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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士懋教授成才之路 教學臨床科研三者共融出真知 河北醫科大學“李士懋學術思想及臨證經驗研究”課題組 李士懋（1936～），男。河北醫科大學中醫學院、北京中醫藥大學博士生導師；老中醫藥專家學術經驗繼承工作指導老師；河北省大名醫。先生治學嚴謹，大醫精誠。集學術思想、臨床經驗和思辨特點，出版專著八部；發表論文七十六篇；省級科技進步獎七項；研制中藥新藥五項，均獲臨床批件。擅治心腦血管疾病等疑難雜癥，遍及臨床各科。 一、名醫風采 李士懋（1936～），男，現年74歲，河北醫科大學中醫學院教授、主任醫師、博士生導師，北京中醫藥大學兼職博士生導師；國家“兩部一局”第二、三、四批老中醫藥專家學術經驗繼承工作指導老師；河北省大名醫。他1956年考入北京中醫學院(現北京中醫藥大學)，成為新中國首屆高等中醫院校的學生。六年岐黃之學，親聆秦伯末、趙紹琴等中醫老前輩的教誨，鑄就了扎實的中醫理論根基。1962年畢業后，奔赴創業初期的大慶油田總醫院。1979年調入河北中醫學院從事教學、臨床、科研工作。從醫50余載身體力行，心悟筆耕，厚積薄發，大醫精誠，學研具豐，集學術思想、臨床經驗和思辨特點，撰寫出版了《脈學心悟》、《瀕湖脈學解索》、《溫病求索》、《相濡醫集》、《冠心病中醫辨證求真》、《中醫臨證一得集》、《汗法發微》以及《我對中醫辨證論治的理解與應用》等學術專著八部，另有合著十二部，古籍校勘三部，教材三部出版；發表論文七十六篇。獲省級科技進步三等獎二項，廳級科技進步獎五項；研制中藥新藥五項，均獲臨床批件。遵循和恪守中醫學的經典理論，實踐和發揮中醫學的辨證論治規律，形成了以中醫理論為指導、胸有全局、首重于脈、虛實為綱、恒動觀念、崇尚經方的思辨特點。先生醫術精湛，擅治心腦血管等疑難雜癥，遍及臨床各科。 先生是精典的中醫大家，其成長、成才、成名軌跡和心路歷程、精神世界乃至人生感悟等，都是中醫學寶貴的財富，大可裨益、啟迪后學，有必要對李士懋教授的中醫情結、心路歷程、治學態度、思辨特點等成才要素進行回顧性研究。 二、成才之路 （一）岐黃之學 毛主席在1956年對西學中班有個批示：“中醫學是個偉大寶庫，應當努力發掘，加以提高”。根據毛主席的批示，中央很快成立了北京、上海、成都、廣州四所中醫學院，這年李士懋教授于北京101中學畢業后，以優異的成績考入北京中醫學院（現北京中醫藥大學），成為新中國首屆高等中醫院校的學生。 李士懋教授對中醫的認識，是從一些臨床實例開始的。母親患高血壓，余冠吾先生重用蜈蚣，僅四付藥就治好了，且幾十年一直穩定；不久母親患下頜關節腫痛，嘴張不開，余先生觸診后說是瘀血，予桃核承氣湯，兩劑而愈；父親患關節炎，余先生用桂枝芍藥知母湯，重用附子加烏頭，亦四劑而廖；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伯父高度浮腫，余先生予雞鳴散，下黑水半盆而除；表妹患骨髓炎，雖已封口，但仍疼痛，余無言老師親臨，觸診后說：膿尚未盡，當以排膿，我給你用藥，一周內破潰，膿盡再予生肌收口，用藥一周，果然膿盡而愈；幾位脊髓空洞癥病人，予地黃飲子亦均獲著效。每每看到這些實例，他都為中醫神奇的療效所驚嘆，感到了中醫學的博大精深，學習中醫的熱忱日益高漲。 在校六年很多名家大師親自執教，李士懋教授至今記憶猶新。秦伯未老師講便秘一章時，比喻為河里行舟，舟欲行，須風的推動，水的潤行。風即氣與陽，水包括津液、精血，而影響陽氣敷布、陰血濡潤的因素有許多，對各種因素再逐一剖析，形象生動又易明了；秦老師著的《謙齋醫學講稿》就是臨床課的基礎教材；任應秋老師親自講授六十多篇內經原文。名師們結合自己的體會和臨床實踐，深入淺出，把一些抽象深奧的道理，講得很容易接受。在校期間，老師們親自帶隊三下門頭溝煤礦臨床實習、參加中央衛生工作隊，到甘肅通渭醫療救災，跟隨名師臨床又多有侍診和請教，深得這些名家前輩的親傳。李士懋教授診治一寒疝病人，小建中湯無效，孫華士老師親自點撥并予麻黃附子細辛湯，一劑而廖；針灸實習時，楊甲三老師親手糾正取穴進針；面對幾十個腹水病人，老師結合實例講“大氣一轉，其氣乃散”；在北京同仁醫院實習時，名醫陸石如老師親自帶教，傾心相授，受益非淺。 六年岐黃之學，親聆秦伯未、朱顏、余無言、耿鑒庭、任應秋、劉渡舟、董建華、陳慎吾、趙紹琴等中醫老前輩的教誨，鑄就了李士懋老師扎實的中醫理論根基，從此對中醫結下了不解的情緣，為今后的成才之路鋪墊了堅固的基石，也影響著李士懋教授的一生。 （二）臨證實踐 李士懋教授積極倡導中醫是實踐醫學，中醫的生命價值在于臨床實踐。毛澤東說“讀書是學習，使用也是學習，而且是更重要的學習”。讀經典，拜名師，臨床實踐是最好的驗證方法。中醫學博大精深理論精華，只有在實踐中才能切身感悟其深意、其真諦、其價值。 1962年李士懋以優異成績畢業后，響應黨的號召，奔赴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創業初期的大慶油田總醫院。一扎就是十七年，把青春獻給了患者、獻給了祖國的石油事業。 石油大會戰初期，自然環境惡劣、工作條件極其艱苦。李士懋教授和同學三人，走出學校投入了臨床工作的第一線，大家都成了“骨干力量”。李士懋教授任兒科專職中醫大夫，每天接診大量的病人。兒科共有三個病區，200多張病床，病人多時常加至三四百張。主要病種為麻疹、肺炎、流腦、菌痢、中毒性消化不良等，急危重癥患者占了2/3，每年死亡約500多名，有時一天死亡十多個病人，尤其冬春麻疹流行時，白天黑夜在病房，配合西醫搶救，半月亦難得回家一次，日夜堅守在臨床第一線，診治和搶救患兒。剛剛大學畢業，每天就面對著那么多危重病人，李士懋教授總是期盼能有人能帶帶自己，但又不可得。只有努力學習溫病著作，遍及歷代溫病名著，每天在實踐、學習，再實踐、再學習過程中，治好了許多急難危重的患兒，突顯了中醫治療急危重癥的優勢。