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科學精神

 載王大珩、于光遠主編：《論科學精神》，中央編譯出版社2001年4月出版

　　任何一件概念一個命題成為口號以后就麻煩了――它在這概念或命題固有的含義之外添進了無數的其它含義，而且這些新添的含義還隨使用者的不同而變化。隨著口號的反復喊，概念的反復使用，它本來的含義反而消隱了。喊口號的人最后也可能進入一種精神的恍惚狀態，不知道自己想要表達什么。“科學精神”、“弘揚科學精神”如今是否就屬于這種情況呢？

　　關于科學精神有許多種講法。有的按照科學的本性（nature of science）講，有的按照科學的規范（norm of science）講，有的按照科學的方法（scientific method）講，有的按照科學的價值（value of science）講。這些講法都從不同的側面講出了科學的“所是”（to be）和“應是”(ought to be)。它們自然不會是完全的，標準的、大家一致認同的科學“定義”是難以給出的。

　　給不出科學的標準定義，并不是因為科學這東西比較神秘，而是搞定義的人各各懷有不同的目的和動機，所以必然搞出不同的科學定義。想定出一個適合所有的用途、所有的動機和目的的科學定義，自然是不可能的。

　　首先看你強調科學的那一方面。你針對科學與常識的區別，可能會強調科學的精確性和邏輯連貫性；你針對科學與宗教的區別，可能會強調科學的懷疑和批判精神；你針對科學與人文的區別，可能會強調科學的實驗特征。

　　其次看你想解決什么問題。當科學事業出現內部問題時，我們可以講講科學的規范，以平息紛爭重建共識，或者清理門戶，嚴肅紀律；當科學事業遭公眾誤解、受公眾攻擊時，我們可以講講科學的價值，講講科學追求真美美的統一，熱愛和平，重視協作等等，以重修科學的形象；當別的社會事業羨慕科學所取得的進步，向科學取經時，我們可以向他們講講科學的方法，以幫助那些非科學的事業也取得像科學所取得的那樣的成功；當然，還有一些科學反思者，他們出于求知的愛好，什么也不為，就想弄清楚科學究竟是什么，因此科學家們可以向他們講講科學的本性。

　　為什么所有這些關于科學的講法，都冠之以“科學精神”呢？這背后的動機是什么？

　　科學精神這個詞不太容易譯成英文。像scientific spirit這種詞組似乎在英文里也不常使用的。我想起稱一個人有哲學頭腦往往使用“philosophic-minded”，比如“philosophic-minded scientist”，就是一個科學家有哲學頭腦。我們似乎也可以把有科學頭腦、科學精神的人稱為“scientific-minded person”。當然還有其它的譯法，比如mind of science。但這些詞組在英文里似乎都不是有特定含義的高頻詞組，科學精神這個詞中國味更足一些。我們中國人喜歡使用“精神”這兩個字，什么批判精神、懷疑精神，什么寬容精神、創新精神，一大堆。為什么呢？我想，可能是用了“精神”兩個字，就比較來勁，比較有神，比較有“精神”，因為精神就是活力嘛。這是使用精神一詞的“修辭”的動機。

　　如果撇開修辭的動機不說，科學精神、科學思想、科學方法這“三科”，其實說的是同一個東西：那就是相對于“科學知識”而言的、超越于科學知識之上的“科學方法”以及對這種方法的時時刻刻的“自覺”運用。《辭海》上說，“精神”就是一種“自覺的意志”。確實，所謂的上升到精神的層面，就是成為自覺的意志。所以我覺得，所謂弘揚科學精神，就是想讓科學成為我們自覺的意志，使我們能夠做到碰到任何事情都本能地用科學的方式來解決。我們弘揚科學精神，實際上是想把我們的行為方式、思想方式、生活方式都納入到科學的軌道中來。如果一個人知道若是按科學該如何行事，也就是說他懂得科學知識，但他就是不這么干，那當然是沒有科學精神的；如果一個人能夠自覺地這么做的話，那他就是有科學精神；如果他是受別人的指示，或者感染，或者被迫這么做，那他的行為可能是科學的，但從嚴格意義上講，他不見得有科學精神，因為他還沒有上升到自覺的意志的高度。所以我們說弘揚科學精神的意思，是希望我們每個人都很自覺的、不由自主的、自然而然的就按科學的方式做，那就上升到了精神的境界。

