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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581—618年)、唐(618—907年)是中國歷史上統一的多民族國家繼續發展和封建社會經濟文化繁榮昌盛的時期。五代(907—960年)復又分裂。這時期的戰爭主要是：隋、唐、后周王朝的統一戰爭，與周邊少數民族間的戰爭，平叛和削藩戰爭以及隋、唐末的農民起義戰爭。輕騎兵取代重甲騎兵。戰略戰術的運用更為成熟。少數民族優良戰法與漢族傳統戰法相融合，使快速、突襲等機動戰術有了明顯發展。城池工程構筑和守城技術、戰術均有提高和發展。府兵制的軍事制度達于鼎盛。據史籍記載，這時期發明了火藥，并開始應用于戰爭。 北周大定元年(581年)，文帝楊堅代周建隋之初，南有陳朝，北有突厥，東北有高麗，西北有吐谷渾，在戰略上處于被包圍態勢。他們不時攻掠隋邊，有的還與隋內部反對勢力結合，形勢較為嚴峻。文帝為鞏固政權，打破包圍，并進而統一全國，采取“內綏外御”的戰略總方針，企圖先滅陳朝，再攻突厥。但因突厥實力強大，又有奚、契丹等族相助，不僅聯合原北齊營州剌史高寶寧攻占臨渝鎮(今山海關)，而且出軍40萬大舉攻隋，嚴重威脅北方，文帝被迫改取南和北戰、先北后南的戰略，并采納奉車都尉長孫晟的建議，“遠交而近攻，離強而合弱”(《隋書》卷5“長孫覽傳附長孫晟傳》)，首先對付突厥(參見隋統一戰爭)。開皇三年(583年)，派出重兵，分路反擊，大敗突厥軍(參見隋反擊突厥之戰)，促其內部矛盾激化，分裂為東西兩部，使其各可汗間相互攻戰不已。隨后用兵江南，采納尚書左仆射高颎等人建策，積極進行滅陳準備。八年十二月，集中水陸軍50余萬，以陳都建康(今南京)為中心，長江下游為重點，分兵8路進攻，次年正月滅陳(參見隋滅陳之戰)，取得了中國戰爭吏上第二次大規模渡江作戰的勝利，結束了自東晉十六國以來270余年南北對峙分裂的局面，重新統一了中國。爾后，文帝對周邊少數民族政權實行征撫兼用之策，以維護統一，安定邊疆。十九、二十年和仁壽元年(601年)，隋幾次出兵擊敗犯邊的突厥軍，突厥各部先后歸服于隋。高麗入據遼東后，一直與南朝保持聯系。陳朝曾任高麗王為寧東將軍。高麗這種“越境外交”，對隋構成潛在威脅，而陳的滅亡，又使高麗增強對隋的敵意和戒備，雙方矛盾漸趨對抗(參見隋與高麗的戰爭)。十八年，高麗進攻遼西，文帝遂發水陸軍30萬分路反攻。但因“饋運不繼，六軍乏食”(《隋書》卷81《高麗傳》)及艦隊遭遇大風，無功而還。煬帝楊廣繼位后，先遣左仆射楊素平定漢王楊諒的反叛(參見隋平楊諒之戰)，繼于大業五年(609年)始，又出兵擊敗攻掠隋邊的吐谷渾(參見隋擊吐谷渾之戰)，并在其故地置郡屯田，以經略西域。為打擊高麗，收復遼東舊地，煬帝營建東都洛陽(今屬河南)和開鑿南北大運河，以便于控制江南和進行軍運。八年至十年(612—614年)，征發數百萬人，三次大規模東征高麗，均未獲勝(參見隋煬帝第一次攻高麗之戰、隋煬帝第二次攻高麗之戰、隋煬帝第三次攻高麗之戰)。難以承受的徭役兵役，終于導致自山東、河北地區爆發而擴展至全國的農民大起義(參見隋末農民起義)。起義軍在斗爭中由分散走向集中，不斷發展壯大。