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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90年代中期，意大利帕爾瑪大學的神經科學家G.里佐拉蒂、V.加勒斯等在恒河猴的腹側運動皮層的F5區發現了一類神奇的運動神經元。這些神經元不僅在猴子執行與目標相關的手/嘴部動作（比如抓取物體時）被激活了，而且在觀察到其他個體（猴或人）執行相似動作時也被激活了，就像一面鏡子將他人的動作映射到自己的大腦中。因此，研究者稱之為“鏡像神經元”（mirror neurons）。后續的研究發現人類的頂下葉、額下回與顳上溝同樣具有鏡像屬性，以上區域被統稱為人類鏡像神經系統。R.穆卡梅爾（2010）等首先通過單細胞神經記錄法證實了在癲癇病人大腦中存在著鏡像神經元。鏡像神經元在我們的日常社會交往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看到別人笑時，它讓我們不由自主的微笑起來；透過觀察到的面部表情，它提供我們一個內在的模仿，幫助我們在第一時間察知別人表情和情緒的改變；它幫助我們的大腦知曉別人的意圖，讓我們了解別人的心智狀態。透過這種鏡像式的模仿，我們可以跟別人分享情緒、經驗、需要和目標——模仿和鏡像神經元加速了自己和他人的親密關系。《紐約時報》指出，“鏡像神經元的發現震撼了許多科學領域，改變了我們對文化、共情、哲學、語言、模仿、自閉癥和心智治療的看法。” 一個完整的模仿行為，不僅僅精確地復制行為的外顯的視覺特征，而且還復制了行為背后的內隱的意圖與目的。那么作為模仿行為神經基礎的鏡像神經元是否具有復制行為意圖的能力呢？尤密而塔（2001）的實驗發現，F5區的鏡像神經元在猴子觀察動作的關鍵部分（手與物體的交互）被遮光板隱藏后同樣被激活了。這說明“視線之外”并不意味著“意識之外”，即鏡像神經元的激活表征了模仿行為意圖，從而使得模仿行為中的“空缺”得以填補。隨后，亞科博尼（2005）等精確繪制了人類模仿的鏡像神經回路，主要包括顳葉、頂下小葉和額下皮層。其中，顳上溝后部作為觀察有機體運動和意圖性動作時有反應的高級視覺區，主要負責對示范動作的視覺信息進行描述。然后，將這個信息反饋至——頂鏡像神經元區。頂葉的鏡像神經元將會對動作的肌肉運動知覺信息進行編碼，而額葉鏡像神經元主要負責對動作的目的進行表征。 在此基礎上，模仿進一步地促進了社會互動、個體間的好感，讓人們更彼此親近、彼此關愛。近二十年來，一系列社會心理學的研究證實了以上的假設。例如，查坦德與巴奇（1999）的的實驗中，被試和一些由主試安排的助手在一起討論圖片，并且這些助手會故意模仿被試的動作，實驗結果顯示，那些其動作被模仿的被試會更喜歡模仿他們動作的助手，并認為自己與那些助手的互動順利程度更高。霍蘭等（2003）的研究發現那些模仿顧客（如背誦顧客所點的菜單）的服務生，相較于那些沒有模仿顧客的服務生能得到更多的小費。麥達克斯（2008）的研究也發現在談判過程中模仿對方的被試，相較于沒有模仿的被試在最后的結果中往往獲得更加有利于自己的結果。總之，模仿是種種討好對方的策略里最真誠的一種，并有助于建立彼此間的情感。這就是著名的“變色龍效應”（Chameleon effect）。 然而，在“變色龍效應”的發生過程中，我們的大腦內部究竟產生了怎樣的變化呢？具體而言，大腦是如何將“見樣學樣”的模仿行為轉變為“感同身受”的共情體驗呢？早在幾個世紀前，亞當.斯密就用日常生活中的例子形象地描繪了這種轉變的過程：“當我們看到鞭子對準目標，正要往下打到一個人的手臂或腿時，我們會很自然的退縮，把自己的腿或手臂縮回來。當鞭子真的落下來時，我們會感同身受，跟挨打的人一樣感到傷和痛”。而伴隨鏡像神經元的發現，科學家終于揭開了這一轉變的神秘面紗。近期大量的神經科學實驗顯示共情能力是由模仿的鏡像神經回路與大腦邊緣系統的相互作用而產生的。卡爾（2003）對模仿和面部情緒觀察的fMRI研究證明了共情是由鏡像神經元系統、邊緣系統以及連接這兩個神經系統的腦島組成的大型神經網絡來實現的。在這個網絡中，鏡像神經元支持了模仿觀察到得他人面部表情，從而進一步引起邊緣系統的活動，使觀察者產生了被觀察者的情緒。這個模型預測了在觀察和模仿面部表情時鏡像神經元、腦島和邊緣系統的激活。例如，觀察愛人的手受到一個電刺激就會激活被試大腦中腦島的覺察器以及相連的鏡像神經系統，從而產生強烈的共情體驗。 最后，鏡像神經元的發現及其啟動規律再一次將無意識意志（unconscious will）在生物體社會交往中的意義推上了前臺。誠如亞科博尼總結的那樣：“模仿與共情能力不是復雜的推理與計算過程，因為那樣會使我們的大腦處于高負荷的狀態。而鏡像神經元恰好為我們的模仿與共情能力提供了一個前反思性的、自動化的機制。通過鏡像神經元的激活使得我們具備自動模仿他人的傾向，從而感同身受的理解他人情緒”。或許，這是靈長類大腦經由千百萬年演化后保留下來直通“他心”的綠色通道。 發表于《科技導報》2011年第11期 本文作者：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系博士研究生 陳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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