　　為什么要讓科學成為我們自覺的意志，使我們在不知不覺中就以科學的方式想問題、以科學的方法解決問題？有兩種情況。一種是針對科學家而言的，比如那些將來要從事科學研究工作的年輕新手，有必要教導他們如何更快的進入科學研究程序，盡快成為科學共同體的一員；另一種是針對普通大眾，希望他們都照科學的方式辦事。

　　第一種情況比較好理解。如果你把科學所要求的規范運用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做到了隨心所欲不逾矩的地步，那你當然會把科學工作做得更好。有的時候，個別科學家，包括比較著名的科學家，有時也不按科學程序辦事，不守科學界的規矩，這有必要通過嚴格科學規范的方式來予以匡正。但是真要讓科學家進入范式、進入程序、進入狀態，得靠沉浸到科學工作本身中去才有可能，靠額外的宣傳沒有用。特別是，要進入科學“精神”的層面，更得靠年復一年、月復一月的累積，靠習慣成自然。這是一個實踐問題，根本不是一個理論問題。今日我們大張旗鼓的宣傳科學精神，看樣子也不是出于這個目的和動機，至少主要不是。

　　我們真正的動機是想讓普通大眾都來向科學學習，向科學“看齊”。我們老老實實的研究科學究竟為什么這樣有效有用也好，贊美科學有意無意的把科學夸成一朵花兒也好，都是想讓科學成為某種“標準”，讓全體人民向科學“看齊”。為什么要尋求一個關于科學精神的定義？因為標準必須明確。沒有明確的標準，如何“看齊”？可惜的是，我們定不出明確的標準，但我們還是想通過各種各樣的方式去感染公眾、說服公眾。

　　為什么要把科學做為“看齊”的標準？因為科學在今天的中國是少數可資利用的、能夠起意識形態作用的東西。我們漢民族天生的重實利，對科學的功利效果看得一清二楚，所以天生的喜歡科學這個東西。于是大家想借中國人民對科學的這種感情，使科學也發揮意識形態的效能。

　　這個理想是否能夠實現？真的實現了，是好還是不好？這是我真正感興趣的問題。

　　需要對科學精神做一個反思。剛才說了，科學精神對于一個從事科學工作的科學家來說是很重要的。但是科學家也是人，當他離開實驗室、回到家之后，他要過著平常人的生活，這時，他還有必要運用發揮科學的方式方法嗎？一般來說，不用了。但有些科學家對工作過于投入，他人回到家里，但心緒還在實驗室里，他就有可能干出一些比較喜劇的事情來。傳說牛頓因為思考問題過于專注，煮雞蛋時把手表煮進去了；愛因斯坦也是想問題著了迷，頭撞了樹還連聲說對不起。還有居里夫人，給自己的孩子定點定量喂牛奶，使用了鬧鐘和量杯。這些有可能真實有可能編造的故事，總的來說是歌頌科學家的敬業精神，倒不含有向他們學習的意思。大多數人不愿意自己的日常生活顛三倒四，希望按照傳統來生活。但傳統里通常是沒有科學的。古代沒有鬧鐘和量杯，并不影響幾千年來喂養一茬又一茬的孩子。

　　反過來說說普通人，如果做到了不知不覺的按照科學的方式做事情，那反而有點問題了。為什么這么說呢？我總想起卓別林在電影《摩登時代》里的表演。工業化時代，工人們在車間里工作的時候最好按照機器的程序來，那樣能夠保證效率和秩序，雖然它很單調，但標準化生產、流水線生產就是這樣的。但跟機器打交道長了，比如卓別林演的那個角色，擰那個螺絲擰長了，雙手就開始機械化了，不停的擰。你也可以說他把那種機械的原則化入到了一個精神的境界――他是下意識的，是個鈕就往上擰。他是機械“化”了，其實是瘋了，只好進精神病院治療。這里說明什么問題？這當然講的不是工廠不該用流水線，也不是說工人不該在工作時高效率，而是說，人不能一根筋，不能只有一種模式支配著他的行為。這個道理說開來就是，某種單一的意識形態對一個社會來說，恐怕不見得是件好事。只有瘋子才這樣一根筋呢！