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驗，為以后的臨床、教學、科研尤其是開展中醫急癥的研究創造了得天獨厚的條件。《麻疹治療的體會》即是當時搶救患兒麻疹合并肺炎、腸炎、心衰等經驗的總結，被收入《北京中醫學院三十年論文選》。70年代工作需要調李士懋教授和夫人到大慶南區醫院成立了中醫科，病人多的看不過來，只能每天限號，病人多是頭天夜里排隊，第二天搶個號，夫婦二人經常夜以繼日地工作。所涉及的病種內外婦兒俱全，疑難病癥甚多。積累了極其豐富的第一手臨床實踐資料，為今后的臨床水平的提高和學術思想的形成和發展，鋪墊了堅實的基礎。 “書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須躬行”。對中醫學更是如此。中醫學是植根于臨床、驗之于臨床，實踐性極強的的學科，其一切學術觀點的是非爭議、一切理論假說或創新，都只能依賴于臨床實踐的檢驗和印證。實踐出真知，尤其對那些尚未能被現代科學實驗證明的規律與經驗，臨床實踐既是檢驗其真理性的惟一標準，也是其機理和結論認定的終極目標。李士懋教授就是經歷了艱苦臨證摸爬滾打的長期磨煉，印證了“中醫乃臨證第一之學”的至理名言。大量實踐機會，鍛煉了李士懋教授的臨床能力，更是日后名醫之路的堅實的鋪墊。 大慶十七年的臨床實踐，對李士懋教授成就今天的名醫大師是至關重要的十七年，之后改從教學，但臨床從未間斷，除定期出診外，登門求醫者更是診無虛日。臨床實踐不僅是積累了豐富的經驗，更是從理論到實踐，相互印證，不斷深化，并使理論得以升華，發皇古意創新立說的重要歷程。從那時起，李士懋教授對溫病的本質、衛氣營血的各個階段以及溫病治療的核心等都有了自己新的認識，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獨具特色的學術見解并著書《溫病求索》。 （三）鉆研經典 1.熟讀經典 李士懋教授常說：“經典是實踐的結晶，是臨床的智慧。經典是中醫基礎的靈魂，是中醫精華之所在，是中醫辨證論治的寶典。學習經典是學習中醫、研究中醫、發掘中醫的基礎”。 李士懋教授主張對經典要熟讀多背，由淺入深，反復拆解，縱橫挖掘，用心感悟，變化以為己用，以經典釋證、悟證、解證。教導學生初學要先從入門書讀起，如《醫學三字經》、《瀕湖脈學》、《藥性賦》、《湯頭歌訣》等；之后再反復研學“四大經典”，即《內經》《傷寒論》《金匱要略》《溫病條辨》）；提高階段再讀百家對經典的發揮和百家經典著作，如《臨證指南醫案》、《濕熱病篇》、《脾胃論》、《醫宗金鑒》、《景岳全書》等以及與臨床各科相關的專著。 熟讀經典是李士懋教授成才、成名、成家的基礎。 李士懋教授研讀經典著作從串讀、類方、脈、癥等不同角度反復讀，所寫的筆記摞起來有一米多高。雖一生不斷讀經典，但每次讀都有不少啟悟，常讀常新，并產生許多聯想，益感經典之博大精深，臨床再用，多了幾分自如和創見。讀書時，突出一個問字，常言：“問，是前進的起點”，提出問題，記下存疑，佛經云：“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再讀書時常又激發了靈感，有所啟迪，就可產生許多聯想，大有振聾發聵之感；讀書時回顧以前臨床中所遇到成功或失敗案例，仿佛有豁然開朗之感，收獲頗豐。因為能從理論高度來認識每個病，理解得更深刻，用李士懋教授自己的話來說：“相互之間產生一些聯想，確有柳暗花明之感，欣悅之情油然而生”。 李士懋教授從后世不斷涌現的各家學說中，不斷汲取豐富的實踐經驗與理論新意，博覽群書，博采眾長，所謂讀萬卷書，才能比較完整地掌握中醫學博大精深的學術內涵與寶貴知識。在讀到尤在涇謂“積陰之下必有伏陽”，李士懋教授進而聯想到仲景的寒熱并用諸方，忽有頓悟，仿佛別有洞天之感，臨床用起來也有拓寬。再如讀了趙紹琴老師《論火郁發之》一文，明白了火郁證非一病之專名，乃一系列病證的共有病機。發之，亦非僅限汗法，乃祛其壅塞，透熱外達諸法，皆謂之發，進而提出溫病本質是郁熱這一論斷，并驗之臨床，從實踐到理論，猶有更上一層樓之感，形成了具有鮮明特色的《郁熱論》。他在讀李東垣的《脾胃論》時，悟出土不僅能制下焦水飲之上犯，也可制下焦陰火之上沖，從而弄懂了甘溫除大熱的機理；讀張景岳的《景岳全書》理陰煎時，明白了養陰除熱的道理，因而治愈了一些長期高熱的病人。讀《衷中參西錄》時，學會了“肝主脫，凡脫皆脫在肝”的理論，以山茱萸濃煎頻服治療心源性休克。受余冠吾先生治其母用大量蜈蚣的啟發，形成了以“解痙法”治療高血壓、冠心病、中風、痙癥的理論和方法等。李士懋教授畢生的不斷學習，博采眾家之長，不斷的積累，日臻成熟，倍感中醫的博大、奧妙、精深。 讀經典、閱名著成為李士懋教授每天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樂事，似有置身歷史的時光隧道和現實的空間，仿佛與古人交談，像是與同道切磋。 2.古為師友 提倡治學應“以古為師、以古為友、以古為徒、以古為敵”，這四點是何紹奇先生提出的，李士懋教授深感有至理，一生學習作為座右銘。 （1）以古為師 （2）以古為友 （3）以古為徒 （4）以古為敵李士懋教授倡導“以古為敵”泛指學習的第四個階段，就是在傳承了中醫學經典的理論和實踐經驗的精髓后，通過反復臨床實踐檢驗，確立了自己正確的學術見解和臨床實踐經驗，并發現了古人或前人包括老師的不足甚至錯誤的觀點，就要大膽的提出自己正確的觀點和方法以糾正和彌補過去或前人的不足。 李士懋教授倡導的這種治學態度或四個階段，也正是繼承、創新、發展的規律，也是中醫學理論與實踐不斷得以發展的前提和基礎。李士懋教授還特別強調，“以古為師”和“以古為友”不是目的，而是基礎、前提和手段，在中醫理論的學習和臨證中，只有不斷積累學識和經驗，不斷的發現問題、提出問題，通過學習和查閱文獻資料，與老師溝通、探討和交流，最終解決問題，才能真正的不斷提高，才能具有“以古為徒、以古為敵”的能力。