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蘇”兩字含義是什么？

石湖景區的“吳越春秋”

　　眾所周知，姑蘇是蘇州的別稱。據現存史志資料記載，姑蘇之名可上溯到春秋戰國時期。“隋開皇九年平陳，改為蘇州，因姑蘇山為名。”（《元和郡縣圖志》）“蘇州”要比“姑蘇”晚出近千年。但是作為行政區劃名稱，“蘇州”可以追溯到隋開皇九年（589），而“姑蘇”兩字盡管得名較早，一直是作為吳國都城或蘇州古城的別稱存在。然而，因山而名的姑蘇究竟在哪里?“姑蘇”兩字的含義到底是什么?歷來是史家考文征獻、探尋爭議的熱點。一、姑蘇即勾吳

　　30年代，歷史學家衛聚賢曾撰文《姑蘇臺》，認為：“蘇”在虞韻，“胥”、“余”俱在魚韻，“虞”、“魚”古同音，虞虢之“虞”，青銅器稱“吳”，“吳城”在《吳郡志》中作“魚城”，“句吳”金文稱“攻敔”、“工

　　漁”，以此證明“蘇”、“胥”、“余”、“吳”為同音，“句”、“姑”聲近，“姑蘇”即“句蘇”，姑蘇臺即句吳臺，以其為句吳所建，因名句吳臺。《吳郡圖經續記》“姑蘇山”條云：“或曰故胥，或曰故馀，其實一也。”用不同文字表示同一個地名，除了該地本身有幾個名字以外，唯一的解說就是以不同的語言稱呼同一個地名了。明代盧熊的《蘇州府志》上說：“故胥臺，臺因山名，合作胥，今作蘇，蓋吳音聲重，凡胥須字皆轉而為蘇，故后人直曰姑蘇。隋平陳，乃承其訛，改蘇州。或者謂胥與輸音相近，兵家不取，或又謂吳中魚禾所自出，蘇字兼之，故曰蘇。”筆者認為“姑蘇”、“故胥”、“故馀”，最初都是“句吳”的記音，縱觀中國先秦時期的古籍，通假字似乎是司空見怪的。以春秋時期吳國的稱呼為例，《史記·吳太伯世家》云：“太伯奔之荊蠻，自號句吳。”《左傳·宣公八年傳疏》用“工吳”，《吳越春秋》一般作“勾吳”，但又有“故吳”的。《吳郡圖經續記》卷下有云：“吳舊號‘句吳’，蓋方

　　俗之辭，猶越之為‘於越’也。又說者曰：‘吳者，虞也。太伯于此，以虞志也。’”如果上述“工”、“攻”、“故”真象“勾”一樣是發音字，主體落到“吳”字身上的話，應該是同音字才合理。事實上，它們的韻母分別是“ong”、“u”、“ou”，只是聲母相同。因此，我們可以大膽臆說，所有這些都是中原人根據吳人發音的音譯，而用一種語言音譯另一種語言往往找不到一一對應的詞，于是我們的先人便想出了反切之法，也就是說用第一個字的聲母與第二字的韻母和聲調構成需要表示的字音。這種注音方法在《康熙字典》里還保留著。如果這種說法成立的話，“勾吳”有那么多的寫法就不足為怪了。
　　再從字形分析，“蘇”字由草字頭和魚、禾組成，如果是形聲字的話，“魚”很可能就是聲符，這樣無疑與“魚”是同音字了。從文字學角度說，“馀”字是“余”的后起字，“余”的初始形狀也應該是“魚”的象形，古代漢語中常常用以表示第一人稱，時至今日，吳方言中的第一人稱盡管各地略有差異，但是還或多或少與“吳”、“魚”的幾種發音相接近，如蘇州城里多數人將第一人稱念同“鵝”；城郊如長橋一帶則說“奴”；吳江盛澤作“吾”；吳江黎里稱“n鵝”或“n奴”；吳江震澤人是“n啊”等等，也許這“余”字表示第一人稱最初就是來自吳方言也未可知。由此看來“姑蘇”的名稱與“勾吳”是一脈相承的，歷史可上溯至三千年之前。

