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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怎么樣講話更自信
我們怎么說話 不知道是不是被電視臺播放的歷史劇搞得，很多人以為古時候的人講話，就和歷史劇里的人物一樣，使用文言或半文半白的語言，滿口之乎者也。這大概是編導者的錯誤理解，以為劇中人說文言，才能反映歷史真實。錯誤的理解影響到生活中，就有不少人以說話文言成分越高，就越接近古人，而像古人那樣說話，可顯出自己的文化水平。尤其是在網上的聊天室里，還有人干脆不說現代漢語，一口一個“然也”，一口一個“不知足下以為然否”，生硬干澀，佶屈聱牙，真是很難同他對話。說他是東施效顰么，恐怕連那個顰都沒有找到吧。 古代的人究竟怎樣說話，我們誰也沒有聽過，那時沒有錄音技術，聲音資料無從保留。好在古人給我們留下了大量的文字，從中不難找到那時候的口頭語言記載。稍稍留心，我們會發現，古代人說話和我們并沒有很大差別。明末文學家譚友夏《自題湖霜草》里的一段文字，“到湖上，既不住在樓閣，也不托足庵剎，把琴樽書札都擱在輕舟上，這就行了。和船老大用不著應酬，一善也。昏曉看得清清楚楚，二善也。訪客登山，盡可由我作主，三善也。入斷橋，出西泠，午眠夕興，盡可在湖上兜圈子，四善也。時時移棹，誰也找不著，五善也。”這里除去用了幾個“也”字，幾乎看不到文言文的成分，“這就行了”，“和船老大用不著應酬”，“在湖上兜圈子”，“誰也找不著”，我們今天不也是這樣說話嗎？ 眾所周知，隋唐以后的元明雜劇包括宋詞，民間化、市井化、口語化的特點就已經非常突出了。可知那時的人，日常說話，是很不同于文言文的。再往前看，唐詩里也提供不少信息，反映當時的日常口語。 “官倉老鼠大如斗，見人開倉亦不走。健兒無糧百姓饑，誰遣朝朝入君口？”曹鄴這首《官倉鼠》，多么平明易懂，看不出和現代漢語有多少區別，這簡直就是首打油詩，順口溜。我們有必要用現代漢語來做這樣的置換嗎：“官倉老鼠大如斗，見人開倉也不走。健兒無糧百姓饑，誰讓（糧食）天天進你口？”，實在沒有必要，而且這也不像是置換，倒像是重復。 再看這首：“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山光好墓田。”（張祜《縱游淮南》），詩是唐朝的，卻和現在的民歌一樣，哪里有難懂的地方呢？完全口語化，我們不用學古漢語，就能心領神會地朗朗讀來。 唐代大詩人白居易的《暮江吟》也很典型。“一道殘陽鋪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紅。可憐九月初三夜，露似珍珠月似弓。”這首著名詩作，當然不能比作打油詩，更不能說它是順口溜。可是我們撇開《暮江吟》中的幽遠的意境和文學上的描繪，專看它的文字表面，與我們今天使用的語言，沒有任何差別。 由此，我們是不是也可以推測唐朝的人平時是怎么說話的？唐代以前的例子，也不難找。漢代的《古詩十九首》： 之十五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 之十九 明月何皎皎，照我羅床緯。 更早的《孟子》中，也能看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這樣的語言。 古代人說話，絕不似如今有些古裝片里的人物那樣，裝腔拿調，滿口文言。當然，語言是有生命的，隨著時代的變化，語言也在不斷變化，而且有很大的變化。但這變化，始終沒有把日常口語和文言文混同起來。而且，不論過去還是現在，在現實生活中，身份地位不同，說話也不會完全一樣，市井有市井語言，官場有官場套話。古時候，那些久居官場說慣套話的人，情急之下，也會冒出“老賊”、“賤婦”這樣的粗口，這恰恰證明，當時社會上的大眾語言是怎樣的。 長期以來，漢語形成兩套語言文字，一是文言，一是白話。文言多用于書面，白話有很多保存在口語里，文言和白話，兩者雖互有影響和滲透，但區別顯著，陣線分明。日常口語，更接近白話文，與文言文距離最遠。上面所舉的例子，大都屬于白話文，由此也可推知當時的口頭語言的大體情形。所以，學古人說話，學成出口文言，那就不對了。至于幾百年前幾千年前的人說話，是什么聲調什么口音，恐怕專家都不能完全弄清。我們在日常生活里說話聊天，何苦做這樣費力不討好的事情呢。倒是在寫作的時候，不妨適當地使用點文言，使用得法，能增添一些色彩和氣氛。可要是說話聊天，還是盡量避免使用文言，平平實實地講話就很好。當然這不過是我的個人看法，要怎么說話，本是自己的權力，如果非要之乎者也，那也悉聽尊便。不過很有可能，就在您文言滔滔，按膝雄談的時候，別人已經在暗中竊笑了。 我們應該怎樣說話