當然“以古為徒、以古為敵”也不是目的，也不是另立一套理論，更不是廢棄和取消中醫理論，而是在中醫理論與實踐的基礎上的繼承、創新和發展。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以古為徒、以古為敵”。 3.善于發問 做學問，自然要問、要學。學是基礎，是前提；問是起點，是方法；敢于發問，敢于反權威，敢于質疑，是發揚創新的開端。提出問題，解決問題，就是前進，就是進步。李士懋教授做學問就非常重視發問。日常實踐中有了問題就先記下來，若有初步的設想、構思就先寫個提綱，通過進一步學習實踐，產生聯想啟悟，再充實完善，成熟了就形成文章；一時弄不懂的問題，可能十年、八年后才解決，正式通過不斷學習，不斷實踐，不斷發問，不斷提問，不斷解決問題，才不斷前進、不斷成長、不斷提高。以下列舉幾個實例，以示李士懋教授做學問的方法。 （1）《傷寒論》第十三條服桂枝湯將息法中，五次提出汗的問題。服桂枝湯后病好沒好，是繼續服還是停后服，仲景沒有以頭疼、發熱、惡風寒、鼻鳴干嘔等為指征，獨以汗為指征，何也？太陽中風本身就汗自出，服桂枝湯仍然孜孜以求者汗也。二汗有何不同？二者一為邪汗，一為正汗。正汗的標準即“遍身蜇蜇，微似有汗者益佳。”從而悟出正汗的標準為遍身汗出，持續不斷，微似有汗，汗出而脈靜身涼；邪汗的特點與此相對，為局部汗出，大汗或少汗，陣陣汗出，汗后脈不靜身不涼。 聯系到葉天士“在衛汗之可也”。很多溫病學家都強調“溫病忌汗”。而“汗之可也”，顯然不是發汗法。那么應當做何理解呢？葉氏提出“養陰不在補血，而在生津于測汗”。葉氏明確提出“測汗法”。“在衛汗之可也，”顯然并非汗法，正是測汗法，這與仲景桂枝湯的求汗法精神一致。 “測汗法”有何意義？經云：“陽加于陰謂之汗”，必陰液充盛，而且陽施陰布的道路通暢方能作汗。陽的產生，根于下焦，生于中焦，宣發于上焦；陰亦根于腎，生成于脾胃，敷布于肺，“腎合三焦膀胱，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應”。三焦為原氣之別使，主通行之氣；腠乃臟腑肌肉之紋理。陽施陽布，由腎通過三焦腠理，充塞各臟腑，直至肌肉毫毛，必如此，方能正汗出。此即陰陽調和，陽施陰布的結果，見此汗，可推知，陰陽已和，邪退正復，疾病不愈何待！測汗法不僅適于外感表征，凡外感內傷盡皆適用。張錫純曰：“發汗原無定法”，凡能使陰陽調和者，皆可正汗出。由此，對“陽加于陰謂之汗”及“測汗法”有了深入理解，又逐漸擴展至常汗、邪汗、戰汗、脫汗，對發汗法有了全面的理解，著成“汗論”專篇，載于李士懋教授的專著《中醫臨證一得集》中。 （2）《傷寒論》第一條“太陽之為病，脈浮，頭項強痛而惡寒。”后世皆言表證脈浮，浮脈主表。通過臨床發現，表證初起，脈并不浮，何也？寒邪襲表，固寒主收引、凝濇，血脈亦收引凝濇，脈不可能浮，反多沉，正如《四言抉微》所言“表寒重者，陽氣不能外達，脈必先見沉緊。”又云：“豈有寒閉腠理，營衛兩郁，脈有不見沉者乎？”當寒化熱，熱淫于外，脈方浮。 溫病初起，溫屬陽邪，主升浮、主動，初起之衛分證似應脈浮，然證之臨床，脈竟多不浮，何也？“溫邪上受，逆傳心包。”肺氣膹郁，不能宣發肅降，氣血不能暢達以鼓蕩血脈，故而脈沉，待郁熱外達脈方浮。 由此可見，脈浮并非表證的特異指征。表征的特征應是初起惡風寒。 由于李士懋教授對脈學的長期學習、思悟，有了一定的見解，撰寫了《脈學心悟》，《瀕湖脈學解索》二書，并形成了以脈診為中心的辨證論治方法，近又完成了《我對中醫辨證論治的理解和應用》一書，全面闡述了以脈診為中心的辨證論治方法。 （3）《傷寒論》第11條云：“病人身大熱，反欲得衣者，熱在皮膚，寒在骨髓也。身大寒，反不欲近衣者，寒在皮膚，熱在骨髓也。”這是以近衣與否，鑒別寒熱之真假。果如此嗎？非也。假熱者，棄衣揭被，欲臥泥地，欲入井中，并不“反欲得衣”；假寒者，可厚衣重龕猶覺寒，并不“反不欲近衣”。如1987年7月23日診治一楊姓女，23歲產后患痢，本已酷暑，仍全身棉衣，頭裹頭巾，褲腿怕風以繩系之，曾服多種抗生素，輸液打針以及健脾補腎，溫陽固澀劑，屢治未愈。李士懋教授診其脈沉滑數，舌紅，苔黃膩，面垢，此濕熱郁遏，熱伏于內，陽郁不達而肢厥身冷。予以升降散合葛根芩連湯，一劑即脫棉衣，二劑征除。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可見，真熱假寒，未必不欲近衣；真寒假熱亦未必欲近衣，二者的鑒別要點在于脈。真熱假寒者，脈沉而躁數，若熱郁重者，可見脈沉、細、遲、澀、短、小，然必有一種不肯寧靜之感。真寒假熱者，脈可浮大洪數，然必按之虛。由此，進一步明白真假寒熱之辯，減少了誤判誤治。 （4）關于“溫邪上受，首先犯肺”與伏氣理論問題。 葉氏提出“溫邪上受，首先犯肺”。溫病都先犯肺嗎？未必，溫疫邪伏募原，位居半表半里；濕熱直趨中道，以脾胃為中心；暑邪首犯陽明；更有溫邪直入三陰者，首見營血證者，都并非“首先犯肺”。假如囿于葉氏“首先犯肺”之說，那么不首先犯肺者又作何解，尤其對溫病初犯即見里熱陰傷證者，又作何解？如是有些醫家曲解《內經》理論，創立了伏氣溫病學說。 伏氣溫病主要指兩種溫病：一是伏暑，時已至秋冬，暑氣已消，但卻出現了暑溫的病變，于是用伏氣溫病理論解釋曰：夏日受暑，伏而未發，至秋至冬，伏郁之暑邪受寒涼之氣所逼而動，于是發為暑濕之病。此稱謂伏暑秋發或伏暑冬發。二是指春溫，感受溫熱之邪后，首先出現的不是肺衛癥狀，而是呈現一派里熱陰傷的營血證。如何解釋呢？于是搬出了伏氣理論，認為這也是冬傷于寒，伏而不發，至春，陽氣升動引發伏邪，于是初期即見里熱陰傷之證。伏氣理論雖然解釋了伏暑與春溫兩個問題，但卻露出一些破綻。有的醫家就質疑，人扎了個刺還疼呢，為什么邪伏半年竟然不覺呢？楊粟山就質問：“何其懵懂，中而不覺，藏而不知。” 伏氣溫病的特點是，感受邪氣之后，不知不覺，藏而不發，過時乃發，其理論依據主要是《內經》六句經文。可是通讀這些經文之后發現《內經》相關經文解釋感而即發，并無藏而不發，不知不覺的意思。