　　二、山因臺名還是臺因山名？

　　唐《元和郡縣圖志》云：“蘇州，因姑蘇山為名，山在州西四十里，其上闔閭起臺”。《藝文類聚》卷六引《吳地記》云“吳王闔閭十一年，起臺于姑蘇山，因山為名。西南去國三十五里。”《史記索隱》曰“姑蘇，臺名，在吳縣西三十里。”《史記正義》則確指“在吳縣西南三十里橫山西北麓姑蘇山上。”
　　從上述文獻記載中可以看出，姑蘇臺和蘇州之名，“因山為名”的說法起于唐代。然而唐人言之鑿鑿的姑蘇臺在成書于宋元豐七年（1084）的《吳郡圖經續記》中卻說“今人殆莫知其處，嘗欲披草萊以訪之，未能也。”明楊循吉《吳邑志》亦云“按橫山即今踞湖山，所謂西北麓姑蘇山者莫知其處，或云即胥臺山是也。或又云湖口胥山是姑蘇山，今未知孰是，宜兩存之……合而觀之。踞湖、姑蘇通一山耳。”如此說來，可能是“山因臺而名”，非“臺因山名”。
　　唐張守節《史記正義》文出而始有姑蘇山之名，亦稱胥臺山。此前只有“姑蘇（胥）之山”的說法，如《史記·越王勾踐世家》稱：“越遂復棲吳王于姑蘇之山”，《吳越春秋·勾踐伐吳外傳》　云：“遂棲吳王于姑胥之山”。看來作上述兩處作“姑蘇（姑胥）臺所在之
　　山”解似乎更為合理。在姑蘇臺“莫知其處”的情況下，曾經建造過此臺的山頭保留“姑蘇”之名，是合乎人的習慣思維的。因此說，不管是“姑蘇山”還是“胥山”，山因臺名更合乎邏輯。

　　三、姑蘇臺在何處？

　　春秋時盛極一時的姑蘇臺所在，也是眾說紛紜的話題。《越絕書·記吳地傳》記載“去縣三十里”。《吳越春秋·勾踐陰謀外傳》則云“在縣西南三十五里”。《國語·吳語》韋昭注又曰“在吳西近湖”。唐以前的記載僅指出“吳西”、“近湖”和“去縣”的距離，一作“三十里”，一作“三十五里”。至唐又有“四十里”之說。衛聚賢認為：七子山為吳縣最大最高之山，以此山為句吳國最大之山，而名為句吳山，音轉為姑蘇山。其上建臺為姑蘇臺。高心夔《吳縣圖》、李根源《吳郡西山訪古記》都認為是木瀆鎮東南之和合山（亦屬橫山）。顧頡剛于50年代曾到橫山西端實地去考察，發現是一小山，“其下有姑蘇廟（亦名夫差廟），山中有一石池，登其巔則群山環繞，說為吳王苑囿亦近似。顧尋其遺跡，欲得瓦礫殘片乃渺不可得”，甚感不解，后閱《吳縣志》方豁然認定胥山為姑蘇真址。其后，周生春、周振鶴、游汝杰諸君不管對“姑蘇”兩字作何解，都認為姑胥臺在胥山，綜合起來至少有以下幾條理由：1、姑蘇山之名始見于唐人著述中，不符合“臺因山名”的說法。僅見于《史記》和《吳越春秋》的“姑蘇（胥）之山”兩例，其中心詞均為“山”，即姑蘇臺所在之山。而胥山得名較早，《水經注》引“虞氏曰：松江北去吳國五十里，江側有丞胥二山，山各有廟，魯哀公十三年，越使二大夫疇無馀謳陽等伐吳，吳人敗之，獲二大夫，大夫死，故立廟于山上，號曰丞胥二王也。胥山上今有壇石，長老云：胥神所治也。下有九折路，南出太湖，闔閭造以游姑胥之臺以望太湖也。”漢枚乘《七發》“弭節伍子之山，通厲胥母之場”，則認為胥山乃因伍子胥而得名。總之，得名于吳越對峙時期。2、姑蘇山是位于橫山西北麓群山環抱中的小山丘，依常理是不能“高見三百里”，亦不符合“近湖”的地理環境，以此山為姑胥臺所在者，蓋以《史記正義》的誤導，且山下有夫差廟，似乎認為自殺于姑蘇的夫差，亦應受祀于姑蘇。而胥山則“在香山東南太湖口”（《木瀆小志》）且皋峰山“山頂有石筑基址，傳為吳王殿基，或云即是姑蘇臺址”，見民國《吳縣志》該志注引馮志云：“舊志：臺
　　在姑蘇山，誤。《太湖備考》胥山條下辨之甚詳。”皋峰山是胥山東部的高大山峰，山頂平坦，山體長可3000米，符合“橫亙五里”（任昉《述異記》）的說法。
　　3、《越絕書·吳地記傳》記載，闔閭曾“徙治胥山，……秋冬治城中，春夏治姑胥之臺”，可見，姑胥之臺為胥山上的建筑，胥山上除姑胥臺外，尚有可作為諸侯國臨時都治（類似于清承德避暑山莊）的宮廷建筑。這點《國語·越語》“范蠡不報于王，擊鼓興師，以隨使者，至于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吳”及韋昭注“姑蘇，宮之臺也。”可證。姑蘇被焚，吳被越滅后，《越絕書·記地傳》又有勾踐“徙治姑胥臺”的記載，足以證明“三年聚材，五年乃成”的并非姑蘇臺單一建筑，而是一宏偉建筑群，且并未完全被付之一炬，并成為越國占有吳國的標志而徙治。由此而成為蘇州一帶的代名詞被寫入詩文中，“姑蘇城外寒山寺”就是最著名最典型的一例。

