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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論金人的“中國觀” [摘要]金人進入中原，即援引“中原即中國”、“懂禮即中國”等漢儒學說和理論，自稱“中國”，但他們并沒有將遼、宋排除在“中國”之外，實際上萌生了多統意識，即比較寬泛的“中國”意識，或稱“大中國”意識。后來，金章宗雖然想放棄繼遼之統，但并沒有收到預期效果，繼遼、繼宋以及不論所繼等不同意識在金人中仍有重要影響。在此基礎之上，修端等人提出了以遼史和金史為《北史》、北宋史為《宋史》、南宋史為《南宋史》的修史方案，正式提出了宋、遼、金均為“正統”的多統思想，為元朝宋、遼、金“各與正統”思想的最終形成奠定了基礎。 [關鍵詞]金人；中國；正統 [作者簡介]趙永春，1953年生，吉林大學文學院歷史系教授、博士生導師(吉林130012)。 [原文出處]《中國邊疆史地研究》(京)，2009．4．1—12 在遼宋夏金對峙時期，金人一直自稱“中國”。在《金史》一書里，“中國”一詞共出現14次，除了3次指中原地區以外，其余均指金朝。此外，“中國”一詞在元好問《遺山先生文集》中出現14次，在元好問《中州集》中出現4次，在趙秉文《閑閑老人滏水文集》中出現5次，在王若虛《滹南遺老集》中出現6次，在李俊民《莊靖集》中出現2次，在劉祁《歸潛志》中出現10次，在《大金德運圖說》中出現1次，在楊奐《還山遺稿》中共出現3次，這些在金人著作中所出現的“中國”一詞，除了指歷史上的中原政權以外，全部指金朝。金人如此強烈地自稱“中國”，其理論依據是什么，當時金人對“中國”又是如何理解和認識的?這些問題對于我們理解歷史上的“中國”以及認識中國歷史上的疆域等問題，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學界對金代正統觀、華夷觀等問題雖然多有研究，⑴對金人自稱“中國”問題也有涉及，但至今還沒有全面系統論述金代“中國觀”的專文面世。因此，筆者不避淺陋，擬在先賢有關研究的基礎上，就金人的“中國觀”問題做進一步討論，不正確之處，敬請讀者批評指正。 一 金人自稱“中國”的理論依據之一，就是“夷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⑵“中國”一詞在歷史上有多種含義，其中之一是用來指稱中原和中原政權。春秋戰國時期，人們將地處中原地區的周、衛、齊、魯、晉、宋、鄭等看成中國，而將中原以外的秦、楚、吳、越看成夷狄。到了秦朝占據中原、統一六國以后，秦又成了中國的代表，此后，人們常常“謂中國人為秦人”。⑶兩漢據有中原，也是中國。到了三國時期，因為魏國據有中原，魏國也被看成中國；蜀國雖然聲稱繼承漢室，但不被看成中國；吳國更被視為邊鄙，比如，孫資就曾說過：“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蜀二虜必自罷弊。”⑷渚葛亮也曾對孫權說：“若能以吳、越之眾與中國抗衡，不如早與之絕。”⑸吳、蜀都承認占據中原的魏國是“中國”，甚至有人視吳、蜀為夷虜。隋唐都占有中原，也被視為中國。五代十國時期，也是將占據中原的梁、唐、晉、漢、周視為中國，而認為“四夷、十國，皆非中國”；⑹后唐、后晉、后漢三個政權雖為少數民族沙陀人建立的政權，但由于他們占據中原，仍被視為中國，十國雖多為漢人建立的政權，但由于它們不在中原，也不被視為中國。繼五代之后而起的北宋，占有中原，也被視為中國。可見，中國歷史上“中國”一詞的一個重要含義就是指中原地區，主要的是一個地域概念，并由此引申為中原地區所建立的政權及其所控制的區域。杜榮坤曾指出，歷史上“中國”一詞“泛指中原王朝所直接管轄的地區”，⑺就是這個意思。 金人進據中原以后，即沿襲漢族儒士這種“中原政權即是中國”的傳統觀念，認為自己占據中原，就是占據“中國”，《金史．