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隱永樂閑居時期的心境和詩境
景紅錄
內容提要 李商隱從會昌四年暮春到五年暮春在蒲州永樂縣閑居。在此期間,他的心境從最初的悠閑自在到后來的寂寞悲涼再到對仕途前景的熱切焦慮,經歷了較大的變化過程;同時,其詩歌也呈現出蕭散清幽與蕭索冷郁兩種不同的意境與風格。這些都顯示了他性格與風格上的某些特點。
關鍵詞 李商隱 永樂閑居 心境 詩境
在李商隱坎坷多難的一生中,永樂閑居雖只是一段小插曲,但與其奔波四方的仕宦生涯相比起來,反而因為其難得的平靜安閑狀態顯得別具特色;況且在此期間,他的詩歌創作在內容和風格上也都發生了一些特殊的變化,值得予以關注。本文即重點考察李商隱在閑居期間的心路歷程與創作實踐,分析其心境與詩境變化的特點,以求對其人其詩有更加全面深入的理解和把握。
一
李商隱永樂閑居開始的時間大致是在武宗會昌四年(844),有《大鹵平后移家到永樂縣居書懷十韻寄劉韋二前輩二公嘗于此縣寄居》一詩為證。“大鹵平后”指的是會昌四年正月太原都將楊弁逐節度使李石據府叛亂、后被監軍呂義忠率軍平定之事(見《舊唐書?武宗紀》)。因此,義山移家永樂當在會昌四年正月之后,又據詩中“依然五柳在,況值百花殘”之描寫,可知最遲也在暮春三、四月時。至于離開永樂的時間,則大致在第二年的春天以后。其《正月十五夜聞京有燈恨不得觀》詩乃是有感于會昌五年正月京城上元節之繁華而發。其他如《永樂縣所居一草一木無非自栽今春悉已芳茂因書即事一章》詩及“若向南臺見鶯友,為傳垂翅度春風”(《喜聞太原同院崔侍御臺拜兼寄在臺三二同年之什》)、“今日寄來春已老,鳳樓迢遞憶秋千”(《評事翁寄賜餳粥走筆為答》)等詩句,皆說明直到會昌五年(845)暮春時分,義山猶在永樂。此后他就赴鄭州刺史李褎幕下。
從會昌四年暮春到第二年春暮,義山在永樂前后正好一年多時光。永樂縣在今天山西省芮城地區,唐時屬河中府所轄蒲州(今山西省永濟市)境內。河中府在唐代曾為中都,又為“四輔”之一,政治地位較為重要。同時這里既有鹽池之利,又盛產糧食,經濟文化都比較發達。李商隱之所以選擇這里作為居留之所,首先看中的應該是其優越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條件。這里“在京師東北三百二十四里,去東都五百五十里”(《舊唐書?地理志》),距離都不遠,有利于李商隱盡快獲知朝政變化的信息,以便謀取仕進的機會。其時商隱正處于居母喪期間,岳父王茂元已去世,一時別無依靠,無奈之下,這才選擇了閑居生活,所以為將來計,他必然要選擇離政治中心較近的地方。另外,商隱當時正辦完了五位逝去親人的遷葬事宜,在經歷了一系列的哀傷和疲憊之后,他也需要有個合適的地方來放松心情,調整精神,為以后的人生做準備。而永樂縣背靠巍峨高聳的中條山,前瞰奔騰寬闊的黃河,風景秀麗,環境幽雅,是個很適合他安放身心的地方。
