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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出現最早的有關張旭楷書的記載文字，當屬唐人張彥遠著的《歷代名畫記》，在其書卷二中有著這樣的述說：“只如張顛以善草得名，楷隸未必為人所寶，余曾見小楷《樂毅》，虞、褚之流。”張彥遠的這一說法，至少向后人提供了這么一種信息，即唐時人們對于張旭的書法是只注重他的草書，而對于他的“楷隸未必為人所寶。”這也許正是張旭楷書傳世極少的一個根本原因，唐時人即未加寶愛，后來的人們自然也只能越發的少見了。難怪到遼金時，詩人蔡要在《感寓詩》中嘆息：“堂堂張長史，楷法世莫知。謂預言不信，愿視《郎官碑》?！弊运沃撩髑逡詠?，人們對張旭楷書的認識，只能局限于從傳世的《郎官石記序》的翻刻本上去領略。２０世紀９０年代出土的張旭書《嚴仁墓志》，為今天來認識張旭的楷書，打通了一條難得的途徑。在無書丹人署名的現存的傳世的石刻、新出土的石刻中，除了《王之渙墓志》之外，是否還會蘊藏著張旭楷書的作品呢？
開元九年的《東渭橋記》
《東渭橋記》刻石，１９７８年８月陜西省高陵縣在考古調查時發現，是兩年前農民挖沙時出土的一件殘石，據有關的考古文章介紹：“碑身形似經幢，為正六棱柱形，下部殘斷，殘高６７、棱面寬１６厘米，碑頭、碑座無存。碑文楷書，每面５行，最末面字３行，共２８行，凡４３５字。字跡清晰，書法遒勁。”（董國柱：《陜西高陵縣耿鎮出土唐〈東渭橋記〉殘碑》，《考古與文物》１９８４年第４期）后來有的研究文章又指出：“〈東渭橋記〉殘碑，碑為石灰巖質，呈六棱狀，殘高０．６４、每面寬０１７米各面均有刻字下端殘缺一字。”（李綏成：《渭河三橋尋蹤》，《文物天地》１９９８年第４期）以上兩篇文章，均配有《東渭橋記》殘石拓片的碑影圖版，二文關于刻石樣式的記載相同，但所標注的刻石殘高和每面寬度并不一樣，而略有量差，后一文則特別說明了刻石“下端殘缺一字”。
先來認識一下《東渭橋記》殘石下端缺少的問題?？淌橇庵危瑧橇⒂跇蝾^之物，刻石的最后兩面上有許多胡亂的劃痕，顯然是因為這兩面的朝向靠近橋路一邊，為行人車流擦碰所致?？淌牡谒摹⑽迕嫦嘟坏纳喜坷膺?。也有少量的缺失，因而損去第四面末行的前三字、第五面首行的前二字，這可能是硬物撞擊之外，同時也造成了整根刻石從下部斷開。如果認為只是原石的“下端殘缺一字”，則并不確切。因為，刻石現存的最后兩面字跡，下邊的五行是署名僅存官職和籍貫，缺少了姓名。而根據上邊那些造橋參與者的署名，均是官職、籍貫加姓名，如果缺少部分的姓氏署名是三個字的，那么，《東渭橋記》刻石下端殘缺的應該是三個字，如果這些姓名下方還有空格的話，也許就會殘缺五個或六個字也說不定。在刻石首行文詞作者的署名之下，可能也缺失了書丹者所署的籍貫和姓名。
讀《東渭橋記》刻石拓片之前，筆者在觀察張旭書《嚴仁墓志》的字跡時，曾與張旭書《郎官石記序》和《王之渙墓志》的字跡加以比對，因此，對張旭楷書的用筆與結字習慣有所認識。現在又讀《東渭橋記》刻石的文字，發現其中的字與上三件刻石的字有許多相同之處，無論從用筆習慣，結字方法，乃至相同的字的寫法上都是一致的。因此設想，《東渭橋記》刻石上的字會不會也為張旭所書寫？經過細加比較對照，《東渭橋記》刻石上的許多字，與《郎官石記序》、《嚴仁墓志》的字寫的如出一轍。再看《東渭橋記》的書法意態，全幅字跡的氣勢渾然一體，每個字的點畫用筆，竟如《嚴仁墓志》與《王之渙墓志》一樣，透露出書寫者運筆爽利，一路酣暢揮灑而出的書寫習慣。
在《東渭橋記》刻石的字中，如縣尉、河南、尚矣、圖、而、也、吳、高、極、光、開元等，分別與《郎官石記序》、《嚴仁墓志》、《王之渙墓志》中相同的字寫的完全一樣。如果說，張旭的楷書是從虞世南和褚遂良一路出來的，那么同時學虞、褚的人有的是，會不會《東渭橋記》是別人寫出來的？其實這個問題是可以弄清的。任何的學書者，即使所學同為一家，他們只會寫得近似，而不會寫出點畫、風格完全相同的字。因為各人的性情、習慣并不一致，筆下的面貌自然也就不同，就是后世造假貨的刻意模仿，也會在用筆和結體的習慣上露出蛛絲馬跡的，這就是筆下的精氣神所顯現的。
