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提到“清規”二字，則有不少教外人士會誤解為電視、影片里所演的“古佛青燈下”那種無情、苛刻、殘酷的清規戒律，教內也有一些人不敢提及清規戒律，他們總覺得出家人的生活本來就是非常孤寂、單調，再加上這種嚴緊、約束、呆板的制度，給人們帶來死氣沉沉，沒有一絲生機蓬勃的生命激情，那么《百丈清規》到底是否為這樣的一部書籍呢？ 無論古今中外，雖然有時代、國域、文化的差異，還是社會團體，或宗教集團的差異，但其中具有相同的哲理──“國有國法，家有家規”及“無規矩不能成方圓”。這一哲理是超越時空的，同樣，佛教作為世界宗教團體，僧人為“人天師表”，那么亦應有其自身嚴緊的管理制度，這種管理方法表現于“六和”精神。換而言之，也就是對“戒律”的看重，一個團體興衰，就看法制實行的如何？人們對法律的重視如何？故國家對法律的強調，每個公民必須懂法、守法，否則成為法盲，什么時候自己犯法了還一無所知，然而，佛陀制戒也是如此，佛弟子受戒之后要學戒，如經中說：“出家五夏以前專精戒律，五夏以后方可學經教。”又如《四分律比丘尼戒本》云：“若比丘尼受具足戒后，不學戒者，犯不學無知罪。”可見佛教對法制的重視。 然《百丈清規》原是一部禪宗寺院的管理制度，現今佛教叢林所實行的制度，則是依佛戒和《百丈清規》及當地情況而制定的制度，“清規”的起源可追溯到佛陀時代，但那時沒有名文規定。后來佛教傳入中國，在中國的領土上生根發芽，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佛教，中國佛教清規的制定，可以追溯到東晉時代的道安大師，他是根據當時佛教內部出現的一些問題（如：人對戒律的松弛等），及國家的政策而制定了《僧尼規范》和《法門清規》，但禪宗寺院完成建立清規，則是以百丈懷海禪師開始，并且對后來佛教叢林產生重大的影響。 百丈懷海禪師，處于唐朝中葉（唐玄宗至唐憲宗之間），當時的僧人大多無固定的住處，也就是所謂的“云水僧”，他們一般依律寺而居。這樣，在說法行道方面有諸多的矛盾沖突，況且當時禪僧日益增多，龍蛇混雜，又無獨立的禪院，以此給寺院管理帶來諸多的不便和困難。其次，佛教在唐朝中葉以后，由于封建政權對佛教采取了相當多的限制措施。幾經風霜，損失慘重，寺院的土地和勞動力來源發生困難，僧侶面對著如何適應社會變動而生存下去的嚴峻問題。 又當時佛教很多宗派，如法相宗、天臺宗等，由于貴族色彩濃厚，生活自理能力差，依附士大夫的布施，然而理論又復雜，所以不能適應社會形式的變化，因此一落千丈深淵，漸漸式微。禪宗因為主張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理論較為適合群眾，又不依靠豪華奢侈的殿堂、經像、法物，加上禪宗諸大師從不排斥生產勞動，甚至許多開山祖師都親自參加勞動，故禪門中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的佳言流傳至今。因此，禪宗比其他宗較能適應新的環境，所以其他宗衰落而獨禪宗獲得發展的機會。但是，存在著新的問題，即是禪宗的實際生活、生產狀況與舊的戒律發生沖突，遵從戒律，是不允許出家僧侶從事生產農作物的，若違反則視為犯戒。 另一個問題：禪宗在唐發展以后，由于僧眾日增，集體生活如何約束？生產勞動如何組織？勞動成果怎樣分配？都是現實要解決的問題。因此，舊的戒律與禪宗就產生矛盾沖突，障礙禪宗的發展，就在這樣的背景下，懷海禪師清楚認識到禪宗面臨的這種形勢，決心實行改革，為禪宗發展掃除障緣，百丈禪師認為《瑜伽菩薩戒》和《瓔珞菩薩戒本》雖屬大乘，卻是佛陀根據印度情況而制定的戒律，不便生搬硬套。他根據風情、地理、人士風俗等，博采大小乘戒律中適合中國國情的合理部份，制定出一部新的管理制度，因此衍生了《百丈清規》。 縱觀歷史，可知當時懷海禪師創宗立制的不易，從而更使我們認識到唐朝佛教雖盛行于世，但內部仍然存在一些問題沒有解決，這是不可否認的，當今我國佛教以形式上，雖不如唐朝時代，但也普及于群眾心靈。然而內部依然存在著諸多的新問題需要迅速解決。例如：寺院的法制沒有一個統一性的管理方法；出家僧侶的修養素質問題等等。 是的，回顧佛教的盛衰，在我國國土上起起落落，曾經也從荊棘叢生中走過，留下傷痕累累。但它堅強的接受一次又一次的沖擊，最終默默的在東土領域里生了根。作為我們這一代新人，有責任維護與發展佛教。然而，我們是否維護正義，摧毀教內的不良作風，我們是否注意到腳下走過的每段路程，對佛教命運有影響。每當憶起百丈懷海禪師，心中充滿著愧疚、不安。作為世紀之交的青年僧人，我由衷地盼望：對當今佛教內部的一些問題要深思！深思！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