當然，正像剛才許多人已經說過的，我們中國人因為特別缺乏科學精神這個東西，我們矯往過正一下也不要緊。這我同意，但從理論上說，這個科學主義的理想是實現不了的。就是你使勁提倡大多數人，絕大多數人，照科學的方式辦事，像科學家在實驗里那樣辦事，也實際上很難把自己訓練成一個純粹意義上的科學的動物。

　　說到這里，我有一種感覺：許多人講弘揚科學精神，其實也就是鼓吹科學主義的意識形態。

　　什么是科學主義？我的定義是：主張在科學領域行之有效的科學方法“可以”而且“應當”在非科學領域普遍使用，這就是科學主義。科學主義當然有強命題也有弱命題，比如在非科學領域適應的范圍有多廣？運用有沒有條件？多數人包括我自己會同意弱命題，但強和弱之間并沒有一個明確的界線，而且主要在于實際的運用。一般人們使用科學“主義”這個詞的時候，多數指的是強命題。

　　我愿意舉幾個典型的例子來說明，為什么科學主義是不可取的。對所有的對象一視同仁，忽略掉它們的特質，從而用數學的方法對它們進行處理，這是典型的科學方法。但是，忽略掉個體的特質，肯定不是沒有缺陷的，特別用在人與人交往的領域。教育學里有一個原則叫“因材施教”，如果培養學生像搞工業化的流水線生產一樣，那肯定不是一個好的教育方法。

　　還有，對所有的對象，只注意它表現出來的東西，不關注它表現不出來的東西，這也是典型的科學方法，或稱黑箱方法。因為科學要求一種可操作性，追求一種有效處理問題的能力。但是，如果承認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內心世界”的話，那人際之間的許多問題就不是能夠用黑箱方法解決的。

　　還可以提出一種人們可能最不贊同的科學方法：為達目的不擇手段。從效率的觀點、從目標管理的觀點、從操作的觀點看，這確實是可接受的。而這些觀點，又恰恰是科學方法所必須采納的。但是，離開科學研究的比較單純的境域（context）進入一個比較復雜的境域中，某種科學方法就變得太荒謬而不可取了。胡適當年評論科玄論戰的“科”字方時一針見血的指出，他們都沒有端出一個“科學的人生觀”來，原因是，他們雖然抽象的承認科學可以解決人生問題，卻不愿公然認同那具體的“純物質、純機械的人生觀”。顯然，沒有正常人會認同“為了解決人口問題在人口稠密的地區放原子彈、做核試驗”，雖然其方法是高效的。當然，某些狼心狗肺的官員，在出現死傷慘重的重大事故后，居然會說出“有助于計劃生育”這樣的話來，不在正常人之列。但可以肯定里面包含著“目標責任制”的心理慣性。希特勒手下的科學家一直在研究如何高效的毒死猶太人和高效的焚化猶太人的尸體，他們確實很講科學方法的。

　　科學的方法由于服務于對自然的支配和控制，所以其基本的邏輯是強權的邏輯、力量的邏輯。這種邏輯用于社會問題上，給出的必定是一個嚴密控制和高效統治的社會方案，它最好的使用對象是一個奴役的社會。這正是我們要對科學方法在社會領域的運用保持警惕的地方：科學主義的社會理論充分運用的地方有可能是一個極權社會。

　　科學主義的限度不僅在于它在非科學領域的實際運用有可能是非法的和無效的，也就是說，它實際上“不能夠”無條件的運用，而且在于那種“應該無限擴張”的原始動機是可疑的。一些偉大的科學家們都深深地意識到科學的有限性，反對科學的“無限擴張”。愛因斯坦在對加州理工學院學生的講話中說：“你們只懂得應用科學本身是不夠的。關心人的本身，應當始終成為一切技術上奮斗的主要目標；關心怎樣組織人的勞動和產品分配這樣一些尚未解決的重大問題，用以保證我們科學思想的成果會造福于人類，而不致成為禍害。在你們埋頭于圖表和方程時，千萬不要忘記這一點！”在1949年8月20日的一封信中，愛因斯坦說：“我酷愛正義，并竭盡全力為改善人類境況而奮斗，但這些同我對科學的興趣是互不相干的。” 1931年10月19日祝賀大法官布蘭代斯的信說：“人類真正的進步的取得，依賴于發明創造的并不多，而更多的是依賴于像布蘭代斯這樣的人的良知良能。” 1937年9月的一封信中，愛因斯坦說：“我們切莫忘記，僅憑知識和技巧并不能給人類的生活帶來幸福和尊嚴。人類完全有理由把高尚的道德標準和價值觀的宣道士置于客觀真理的發現者之上。在我看來，釋迦牟尼、摩西和耶穌對人類所作的貢獻遠遠超過那些聰明才智之士所取得的一切成就。”