另外，在《東渭橋記》的字跡中夾雜了許多個行草字。第十一行的第三、四字“無以”和第七字“至”；第十五行的第二、三字“路無”；第九行第八字與第十七行第八字的“若”和第十八行第十三字的“能”，都是行草體的。在楷書中雜有行草字，在《王之渙墓志》中也出現過，筆者認為這是張旭楷書作品中的一個隨時會流露出來的特點，因為在下文即將談到的《大盧舍那像龕記》中也會看到這種情形的出現。同時，張旭楷書之中雜有行草字，也為人們從本源上認識張旭的草書提供了一種可靠的依據。
還有，就是在《東渭橋記》的字跡之中，也出現有點畫推移與結構不穩和“錯別字”的問題，這正是張旭楷書中的一個極為明顯的地方。第八行第十三字的“規”字，左邊偏旁寫成了“矢”，這與《郎官石記序》中的同一個字“錯”的完全一樣?！稏|渭橋記》中的“來”、“亦”、“經”等字寫的是簡體的，這種情形在張旭其他的楷書刻石中也都出現過，完全可以一一細加比較，不難發現它們確實是由同一位書家寫出來的。
開元十年的《大盧舍那像龕記》
在洛陽龍門的石窟造像群之中，最為人們所稱道的是盧舍那大佛，而在龍門造像書法中向來未受到人們重視的是《大盧舍那像龕記》。中國書法在人們心目中普遍受到重視的是名人書寫的字，比如《伊闕佛龕記》，又名《三龕記》，也在洛陽龍門，系褚遂良晚年所書，就一向為人所贊揚。但同是處在龍門的《大盧舍那像龕記》卻很少為人道及，宋代的《金石錄》不載，今人的一些記錄碑刻的集子也未載，只是清代的《金石萃編》和《八瓊室金石補正》二書中有登錄。而在《中國書法大辭典》上雖然有著錄，則在碑的標題中把奉先寺錯成了“奉天寺”，書中更是連碑影的插圖也不見?？梢韵胍?，《大盧舍那像龕記》刻石的書法是多么的不被人知，其原因只是由于書丹人未在石上署名而已。
《大盧舍那像龕記》鐫刻于盧舍那大佛的像座北側，原題作“河洛上都龍門山之陽大盧舍那像龕記”。高１０７、寬６７厘米，文字右行，楷書，２１行，滿行２８字，共４２２字。此刻石的行文較為特殊，是自左向右鐫刻的，與一般通行的左行相反，估計是因為把文字的起首定在佛像的臉部方向的緣故。
讀《大盧舍那像龕記》刻石的原文，就會遇到“咸享三年”中那個“享”字是寫錯的問題。唐高宗時有一個年號是咸亨，不作“咸享”。清代葉昌熾在《語石》卷一，特別為此錯字作了辯護，他說：“今此碑亦作享，蓋唐時雖用楷書，猶存篆隸遺法。咸享即咸亨，正是從古?！边@一辯解并不十分有力，因為唐時楷書并非還有別人把“亨”寫作了“享”，再說了，咸亨是一個專有年號，至少在那個年號使用期間及后來是不會寫成“咸享”的。寫成“咸享”只能證明寫錯了字，用不著曲意加以維護。在《大盧舍那像龕記》刻石中，還有“迦葉阿難”的“迦”字，原是寫成沒有走之旁的“加”。大約是在宋代，有人在石上添刻題記，同時為此字加上了走之旁，雖然是后人妄為，但說明專有人名中的這個字當時確是少寫了三筆。此外，《大盧舍那像龕記》中的粉、至、上、于、為、正、兮、開、元等字，所寫為行草字。筆者在前文中已指出過，張旭楷書刻石中的幾個特點，其中會有錯別字、簡體字和行草字，這幾點，在《大盧舍那像龕記》刻石上是諸種皆備的，為認知此刻石的書丹者是張旭也提供了相應的佐證。
從書法的字形上看，《大盧舍那像龕記》中有的字的體勢，與《郎官石記序》、《嚴仁墓志》、《王之渙墓志》、《東渭橋記》上相同的字，寫的完全一樣。以刻石全幅字跡的氣勢而言，更與《東渭橋記》相近，因為這兩件刻石的書寫時間最為接近，《大盧舍那像龕記》書于開元十年，僅比《東渭橋記》晚了一年?！洞蟊R舍那像龕記》中的“建”、“員”與《郎官石記序》中的同一字，體勢完全相同，至于此記中的河南、龍、圖、天、帝、光等許多字，則與《東渭橋記》中的同一字寫的完全一致?！洞蟊R舍那像龕記》應是張旭在長安寫了《東渭橋記》一年后，又應龍門奉先寺主持的邀請，從長安再一次到洛陽時所書。這一點對于了解張旭的生平活動，同樣是有幫助的。
現在來看，雖然《大盧舍那像龕記》歷史以來就立于龍門石窟當中，《東渭橋記》系出自地土，從兩件刻石的書法風格與時代來分析，再與《郎官石記序》、《嚴仁墓志》諸刻石相比較，它們都具備著唐代開元盛世時大書法家張旭的用筆精神，這是同時代其他書家所無法達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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