可見這是伏氣溫病學家對《內經》原文的曲解或斷章取義。 有沒有伏邪呢？有。如寒痹心脈引起的心痛，胸痹，此言可伏藏多年。伏邪與伏氣理論的不同點在于，伏邪是感而即發，如寒痹心脈三年五年，則三年五年都有心痛憋氣的表現，不會不知不覺。伏氣溫病是感而不發，不知不覺。 其實伏暑，春溫，大可不必以伏氣理論來解釋，《內經》中早有解釋，經云：“邪之所湊，其氣必虛。陰虛者，陽必湊之。陽虛者，陰必湊之。”傷寒雖然有六經傳變，但亦有寒邪不經太陽表證階段，而直入三陰者，正氣足，寒襲太陽，正氣虛者，寒可直入，哪兒虛，就直入哪兒。故有寒邪直入太陰、少陰、厥陰之證，傷寒直入三陰，溫病就不可直入三陰嗎？同樣可以，哪兒陰虛，溫邪就直入哪里，非必首先犯肺，所以溫病初起即見里熱陰傷證并不奇怪，不必用伏氣理論強解。據此，伏氣理論可廢。 至于伏暑問題乃過時而發。《內經》從來都講，六氣有太過不及，春應暖而反寒，冬應寒而反暖，非時之氣侵襲于人，即可見非時之邪，冬見暑濕有何奇怪。且外邪發病，主要取決于人體正氣，若素有濕熱蘊阻，至冬出現伏暑之狀，亦不為奇，何必以伏氣理論強解。據此，伏氣理論可廢。 伏氣理論的產生，不能說與葉天士毫無干系，把“溫邪上受，首先犯肺”說的太絕對了，于是對那些不首先犯肺的溫病就無法解釋，只好祭出伏氣理論的強解。如今，葉氏的理論已威威赫赫地被奉為經典，“溫邪上受，首先犯肺”，又成為不容質疑的真理。對此，李士懋教授說：“我就不贊成，而且我也不贊成伏氣溫病的理論。” 由于對于葉氏溫病理論多有質疑，因而李士懋教授經多年的鉆研與臨床體悟，提出并論證了：溫病本質為郁熱；溫病只分溫熱與濕熱兩類；溫病傳變只有氣血之分，而衛分證是不存在的；溫病的治則只有“清、透、滋“三法等見解，并著成《溫病求索》一書。 總之，李士懋教授作學問，強調發問，敢于質疑，敢于反權威。問是前進的起點，問是創新的開端。這種創新要有理論依據，要有實踐依據，做到“發皇古義創新說”，才能對中醫理論與臨床的發揚而有所裨益。以上是李士懋教授善問，敢于質疑，創立新論的幾個例子，更以示其治學方法。 4.重視醫案 醫案是寶貴的中醫文獻，已成為中醫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傳承和交流歷代名醫臨證經驗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為當代以及后世研究與開發中醫藥留下了巨大的財富和發展的空間。李士懋教授認為中醫大量豐富的實踐經驗，是蘊藏于浩繁的各家醫案中的。許多醫案夾議夾述，論病精辟透徹，理論與實踐巧妙地結合在一起，是祖國醫學不可或缺的的一份寶貴財富。 李士懋教授重視醫案的研讀，開卷有益。從許叔微《傷寒九十論》到《韓氏醫通》，從我國第一部輯歷代名醫醫案的專輯《名醫類案》到張山雷《古今醫案評議》、秦伯未《清代名醫醫案精華》、余瀛鰲《現代名中醫類案選》、董建華《中國現代名中醫醫案精華》等到近代名家的醫案，李士懋教授不僅自己研讀，也常責令高徒和學生學習，進行歸類，找出規律，寫出體會。通過醫案的學習和研究，探索和歸納病證演變規律，客觀、真實的總結前人成功經驗和誤診誤治的教訓，能夠全面、較系統地探究中醫學術流派的形成和發展的軌跡，以加深中醫基礎理論對臨證指導作用的認識，加強中醫藥文化素養。 李士懋教授重視醫案，還表現在他自己診治的每一個病人必有醫案記述，從初診到復診、三診、四診，從病史到醫囑，從調服到護理等都有相關的記錄。幾十年堅持下來，對成功的、有效的病案總結規律，觸類旁通；無效的或誤診的病案總結教訓，找出原因，舉一反三，警示后學和再診。李士懋教授半個多世紀以來積累了數萬個醫案，通過對大量的個案潛心研究，去粗取精，總結經驗和教訓，汲其精華，逐漸形成了自己獨特的學術思想和臨床經驗。 李士懋教授重視醫案，還體現在他把自己診治的許多醫案就其成功的經驗和不效的感悟，上升到理論，集中體現在他的許多著作中去。如《冠心病中醫辨證求真》《相濡醫集》以及新近出版的《中醫臨證一得集》等。 5.發皇古意 中醫的價值在于理論體系，中醫的生命在于臨床實踐。中醫的理論指導臨床實踐，臨床實踐豐富中醫的理論。只有不斷的研究和傳承中醫學的經典理論和學說，才能更好的弘揚中醫，才能更好的發展中醫，才能更好的創新和豐富了中醫理論與臨床實踐。李士懋老被稱為“精典中醫”就是他堅持和遵循中醫理論指導下的臨床實踐，創立和形成了自己鮮明的學術思辨特點。 （1）堅持以中醫理論為指導 中醫是實踐醫學。是在若干千年萬年的勞動實踐中形成的。遠古人們為求得生存，在尋找食物與對抗自然環境侵害的過程中，逐漸發現了有醫療作用的藥物與針砭等，這些醫療經驗歷經幾千、幾萬年的積累，日漸豐富。面對大量的原始的、機械的醫療經驗，必須加以整理、歸納、升華，以便駕馭，于是借助當時的哲學、天文、地理等各學科的成就，相互滲透、交融，形成了以陰陽五行學說為核心的理論體系。這一理論體系，是建立在樸素的辨證唯物主義基礎上的科學。它是在宏觀層面，整體地把握人體的生理、病理及治療規律，自有別于西醫的以分析還原理論為基礎的理論體系。它具有強大的生命力，而且具有穩定性、開放性和前瞻性。在以《內經》為標志的這一理論體系形成之后，不斷地吸收周圍民族、中亞、海外的醫學知識豐富自己，而且經過歷代醫家的不斷發展、創新，使這一理論體系更臻豐富、完善。時至今日，諸多先進理論思想，仍引領著未來醫學發展的方向。中醫有獨立的理論體系，有完整的診療方法，要提高臨床療效，就必須堅持在中醫理論指導下的辨證論治。 “堅持以中醫理論為指導”原本是中醫學界每一個大夫和同仁都應有的素養，并非什么特色，更談不上什么創見或學術思想。但在學術異化的今天，反倒成了李士懋教授本非特色的特色，更值得業內人士倍加認真反思。究其緣由，主要是西方科學的價值觀對中醫科學價值觀的沖擊，扭曲了中醫辨證論治的理論體系和思辨方法；長期以來，中醫發展模式的西化，科研方法、學術水平、臨床療效評價體系和質量標準的西化；加之現代診斷技術、治療手段的突飛猛進和便捷應用；特別是醫療理念的偏差和市場經濟的干擾等，使得中醫陣地減少、學術萎縮，人才匱乏。