哀宗紀》所說“太祖、太宗威制中國”以及《金史·兵志》所說“及其得志中國”之中的“中國”。就是這個意思。金人張行信所說“魏晉以降，劉、石、燕、秦迭據中國”，⑻以及宋人王明清所說“虜人(指金人)議立張邦昌以主中國”⑼等等，都是用中原及中原政權來代表“中國”。金章宗時，金人曾對宋人說“昔江左六朝之時，淮南屢嘗屬中國矣”，⑽也是以淮南地區在魏晉南北朝時曾屢次歸屬北朝等史實，來表達他們用中原政權來代表“中國”的思想。金朝末年，修端曾說“自建炎之后，中國非宋所有”，⑾認為金人占據了“中國”，也是用“中國”一詞指稱中原。金人以為，他們占據了中原就是占據了“中國”，就應該理所當然地稱為“中國”。從現存史料來看，金人自稱“中國”，多依據于這一理念。如，海陵王完顏亮意欲伐宋，其嫡母徒單氏表示反對，曾勸諫說，“國家世居上京(今黑龍江阿城)，既徙中都(今北京)，又自中都至汴(今河南開封)，今又興兵涉江、淮伐宋，疲弊中國”；⑿梁琉則勸完顏亮伐宋，“議者言珫與宋通謀，勸帝伐宋，征天下兵以疲弊中國”；⒀金世宗時，由于北邊蒙古興起，不斷南下騷擾，逐漸成為金朝北邊威脅，“朝廷欲發民穿深塹(修界壕)以御之”，李石與丞相紇石烈良弼不同意，說“古筑長城備北，徒耗民力，無益于事。北俗無定居，出沒不常，惟當以德柔之。若徒深塹，必當置戍，而塞北多風沙，曾未期年，塹已平矣。不可疲中國有用之力，為此無益”；⒁后來，依附于宋朝的吐蕃族系人青宜可等“以宋政令不常，有改事中國之意”，⒂等等。這些史料中所說的“中國”，顯然都是指占據中原地區的金朝。金章宗時期，宋人韓侂胄為了樹立蓋世功名，積極準備北伐，而金章宗和一些大臣不相信宋人會敗盟，完顏匡說：“彼(指宋朝)置忠義保捷軍，取先世開寶、天禧紀元(指南宋改年號為“開禧”)，豈忘中國者哉。”⒃獨吉思忠也說：“宋雖羈棲江表，未嘗一日忘中國，但力不足耳。”⒄毫無疑問，這兩條史料所使用的“中國”一詞，也是指金人所占據的原北宋的中原之地，并引申為整個金朝。后來，韓侂胄發動北伐戰爭，宋將吳曦叛宋投金，《金史》說吳曦“恃中國為援”，⒅也是指吳曦要以金朝為援，所說“中國”仍指金朝。金章宗后期，由于金人大量購買宋人茶葉，引起財政緊張，“言事者以茶乃宋土草芽，而易中國絲綿錦絹有益之物，不可也”，⒆將宋與“中國”對舉，“中國”一詞也是指金朝。后來，蒙古為了進攻金朝而先攻西夏，西夏遣使向金朝求援，金章宗說“敵人相攻，中國之福，吾何患焉”，⒇沒有答應西夏的請求。金宣宗貞佑初年，“中國仍歲被兵”，在蒙古進攻下，金宣宗不敢留駐中都(今北京)，趙秉文乘時上書言三事，“一遷都，二導河，三封建。大約謂中國無古北之險則燕塞，車駕幸山東為便”。【21】這幾條史料中所使用的“中國”一詞，也指金朝。金哀宗時期，面對蒙古的進攻，形勢越來越不利，但他們仍然不把宋人放在眼里，哀宗曾說：“北兵(指蒙古兵)所以常取全勝者，恃北方之馬力，就中國之技巧耳。我實難與之敵，至于宋人，何足道哉。”【22】這里將蒙古、宋人與“中國”對舉，“中國”一詞無疑指中原地區以及占據中原地區的金朝。后來，金將完顏陳和尚與蒙古戰敗被俘，不屈而死，一些將士曾說：“中國百數年，唯養得一陳和尚耳!”【23】十分自然地稱金朝為“中國”。至于李純甫著《中庸集解》、《鳴道集解》等書，號“中國心學、西方文教”，【24】以金朝為“中國”，更為大家所熟知。可見，金人進人中原地區以后，即繼承漢儒有關“中原即中國”的理念，上至皇帝下至一般民眾，都以“中國”自居。從中可以看出，金人對金朝即是“中國”的認識，并非一兩個人的認識，而是金朝上下十分普遍的認識。金人這種以自己進入中原地區即為“中國”的理念，經金末楊奐等人概括，更具理論意義。楊奐主張南北朝時期應以進人中原地區的北魏為“正統”，他說：“舍劉宋取元魏何也，痛諸夏之無主也。進于中國則中國之也。”【25】認為北魏進人“中國”(中原)地區就是“中國”，應以“正統”視之。同一道理，金人進入“中國”(中原)即為“中國”，也應該是理所當然的事情。