　　無限擴張的動機實際上是一種無根據的動機，是虛無主義的意志。懷特海說得好，“科學從來不為自己的信念找根據，或解釋自身的意義”，它的根據和意義必得從更一般的人類思想中找尋。科學主義不是科學的一個必然產物，而是技術理性支配下的某種特定的意識形態。偉大的科學家們都不是科學主義者，他們深知科學的限度。

　　反科學主義并不必然反科學。相反，反科學主義者愛護科學的純潔性，防止別有用心者利用科學，制造科學的“僭越”。我也提倡弘揚科學精神，但不同于科學主義的思路。我的動機，不是想用現代科學來解決我們目前面臨的問題，相反，我認為現代科學本身帶來的問題很多，我們要通過弘揚科學的“精神”來喚醒一直被現代科學所掩蓋著的真正的科學理想，并通過對此理想的持守來化解現代科學帶來的問題。弘揚科學精神，為的是解決現代科學自身的問題。

　　這是一個有點扯遠了的思路，容我慢慢講來。（以下大部分內容摘自我的長文“科學與人文”）

　　當人們提出種種不同的科學定義的時候，他們有一點是相同的，那就是，他們所說的科學都是西方的近現代科學（modern science），而且，近現代科學主要指的是自然科學。為什么“科學”總不言而喻指的是“西方的”科學，為什么“科學”總不言而喻指的是“自然”科學？這兩個問題為我們提示了追溯科學之“精神”的思路。

　　第一個問題提示我們，科學本質上是“西方人”的人文理想。近代科學能夠被稱為“科學”，是因為近代歐洲人繼承了希臘人的精神遺產――正是希臘人，將科學確立為他們的人文理想：科學，是理性的學問，理性的學問是自/由的學問，而自/由，正是希臘人的“人文”理想。

　　人文可以分成“人”與“文”兩個方面，前一方面是理想人性的觀念，后一方面是為了達成這一理想人性的教育和培養方式。希臘人的理想人性是自/由，與自/由相對應的教養方式恰恰就是科學。整個西方的人文傳統自始至終貫穿著“自/由”的理念，一些與“人文”相關的詞組就是由“自/由”的詞根組成的，比如“人文教育”（liberal education）、文科（liberal art）等。

　　希臘哲學是希臘科學傳統的第一個樣本，它其中的自然哲學正是近代自然科學的直接先驅。希臘的哲學（philosophia）是愛(philo)智(sophia)的意思，愛智又意味著什么呢？愛智不是一般的學習知識，而是擺脫實際的需要、探求那種非功利的“超越”的知識，一句話，“愛智”就是與世界建立一種“自/由”的關系。亞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學》中有大量關于科學作為一種自由的探求的論述。他說：“顯然，我們追求它并不是為了其他效用，正如我們把一個為自己、并不為他人而存在的人稱為自/由人一樣，在各種科學中唯有這種科學才是自/由的，只有它才僅是為了自身而存在。”（982b26－28）

　　這種科學理想，既體現在亞里士多德開創的第一哲學（形而上學）那里，也體現在希臘人特有的科學――數學那里。在《理想國》里，柏拉圖借蘇格拉底之口特別強調了數學的非功利性、它的純粹性、它對于追求真理的必要性，因為算術和幾何的學習不是為做買賣，而是“迫使靈魂使用純粹理性通向真理本身”（526B），這門科學的真正目的是純粹為了知識。希臘人開辟了演繹和推理的數學傳統，這首先是由于他們把數學這門科學看成是培養“自/由民”所必須的“自/由”的學問，自/由的學問是純粹的學問，不受實利所制約，而演繹科學正好符合這一“自/由”的原則。