中醫院不再姓“中”，中醫人不知道自己姓“中”，遵守中醫理論，堅持辨證論治，談何容易？ 中醫理論的核心——辨證論治的理論之源來自《內經》，其本則肇端于《傷寒》、《金匱》。所以，正本澄源，就是要努力繼承《內經》的理論和仲景的辨證論治體系和思辨方法。而《內經》奠定了中醫學理論的基礎，《傷寒論》、《金匱要略》等則奠定了辨證論治的策略和方法。“人不到六十不懂中醫”。李士懋教授通過反復的閱讀經典，揣摩經旨，悟透經意，讀懂了中醫的價值在于理論；通過長期的臨床實踐，個案積累，總結規律，認識到中醫的生命在于實踐。通過自己半個多世紀對中醫藥學的深情實踐和不斷探索，李士懋教授認為：“傳承中醫，發展中醫，堅持和遵循中醫理論為指導是唯一的前提”。中醫理論指導下的辨證論治的本質是因人、因時、因地制宜，是納入全部信息基礎上的治療個體化。天地萬物在不斷的運動變化，人的生理、病理也在不斷的運動變化，疾病的證也是不斷運動變化的，治療措施也就應隨之而變，唯此才能謹守病機。李士懋教授臨證，始終嚴格按照中醫理論指導下的辨證論治的體系，“謹守病機”，審因論治，方無定方，法無定法，沒有固定的僵死的套路。而且，他認為中醫學理論不斷豐富和發展的歷史也是多學科不斷融會貫通的過程，所以李士懋教授臨證從不排斥西醫，并且努力學習和參考西醫，通過西醫病理生理藥理從多角度對病情作出分析；將實驗室檢查、超聲和影像等現代科學技術的方法作為中醫四診的“外延”，用作對病情的認識和判斷，但不以西醫的理論、化驗、檢查來指導應用中藥，而是嚴格按中醫理論體系辨證論治。因此被學界及其高徒、學子等尊稱為“經典中醫”。 （2）胸有全局，見微知著 李士懋教授臨癥具有大局觀，主張臨癥看病要“胸有全局”。所謂胸有全局，就是要對每一病證的病因、病機、臨床表現、診斷要點、治則、治法、方藥等，有個全面了解，見微知著，從局部看到整體，臨證時方能把握全局，全面分析，不致犯片面性的錯誤，更不至于被臨床假象所迷惑，從而保證和提高臨床療效。 胸有全局，實際上是中醫學“整體觀念”的臨癥體現。李士懋教授認為“整體觀念”也是是中醫學的特色之一。中醫學是研究人體與天地萬物、精神意識相互關聯、不斷運動變化的科學。人是自然產物，與天地自然相應；人本身是一活的形與神俱的有機整體，這是整體觀的兩個要點。由于歷史原因，在當時歷史背景下中醫還不可能對微觀有深入的了解，所以只能極大地發揮醫者的直觀感覺，通過望、聞、問、切去獲取疾病的信息資料。四診所采集的臨床資料，都是疾病個別的表面的現象，反映不了疾病的本質，只能通過外在的表現去推斷疾病在里之變化。而且，每一個證又都有很多不同原因所引發，僅憑癥，難斷其病的性質。再者，中醫的癥有真假，包括陰陽、表里、寒熱、虛實的真假；有兼夾，包括寒熱錯雜、虛實相兼、表里同病、數邪雜合、宿疾新病，標本緩急；有轉化，如陰陽、寒熱、虛實、表里的轉化；有體質的差異，有時空之別；有同病異治，異病同治之分；還有病人的表述或簡或繁、或真或假、或夸大或忽略等，這些全部現象，都必須在中醫整體觀念的指導下，觀其外而知其內，進行分析、綜合，推斷其在里的生理、病理變化，才能求得其性質、病位、程度、病勢而了然胸臆，作出證的判斷。然后再據證惻機論治，以立法、處方，加減而收效。因此主張中醫治療疾病，不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要運用中醫的整體觀念辨證論治。例如便秘，有飲食之積滯、有氣機之郁閉，有津液不足之“河道”干澀之機，有陽氣虛弱、“動力”不足之變等等，不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更不能僅應用偏方，守株待兔、盲人瞎馬的一味攻下。再如頭痛患者，中醫認為氣血應環周不休，若氣血不通，則“不通則痛”。氣血不通的原因，從性質來講，大致可分為三類，即邪實、正虛與虛實相兼者。頭痛，可以作為一個獨立的病證出現，亦可作為其他疾病的一個主癥或兼癥出現。故爾，頭痛一證紛繪繁雜，頭緒多端，設僅見一斑，則難窺全豹，必然產生片面性的錯誤。所以，必須胸有全局，全面分析，逐一而迅速地排除，最終確定其癥結所在，即辨明其證，據證而施治。這樣把握全局，病因病機了然胸臆，則治之必驗。切不可只見一斑，不見全貌，一葉障目，不見泰山。 （3）辯證首分虛實，論治首重虛實 《內經》云：“百病之生，皆有虛實”。張景岳獨具慧眼，曰：“千病萬病不外虛實，治病之法無逾攻補”。雖然《素問?陰陽應象大論》曰：“善診者，察色，按脈，先別陰陽”，更有王洪緒《外科全生集》以陰陽為剛的辨證論治法則，有偏科之虞。但驗之臨床未免有籠統之嫌。李士懋教授從臨床出發，總攬全局，推崇張景岳之說，認為中醫治則“汗、吐、下、和、清、溫、補、消”八法無非補瀉。李士懋教授強調辨證論治以虛實為綱，臨證首辨虛實，治法無非補瀉，虛者補之，實則瀉之，權其輕重或補瀉兼施，則能從臨證之紛紜復雜中，執簡馭繁、綱舉目張。 “大道至簡”。中醫理論深奧，卻并不玄虛，很多理論只要悟懂了，其實是很簡單的，就可執簡馭繁，抓住要領，靈活運用。如疼痛，包括所有的疼痛，都是因氣血不通所致，古代醫家概括為“通則不痛，不通則痛”。氣血不通的原因，無非虛實兩大類，實者邪阻氣血不通，其邪，包括六淫、七情及內生五邪；虛者，包括陰陽氣血的虛衰，正虛無力相繼而不通。治療大法當實者瀉之，虛者補之。再如如發熱，首先要分清是實熱或虛熱，然后再分實者何者實，虛者何者虛，以及病位、程度、兼夾。凡病首分虛實，皆如此辨證。分清虛實，就把握準了大方向，不會實其實、虛其虛。大方向對了，還要進一步細化，分清實者何者實，虛者何者虛，其病位、程度、兼證等，要一一辨明，才能絲絲入扣。所以，李士懋教授常說“大道至簡，知其要者，一言而終；不知其要，流散無窮”。臨癥時，無論辯證還是論治，首分虛實，斷不會面對復雜證侯，如入云山霧罩，不識廬山真面目。 （4）辨證論治，首重于脈 自古以來，四診在辨證論治中依其診斷價值來排列，當依次為望、聞、問、切。李士懋教授根據自己的臨床經驗師法古人先賢，提出“脈診在辨證論治中起著決定性作用”。