至十二年后，已形成河南李密的瓦崗軍(參見瓦崗農民起義)、河北的竇建德軍(參見竇建德起義)、江淮地區的杜伏威軍等三支強大的武裝力量。隋王朝終被推翻。當隋朝即將覆滅之際，太原留守李淵乘群雄竟起、關中空虛之機，于十三年五月在晉陽(今太原西南)起兵，北和突厥，南結李密，打著尊隋旗號，進軍關中，十一月攻占長安(今西安)。次年五月稱帝建唐，是為高祖。他采取鞏固關中，“據險養威”，然后東出決戰中原、南下平定江南的戰略，展開長達7年的統一戰爭(參見唐統一戰爭)。在李世民、李靖等將帥的卓越領導下，歷經淺水原之戰、柏壁之戰、洛陽、虎牢之戰、唐平蕭銑之戰、洺水之戰、唐滅輔公祏之戰等一系列重大作戰，先后擊滅薛仁杲、李軌、劉武周、王世充、竇建德、肖銑、劉黑闥、輔公祏等各種反唐勢力。至武德七年(624年)，除割據朔方(今陜西靖邊東北白城子)的梁師都外，取得了統一戰爭的勝利。九年，秦王李世民發動玄武門之變，登帝位，是為太宗(參見玄武門事變)。由于東突厥屢犯唐境，一度深入至渭水之北，直接威脅長安，太宗遂積極進行北滅突厥的準備(參見唐與突厥的戰爭)。貞觀三年(629年)遣兵部尚書李靖等率軍反擊，至四年二月，大破突厥軍。北方各族紛紛歸附，尊李世民為“天可汗”(參見唐滅東突厥之戰)。隨后，為恢復對西域的統治，于九年派特進李靖率軍以遠程奔襲擊降吐谷渾，打通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參見唐擊吐谷渾之戰)。十四年滅高昌，置西州(治今新疆吐魯番東南)、庭州(治今吉木薩爾北)，并于交河城(今吐魯番西北)設安西都護府。十八年平定焉耆(今焉耆西南)，二十二年平定龜茲(今庫車)，西域各族紛紛歸唐。遂將安西都護府遷至龜茲，并置龜茲、于闐(今和田縣境)、碎葉(今吉爾吉斯伏龍芝北)、疏勒(今喀什)四鎮，轄于都護府，稱安西四鎮，用以控制西境，保護商路。在此期間，高麗與百濟連兵進攻新羅(參見唐與高麗、百濟的戰爭)。太宗應新羅之請，于十八、十九年間率水陸大軍，親征高麗，攻占遼東大部州縣。后久攻安市(今遼寧海城東南營城子)不下而退兵。時北方薛延陀漸強，屢攻歸唐的突厥各部，威脅北疆。太宗遂于二十年派特進李勣等率軍擊滅薛延陀(參見唐擊薛延陀之戰)。其余眾及所部鐵勒、回紇10余部內附。唐于其故地置6府7州，北方悉定。高宗李治繼位后，首先加強對天山以北地區的統治，于顯慶二年(657年)遣左屯衛將軍蘇定方率軍擊滅反唐的西突厥(參見唐滅西突厥之戰)，置濛池、崐陵二都護府，分統其地。爾后將打擊目標轉向高麗，并改變戰略，在高麗后方尋求進攻基地，使其腹背受敵、兩面作戰。五年派左武衛大將軍蘇定方率軍l0萬，擊滅百濟，分其地置5都督府，以經略高麗。乾封元年(666年)，以李勣為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統軍攻高麗，總章元年(668年)克平壤(今屬朝鮮)，置安東都護府統之(參見唐滅高麗之戰)。后因高麗反抗，吐蕃攻擾，唐廷把安東都護府遷于遼東，將兵力轉用西部。高麗故地遂為新羅奪取。吐蕃贊普松贊干布統一各部后，日漸強盛(參見唐與吐番的戰爭)。貞觀八年(634年)曾進攻松州(治今四川松潘)，十二年被唐軍擊敗(參見松州之戰)。