金人對“中國”的這種認識，雖然不為大多數宋人所接受。但宋人中也有人依據中原即中國的理念，承認金人占據的中原地區是中國，并引申金朝為中國。如陳亮就曾在上孝宗皇帝書中，勸皇帝不要“忘君父之大仇，而置中國于度外”，建議經略荊襄，“則可以爭衡于中國矣”。【26】陳亮在這里所說的“中國”，就是指中原地區以及占據中原地區的金朝。 二 金人自稱“中國”的另一理論依據是“夷狄用‘中國’(中原)之禮則中國之”，“有公天下之心，宜稱曰漢”。【27】歷史上“中國”一詞除了指中原地區以外，還是一個文化概念。關于歷史上“中國”一詞的文化意義，學者們多有論述，均認為孔子十分注意以“禮”區分中國和四夷，并認為中國和四夷可以互相轉變。韓愈在概括孔子這一思想時說：“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于中國則中國之。”【28】也就是說，不管你原來屬于哪個民族，只要遵循中原之禮就是中國華夏，遵循夷禮就是夷狄。這種用“禮”來區分中國和夷狄以及中國和夷狄可以互相變化的思想，為后來許多思想家所接受。董仲舒就曾指出：“《春秋》無通辭，從變而移。今晉變而為夷狄，楚變而為君子。”【29】唐朝的皇甫浞也說：“所以為中國者，以禮義也，所以為夷狄者，無禮義也，豈系于地哉。杞用夷禮，杞即夷矣。”【30】北宋李覯也持這一觀點：“夷夏奚若?曰：所謂夷者，豈被發衣皮之謂哉?所謂夏者，豈衣冠裳履之謂哉?以德刑政事為差耳。德勉刑中，政修事舉，雖夷曰夏可也，反是，則謂之夏可乎?”【31】程顥和程頤也說過，中國“禮一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32】賦予“中國”以文明之意，文化的意義大于種族意義。【33】 遼人即接受了這種懂禮即為中國的觀點，為學者們所熟知的《松漠紀聞》曾記載，“大遼道宗朝，有漢人講《論語》”，“至‘夷狄之有君，，疾讀不敢講”，道宗曰“上世獯鬻、獫狁，蕩無禮法，故渭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異中華(中國)，何嫌之有!”【34】即將“禮法”、“文物”亦即文明視為區分“中國”和“四夷”的標志，認為契丹文明已同“中國”無異，也屬于“中國”。 金人繼承了這種按文明區分“中國”與“夷狄”的思想，進人中原以后，受漢儒思想影響，有時不將夷狄看成一種民族，而認為夷狄是漢人所說的野蠻落后的代名詞，不愿意稱自己為夷。據許亢宗《宣和乙巳奉使金國行程錄》記載，宣和七年(1125)，許亢宗等出使金朝祝賀金太宗即位，行至咸州(今遼寧開原)，“及賜宴畢，例有表謝”，許亢宗遂按照慣例，擬就一表，其中有“只造鄰邦”一語，金使援引《論語》有關“蠻貊之邦”的記載，認為宋使有“輕我大金國”之意，要求許亢宗改掉“邦”字，重新撰寫謝表奉上。【35】后來，許亢宗雖然沒有重新撰寫謝表，但從中可以看出，那時的金人已經了解漢儒有關“中國尊貴，夷狄卑賤”的思想，恥言自己為夷狄蠻貊，開始有了不承認自己落后，認為自己也是“中國”的思想意識。【36】到了金熙宗即位前后，隨著女真漢化的深入，特別是受漢族儒士的影響，金人更是將中國和夷狄看成尊貴和卑賤的代名詞。如，《金虜節要》一書曾記載，金熙宗完顏直“自童稚時，金人已寇中原，得燕人韓防及中國(引者：此為宋人的中國觀，指漢人及中原王朝)儒士教之。其宜之學也，雖不能明經博古，而稍解賦詩翰，雅歌儒服，烹茶焚香，奕(弈)棋戰象，徒失女真之本態耳。由是則與舊大功臣，君臣之道殊不相合，渠視舊大功臣則曰：‘無知夷狄也。’舊大功臣視渠則曰：‘宛然一漢家少年子。”’【37】作為女真貴族的完顏亶，因為自己學習了漢文化，即自視為尊貴的漢人，視那些沒有學習漢文化的女真人為“無知夷狄”，而那些沒有學好漢文化的女真貴族也視完顏直為“漢家少年子”，即認為完顏賣變成了漢人。