臨床面對復雜的癥候以脈釋癥，以脈解舌、以脈定證，從而作出明確的診斷。 《內經》云：“微妙在脈，不可不察”；“氣口成寸，以決死生。”很多疾病的性質、吉兇順逆，皆以脈斷，內容非常豐富。《難經》中論脈的篇幅，約占全書的四分之一，確定了寸口診法，并予全面論述，為后世所宗。仲景于《傷寒論》開篇之首即設“辨脈法與平脈法”論脈專篇，而且每卷都將脈診置于突出位置。曰“辨××病脈證并治”，每個病都有大致相似的臨床表現，但病機又各不相同，因而一病之中有若干證。證是如何確定的？仲景謂之“脈證并治”，是依脈的變化來確定證。“證”即疾病某一階段的病機總和，治法依病機而立，方藥依法而出，這就形成了完整的以脈為重心的辨證論治體系。 李士懋教授認為，“望聞問切”是四診在診斷過程中運用的順序，而不是重要性的先后排列。醫者看病，辨證論治的實施，總是先望病人之神色形態，聞其氣息音聲，問其所苦所欲，再診其脈，以明確診斷。若論四診的重要性，當以切診為先。因為切診對一個疾病的完整診斷起著重要作用。中醫的一個完整診斷，要有四個要素：一是病性，二是病位，三是程度，四是病勢。這四個要素可概括為“四定”，即定性、定位、定量、定勢。在明確診斷的這四個要素中，脈診一般都起著重要的、甚至是決定性的作用。即使出現“脈、舌、癥”不符合的時候，也當以脈為準。當然，臨床許多病例由于首診包括西醫在內復雜的治療過程，還要除外相關因素的影響。如李士懋教授曾會診一例中樞性彌漫性神經炎患者閆某，呼吸衰竭，賴人工呼吸維持，心跳尚在。因用激素、興奮劑、加壓輸氧、輸液及血管活性藥物，呈現脈洪大、面赤、舌紅而干。據此，診為陽明熱盛，予人參白虎湯。10日后死亡。通過死亡病例的討論，細細想來，患者呼吸已停，當屬中醫“脫證”范疇，應用參附益氣回陽。面赤脈洪，當為西藥的影響，予人參白虎恐為誤治。臨床中西結合共同治療的病例很多，當如何排除干擾，憑脈辯證論治，有待進一步研究探討。至于“舍脈從癥之假脈”之說，更是不懂脈理的無稽之談。關于憑脈辯證的脈學原理、脈診關鍵、脈診的臟腑分布和各脈的脈象與主病等都有創新性的見解，具體體現在他的專著《脈學心悟》中。 （5）恒動辯證，動態論治 李士懋教授認為“恒動觀” 也是中醫理論體系的特點之一。宇宙間一切事物的發生、發展和變化，都是陰陽對立統一、運動變化的結果，“動而不已則變作矣”。人體的生理、病理，也是陰陽對立統一，運動變化的結果。恒動觀指導著辨證論治之全過程，是李士懋老鮮明的臨癥思辨特點和方法之一。 名醫秦伯未先生曾云：一個醫生能守善變，是爐火純青的境界。守得住，就是治病時一時未效，只要病機未變，就要守原法原方，不可見一時不效，就變法更方，轉去轉遠。心無準的，導致茫然不知所措。善變，就是脈變、病機變了，就要據其所變，變法更方，不能囿于效不更方，而仍予前法前方治之，否則將功虧一簣。變與不變，皆依病機為轉歸，此即“謹守病機”之謂。疾病的性質、病位、程度、病勢是不斷變化的，這其中，有量變、也有質變。更何況我們臨床施加的干預因素和手段，都會促使病機的轉化。我們如何把握疾病的不斷變化，《內經》提出的原則是：“謹守病機”。而病機的把握關鍵在脈，以脈定性、定位、定量、定勢，這四定，歸結起來就是證。所以要通過 “癥”的變化，辯“證”的轉化，才能明確病機，做到“謹守病機，隨證治之”。病機轉變，證治亦變。臨床依證來確定治則治法，再依治則治法選定方藥方法。 如風溫初起，脈可沉而數，可用升降散、銀翹散之類，邪熱進一步亢盛，激迫氣血外涌，則脈由浮數變為洪數，可用白虎湯治之。若邪熱亢盛而耗津傷氣，則脈由洪數變為芤數，可用人參白虎湯。若津氣被壯火嚴重耗傷，則脈由芤而轉為虛大乃至散，可用生脈散。若正氣浮越而脫，由陽證轉為陰證，脈轉為沉微欲絕，可用參附湯、四逆湯回陽救逆。若邪熱由衛分逆傳心包，脈見沉數細而躁急，當用清宮湯、安宮牛黃丸之類。若溫病后期，邪退正衰，肝腎陰傷，脈轉細數無力，可用加減復脈湯。若陰竭陽越，脈當浮大而虛，可用三甲復脈主之。 再如，邪氣阻遏，氣機郁滯，氣血不能暢達以鼓蕩血脈，隨郁滯程度不同，脈可逐漸轉沉、弦、遲、澀、細、短、結、伏乃至脈厥。這些雖各不相同的脈象，但由于病機相同，可知上述諸脈是有機聯系的，是一種病機動態發展的不同階段、不同程度所出現的不同變化。這樣，就可以將諸脈以一理而融會貫通，就可以守繩墨而廢繩墨，辨證地、靈活地看待各種脈象，而不必機械地、刻板地死于句下 仲景提出辨證論治大法為“觀其脈證，知犯何逆，隨證治之。”也說明了疾病的不斷運動變化。如何把握呢，當然要辨其證，證明確了，方能立法、處方。簡而言之，就是建立“恒動觀念”，其實質是“謹守病機，審因論治”。 （6 ）崇尚經方，縱橫裨闔 “經方”主要是指出自《傷寒論》與《金匱要略》所載方劑而言。歷經臨床驗證，功效卓著，被后世醫學家譽為“醫方之祖”。李東垣說“仲景藥為萬世法，經方之祖，治雜病若神”。李士懋老認為經方是張仲景思辨特點和規律的結晶，嚴謹而精煉，理奧而效奇，歷經近二千年的臨床實踐檢驗，何止千、萬億次的應用，深得歷代醫家的稱頌、推崇，至今仍光茫四射，被醫界奉為圭臬魂寶，給人以無窮的啟迪。 李士懋教授認為掌握經方唯一的途徑就是熟讀經典勤臨床；運用經方唯一的尊則就是要遵守張仲景平脈辯證。經方依治法而施，治法據證侯而出，證侯由辯而生。 如桂枝湯的運用，他認為桂枝湯為群方之首，亦為治冠心病的群方之首。心主血脈，營行脈中，衛行脈外。心主血脈不暢，必然影響心之功能，而呈現胸痛、胸悶、憋氣、心悸等癥。桂枝湯，由桂枝、芍藥、甘草、生姜、大棗五藥組成。桂枝甘草，辛甘化陽；芍藥甘草、酸甘化陰；姜草棗益胃氣，共成調和營衛、燮理陰陽之方。從陰陽角度來講，所有病證，皆為陰陽不調，或為太過，或為不及。而桂枝湯調和陰陽，或側重扶陽，或側重益陰，或陰陽雙補，因而演變出眾多調理陰陽之方。桂枝湯不僅用于表證之正虛外感，而且施之里證之陰陽虛者，桂枝湯亦廣泛應用。《金匱·虛勞篇》中共八方，其中四首皆為桂枝湯的衍生方，可見其應用之廣。桂枝甘草振奮心陽，芍藥甘草補益心陰，故冠心病中亦廣泛應用。