后唐以文成公主嫁于松贊干布，唐蕃關系密切。高宗時，為爭奪吐谷渾，雙方于咸亨元年(670年)激戰于大非川(今青海共和西南)(參見大非川之戰)，唐軍先勝后敗，吐谷渾故地落入吐蕃之手。吐蕃進而攻占西域18州，唐被迫撤回安西四鎮唐軍。從此，唐連年遭到吐蕃攻擾。皇后武則天執政時期，邊境戰斗增多，主要是與突厥和吐蕃作戰，奚及契丹亦不時攻掠邊地(參見唐與契丹、奚等之戰)。唐雖曾收復安西四鎮，并一度擊敗契丹、奚，但時勝時敗，直至玄宗李隆基即位時，邊患仍然未除。東北之契丹、奚占據營州(治今遼寧朝陽)；東突厥不時攻掠，或支持契丹、奚反唐；突騎施取代西突厥，依吐蕃之強弱時反時降；吐蕃仍不斷向外擴張，直接威脅唐隴右(約今甘肅隴山、六盤山以西和黃河以東一帶)、河西(今甘肅、青海黃河以西)、安西(今甘肅安西以西)重地，欲與唐爭奪西域。在此嚴峻形勢下，玄宗決定對北方的突厥、契丹、奚及突騎施等，暫取守勢作戰，伺機擊殲，并輔以有力的政治爭取；而對威脅最大又最強的吐蕃，則采取攻勢作戰，集中主要兵力，實施連續進攻。為此，玄宗在發展經濟、嚴禁奢靡、改善交通、置倉儲糧之同時，整軍經武，發展馬政，調整部署，組織出兵，為鞏固邊疆進行了艱苦的長期戰爭。自開元二年(714年)至天寶十四載(755年)，在隴右、河西、安西和劍南(治益州，今成都)各戰場，屢次大敗吐蕃，給其以沉重打擊，并擊滅了突騎施。突厥各部亦不斷歸服，天寶四載被回紇擊滅后，其余部多內附于唐。在此期間，云南洱海地區的南詔起兵反唐(參見唐與南詔的戰爭)，唐數次出征，均遭慘敗，南詔遂與吐蕃聯合，西南局勢逐漸緊張。 玄宗后期，朝政日趨腐敗。均田制破壞，府兵制為募兵制所取代。又因邊境戰爭頻繁激烈，為鞏固邊疆而設置的邊鎮節度使逐漸增多，至天寶元年(742年)已有l0個，擁兵49萬余，使唐初以來居中控外的兵力部署，變為內輕外重的局面。這為掌握一個地區的軍、政、財權的節度使進行叛亂和割據提供了可能。身兼三鎮節度使的安祿山，于天寶十四載發動叛亂，史稱“安史之亂”(參見唐平安史之亂的戰爭)。平安史之亂，歷經玄宗、肅宗李亨、代宗李豫三代，七年又兩個月，唐廷雖在戰略指導上犯有錯誤，但在著名將帥李光弼、郭子儀、張巡等人的卓越指揮下，軍民英勇抗擊，終于取得平叛戰爭的勝利。安史之亂使社會經濟遭到很大破壞，唐王朝從此由盛轉衰。平叛后，唐廷無力消滅安史舊將，被迫委任他們為河朔三鎮節度使。于是，“安史平而藩鎮之禍方始”(《玉海·兵制》)。至德宗李適時，全國已有48個節度使。永泰元年(765年)，成德節度使李寶臣、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相衛(后為昭義)節度使薛嵩、盧龍節度使李懷仙等結盟抗唐，藩鎮割據由此形成。以后各地節度使競相效法，出現尾大不掉的局面。為維護中央集權和國家統一，從代宗始，歷代皇帝大都企圖削藩，除憲宗李純取得削藩勝利，恢復暫短統一外，均因力量不是和政略、戰略不當等而失敗。隨著唐王朝日趨衰落，割據勢力愈演愈烈，直至唐亡。與此同時，唐廷與吐蕃、南詔的戰爭交熾進行。平安史之亂時，唐軍主力由西北內調，吐蕃乘虛占據河西、隴右，并頻繁東進。平叛剛結束，即攻占長安，代宗避難于陜州(今河南三門峽西)。關內副元帥郭子儀收眾4000余，以疑兵計，嚇退吐蕃，收復長安。