　　四、后記

　　為了這不解之謎，筆者曾經查閱過不少資料，但是“紙上得來總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一直想到實地去看看。終于在2010年6月23日，在當地人的帶引下，實地察看了鼎鼎大名的姑蘇山。在那里還聽到了木瀆人很牛的一句話：“了解蘇州從木瀆開始”，似乎有點道理！因為畢竟木瀆的由來也好，靈巖山上的館娃宮也罷，還有那山前的箭涇都是那時吳國留存下來的信息！至于姑蘇山，盡管花費了點力氣登頂了，卻因為空氣質量太差，根本無法“登姑蘇，望五湖”！實在有點掃興！
　　在回來的路上仔細思量，據《越絕書》記載，吳王可以“秋冬治城中，春夏治姑胥之臺”，那么，“姑胥之臺”應該是類似于后世避暑山莊那樣的行宮，所以在春夏時節，吳王可以到這里來避暑。它既是闔閭大城的前哨和屏障（南面是越國、西面是楚國），又是與闔閭大城同時存在的吳國強盛的代表！所以《國語·吳語》在描述越國打敗吳國時表述為“入其郛，焚其姑蘇，徙其大舟”，顯然將“焚姑蘇”作為取勝的標志，又將“大舟”作為戰利品看待了。越軍所焚之“姑蘇”，恐怕是《國語》所稱的“姑蘇之宮”，未必是“宮之臺”即姑蘇臺，否則與《越絕書》記載勾踐“徙治姑胥臺”相矛盾了，既然已經被焚，怎么還能“徙治”？需要“三年聚材，五年乃成”的“姑蘇之宮”，應該是個建筑群，因而有“橫亙五里”的說法。姑蘇臺只是這一建筑群的制高點罷了。
　　如果上述推斷成立，那么姑蘇臺建在今姑蘇山上也是可以說得通的，因為在山頂上再建一個高層建筑“臺”，其視野肯定會更開闊，“高見三百里”應該不是問題。

　　鏈接：

　　最早記載“姑蘇”兩字的典籍文字：《史記·河渠書》“上姑蘇，望五湖”。《國語·吳語》“入其郛，焚其姑蘇，徙其大舟”。《韓子·喻老》“句踐入宦于吳……故能殺夫差于姑蘇”。《吳越春秋·闔閭內傳》“闔閭出入游臥，秋冬治于城中，春夏治于城外，治姑蘇之臺。”《墨子·非攻中》“至夫差之身……自恃其力，伐其功，譽其智，怠于教；遂筑姑蘇之臺……”《越絕書》“秋冬治于城中，春夏治姑胥之臺。”《吳越春秋·句踐伐吳外傳》“丁亥入吳，焚姑胥臺。”《潛夫論·邊議》“事有激會……孟明補闕于河西，范蠡收責于姑胥。”《淮南子·覽冥訓》“過歸雁于碣石，軼鶤雞于姑余。”高誘注“姑余，山名，在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