其加減變化可衍生眾多經方，如麻黃湯是由桂枝甘草加麻黃杏仁組成，若冠心病是喘而胸滿，屬寒邪痹阻心脈者，即可用麻黃湯發汗散寒而治之；葛根湯由桂枝湯加葛根、麻黃組成，治“氣上沖胸”。氣上沖胸，則胸痛、胸悶等癥即見。冠心病寒痹心脈兼項背經腧不利而見背寒、痛、沉、強兒兒者，葛根湯即可用之；其他臟腑陽虛陰寒盛，上干于心則胸痹而痛。人參湯治“胸裨，心中痞氣，氣結在胸，胸滿脅下逆掄心。”大建中湯治中寒，陰寒上逆而“心胸中大寒痛。”桂枝人參湯治脾陽虛而兼表之“心下痞鞕”，無表亦可用。桂枝新加湯，黃茋桂枝五物湯、桂枝加黃茋湯等，皆桂枝湯之衍生方，故皆可酌而用之于冠心病心絞痛。 再如陽虛陰盛之冠心病心絞痛，尚可見諸多兼證。陽虛血弱者，可予當歸四逆湯、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姜湯。陰陽兩虛者，予芍藥甘草附子湯。營衛兩虛而陰虛重者，予桂枝加芍藥湯，或小建中湯主之。營衛兩虛而偏氣虛者，予黃茋桂枝五物湯、桂枝加黃茋湯主之。氣陰兩虛者，炙甘草湯主之；若陰虛者，當用芍藥甘草湯。芍藥甘草湯治腳攣急。足之攣，必筋拘而攣急。筋之柔，必氣以煦之，血以濡之。今陰血虛，筋失柔而拘，致腳攣急。腳攣急，僅舉例而已，陰血虛者，表里上下、內外臟腑之筋脈皆可拘，而表現為痙、為拘攣轉筋、瘛疭搐搦等。若心脈拘，則表現為胸痛、心悸，此方即可用。陰虛兼氣虛者，炙甘草湯主之。后世之生脈飲、加減復脈湯、三甲復脈諸方，皆由炙甘草湯化裁而來，皆可用之于冠心病。 經方之于法證，方、證、法，三位一體，有機聯動；經方組方簡便，切合病機，輕靈如陽春白雪，潤物如清泉甘露，依法遣方，常收四兩撥千斤之效。李士懋教授崇尚經方，善用經方，其精髓是在掌握了經方實施的唯一原則——辨證論治的前提下靈活應用，充分體現了他悟透經典，辨證論治的思辨特點。 （四）淡薄豁達 李士懋教授從事臨床、教學、科研工作已50年，研讀經典，博覽名著，勤于臨證、創新立說。取得了令人矚目的學術成就。 1.憑脈辨證 2.溫病求索 3.郁熱論 李士懋教授立“郁熱論”，認為火郁是非一病之專名，乃是涵蓋了具有火郁病機的一系列病癥，包括外感、內傷，內外婦兒各科，凡具火郁證特征者，皆稱之謂火郁。因火與熱同性，故火郁又常稱為熱郁。其病因病機乃陽氣被郁，化而為火。其因或為外邪，內生之邪阻遏，氣不暢達；或為七情所傷，氣機郁結；或為正氣虛餒，無力出入升降；或為飲食勞倦，戕傷脾胃，升降悖逆，陽郁不達。“火郁發之”首見于《素問·六元正紀大論》。正是郁熱證的治療大法。 4.汗論 5.論烏梅丸 李士懋教授擅長診治中醫心腦病證并總結了其辯證論治規律，出版了專著；善用經方并總結了許多經方的應用規律等。李士懋教授春華獻給了祖國的石油事業，獻給了治病救人的臨床一線；秋實又像顆顆飽滿的種子在莘莘學子的心中播種，未來并將迎來中醫藥事業的春華秋實。 （五）相濡以沫，德高為人風范 李士懋教授和夫人田淑霄教授相識相知相愛五十年。中醫藥事業成就他們的秦晉之好。從此，他們和中醫藥事業也就結下了永遠的情緣。曾經的清貧，依然守著中醫那份情愫；曾經的艱辛，不改追求的執著；曾經的迷茫，才知道堅持就會有希望；曾經的磨礪，練就了他們堅強的意志品質。在那艱苦的歲月，他們堅守著醫生的天職，實踐者治病救人的諾言；在那動蕩的年代，他們沒有讓歲月蹉跎，不能在陽光下讀書，那就在油燈下寫作，在凌晨苦讀，以致打下了堅實的基礎。至今仍堅持著讀書、著述的習慣，幾十年如一日。 李士懋教授他們為人寬宏豁達，對領導尊重，對同事皆以禮相待，從不以教授自居。他們最大的長處就是能看到別人的優點與長處，寬忍原諒別人的缺點。他們不計較個人名利得失，總是把榮譽讓給別人。幾項由他主持的獲獎課題都署名最后。他們生活簡樸，衣著樸素、工作上卻是“不待揚鞭自奮蹄”。凡同他們接觸的同志，無不對其加以稱道。他們以自身特有的人格魅力和道德風范凝聚人、感染人。 作為老師，不僅授業解惑，而且在生活乃至畢業工作以后都給學生傾注了無盡的拳拳之愛。由于他們平易近人，肯為學生解決實際困難，而不端教授架子，所以許多學生都樂意接近他們，向他們訴說內心的歡樂與痛苦。每當這時，你能感覺到他們在分享你的歡樂；每當這時，你能感覺到他們在體驗你的痛苦。有位同學在大學三年級時，母親驟亡，接著妹妹又患急性白血病，接二連三的天災人禍把他給打懵了。李老師一方面安慰他、關心他，鼓勵他鼓起生活的勇氣，一方面帶頭捐錢捐物。一位高徒的母親患有長期的慢性支氣管炎，痛苦不已，母親的痛苦總是纏繞在這位高徒的心里。有一天炎夏的中午，他母親從百里外的家鄉趕來，下午還得回去。他為難了，因為老師中午一定休息，猶豫再三，還是惴惴不安地敲響了李士懋教授的家門。果然，李老死剛剛入睡，他心里不安起來。李老師似乎讀懂了他的心思似的，說了聲：“沒關系，看病要緊”。診畢，李老師對著他母親說：“您可真有福分哪，兒子也學醫啦!不過，要當個好大夫，不那么容易啊!非下苦功夫不可!”十幾年過去了，“非下苦功夫不可”這句話一直激勵著這位高徒奮發向上，使他成為了一名優秀的博士、博士后。 作為長者，他們勉勵青年教師努力學習，奮發進取，并不遺余力地耐心指導與帶教。從論文修改到撰寫著作，從教學方法到科研設計與操作無不凝聚著他們的心血。為提高年輕教師的臨床科研水平，帶博士、碩士、高徒、青年教師臨床隨診，將畢生臨床經驗毫無保留地傳給年輕人。學生社團請他們講座，他們總是克服種種困難，慷慨應允，滿足學生們愿望，深受學生們的尊敬。李士懋教授在講座中曾這樣說道：“我熱愛中醫學，我愿把我畢生精力奉獻給祖國的中醫事業”。 作為父母親，他們要付出不知比別人多幾倍的汗水和心血。他們的小兒子在年幼時由于腦血管畸形而且繼發癲癇、智力障礙和功能障礙。從此，生活的重擔便壓在了他們的肩上，喂飯、喂水、端屎、端尿。有時屎尿拉在褲子里、被子里、床上，就得很耐心地清洗；遇上癲癇大發作、發燒，就得整夜整日地陪著孩子。他們在實踐著一個父母親的偉大。這不僅僅是一種責任，而是無私的愛的奉獻。就是這樣，他們熬過了三十多年的日日夜夜。他們雖然已年逾花甲，卻仍然得照顧躺在床上的兒子。生活的酸辣苦咸只有他們自己才能體會。