廣德二年(764年)至永泰元年，朔方節度使仆固懷恩舉兵反唐，先后兩次引吐蕃、回紇大軍進逼奉天(今陜西乾縣)、涇陽(今屬陜西)等地(參見邠州之戰、奉天、靈臺之戰)。郭子儀率軍反擊，又說服回紇反戈與唐合擊，大破吐蕃，穩住了關中局勢。大歷年間(766—779年)，唐將渾瑊、李晟等多次率軍擊敗吐蕃對隴右、關中、劍南西川的攻掠。貞元年間(785-805年)，吐蕃大舉進攻西北、西南兩地區。大相尚結贊領兵攻掠隴右后，轉兵安西，攻占北庭都護府，從此唐通安西之路阻絕；而劍南節度使韋皋奉命招撫南詔，以分吐蕃之勢，集中兵力反擊，不斷重創吐蕃(參見神川之戰、維州之戰、唐破吐番維州之戰)，盡復儁州(治今四川西昌)等地，并出兵深入其境內，使其不敢輕舉妄動。貞元九年(793年)，南詔歸唐。憲宗時，唐蕃關系有所改善，但自元和十三年(818年)起，吐蕃又頻繁攻掠，多為唐軍擊敗。長慶元年(821年)吐蕃請和，雙方會盟于長安城西，相約“屏去兵革”，“暴掠不作”(《舊唐書》卷196下《吐蕃》下)。大中五年(851年)，沙州人張義潮收復西北11州，吐蕃從此不振。后來，南詔攻西川，襲安南，占播州(治今貴州遵義)，成為唐主要邊患。安南部護、西川節度使高駢等率軍破之(參見交趾之戰)。唐和南詔于中和年間(881—885年)，恢復通好。唐末爆發了大規模農民起義戰爭，其中以濮州(治今山東鄄城北)人王仙芝、冤句(今山東菏澤西)人黃巢領導的起義軍實力最強(參見王仙芝起義、黃巢起義)。尤其黃巢起義軍自乾符二年(875年)至廣明元年(880年)，歷經轉戰中原(參見黃巢轉戰中原之戰)、進軍江南(參見黃巢南下福州之戰壕)、北伐奪取長安(參見長安之戰)，建立大齊政權，達到全盛。后在唐軍與沙陀騎兵聯合反攻下，退出長安(參見唐奪長安之戰)，再犯戰略錯誤，終于中和四年(884年)失敗。唐末農民戰爭沉重打擊了唐政權，加速了唐王朝的滅亡。 唐天祐四年(907年)，梁王朱溫(朱全忠)代唐稱帝，建后梁。從此，歷史進入政權更迭、分裂混戰的五代十國時期。戰亂持續50余年，社會經濟嚴重破壞。在此期間，契丹復盛，不斷攻掠中原。后周顯德元年(954年)，世宗柴榮即位后，在高平(今屬山西)大敗遼(契丹)與北漢聯軍(參見高平之戰)。“自高平克捷之后，常訓兵講武，思混一天下”(《冊府元龜》卷104)，遂整飾軍紀，裁汰老弱，加強禁軍，并制定了先取南唐江北之地，再攻契丹奪取幽燕(后唐節度使石敬瑭割讓之燕云16州)，然后攻取北漢的方略，著力進行統一戰爭。但當其準備攻取幽州(治薊，今北京城西南)時，卻身染重病而班師。七年(960年)，殿前都點檢趙匡胤稱帝建宋，后周亡。后周開創的新局面為爾后北宋統一奠定了基礎。 從隋朝建立至后周滅亡的379年中，共發生較大的作戰350余次。由于隋、唐是南北朝以來中國農業民族與游牧民族經過長期交往和戰爭以及相互融合后建立的統一政權，王朝的將帥很多是少數民族人，作戰時亦經常使用少數民族軍隊，因而，這時期的軍制和戰爭兼有兩種民族的特點。在戰略戰術運用上，亦較前有明顯發展。在軍制方面，吸取西魏、北周府兵制的優點，建立了新的府兵制：將軍戶編入民戶，兵農合一，并規定軍府有領兵之責而無調兵之權，兵部掌軍令和軍將除授但不能直接統兵，二者相互制約，軍權集中于皇帝，對后世軍制影響甚大。