顯然，金熙宗和女真舊貴族在這里所使用的“漢”和“夷狄”的概念并非民族概念，而是先進與落后的文化概念，“漢”即是“中國”的代名詞；也是漢族文明的代名詞；夷狄蠻貊則成了野蠻落后的代名詞，成了女真由夷變漢以后女真稱那些相對落后之人的代名詞，有時也成了金人攻擊和謾罵南宋等國的代名詞。【38】 完顏亮更是反對以民族為標準來區分尊貴和卑賤，認為應該以文化和事功為標準來區分尊貴和卑賤。他對漢儒中流行的“華夏尊貴，夷狄卑賤”的傳統思想十分反感，一天，他對翰林承旨完顏宗秀、參知政事蔡松年說：“朕每讀《魯論》，至于‘夷狄雖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朕竊惡之，豈非渠以南北之區分、同類之比周而貴彼賤我也。”對漢儒視“夷狄”為卑賤的民族大為不滿，他認為中原儒士或按照南北地區、或按照民族來區分貴賤尊卑是不對的，主張按文化區分貴賤尊卑，認為被中原漢人視為卑賤的女真人特別是他這個女真皇帝也是尊貴之人，并不比中原漢人差。又載，一天，完顏亮“讀《晉書》至《苻堅傳》，廢卷失聲而嘆曰：‘雄偉如此，秉史筆者不以正統帝紀歸之，而以列傳第之，悲夫。’” 【39】對史家所修《晉書》沒有把苻堅放到記載皇帝之事的《本紀》中去寫，而是放到與將相大臣同等地位的《載記》中去寫，大為不滿。在完顏亮看來，苻堅等少數民族在中原地區建立政權，并取得了“雄偉”的事功，也應該是中國正統。顯然，在完顏亮那里，區分中國和夷狄的標準也不是民族，而是文化和事功。 金人雖然一再自稱為中國正統，但仍不被金朝以外的受“華夷之辨”思想影響很深的一些漢族人士所承認，于是，完顏亮又援引《春秋公羊傳》“君子大居正”、“王者大一統”的“大一統”觀念，試圖統一全國，讓金朝以外的各族人心服口服地承認他是中國的正統皇帝。因此，他曾多次談到“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后可為正統”，【40】“天下一家，然后可以為正統”【41】等思想觀念和主張，并在這種思想支配下，在條件并不成熟的情況下發動了滅亡南宋的戰爭。 完顏亮攻宋失敗以后，金人自稱“中國”的思想意識不但沒有削弱，反而更加強烈了。到了金朝末年，經趙秉文等人進一步論述，這一意識更加理論化和系統化了。 趙秉文在《蜀漢正名論》一文中，援引韓愈的話說：“春秋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于中國，則中國之。”認為中國采用夷狄之禮就是夷狄，夷狄采用中國之禮就是中國。在此基礎之上，趙秉文又進一步提出了“有公天下之心，宜稱曰漢。漢者，公天下之言也”【42】，作為區別中國正統和非正統的理論。趙秉文在這里所說的“漢”，就是“中國”。他認為，是否應該稱曰“漢”以及是否應該稱為中國正統，標準在于是否“有公天下之心”，不管你族屬如何，只要“有公天下之心”即是“漢”，認為應該以“道德”作為區分中國正統和非正統的標準。可見，趙秉文進一步發揮了用文化來區別中國正統和非正統的理論，亦即發揮了用文化區別中國和夷狄的思想。金末元初的楊奐，也大體上提出了與趙秉文相同的理論，他認為，“王道之所在，正統之所在也”，即認為，只要行“王道”即可以稱中國正統，反對“以世系土地為之重”，即反對用種族世系和占有地域的情況作為區別中國正統和非正統的標準。所論“王道”，強調得“天下臣民之心”，“敦道義之本”，【43】顯然與趙秉文所論“有公天下之心”即為中國正統的思想，具有異曲同工之意。 以上可以看出，金人反對以民族區分中國和夷狄，主張按文化區分中國與夷狄，認為夷狄只要懂禮，由后進變為先進，就可以稱為“中國”；反之，“中國”也就變成了夷狄。金人認為他們懂禮，就應該稱“中國”，這就是金人自稱“中國”的另一種理論依據。 三 有人認為，金人自稱“中國”，將其他政權排除在“中國”之外，陷入“非華即夷”、“非夷即華”的二元悖論中，不能確立共同為“華”、平等相待的意識，具有一定的狹隘性和歷史局限性。【44】其實，這是一種誤解，金人雖然援引歷史上“中原即中國”、“懂禮即中國”等思想和主張，極力稱自己為“中國”，但并沒有將其他政權排除在“中國”之外。 