　　哪些科目被古典希臘人認定為人文教育的必修科目呢？蘇格拉底以來的雅典教育四大學科：算術、幾何、音樂（和聲學）、天文，均被看成是數學學科。

　　第二個問題提示我們，近代科學與古代科學的不同首先在于，近代科學本質上是與自然打交道的，打交道的方式是通過試探和反復試驗實現對自然的征服和統治。近代自然科學，是與確立以人為中心的“唯人主義”（humanism,也譯人道主義）相輔相成的。

　　近代科學有兩種形象：笛卡爾形象和培根形象。它們分別代表了古典的理性傳統和新興的功利傳統，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和培根的“知識就是力量”分別是這兩種傳統的宣言。以他們的名字來命名這兩種科學的形象是恰當的。

　　近代科學是希臘科學傳統的直接繼承者，這種繼承性體現在近代科學的理性形式和自由精神上。笛卡爾的“我思”突現的是那種理性奠基的精神，而作為近代科學之肇始的自然數學化運動應該正確的看成是理性奠基運動，即把作為自然科學之對象的自然界徹底理性化的運動。與16、17世紀自然的數學化同時的其他重要的理性化工作還有：培根歸納法和笛卡爾演繹法等方法論問題的提出以及被科學家群體的消化，從此科學以其方法論而區別于其他知識形式；科學社團和研究機構的建立和有序化以及研究范圍的分門別類，從此專業化、分科化成了科學事業擴張的基本方式。

　　隨著自然的數學化、研究的方法論化、科學建制的分科分層化，近代科學完成了其理性化過程，并構成日后科學發展的基本精神氣質。著名科學社會學家默頓在其經典之作《科學社會學》（The Sociology of Science）中將之概括為四個：普遍性（Universalism）、公有性（Communalism）、無私利性（Disinterestedness）和有條理的懷疑主義（Organized Scepticism）。這四條精神氣質（ethos）是對希臘所倡導的科學理性精神的一個很好的注解：有條理的懷疑主義是自由的懷疑和批判精神；公有性是自由發表和自由的探索精神；無私利性是不計利害只求真理的精神；普遍性也就是普遍理性精神，把理性的能力和可能性做了最大限度的擴展，發揮到了希臘人遠未達到的地步。

　　近代科學不光是希臘理性精神的正宗傳人和光大者，作為現代工業社會的奠基者，科學還以其“效用”服務于意欲“控制”的人類權力意志（will to power）。這是近代科學的一個暫新的維度：力量化、控制化、預測化。弗蘭西斯·培根是這一科學形象的代言人，他強烈的主張科學應該增進人類的物質福利，否則就是些空洞的論證和言詞游戲。培根倡導經驗論、歸納法，盡管并未為同時代的科學家們所運用。但他在《新大西島》中設想的科學研究機構所羅門宮，成了后來英國皇家學會的建設蘭圖。

　　意欲對自然有所圖謀的培根綱領之重視外在經驗是順理成章的，但這里的經驗也應該是完全新型的經驗，它是對自然有所行動之后看看自然會有什么樣的反應，而不是被動的觀看。在這一點上，培根本人提出的比較被動和靜止觀照的經驗論并不能真正實現他的綱領。近代科學延著他的思路發展出來的經驗論是操作主義的實驗經驗論。可嚴格控制可重復操作的實驗，是近代科學理論得以發展的外部制約條件和啟發性因素。

　　笛卡爾形象和培根形象有時也被概括成數學傳統和實驗傳統。不同的歷史時期，科學發展的主流可以側重不同的傳統。但是總的看來，近代科學的形象是由這兩種科學形象合成而來的。經驗加理性、實驗加數學，通常就被認為是近代科學的兩大要素。值得注意的是，這兩種科學形象之間并非沒有矛盾和沖突，相反，也許正是它們之間的對立構成了近代科學發展的一種基本的張力。它們相互制約，維持微妙的平衡。