李商隱在未到永樂之時,對那種“自探典籍忘名利,欹枕時驚落蠹魚”(《和劉評事永樂閑居見寄》)的閑適生活就很向往。當移家永樂之后,雖然自嘆“鬢入新年白,顏無舊日丹。自悲秋獲少,誰懼夏畦難”,有點人生遲暮、壯志難酬的傷感,但對于眼前的平靜安閑生活他仍很珍惜。在仕進暫時無望的情況下,他也就踏實下心來享受眼前的閑居生活。這樣的生活雖然簡單清苦,但卻充滿無限的自然情趣,能夠給詩人疲憊的心靈以寧靜的撫慰,使他從周圍的景物中時常發掘出人生的驚喜和滿足。如《自喜》云:
自喜蝸牛舍,兼容燕子巢。
綠筠遺粉籜,紅藥綻香苞。
虎過遙知阱,魚來且佐庖。
慢行成酩酊,鄰壁有松醪。
雖然居處狹小,但詩人卻并未因此而煩惱,因為這里有燕子相伴,有綠竹紅花山水景物相點綴,足以使人心情愉悅、精神振作;更兼鄰里之間,來往親密,有酒相待,盡醉而歸,如此悠閑自在、和諧平靜之生活,怎能不令人倍感知足呢?又《春宵自遣》云:
地勝遺塵事,身閑念歲華。
晚晴風過竹,深夜月當花。
石亂知泉咽,苔荒任徑斜。
陶然恃琴酒,忘卻在山家。
春夜獨坐,本是寂寞無聊之時,最易觸發詩人內心之苦悶,但他聽著風吹竹林的響聲,看著明月下嬌艷的花朵,以及那涓涓溪流、荒僻小路,在琴聲清酒中非常適意,塵世的煩惱早已忘卻,幾乎要超脫于世俗之外。姚培謙說:“竹風花月間,非靜對者不能心賞也。”正說明李商隱此時之所以能陶然于自然情境之中,皆源自其心境之平和閑靜。又《所居》云:
窗下尋書細,溪邊坐石平。
水風醒酒病,霜日曝衣輕。
雞黍隨人設,蒲魚得地生。
前賢無不謂,容易即遺名。
窗下看書,溪邊坐石,一“細”一“平”,正可見出日常生活之悠閑;水風醒酒,晴日曝衣,雞黍蒲魚,俯拾即得,鄉居生活之淳樸恬淡,已可領略。身居此閑適之境,則自然會有遺世忘名之心,渾如生活在世外桃源一般。這些都說明,這種平靜自然的生活狀態確實培養了李商隱悠閑淡泊的心境,給了他一種不一樣的人生體驗。
但是,李商隱卻不是一個甘心淡泊生活的詩人,盡管在仕途上遭遇挫折的時候,也會說“誰將五斗米,擬換北窗風”(《自況》),但他卻并沒有陶淵明那樣的歸隱之志。在本質上,像那個時代的眾多讀書人一樣,李商隱是一個熱衷仕進、渴求政治前途的人。他還在為實現自己“欲回天地”的人生理想而不懈努力著。況且當時的他正當壯年,岳父雖死,但朋友令狐 仍在朝為官,他自己也只是因為居母喪而暫時離開了秘書省,所以仕進之路并未斷絕,進取之心依然熾熱。這與他在大中年間歷經幕府漂泊和友朋離棄之后的境況全然不同。因此,悠閑自得只是一時的心境或表面的現象,在他內心深處,其實始終未能忘懷現實政治和自己的功名夢想。馮浩評《春宵自遣》云:“念歲華,是不能忘也。陶然忘卻,聊自遣耳。”正從表面的忘卻中看出了其不能忘卻的心理實質。
隨著時間的推移,特別是外在季節時令變換的刺激,李商隱的心境再也難以保持最初的平和而日益躁動起來。于是平靜的生活變得無聊起來,幽閑的環境變得冷落起來,他的心靈也更多地沉浸在被拋棄被遺忘的傷感情緒里而難以自拔。即如《秋日晚思》中雖仍說“取適琴將酒,忘名牧與樵”,似乎依然很逍遙,但寫景則云“桐槿日零落,雨余方寂寥”,盡是蕭索景象;敘事則云“平生有游舊,一一在煙霄”,以舊友的仕途通達反襯自身的落魄,證明著他并非真的心態平和。隨著天氣日漸寒冷,他的這種心情也變得更加激切悲涼起來。如《幽居冬暮》云:
羽翼摧殘日,郊園寂寞時。
曉雞驚樹雪,寒鶩守冰池。
急景忽云暮,頹年浸已衰。
如何匡國分,不與夙心期?