眾所周知，金人元好問曾將自己編撰的有金一代詩歌總集命名為《中州集》。元好問在這里所用的“中州”一詞并非源于他的詩作“中州萬古英雄氣，也到陰山敕勒川”，而是取歷史上“中州”即為“中國”之意。據《漢書》記載，司馬相如所作《大人賦》有“世有大人兮，在乎中州”一語，唐顏師古注曰：“中州，中國也。”【45】北宋邢員為《爾雅》作注疏時也曾說：“中州，猶言中國也。”【46】元好問將其編撰的詩歌總集命名為《中州集》，顯然寓有金朝就是“中國”之意。元好問雖然以金朝為“中國”，但他并未將金朝以外的有關人物排除到“中國”之外。據由宋人元的南宋遺民家鉉翁所說，元好問不僅將那些“生乎中原，奮乎齊魯汴洛之間者”視為“中州人物”，也將那些“生于四方，奮于遐外，而道學文章為世所宗，功化德業被于海內”的人物視為“中州人物”，認為“壤地有南北，而人物無南北，道統文脈無南北，雖在萬里外，皆中州也”。說明元好問不僅以中原為中國，以金朝為中國，還按照“道統文脈”的文化標準，將那些“雖在萬里外”，但“道學文章為世所宗”，有“功化德業”者稱為“中國”，并沒有按照南北地域觀念去區分中國。按照這一思想認識，元好問在他的《中州集》中不僅收錄金朝詩人的作品，也收錄了“宋建炎以后”，出使金朝被留以及“留而得歸者”的作品。家鉉翁對元好問“生于中原而視九州四海之人物猶吾同國之人，生于數十百年后而視數十百年前人物猶吾生并世之人”，十分感慨，曾滿懷深情地說：“若元子者，可謂天下士矣!數百載之下，必有謂予言為然者。”【47】從家鉉翁的論述中可以看出，元好問不僅用“中州”指代中國(金朝)，也用“中州”指“九州四海”，指“天下”，賦予“中州”、“中國”以“九州四海”及“天下”之義。充分說明，元好問雖然以金朝為“中國”，但他并沒有將金朝以外的政權排除在“中國”之外。 王若虛也是一位主張以金朝為正統，但并不將金朝以外的政權排除在“中國”之外的學者。學界均認為，金朝爭正統的意識十分強烈，其實金人爭正統，并不是為了將同時存在的其他政權排除在“中國”之外，不過是為金朝爭得一定的政治地位，以便得到各個政權的承認，更有利于他們的統治而已。縱觀中國古代歷史上的正統之爭，均是如此，并非中國和外國之爭，【48】而是“中國”內部各個政權的政治地位及其所謂的政權合法性之爭。比如，班固《漢書》以漢朝為“正統”，以王莽的新朝為“非正統”，并非認為王莽的新朝不屬于“中國”；隋朝以繼北朝為中國正統，并非認為南朝不是中國。實際上，古人所說的正統多指中國正統，非正統則指中國的非正統，除一些持少數民族政權為非正統亦非中國之觀點的漢族儒士以外，多認為，無論是正統還是非正統，都屬于中國。就連華夷之辨思想比較嚴重的宋末元初文人鄭思肖也表達了這方面的思想，他曾指出，有些朝代可以稱“中國”，但不能稱“正統”，如，“三皇、五帝、三代、西漢、東漢、蜀漢、大宋”可以稱正統，“兩晉、宋、齊、梁、陳，可以中國與之，不可列之于正統”，唐朝也“不可以正統言”，認為夷狄所建政權可以稱“中國”，但不能稱正統，“夷狄行中國之事曰僭”。【49】他明確表示包括少數民族在內的非正統政權也可以稱中國，但不能稱正統。其實，早在鄭思肖之前，司馬光等人就從另一角度表達了分裂時期各個政權都是“中國”的思想，比如，他在《資治通鑒》一書中就曾指出：“茍不能使九州合為一統，皆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實者也。雖華夷仁暴，大小強弱，或時不同，要皆以古之列國無異，豈得獨尊獎一國謂之正統，而其余皆為僭偽哉!”【50】認為在政權分立割據之時，不必區分正統與非正統，對待各個政權應該像對待“古之列國”如春秋時期的周、衛、齊、魯、晉、宋等政權皆被視為“中國”一樣，也應該承認這些政權的合法性。司馬光的分裂時期不必區分正統與非正統的思想，可以解釋為都不是正統，也可以解釋為都是正統，即承認這些政權的合法性，實質上是一種多統思想，也就是說，司馬光已將分裂時期的各個政權，都看成中國內部的分裂政權了。