但到唐開元后，又實行募兵制。在軍隊建設方面，強調騎兵作用。雖然步兵在軍隊總數上居多，但以騎兵為決定勝負的主要兵種。因之不斷加強馬政，努力增殖戰馬。唐全盛時僅官馬即有70余萬匹。為充分發揮騎兵的快速機動能力，將重甲騎兵逐漸淘汰，基本上改為輕裝騎兵。因江海作戰增多，水軍建設亦有較大發展。如多次進攻高麗，均有數萬水軍及數百艘海上戰船實施渡海作戰。除沿用樓船、連肪等戰艦外，還發展了以輪形槳推進、航速較快的車船，發明了在水線下兩舷上裝有浮板(今之舭龍骨)以增強耐波性的海鶻船。各類戰船已廣泛采用橫艙壁和水密艙，船舷亦裝上巨木大概，戰斗性能較前大為提高。唐朝前期軍隊的戰斗編成，適應攻勢戰略及步騎協同作戰的需要，按步兵、騎兵、突擊隊(跳虜)、機動隊(奇兵)進行編組，重視遠戰能力，強調在沖鋒距離外殺傷敵軍，因而步兵除裝備長槍、腰刀外，均持有弓、弩。突擊隊及機動隊戰時多為騎兵組成。軍隊的的基本戰斗隊形為便于突破的楔形隊形。當遇山區及復雜地形不便展開時，創造了豎陣(縱隊)，直接投入戰斗，進一步提高了軍隊的機動性和靈活性。在國防戰略方面，隋沿襲秦漢以來的守勢戰略，唐前期則改為攻勢戰略：對攻擾邊境的各少數民族政權，采用攻略、征服手段達到鞏固國防和安定邊疆目的。但在具體實施時，則取政治；爭取與軍事打擊兼施的方針。在“離強合弱”、分化瓦解的同時，實行“愛之如一”、“綏之以德”的政策，淡化民族界限，大量任用歸附的少數民族首領為宿衛將軍或邊州(羈縻州)長官，有的還妻以公主，以加強其向心力，從而較好地解決了邊疆少數民族的統轄問題。在戰術運用上，強調積極進取，慣用機動戰術，以騎兵的快速突然行動，進行突破、奇襲、追擊，求得以少勝多和全殲，是這時期作戰的突出特點。如虎牢之戰，李世民率千騎，突破竇建德軍陣，殲其5萬，唐滅東突厥之戰，李靖率騎兵1萬，奇襲頡利可汗，殲東突厥軍10余萬；淺水原之戰，李世民率2000騎追擊宗羅喉軍，迫使薛仁杲投降等。其他兵種亦力求運用這一戰術。如唐平蕭銑之戰，李孝恭、李靖率水軍乘三峽水漲襲擊肖銑；蔡州之戰，李愬率步兵雪夜奔襲吳元濟等，均取得了勝利。強調步騎協同，并將“戰貴其速”和“與之持久”(《衛公兵法》)的理論結合運用，亦是此時作戰特點之一。以善使強弓勁弩、能攻能守的步兵正面交戰，而以良馬奔沖、適于機動、攻擊的騎兵擔任迂回、側擊等任務。當敵占優勢時，以步兵與敵正面對峙，先取守勢作戰，俟敵疲憊時，再抓住戰機投入騎兵，以迅猛之勢向其弱點、要害處發動突擊。淺水原之戰、柏壁之戰等，唐軍均以此戰術獲勝。還出現了威力偵察及交互掩護撤退等新創戰術。因城市戰斗增多，城防工事構筑及城池防御戰術均有發展。城內有重城，城外有羊馬城。羊馬城與護城河外還構筑了配置強弩用以反射的弩臺，使防御縱深增大，穩定性和韌性大為提高。城池防御戰術，亦強調積極進取，不斷組織守城部隊出擊、反擊。如張巡守雍丘(今河南杞縣)(參見雍丘之戰)，李光弼守太原等(參見太原之戰)，均以反擊挫敗叛軍。利用地道反擊，也成為這時期的常用戰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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