　　但是希臘的基因總在頑強的發揮作用。我們確實可以隱約從近代科學史中看出一條理性論的主線，這些主線上的科學巨匠們總是更多的偏愛數學理性的內在力量。他們中杰出的一位，愛因斯坦，雖然也同時強調了這兩大要素，稱它們是“內在的完備”和“外部的證實”，但在他的內心，科學的基礎是理性而不是經驗數據，科學本質上是“人類理智的自由發明”。據說當愛丁頓的日全食考察隊證實了他的廣義相對論的預言時，他不動聲色的說：“我知道這個理論是正確的”，當一位學生問他假如他的預言沒有得到證實該怎么辦，他回答說：“那么我只好向親愛的上帝道歉了――那個理論還是正確的。”

　　這個故事顯示了笛卡爾科學理想的頑固性。如果說“外部的證實”應該屈從于“內在的完備”，那么在一顆古典的科學心靈看來，科學真理本質也應該是超越功利的。但是這樣的古典理想并不總是能夠得到實現，特別在今天，由于越來越深地卷入工業和軍事政治，科學家們不得不屈從于商業秘密和軍事秘密的要求，而破壞自由探索和自由發表的公有原則；由于耗資越來越大，他們也不得不越來越取悅于撥款人的功利好惡，而破壞無私利性原則。當代生命科學和生物技術在這方面表現得尤其突出。

　　在笛卡爾形象與培根形象之間非常明顯的沖突，往往使人產生如下的疑問：近代科學究竟是怎樣協調這兩大傳統的？它們是如何并行不悖的引導近代科學的發展的？我的看法是，在某種更深的意義上，兩大傳統事實上合流了。它們共同的受著一種新的理性形式――我愿稱之為“技術理性”――的支配和控制，而這種新的技術理性與希臘的理性已不可同日而語，盡管前者確實來源于后者，但已經漸行漸遠。

　　技術理性來源于人的“權力意志”，是對希臘理性的一種無限擴張。服務于“力量”（power）的要求，允諾“無限”(infinite)的可能性，是技術理性的兩大要素。希臘的理性服務于“善”的要求，而且只允諾有限的可能性。人因為有理性而趨向善、熱愛神，人在這種追求善的過程中領悟到自己的有限性。在希臘理性中不包含“控制”和“統治”的內在要求，恰如其份的理解人與上帝、人與世界的關系，被認為是真正的理性行為，所以，“理解”(comprehension)而非“力量”(power)是希臘理性的要義。值得指出的是，許多近代科學的創建者們并沒有一開始就接受培根的“力量”綱領，相反還是堅持古老的理想，即把科學的主要目的看成是理解人類的處境，特別是為理解人與上帝的關系服務。例如牛頓，他多次表白，他從事科學研究的目的在于教人相信上帝的存在。

　　由于服務于力量的控制和運用，近代科學必然要求預測的有效性，并把它作為一個根本的邊界條件。培根本人也曾說過：“欲征服自然，必先服從自然”。服從自然現在被認為是服從自然的規律，而自然的規律不是別的，也就是自然界的可預測性。

　　對自然可預測性的要求最終是通過自然的數學化來實現的。希臘的演繹科學――數學是可預測性的典范，有著勿庸置疑的可靠性，但那時數學被認為是通往善的一個必經階梯。自然的數學化以及近代數學本身的迅速發展，事實上均來源于對有效預測的要求。這種要求使得近代科學創造了一個純粹量的世界，發展出了一套計算的方法論。因此，盡管近代科學和希臘科學都使用數學，但數學對他們而言已經不具相同的意義了。近代數學已經受雇于預測和控制的要求，服務于“力量”的意志。

　　不僅如此，近代以數學化為核心的科學理性還因其對“無限”性的允諾，而區別于希臘科學。希臘數學基本上限定在有限性的范圍之內，對無限“敬而遠之”。歐幾里德的《幾何原本》并未面對一個均勻平直無限的三維歐氏空間：這個空間恰恰是19世紀才被最后規定出來的。近代的無限性首先發端于哥白尼革命，起始于一個謹小慎微的天文學改革，結果卻導致了“從封閉世界到無限宇宙”的革命性變革。與宇宙論的無限化相伴隨的是無限數學的出現。牛頓微積分的發明是一個極具象征性的事件，它是無限數學第一次服務于近代科學，并幫助安排了一個無限的宇宙模型。