金人王若虛對司馬光的這一論述十分贊賞，謂：“天下非一人之所獨有也，此疆彼界，容得分據而并立，小事大，大保小，亦各盡其道而已。有罪則伐，無罪則巳，自三代以來莫不然，豈有必皆掃蕩使歸于一統者哉!”【51】宣稱“正閏之說，吾從司馬公”，【52】認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允許有分立割據之時，而分立割據時期的各個政權都有存在的合理性，不應該區分正統與非正統。可見，王若虛也沒有將分立割據時期的各個政權排除在中國合法政權之外。 實際上，這一認識并非僅僅是元好問、王若虛兩個人的認識，而是金朝大多數人的認識。從史書記載來看，金人自從建立政權之始，就沒有將遼、宋排除在“中國”之外。 據《大金德運圖說》記載，金朝后期，章宗和宣宗曾組織“德運”討論，“秘書郎呂貞干、校書郎趙泌以為，圣朝先遼國以成帝業，遼以水為德，水生木，國家宜承遼運為木德”，明確提出金朝應該承遼水德以為木德的觀點，這不僅說明金人自稱中國正統，也說明呂貞干等人承認遼朝的中國正統地位，并沒有將遼朝排除在“中國”之外。當時，持金朝應該承遼統以為正統觀點的人雖然不多，但也反映出這種思想仍有一定影響，就連金章宗都曾表示：“呂貞干所言繼遼底事，雖未盡理，亦可折正。”【53】實際上，金朝前期一直以遼朝的繼承者自居。據《三朝北盟會編》記載，金政權建立不久，就曾“遣人使大遼，以求封冊”，【54】無疑是對遼政權的一種承認。金人滅亡遼朝，遼天祚帝耶律延禧在其所上降表中稱“伏念臣祖宗開先，順天而建業；子孫傳嗣，賴功德以守成。奄有大遼，權持正統”，【55】公開以中國正統自居。那時的金人也應該從遼人那里接觸到有關中國“正統”的觀念并開始以取代遼朝正統而自居了，這從天會四年(1126)金軍攻至北宋首都東京(今河南開封)給宋欽宗的國書中稱“今皇帝正統天下，高視諸邦”【56】等記載中完全可以看出來。此后，金朝多數人都沒有放棄繼承遼朝的立場。陳學霖認為金章宗在泰和二年(1202)十一月“更定德運為土”【57】之前，曾一度以水德為運，可能是襲用遼朝之水德。【58】劉浦江認為“襲用前朝之德運在五運說上是講不通的”，但他在此論之前講述遼承晉統之時，說“唐為土德”，五代時的后唐“中興唐祚，重興土運”，在此論之后講述北魏承繼曹魏之統時，又引用何德章的觀點說“一說(北魏)尚土德的真正原因是曹魏承漢火德為土德，故北魏亦從土德之運”。【59】既然歷史上已有襲用德運之說，那么在金初金人對德運學說尚缺乏深人理解的情況下襲用遼朝水德以表達其繼承遼朝正統的思想也不是不可能的。其實，劉浦江所承認的金朝前期以“金德”為運，也沒有按五運學說去承襲。劉浦江雖然反對陳學霖提出的金朝前期承遼的觀點，但他又注意到，按照中國史學的傳統觀念，某個王朝纂修前朝的歷史，就無異于承認本朝是前朝法統的繼承者。金朝曾兩度纂修《遼史》，其中第二次從大定二十九年(1189)至泰和七年(1207)。前后竟達l8年之久。 據金朝末年的修端說，章宗“選官置院，創修《遼史》，后因南宋獻馘告和，臣下奏言靖康間宋祚已絕，當承宋統，上乃罷修《遼史》”。【60】這里將金章宗罷修《遼史》的原因說成金人欲承宋統。說明在此之前，金朝有很多入主張不論所繼或繼承遼統，不然不會再有“欲承宋統”之說。直至金朝滅亡的1234年，幾位金朝遺民在討論將來應該如何修撰國史時，修端極力反對將遼、金二史附于宋史以為載記的觀點，認為“遼自唐末，保有北方，又非篡奪，復承晉統，加之世數名位，遠兼五季，與前宋相次而終，當為北史；宋太祖受周禪，平江南，收西蜀，白溝迤南悉臣于宋，傳至靖康，當為宋史；金太祖破遼克宋，帝有中原百余年，當為北史；自建炎之后，中國非宋所有，宜為南宋史”。【61】修端認為將來修史時，遼史應為“北史”，金史也應為“北史”，就是一種金繼遼為正統的思想。