我們應該怎樣說話
 前不久，季羨林老先生講了一句很精辟的話：我這一生假話全不說，真話不全說。這句關于講話的話引了發我的一些聯想。 在中國文化中，如何說話是大有學問的，各種說法很多，最著名的莫過于魯迅先生那個故事：一家人新生了一個孩子，有人說這孩子將來要做官的，合家都高興，有一個人說了句，這孩子將來是要死的，結果挨了頓暴揍。可見如何說話，說什么樣的話是多么重要。 假話全不說。這是做一個誠實人的底線，是人生接受教育的第一個原則，從進幼兒園時，我們就是被這樣教育的。 季先生能在90多年的歲月里全不說假話，僅這一點就足夠人們尊敬的了，因為太不容易了，我自己沒能做到。比如，我遇到的各種運動，其中不少都要表態，為了應付過關，說過不少假話，更可怕的是，說假話時自己都不以為恥了，四周的人也沒覺得有什么不正常。比如，文革后期，單位要給部分人調工資，那么多人，給誰調不給誰調？領導為此大為頭疼，后來想出了個辦法，讓所有的人都寫保證，保證自己如果沒調成也不鬧事，不寫的人就不讓參加。我當然也寫了，寫的都是假話，因為我心里并不是那么想的。后來長工資的名單中有我，那些假話就無法檢驗了。那些沒長工資的人中沒有一個不鬧的，如果我沒長上，肯定也會去鬧，那年月長幾元錢容易嗎？ “真話不全說”這一句真是精彩，真話為什么不能全說？當然是出于對安全或者利益的考慮，是一個非常重要又很難把握的人生技巧。許多人倒霉都倒在說真話上，可是如果盡說假話又太不地道，良心上過不去怎么辦？只能“真話不全說”，說一部分遵從自己的良心，不全說，是出于對安全或者利益的權衡。 可是問題并不那么簡單，真話不能全說，那么到底應該說多少？曾經有人在某會議上洋洋萬言全講真話而倒了霉，但也有人在批斗會上一言不發而被定罪為“頑固對抗”嗎？說30%？說70%？還是多少？這個奧秘不會有人告訴你，只能靠“具體情況具體分析”，需要我們用一生的時間來摸索。 還有，在什么情況下說？如何說？說新生的孩子將來是要當官發財的，其實不一定就是假話，但也不一定就是真話，這得看孩子將來如何發展，包括他將如何說話。但說這孩子將來要死的，卻是百分之百的真話，但因為場合不對，他就活該挨揍。 要是在床頭上對自己老婆講話，哪怕是講了99%的真話，只有百分之一的假話，一旦識破，那日子也好過不了。 如果假話不說，真話的比例又不高，這個人就得沉默，即和啞吧差不多了，難怪在我們身邊經常有人裝聾作啞，對許多事情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連表情都是木然的，看不出一點傾向。 真話不多，假話不說，這不是造成失語狀態了嗎？但在生活中，我們到處能聽到人們的吵吵聲，嗓門還大得很，人們在假話和真話之外找到了許多替代物。大量的不痛不癢的費話，雖然空洞，但可以誰也不得罪；不著邊際的空話，不厭其煩的車咕嚕話，這些多用在正式場合，不說不行，好象是真話，但又不著邊際，只能是自話自說；雖下流卻非常安全保險的葷話，多用于酒桌上；還有莫名其妙的胡話等，充滿了我們的言語空間。 因此，在什么場合說什么話，見什么人說什么話，什么時候說真話，什么時候講假話，什么情況講空話，都得掂量掂量。人人開口前思前顧后，王顧左右而言它。慷慨激昂說假話、畏首畏尾講真話、繪聲繪色講葷話、不厭其煩講套話、振振有詞講空話等等不一而足，成為說話文化的一大特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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