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博《中國古代青銅藝術》展

《中國古代青銅藝術》是中國國家博物館改擴建工程完畢,重新開館之際舉辦的重要專題展覽之一,旨在通過館藏的一批古代青銅器以展示我國古代青銅藝術之美輪美奐。
鼎,在我國古代社會中占據著特殊地位,不僅是宗廟重器,也是王權象征,人們習以“定鼎”、“遷鼎”之類詞語,喻王朝之更迭,社稷之興替。本展覽中有被譽為“中華第一鼎”的“后母戊鼎”,是迄今發現中國古代最重的青銅器,莊嚴肅穆,仰之彌高,歷久彌珍。
后母戊鼎(商后期,約公元前14——前11世紀),炊食器,1939年河南省安陽市武官村出土,高 133厘米、口長110厘米、口寬79厘米、重832.84千克。此鼎曾稱“司母戊鼎”,因器腹部內壁鑄銘“后母戊”而得名,“后母戊”是商王母親的廟號,是商王祖庚或祖甲為祭祀其母所鑄。此鼎器形龐大渾厚,雄偉莊嚴,重832.84千克,是現存最大的商代青銅禮器。
“后母戊”青銅鼎鼎身與四足為整體鑄造,鼎耳則是在鼎身鑄成之后再裝范澆鑄而成,工藝復雜。鑄造這樣高大的銅器,所需金屬料當在1000千克以上,且必須有較大的熔爐。
經測定,后母戊鼎含銅84.77%、錫11.64%、鉛2.79%,與戰國時期成書的《考工記?筑氏》所記鼎的銅、錫比例基本相符,從中可見我國古代青銅文明的內在傳承,“后母戊” 青銅鼎充分顯示出商代青銅鑄造業龐大的生產規模與杰出的技術成就。
2006年回歸的“子龍鼎” 是已知商代最大的青銅圓鼎,渾厚凝重,鑄工精湛。“子龍”青銅鼎(商末周初),傳20世紀20年代河南輝縣出土,通高103厘米、耳高22厘米、腹高43厘米、足高36.5厘米、口徑80厘米,因器內壁近口緣處鑄有銘文“子龍”而得名。
此器厚立耳,微外撇,外側飾兩周凹弦紋,折沿寬緣,腹部橫向寬大,微下垂,下承三蹄足。器頸部以云雷紋為地,周飾2類6組浮雕式饕餮紋,足上端飾高浮雕式饕餮紋,下襯三周凸弦紋。據傳,子龍鼎系20世紀20年代出土于河南輝縣,后流入日本,又輾轉至香港。2006年4月,在中央財政設立的“國家重點珍貴文物征集專項經費”的支持下,中國國家文物局將子龍鼎征集回國。
子龍鼎所鑄銘文“子龍”之“子”字較小,下“龍”字以雙線勾勒,虬勁有力,恰如一豎立且尾部向右上盤卷的龍形,瓶形角,圓目,張口,生動傳神。器頸部所飾,一為有首無身饕餮紋,瓶形角;二為首身完整饕餮紋,卷角較寬,尾部下卷,爪后有長距,以凸起的鼻梁部位為對稱軸線,軀干向兩側同時展開,形成一首雙身,意在以平面展示立體。兩類饕餮紋相間環列,靜中求變。整個饕餮紋帶由一個單元紋樣向左右兩方反復連續伸展構成,整齊并富有節奏。器足上端所飾饕餮紋卷角如羊,角尖部內卷并高高凸起,愈顯動感,也與鼻梁部位聳起的扉棱增加了器物的穩定。子龍鼎造型雄偉,在商代圓鼎中體積最大,而且鑄造精細,是中國古代青銅鑄造技術的經典之作。
西周康王時期的“大盂鼎”,為晚清所出四大青銅器之一,器內壁鑄銘長達291字,文中精辟指出商周易代的原因,總結了所謂“殷鑒”,具有極高的史料價值。且銘文書風凝重,氣韻生動,字字珠璣。
大盂鼎(西周),傳陜西省郿縣出土,炊器,高101.9厘米、口徑77.8厘米、重153.5千克。鼎內壁銘文19行291字,記載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冊命貴族盂的史實。大意為:康王向盂敘述了周初文、武等先王立國經驗和商王沉湎酒色以致亡國的教訓,告誡盂應效法其祖先,忠心輔佐王室,掌兵戎大事,慎處訟罰,治民保疆土,并賞賜盂酒、命服、車馬及人鬲、庶人、馭等1709個奴隸。盂鑄造的青銅鼎有2件,一大一小,分別稱大、小盂鼎。小盂鼎己失,只留下銘文的拓片;大盂鼎是現存西周重器之一。
商代青銅器裝飾經歷了由簡單到復雜的發展過程,題材眾多,其中饕餮紋是主題,肅穆神秘。商代后期的青銅器多以細密的云雷紋為底紋,主題則采用高浮雕形式表現,形成鮮明對比。
作冊般甗(商),此器內壁鑄銘文,記述作冊般隨商王征八方,并得到獎賞。
銅鉞(商),兵器,1965年山東省益都市蘇埠屯出土,長31.7厘米、寬35.8厘米、重4.9千克。這件銅鉞形體巨大,兩面均透雕著張口怒目的人面形,眉、目、耳、鼻、口均突起。直刃,雙穿,兩側有扉。墓中還出土有銅鼎、斝、爵、矛、戈、鏃、斧、錛等,其中在一件銅爵和銅錛殘片上,都有“亞醜”銘文。過去蘇埠屯出土的器物上也有“亞醜”銘文。由于蘇埠屯村屢次出土“亞醜”青銅器,有人推測這里可能是“亞醜”族的墓地。據文獻記載,商末周初這一帶為薄姑氏所居,因此銅鉞等青銅器或即薄姑氏的遺存。
觥(商王,武丁時期),殷墟婦好墓出土。
斝(商王,武丁時期),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