可見，自金人建立政權之初直至金末，一直有人主張金朝應該繼承遼統，這不僅表明金人以中國正統自居，也說明金人承認遼朝的中國正統地位，就是在金章宗御定金朝繼承宋統以后，仍然有入主張金朝應該繼遼為正統，仍然沒有將遼朝排除在“中國”夕外 金人在承認遼朝為中國以及自稱中國的同時，也沒有將宋朝排除在“中國”之外。據史書記載，金人在初起之時，一直以北宋為中國，如：金人進據燕山(今北京)以后，宋使趙良嗣再次使金向金太祖請求歸宋燕山等地，金太祖回答說：“我自人燕山，今為我有，中國安得之?”宋使“又索云中(今山西大同)一路”，金人則回答說：“云中久為我有，中國安得之?”【62】后經宋金反復交涉，金人同意將燕京等地交還北宋，但要將燕地人戶北遷，遂于“宣和五年(1123)，驅燕山士庶，多有歸中京、遼水者，云：‘我與中國約，同取燕云，中國得其地，我得其人”。【63】這幾條史料所說的“中國”，都指北宋。金人滅遼以后，雖然開始以繼承遼朝正統自居，但仍稱北宋為“中國”。如：金人第二次攻宋，完顏希尹等主張先取兩河，再取北宋首都東京(今河南開封)，宗翰不同意說：“東京，中國之根本，我謂不得東京，兩河雖得而莫守。”【64】可見，金人在滅遼以后仍然稱北宋為“中國”，表明金人不僅承認遼朝的正統地位，也承認北宋的正統地位。金人滅亡北宋以后，自稱中國正統的意識不斷強化，但仍以北宋為“中國”，同時南宋是北宋繼承者的事實，又使他們意識到很難將南宋排除到“中國”之外。《金史·呆傳》載海陵王完顏亮曾說，“自古帝王混一天下，然后可為正統”，實際上等于說，沒有統一南宋，就不能成為正統，無疑是他對南宋不得不承認的一種哀嘆。世宗雖然聲稱“我國家絀遼、宋主，據天下之正”，【65】意欲向天下表明，金朝沒有統一南宋，也可以稱正統，但他也沒有將南宋排除在“中國”之外，如：大定八年(1168)金世宗在冊命皇太子的《冊命儀》中說“紹中國之建儲，稽禮經而立嫡”，【66】無疑是在說金入學習“中國”的立太子制度，這里的“中國”絕不會指女真，應該指漢人，漢人只有建立政權才會有立太子制度，因此這里的“中國”應該指漢人政權。北宋是漢人建立的政權，南宋也是漢人建立的政權，按此理解，金世宗所在這里所說的“中國”就應該指包括南宋在內的一切漢人建立的政權，應該不會將南宋排除在外。金章宗倒想將南宋排除在正統之外，在他組織的“德運”問題大討論中，甚至有人主張越過北宋直接繼承唐朝為正統。將北宋也列入閏位。金人爭正統，無非是想將自己的政權納人華夏正統傳承序列之中，與漢文化接軌，以便讓各個政權承認金朝的合法地位，但他們將自己曾經承認過正統地位的北宋政權排除到正統序列之外，顯然有失金人爭奪正統地位之旨意，不會為大多數人所接受。至于將南宋排除到正統之外，倒符合金章宗的主旨，但如何割斷北宋與南宋的聯系，又成了難題。因此，章宗時期的德運討論雖然轟轟烈烈，但并未為大多數人所接受。大多數人都沒有將南宋排除在“中國”之外。比如，金末劉祁曾說，顯宗完顏允恭“高明絕人，讀書喜文，欲變夷狄風俗，行中國禮樂如魏孝文”。【67】劉祁在這里所說的“中國”，有文化之涵義，是指“漢文化”，就是漢人及其所建政權的文化。南宋是漢人建立的政權，所創建的文化應該屬于漢文化范圍，按此理解，劉祁所說的“中國”應該是指包括南宋在內的漢人及漢人建立政權的文化。如此說來，劉祁在這里所說的“中國”也沒有將南宋排除到正統之外。再如，歷史上的正統之爭，多寓為現實政治服務之義，葛兆光先生曾指出“宋代特別是南宋”，“幾乎一致地帝蜀寇魏”。【68】以為北宋“幾乎一致地帝蜀寇魏”似乎不確，但以為南宋“幾乎一致地帝蜀寇魏”，無疑是一種遠見卓識。因為北宋立國中原，在其沒有完成統一“十國”之時，與曹魏相似，“故北宋諸儒，皆有所避，而不偽魏”，多主“魏正蜀閏”之論；而南宋則偏居南方，與當年的蜀漢相似，所以多主“蜀正魏閏”之說，“紛紛起而帝蜀”，【69】皆具有為自己爭正統之意。在南宋時期興起的魏蜀正閏討論中，金人并沒有反對南宋人的觀點，也多持“蜀正魏閏”之說。趙秉文就在《蜀漢正名論》中，極力反對陳壽等人“以魏為正，以蜀為閏”的觀點，認為蜀漢“上則為三王之學，下不失為漢光武”，有“公天下之心”，雖為“僻陋之國”，但仍為中國正統。 