的局面。
單純從戰術的角度看，鄧艾的成功是一次軍事冒險的結果，并不具備取勝的必然性。但就整場戰役而論，它完全符合“正合奇勝”的原則，冒險的成功是以劍閣正面戰場魏軍強大的軍事壓力為前提的，否則蜀軍完全可以放棄劍閣回師救援。但如不以奇兵取勝，此戰極有可能形成蜀軍據險固守的相持局面，以姜維之智，利用鐘會、鄧艾兩人的矛盾將其各個擊破也并非不可能。
善于利用地形地貌是施展奇兵的重要條件，這一點在《孫子兵法》中一再被論及。例如《地形篇》中談到“地形有通者、有掛者、有支者、有隘者、有險者、有遠者……可以往，難以返，曰掛。掛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2）P152按照孫子提出的六種地形分類，陰平天險一旦通過即無路可退，明顯可歸入上述的“掛形”，必須在敵人無備的前提下果斷出擊，這種地形才有利用的價值。事實證明，鄧艾對地形的把握和對敵情的判斷都是完全正確的，蜀軍在陰平要路原有1000兵力駐守，但自從諸葛亮死后就廢弛已久，只剩空營。把守當路要隘江油城的守將馬邈也是玩忽職守、貪生怕死之徒。史載鄧艾少時為軍吏，閑暇時“常留心于地理，動輒指畫山川險要，曰何處可以屯兵，何處可以積糧”（1）P775，鄧艾在《演義》中的軍事勝利，幾乎都是與他“明察地理”這一長處分不開的。
四、集中優勢兵力的積極防御思想
在如何組織防御的問題上，孫子主張集中優勢兵力的積極防御思想：“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眾敵寡，能以眾擊寡者，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故備前則后寡，備后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所不備，則無所不寡。”（2）P133
諸葛亮“北拒曹操，東和孫權”的外交原則，是積極防御思想在戰略層面的具體運用。劉備集團奪取益州之后，實現了《隆中對》所構想的戰略布局，但諸葛亮此時顯然也認識到了這一戰略布局存在著“千里之遙而二分兵力”（5）P106的弊端。他認為，如果吳魏兩處一起發兵來取荊州，勢必要“分兵拒之”，這樣的話荊州就危險了。因此告誡關羽務必維持同東吳的統一戰線，以減輕荊州戰線的壓力。后來的形勢發展，仍然不幸被諸葛亮所言中。
蜀國在三國中國力最為弱小，又處在其他兩國和周邊少數民族政權的包圍之中，吳蜀聯盟破裂之后，蜀國一時面臨著四面受敵的局面，蜀漢建興元年（224年），魏國用司馬懿之計，發動本國人馬并策動東吳、南蠻、西羌、上庸孟達等5路兵分從東、南、西、北、東北等5個方向攻蜀，在危局之中，諸葛亮始終將蜀魏矛盾視為主要矛盾，同時明察戰場虛實，認定只有出陽平關的曹真一路才是主要對手，故此將主要兵力集中于漢中，堅守關隘，并不出戰。對于很大程度上是虛張聲勢的南蠻和西羌兩路，只以少數兵力布作疑兵，每日輪番出入掩人耳目，這樣的布置完全是針對對手惟憑勇力、謀略素養不成熟的特點做出的，對于東吳和上庸孟達兩路，諸葛亮則看到他們與曹魏統治集團之間存在著不可調和的沖突，認識到與之化敵為友，尋求合作的可能性仍然存在，因此采取遣使修書的外交攻勢，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上佳效果。
五、以心理戰為主要內容的設間用間思想
孫子將間諜戰、心理戰視為戰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并專門加以論述和分類如下：“鄉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死間者，為誑事于外，令吾聞知之而傳于敵間也；生間者，反報也。”（2）P169
上述5種用間方式無一不被廣泛應用于《演義》描寫的軍事斗爭中。概括地說，“鄉間”就是利用敵國民眾傳播假消息、假情報。諸葛亮初出祁山時用馬謖之計，廣泛在魏國民間散布司馬懿將反的謠言，幾乎使魏主對司馬懿失去信任，即為一例。“內間”就是收買敵方高層官員，使之成為內奸，散布對己方有利的言論。蜀國后期的中常侍黃皓曾私下接受魏國賄賂，長期扮演這種第五縱隊式的角色，讒言惑主，使劉禪做出中止北伐的決定，給敵人以進兵之機。“反間”就是如孫子所說的“敵間之來間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2）P169，使敵方間諜為我所用。具體如何“因而利之”則因事而異。曹操曾派蔡瑁之弟蔡中、蔡和以投降為名，到周瑜軍中充當內應。但二蔡不帶家眷，立即被周瑜識破。周瑜將計就計，盛情接待二蔡，賞以重金，使二人全不起疑。諸葛亮最后一次伐魏時，也曾識破敵將鄭文的詐降詭計，鄭文只得順從諸葛亮的要求，向司馬懿傳遞孔明已中計的假情報，騙其前來劫寨，險些被擒。“死間”究竟何指，歷來頗多爭議，但大都認為其實施環節包括先制造敵人可能感興趣的假消息，而后故作不慎地將其透露給敵人，使敵人誤以為探得重大軍事情報而一時利令智昏，做出錯誤判斷。周瑜賺蔣干盜書的過程，大體符合“死間”的實施步驟，先故意讓蔣看到書信，使之對蔡瑁、張允二人產生懷疑，此即“為誑事于外”，而后安排部將在帳外密報“江北有人到此”的消息，強化蔣干的疑心，使蔣干認為二人的陰謀正在進行中，終于迫不及待地回營報功。此即“令吾聞知之而傳于敵間”。“生間”是最普遍的一種用間方式，就是派遣間諜潛入敵軍打探，然后活著回來報告情況。《演義》中各路勢力無不充分利用探馬（執行偵察任務的騎兵）、細作（打入敵人內部的諜報人員）、伏路軍士（偵察敵軍行軍動向的步行軍士）等各色偵察人員從事諜報活動，這方面的例子舉不勝舉，故不贅述。
除上述5種戰術上的用間方式外，孫子進一步提出戰略上的，亦即最高形式的用間方式，即“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為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之所恃而動也”（2）P171，這就是說，如果能在敵方陣營內得到智謀超群的賢士暗助我方，將是最有利于用兵的利好條件。縱觀劉備取得西川的全過程，張松先是通過獻圖，將己方軍事機密向劉備和盤托出，后又在劉璋的決策過程中發揮了關鍵的影響力，使其無法察覺劉備的用心。到他事泄被殺時，劉備已全軍入川。可以說張松的活動為劉備的軍事行動進行了極佳的前期準備。
“自古知兵非好戰”，孫子正是因為通曉戰爭規律，才力主重戰、慎戰，認為應采取一切可能的方式來避免、縮短、控制一場戰爭。孫子在兵法終章提出發展內線是控制戰爭主動權、降低戰爭消耗的要點所在，足見其兵學思想遠遠超出其時代的先進性，對于我們后世的軍事斗爭也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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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張小龍（1978—），男，吉林省吉林市人，海軍飛行學院教研部講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