仕途多艱,身世落寞,眼看著年華流逝,人生遲暮,但自己的一片報國雄心卻沒能得到絲毫的展現,對此詩人悲憤滿懷卻又無奈傷感。這就是說,大約到了秋冬時節,李商隱的心境已發生了根本的轉變。原來的那種適意和恬淡已蕩然無存,換之是對自身寂寞處境和坎坷身世的悲感,情調低沉而壓抑。這種心境一直延續到第二年春天。他的《永樂縣所居一草一木無非自栽今春悉已芳茂因書即事一章》詩中,看不出因草木芳茂而有多少欣喜,反而充滿美好年華空自虛度的傷感情緒,所謂“芳年誰共玩,終老邵平瓜”是也。這種情懷在《春日寄懷》一詩中表露得更為直接。詩云:
世間榮落重逡巡,我獨丘園坐四春。
縱使有花兼有月,可堪無酒又無人。
青袍似草年年定,白發如絲日日新。
欲逐風波千萬里,未知何路到龍津?
自己獨守丘園,渴望仕進,但時光流逝,年華老去,自己雖不懼風險,可又有誰能傾力相助、為其指點迷津呢?此時義山服闋已滿,但仕途前景仍難確定,所以心中才會如此地焦慮和急切。這說明,從會昌四年秋冬至五年春,李商隱的心境已從自傷落寞而陷入了深重的焦慮和急躁情緒之中,他的閑居生活自然也就無法繼續下去了。
從最初暫得放松的悠閑自在到日長天久之后的寂寞悲涼再到對仕途前景的熱切焦慮,在這段不太長的閑居時間里,李商隱的心境卻經歷了如此復雜的變化過程。據此可知,李商隱在本質上是一個性情熱烈、敏感易變的詩人,外界的變化常常會刺激到他的心靈,使其心境在短時間里呈現出反差極大的變化。在這一點上,他與先前的詩人曹植、阮籍、庾信等都屬于感性觸發、靈心善感類的詩人。這是他成為一個主情型詩人所應具備的心理特征。他的詩之所以多能感染人心,就是因為他是用自己的心靈和生命在寫作,其中滲透著強烈的主體情感。同時,這種心境變化也說明李商隱是一個不甘沉淪、不甘寂寞、熱衷仕進的文人。閑居生活帶給他的閑適是短暫的,他所經受更多的是難耐的寂寞和落魄失意的傷感,特別是當看到昔日的僚友都平步青云的時候,這種痛楚感倍加強烈。如《喜聞太原同院崔侍御臺拜兼寄在臺三二同年之什》,題云“喜聞”,但詩中處處以他人之得意反襯自身之失意,唯有辛酸味,哪得喜悅氣?所以,李商隱不可能像陶淵明那樣因厭棄時政而歸隱田園,徹底把自己放逐于仕途政治之外;也不能像閑居于草堂中的杜甫那樣去真正享受難得的平靜悠閑的生活,在親近自然中獲得心靈的愉悅。他對于現實政治依然充滿幻想,對于自己宏偉的人生理想依然執著,這注定了他必然要積極地投身到仕途道路上,去努力尋求實現自己的一線機會。只有在碰得頭破血流、徹底絕望之后,他才能真正放下疲倦,回歸平淡,但到那時,卻也是他人生的終結之期。后來的事實也大抵如此。
二