【70】金末楊奐也主“蜀正魏閏”之說，【71】據說楊奐讀司馬光《資治通鑒》，“至論漢魏正閏，大不平之，【72】對司馬光“《通鑒》帝魏”大為不滿，【73】“遂修《漢書》，駁正其事。因作詩云：風煙慘淡駐三巴，漢燼將燃蜀婦髽。欲起溫公問書法，武侯人寇寇誰家”。后來，楊奐見到朱熹的《通鑒綱目》已將司馬光《資治通鑒》“以魏為正”改為“以蜀為正”，“其書乃寢”。【74】由于楊奐沒有完成其駁正司馬光《資治通鑒》以魏為正的論著，我們無從知道他在其書中是如何論述自己的觀點的，但從他所作《正統八例總序》中可以看出，他反對以“世系土地”作為區別正統與非正統的標準，主張以“王道”作為區別正統與非正統的標準，認為“(王)莽(曹)操之惡均”，都應該列入閏位，可歷史上多“卻莽而納操”，【75】以曹魏為正統是不公平的，主張以蜀漢為正統。趙秉文和楊奐都是視金朝為正統之人，但他們又都主張“蜀正魏閏”，無疑含有并不否定南宋之意。直至金朝滅亡的那一年，金朝遺民在討論將來如何修撰國史時，仍然有人認為“自唐已降，五代相承，宋受周禪，雖靖康間二帝蒙塵，緣江淮以南，趙氏不絕”，仍主張以宋(包括南宋)為正，以金為閏，“金子宋史中亦猶劉、石、苻、姚一載記爾”，【76】即主張將來撰寫遼宋金歷史時，應以兩宋為正統，像《晉書》一樣，將遼金列入載記。這說明，金章宗意欲將南宋排除在正統之外的做法并沒有收到預期效果，仍然有人主張以南宋為正統，以金朝為非正統。實際上，即使金章宗等人意欲將南宋排除在正統之外的主張為多數金人所接受，也沒有將南宋排除在“中國”之外，因為中國古代歷史上的正統之爭并非“中國”和外國之爭，所論正統和非正統都是中國，歷史上的莽漢正閏之爭、魏蜀正閏之爭等均含此義，直至金朝滅亡的那一年仍有金朝遺民丅主張金朝是非正統，也是這個意思，并非說金朝不是中國。從這一思路和認識出發，可以看出，金朝雖然有人主張將宋朝排除到正統之外，但并非將宋朝排除到“中國”之外。 實際上，這時的金人已經萌生了多統意識，即比較寬泛的“中國”意識。金朝初年，在他們對華夏正統思想沒有深刻認識的情況下，附會華夏正統思想，以繼承遼朝正統自居，但同時又不否認宋朝為中國正統，就是一種多統意識。金人滅亡北宋以后，仍以繼承遼朝正統自居，雖然有入主張改以繼承北宋為正統，但似乎沒有占據主流，社會上仍然無法否定南宋的正統地位，也是一種多統意識。后來，隨著金人對正統思想理解的深入，出現了章宗試圖變多統為一統的“德運”大討論，并下詔以繼承宋統自居，但并沒有收到預期效果，因此又有了宣宗時期的“德運”問題的再次大討論，也以不了了之而告終。直至金朝滅亡的那一年，修端提出以遼史和金史為《北史》、北宋史為《宋史》、南宋史為《南宋史》的修史方塞，正式提出遼、宋、金均為“正統”的多統思想。這種思想對元朝產生了重要影響，元朝幾經爭論之后，終于由脫脫拍板確立了遼、宋、金“三國務與正統，各系其年號”【77】的修史方案。脫脫等人所確立的遼、宋、金均為正統的多統思想，是對金人多統意識的繼承和發展，實質是對遼、宋、金都是中國的一種承認。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金人雖然援引“中原即中國”、“懂禮即中國”等漢儒學說和理論，自稱“中國”，但他們并沒有將遼、宋排除到“中國”之外。作為分立對峙政權，他們承認遼、宋、金分別是各自獨立的不同政權，各有自己的國號，互為外國；但作為“中國”，他們又認為遼、宋、金都是“中國”。這就是中國古代比較寬泛的“中國”意識，或稱“大中國”意識，也就是我們常說的“中國多元一體”意識，或稱“中華多元一體”意識。金人的這種認識，無疑具有講步意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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