玉援青銅內戈(商王,武丁時期),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
象紋鐃(商后期)
饕餮紋尊(商后期,約公元前14世紀——前11世紀)

饕餮紋尊細部
青銅編鐃(商后期,約公元前14世紀——前11世紀),通高10—15.3厘米。鐃腔體作合瓦狀,口緣內凹呈弧形,鼓部正中處有梯形凸起,舞部正中有管狀甬,與腔體相通。鐃腔體外兩面均浮雕饕餮紋。青銅鐃是中國古代最早出現的打擊樂器之一,始見于商代后期,西周早期繼續沿用,敲擊時器口向上。此型青銅鐃主要出土于河南南部、山東南部與陜西關中地區,通常一編數枚,形制、花飾基本相同,大小依次遞減,其中以3枚成編最為常見,余為4枚成編與5枚成編。此型青銅鐃有些經過測音,其鼓部正中與兩側可發出兩個頻率音,音程關系有小二度、大二度、大三度與小六度,其中以大二度居多,已能構成合理的音階序列。而且,在一編3枚的青銅鐃中,3枚青銅鐃之間均以四度半音程之差排列,三者最低基頻為一度、五度、八度,大致與C調相符。
青銅刀(商后期,約公元前14世紀——前11世紀)
青銅鼎(商后期),此器內壁鑄銘文:“小子父己”。
西周時期,不同等級的貴族所使用青銅器的數量、組合各不相同,形成等級秩序森嚴的用鼎制度。西周中期開始,出現了窮曲紋、波曲紋之類的裝飾新題材。鳥紋是西周青銅器裝飾的主題,種類繁多,飄逸流美。
琱生簋(西周),盛食器,高22.2厘米,口徑21.9厘米,器身飾有饕餮紋,腹部和足部都裝飾有變形的獸面紋。這是貴族琱生為其祖先制作的宗廟祭祀時使用的青銅器,器物內壁鑄有104字銘文,記述琱生在一次關于田地的獄訟中,得到本宗族宗主的庇護,達到了多占田地的目的。
錄見簋(周穆王時期),傳陜西寶雞出土。形制比較特殊,是一帶支架形底座的長冠鳥形雙耳無蓋簋,此簋通高19.5厘米,口微侈,口徑22厘米,鼓腹,圈足下連一鏤空的支架形底座,底座高6.5厘米。雙耳為長冠鳥形,尖喙。簋頸部和腹部分別飾成組的長冠長尾鳳鳥紋。
此器內底鑄銘文,記述周穆王廿四年九月庚寅之日冊命錄見為“冢司馬”之事。銘文布局較為規整,用筆圓潤,書風秀麗。此簋銘文中王年、月、月相、干支四要素俱全,對研究西周王年歷譜和銅器、金文斷代有重要學術意義。
逨鐘(西周中期),樂器,通高64厘米、柄高21厘米、銑寬35.5厘米、重50千克。器鉦部與鼓部兩側鑄銘128字,記述作器者逨繼承祖考職事,主管四方虞林。
青銅劍(春秋,蔡昭侯時期,公元前518年——前491年)

蔡侯申簋(春秋,蔡昭侯時期,公元前518年——前491年)

編鐘(春秋,蔡昭侯時期,公元前518年——前491年)

虎足青銅器座(戰國早期),1957年河南陜縣后川出土,通高7.7厘米、徑13.9厘米。器為四虎口銜圓形器狀。虎通身陰刻斑紋,前爪上扶圓形器沿,后爪站立支撐,尾上卷,仿佛奮力向上攀爬,極為生動。圓形器外沿呈環狀,內接一鏤空八瓣花形,花瓣上陰刻云紋。花蕊稍內凹,飾鏤空四龍,相互銜咬中身,對向兩龍造型相同,與相鄰兩龍略有差異。四虎與器座為分鑄,于虎口部位焊接。

青銅鼎(戰國晚期,魏),1951年河南輝縣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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