　　近代無限理性最終表現在對理性之無限“力量”的肯定。技術理性使人們相信，科學技術可以解決一切問題，因為科學技術具有無限發展的可能性：如果問題還沒有得到解決，那是科技還不夠發達；如果出現了不良的結局和負面的影響，那消除這種結局和影響也還是得靠科技的進一步發展。科學發展的無限能力的信念首先表現為科學家的“無禁區”的自/由探索。由于近代科學事實上的深刻的“功利化”“權力化”，任何超越功利的不計后果的“無禁區”探索，都可能事實上造成惡劣的后果。由于科學成為一種力量（權力、能量）的象征，自/由探索的精神面臨著深刻的挑戰。

　　為什么自/由的理想到了近代以后逐漸出現了問題呢？這與近代唯人主義傳統的產生也大有關系。人是一種自/由的存在者，意思是說它“讓”一切存在者成其所是。當然，首先，人們把這種自/由理解成“讓”人這種存在者成其所是，即人是人自身的創造者。它強調人的本質是由人自己塑造、培育和發展的，強調這種自我塑造的無限可能性。從這個意義上講，“自/由”的理念引導了近代唯人主義的人文傳統，因為這個傳統抓住了“人的自我創造”這個主題。但是，人的自我塑造、人的本質化的過程，本身也是人對自由的背離的過程：人的本質化是對人的無本質的背離。人的本質化，必損害人與世界之間的自/由的關系，因為這種自/由的關系只有在人持守他的無本質時才有可能。

　　人與世界的關系根本上是一種自/由的關系。自/由的人既不是世界的創造者，也不是世界的利用者和消費者，而是一個聽之任之的“看護者”和欣賞者，所以也有人把這種自由的關系說成是審美的關系。但是，近代唯人主義在將人本質化的過程中破壞了人與世界之間這種自由的關系。唯人主義首先把世界置于一個以人為原點的坐標系之中，把一切存在者都置于以人為阿基米德點的價值天平中，從而最終把世界變成利用和消費的對象。

　　唯人主義把人置于某種中心的位置，按照人的要求來安排世界，表面上看是最大程度的實現了人的自/由。但事實上，人與世界之自/由關系的損害最終必然反過來損害人對自身的自/由發展，因為自我創造的過程總是受制于人與世界的關系。消費和利用的關系一旦成型也就是本質化，無論以理性的名義還是以科學技術的名義來規定這種本質，人就會淪落為一個被動的角色，他只須按照所謂理性或科學的方式去反應。他在近代極度“自/由地”展開的世界幾乎遮蔽了所有其余的可能性。這是當代思想家紛紛質疑“現代性”的根本原因：唯人主義可能從根本上損害了自/由。

　　于是，弘揚科學精神就是要弘揚自/由的精神。這種思路是科學與人文相統一的思路。這里弘揚的不是與人文相對立的意義上、更具優越性的科學的方法，而是本質上就是人文精神的科學精神，也就是 “自/由”精神。在中國，有許多杰出的科學家充分意識到了，科學的“精神”之高出具體“科學”的地方就在于“追求真理”。竺可楨說：“提倡科學，不但要曉得科學的方法，而尤貴在乎認清近代科學的目標。近代科學的目標是什么？就是探求真理。科學方法可以隨時隨地而改變，這科學目標，蘄求真理也就是科學的精神，是永遠不改變的。”如何“追求真理”？竺可楨概括說：“只問是非，不計利害”。

　　“不計利害”對于一個崇尚實用理性的民族來說是很難理解和接受的，這正是我們缺乏科學精神的根本原因。“不計利害”包含著獨立思考、懷疑批判的精神，包含著不畏強權、為真理而獻身的精神，包含著為科學而科學的精神，所有這一切，實際上都是自/由的精神。弘揚科學精神，首先是弘揚自/由的精神。

　　為什么要弘揚科學精神？因為在這個科技昌明的時代，自/由的精神反而面臨著威脅和危險。“算計利害”而非“不計利害”成了壓倒性的時代精神，令自/由的心靈感到窒息。對于自/由的精神而言，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科學本身同樣應該經受批判的洗禮。對于不計利害的科學精神而言，不可能因著所謂的“中國國情”而放棄對某些根本問題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