在永樂閑居時期變化著的不僅是李商隱的心境,還有與之密切相關的詩歌創作情況。雖然他這時期的詩歌數量并不多,但在情思意境及風格上卻都出現了一些值得關注的新變化,只是歷來的研究者對此則多持批評或否定態度。如清代紀昀即多用“平直”、“淺率”、“平淺無意味”等詞語加以貶斥,又如評《奉同諸公題河中任中丞新創河亭四韻之作》云:“無一句是詩。”“俗不可醫。”評《喜雪》云:“鄙俚夾雜,加以瑣纖,無復詩體。”其他大抵如此。張采田對李商隱詩多所維護,但評《和馬郎中移白菊見示》也認為“此種詩語太酬應,究非義山所長”,以之作為其創作失敗的例證。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永樂諸詩藝術質量的低落呢?對此,張采田曾有過頗有見地的概括性分析。他說:“玉溪詩境,盤郁沉著,長于哀艷,短于閑適,摹山范水,皆非所擅場。集中永樂諸詩,一無出色處,蓋其時母喪未久,閑居自適,別無感觸故耳。其后屢經失意,嘉篇始多,此蓋境遇使然,閱者宜分別觀之。”(《憶雪、殘雪》詩評)評《喜雪》詩也說:“此種詩大抵非義山所擅場,故寫來不甚出色。蓋義山自有安身立命之地,于此等自不甚經意耳。余嘗謂義山詩境,長于哀感,短于閑適。此亦性情境遇使然,非盡關才藻也。”認為李商隱詩歌“長于哀感,短于閑適”,確實是很準確的評價;又認為這種現象的形成與其性情境遇之間有著直接關系,也是切中肯綮之言。但說“永樂諸詩,一無出色處”,像紀昀一樣徹底否定這些詩作,則頗值得商榷。誠然,與義山那些情思隱曲諧婉、意境朦朧迷離、語言精煉華美的優秀之作相比,這些詩作總體上顯得不夠突出,有些也確實存在著堆砌辭藻典故、情思淺淡無味的弊病,但作為李商隱在此期間生活心境的藝術反映,它們在題材內容、藝術風貌上正具有不同尋常的特色。它們的存在,既體現出李商隱詩歌藝術審美上的某些一致性,如善于抒寫自我內在悲情,善于借景抒情、情景交融等;也表現出某些不同常規的差異性,如題材上的偏于寫景詠物、風格上的清新平淡等,顯示出其詩歌藝術面貌的多樣性。
具體來說,李商隱永樂諸詩雖只有三十多首,但在題材和風格上并不統一,其中有成功之處,也有失敗的教訓。就其題材內容而言,大致有以下幾種情況:第一類是題寫永樂當地景物的。如《奉同諸公題河中任中丞新創河亭四韻之作》,寫的就是當時黃河上交通要道蒲津橋的情況。開元十二年,唐玄宗命在黃河兩岸鑄鐵牛、鐵人等以維系牽拉浮橋的鐵索,使蒲津橋成為連同京都長安與河東的牢固通道。1989年當地有關部門在古蒲州城外河灘上挖掘出鐵牛鐵人,成為轟動一時的考古發現。李商隱這首詩是唐人詩歌中少有的吟詠此橋的作品,可謂有力而珍貴的歷史佐證。從詩中間兩聯看,“河鮫縱玩難為室,海蜃遙驚恥化樓”是虛寫河亭,點化巧妙;“左右名山窮遠目,東西大道鎖輕舟”是實寫周圍景物,境界壯闊。故雖為應酬之作,但卻自具特色,紀氏之評,不足為訓。其他如《題道靜院……》《靈仙閣晚眺寄鄆州韋評事》《過姚孝子廬偶書》等詩,也多涉及到當地一些自然或人文景物。這類詩總體上偏于記事寫景,藝術上較為一般。第二類是與朋友的酬贈之作。如《和劉評事永樂閑居見寄》《和馬郎中移白菊見示》《寄和水部馬郎中題興德驛》《評事翁寄賜餳粥走筆為答》《喜聞太原同院崔侍御臺拜兼寄在臺三二同年之什》等。這些詩總體上也較為平庸,不過是一般性的敘事和描寫而已,缺乏較深廣的情思內容與鮮明的藝術特色。只有一兩首詩中能看到詩人當時的處境和心理感受,略有意義。