然而我們從沒有見到他們對生活沮喪過、畏縮過，他們總是以飽滿的熱情迎接生活的挑戰。他們熱愛生活，他們也沮喪過，但他們沮喪自己的知識結構不太合理，沮喪自己的知識還很膚淺，并常為此嘆息，忐忑不安，仍每日不斷學習，孜孜以求。他們在1998年的新年對聯中自謙地寫到“ 畢生讀書，到頭來成了現代文盲；垂暮含羞，期余年還能有所進步”。 李士懋教授和夫人生活上相互關心、體貼，相依為命；工作上相互支持、幫助，共同進步；事業上相互尊重、切磋，共同提高。 “家和萬事興”。李士懋教授常告誡我們“家庭和睦，工作才能順利；事業才能更上一層樓”。半個多世紀的以來，李士懋教授和夫人風雨同舟，共克時艱，相濡以沫，攜手一生，這對金婚夫婦，伉儷情深，成為了教授夫妻、博導夫妻、高徒導師夫妻，傳為中醫藥事業領域的佳話。 （六）薪火相傳，桃李滿布天下 “學高為師，德高為范”，李士懋教授從醫近半個多世紀，德學雙馨，大醫精誠。他精湛的醫術，高尚的德行，聲名遠播，吸引著眾多學子，省內外、國內外慕名求教和拜師者，趨之若鶩，先后招收了碩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22人；指導學術繼承人和高徒15人；教受優秀臨床人才21人；日本留學生3人，韓國留學生5人，臺灣留學生3人，加之本科生和遙傳弟子不計其數，堪稱桃李滿天下。 李士懋老非常重視中醫藥事業的傳承與人才培養，他認為傳承是中醫藥事業重要的基礎工作。傳承是為了更好地創新，傳承是創新的基礎和前提，如果不能很好地傳承，創新就會成為無源之水，無本之木。為此，專門制定了自己如何“傳”、學子如何 “承”的方案和措施。師生共同實施“讀經典——勤臨證——錄醫案——聽講座——開論壇——搞科研——寫論文”的傳承模式。他們當中有的成為新一代名醫，有的成為優秀中醫領導干部，有的成為學科帶頭人和業務骨干，更多的是在臨床工作的第一線傳承著老師的學術思想、思辨特點和臨床經驗，從他們身上看到了中醫藥事業后繼有人，這正是李士懋教授最為感到欣慰的。去年他在教師節寫下了“莫道今秋教學忙，明年桃李競芬芳”的詩句，是他為國家中醫藥傳承事業的謳歌，是他為中醫事業薪火相傳后繼有人的心情寫照。不久，由李士懋老主持編寫的《薪火傳承錄》一書即將問世，書中記錄了李士懋老及其傳人的“傳”與“承”的心路歷程和實踐體會。 （七）壯心不已，只因情緣未了 李士懋教授學研具豐，文著成山，可以說是功成名就。1979年調入河北中醫學院從事教學、臨床、科研工作。1987年晉升為副教授、副主任醫師。1991年晉升為教授、主任醫師。李士懋教授在1997年12月被北京中醫藥大學聘為中醫基礎理論學科博士生導師。1998年4月成為河北醫科大學中西醫結合學科博士生導師。歷任河北醫科大學中醫基礎學科主任、碩士導師、博士生導師，國家人事部、衛生部和中醫藥管理局批準的第二、三、四批高徒導師。2009年河北省大名醫。但是，他依然潛心閱讀經典，專心臨癥看病，一心著述寫作，心無旁騖。他說：“我一生只做了一件事，那就是學習中醫，而且還沒做完，希望把學習的體會寫成文字，傳給后人……” “莫道桑榆晚，夕陽無限好”。李士懋教授滿懷那份對中醫藥事業未了的情緣，桑榆未晚，老當益壯。目前，正著手編寫《中醫醫案學》、《我對辨證論治的認識》兩部著作。他認為醫案是臨床的真實記錄，辨證之活潑，論治之靈巧，絕非理論醫書可比，讀之宛如親歷，熠熠生輝，光彩照人，嘆為觀止。古代醫案不僅文筆優美，且夾敘夾議，融理論與實踐為一體，蘊藏著大量寶貴經驗與精邃理論，給人以無限啟迪，確為祖國醫學寶庫中之瑰寶。據統計，古代醫案專書約500多部。近代亦有百余部問世，但多為一家之醫案，或歷代醫案之羅列，鮮有對醫案進行詳細分析探討、深入研究者。致使眾多醫案停留于素材階段，未能加以升華、概括，形成理論。故迄今尚無一本規范的供臨床教學應用的醫案學問世。他認為辨證論治不僅僅是中醫學的特色，而且是理法方藥的基礎，更是中醫看病的本領。疾病各異，人體各殊。隨著醫學的發展，治療的個體化問題日益受到學術界的重視，統計學專家林求誠教授已開展治療個體化的統計方法學研究。中醫的辨證論治體系，其核心是因人而異，充分體現了治療個體化思想。而醫案恰是治療個體化的真實記載。因此對歷代醫案進入深入研究，探究中醫辨證論治的實質和規律，將對醫學發展起到推動作用。 李士懋教授深深的熱愛著中醫藥事業，半個多世紀以來，幾乎并將把畢生的精力和智慧獻給祖國的中醫藥事業。通過對中醫發展歷史的回顧，對中醫政策、發展模式、評價體系的現狀的感嘆，對中醫教育、人才培養和中醫事業繼承的憂慮，對中西醫學科比較和對中西醫結合、中醫學術的異化和危機的反思和擔憂，對中醫的出路和未來的展望等，都做了認真的研究和總結，既有令人發聵的理性吶喊，也有令學界矚目和發人深省的真知灼見，更有令業內感到希望的發展策略和方法等等。 三、結束語 日月星空，斗轉星移。李士懋教授從一個新中國首屆高等中醫院校的青年學生成長為現代中醫大家，是他厚德載物，自強不息的人文情懷和實事求是、嚴謹創新的科學精神，使他走過了艱苦曲折的成長、成才、成名之路。他樂觀豁達的人生態度、自強不息的精神風貌、樂于助人的高尚品德、艱苦樸素的生活作風，使他在成才的道路上淡泊名利、心無旁騖，不懈地探索和追求。 回眸一生，李士懋教授常感遺憾，“若能重走人生之路，當會少一些彎路，或能比現在出息一些，只是不會再有這種機會了。逝者不可追，只能朝前看，珍惜余年。所以我今年寫的春聯為：上聯：古稀未覺老皓首讀歧黃。下聯：秋實勝春華晨星著文章。橫批：桑榆未晚。算是自我鞭策之意吧。”這就是中醫大家的風范，是名醫大師不了的中醫情懷。將激勵著后人在中醫藥事業領域的成長、成才之路上不斷奮斗、進取。 李士懋教授探索了半個世紀的岐黃中醫之學，我們實踐他的學術思想和經驗！ 李士懋教授走過了七十四載的風雨人生之路，我們祝福他的身體健康與長壽！ 執筆：王金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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