第三類是著重抒寫自己的生活狀況與心理感受的作品,或直抒胸臆,或借景言情,因為多具有真情實感,故藝術上也較為成功,在數量和質量上都堪為永樂諸詩的代表。如前引《春宵自遣》一詩,王文濡《唐詩評注讀本》贊其“寫山家風景,處處不脫春宵,其用字之妙,殆千錘百煉而出,如‘當’字、‘知’字、‘任’字均耐人尋味”。這還只是看到了其錘煉字詞的精妙,其實“晚晴風過竹,深夜月當花。石亂知泉咽,苔荒任徑斜”的詩句,刻畫夜晚幽靜清雅的景象,頗有王維山水詩“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的那種清幽閑雅的意境美,這才是此詩最突出的藝術特色。這說明,李商隱并非不能在詩歌中營造出閑適之境,當他的心靈真正沉潛下來,用一種平和悠然的心境去觀照外在景物環境時,同樣能夠發現并描繪出如此優美而清新脫俗的詩歌意境,從而賦予他的詩歌以別樣的蕭散自然、清新淡雅的藝術風格,豐富其詩歌的審美內涵。其他如“綠筠遺粉籜,紅藥綻香苞”、“窗下尋書細,溪邊坐石平”,也都頗能刻畫出悠閑幽靜的環境和情態。所以,義山永樂諸詩在詩境上一大特點,就是善于描寫蕭散悠閑的生活情態,表現出清雅閑靜的意境美風格。
但這種詩境在他的永樂諸詩中并沒有延續多久,隨著其生活和心境的逐漸變化,他的詩境也就不可避免地要發生變化。當那種悠閑平和的生活情調被悲咽酸痛的內心感受所取代時,那種清雅安靜、自然親切的詩歌格調也就一變而為蕭索清冷、沉郁吞咽的意境營造和情思表達。于是,周圍的景物環境也不再是陶性怡情的休閑場所,而變為映襯詩人悲苦冷落心境的象征性存在。如他筆下的菊花就毫無傲霜挺立的風骨或者高雅脫塵的姿態,而是“幾時禁重露,實是怯殘陽”(《菊》),顯得是那么的脆弱哀傷,而且它“愿泛金鸚鵡,升君白玉堂”,向往著世俗榮華的美好前景。這正是詩人難以承受仕途風雨打擊而又始終熱切期盼著仕途進取的內在情感的象征體現。又如《落花》云:
高閣客竟去,小園花亂飛。
參差連曲陌,迢遞送斜暉。
腸斷未忍掃,眼穿仍欲歸。
芳心向春盡,所得是沾衣。
詩中極力刻畫落花的悲情形象,而花的落寞飄零,花的時去沾衣,處處體現的又都是作者自己悲苦傷感的情思和處境,于是飄落之花與落寞之人合而為一,落花即是落魄詩人的象征,而芳心之沾衣結果也就是詩人美好愿望終化為悲淚之象喻。情因景發,景為情染,全詩籠罩在一種蕭索悲苦的情思和意境氛圍之中,典型地體現出永樂諸詩中的另一種詩境特點。其他如《秋日晚思》《幽居冬暮》等詩及“寂寞門扉掩,依稀履跡斜”(《喜雪》)、“空余雙蝶舞,竟絕一人來”(《小園獨酌》)、“啼久艷粉薄,舞多香雪翻”(《小桃園》)、“赤白徒自許,幽芳誰與論”(《賦得桃李無言》)等描寫,也都極力摹寫和表現詩人身世的落寞和心靈的悲苦,營造出蕭索悲涼的藝術意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