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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敬澤，中國著名文學批評家。出生于1964年1月，1984年畢業于北京大學，現為中國權威文學期刊《人民文學》雜志主編。李敬澤長期從事文學編輯工作和文學理論批評寫作，編發了許多具有廣泛影響的文學作品，發現和推出了許多新銳作家。他是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中國最活躍的批評家之一，其文學批評在文學界和讀者中享有較高聲望。著有各種理論批評文集和散文隨筆集近10種。曾獲魯迅文學獎理論批評獎、華語傳媒文學獎年度評論家獎、馮牧文學獎青年批評家獎。王競博士(Dr. Jing Bartz), 法蘭克福書展德國圖書信息中心主任，負責與中國新聞出版總署合作，策劃中國2009年中國法蘭克福書展主賓國中國圖書翻譯項目 王競：在今年三月份的萊比錫書展上，我和二十多家德語區的出版社談到明年法蘭克福書展中國是主賓國，大家是否有意出版中國作家的書。無一例外地，德語區的出版社都表現出興趣。但他們中的大多數提到，希望看到中國年輕一代作家們的作品。您能理解這種愿望嗎？ 李敬澤：我想很多德國讀者是希望通過文學了解中國，他們認為在年輕作家的作品中，有可能更直接地感受和了解中國當下所發生的一切。順便說一句，這也是中國讀者的愿望，我們自己對發生在中國、發生在我們周圍的一切也懷有深刻的困惑和強烈的好奇，我們希望我們的文學能夠表達我們的復雜經驗，表達我們五光十色、變幻不定的文化境遇和道德境遇，在這方面，年輕的中國作家們更為敏感，更具想象力，更有表達的欲望和勇氣。 王競：在中國，年輕一代的作家是一個什么概念？ 多大？他們的作品的主題、寫作風格、語言跟他們上一代的作家有根本的分水嶺嗎？ 李敬澤：我們習慣于以出生年代來指稱一代又一代年輕作家。幾年前，如果你聽到人們說一個人是“70后”作家，意思就是他生于上世紀70年代，屬于最年輕、最新銳的一代作家；這有時會使一個生于1969年的作家因為錯過了末班車而郁悶；但時間過得很快，現在我們已經有了一批更年輕更新銳的“80后”作家，人們開玩笑說，很快就會有“90后”作家了，事實上現在已經有了。 當然，這種劃分方法是愚蠢的，好像一群人僅僅因為生于同一個十年并且從事寫作就必定會有共同的特性。但愚蠢的說法之所以流行，是因為它表達了人們認真、普遍的焦慮：在中國，人們經受著社會和生活的急劇變化，我們的經驗正在快速折舊，我們都感到自我認識的危機、認同的危機，我們急于確立自身的特性，急于證明自己在這個善變的世界中把握著自己的生活，仍是一種主動性力量，即使是屬于某個富于主動性的群體；年輕人認為他們在引領時代的潮流，在傳媒、網絡和流行文化的支持下，他們的符號生產和傳播更為迅速有效，他們由此證明自己領受著時代的最新經驗，并獲得了一種優于年長者的集體性的文化權力——當然，這很可能只是一個被容忍的幻覺，中國和其他國家一樣，仍然是一個年長者支配的社會，而且復興傳統的力量也正在這種認同焦慮中獲得新的動力。 所以，中國每一代年輕作家都樂于宣稱自己與上一代作家根本不同。當然，除了迅速褪色的經驗的表面差異之外，他們還需要證明他們能夠提供一些更為持久的東西。中國現代文學在一百多年來已經形成了一個傳統譜系，作家們由此出發并對這傳統作出回應，宣稱“根本不同”也是一種回應方式。 王競：外國人和中國人慣于把當代中國文學分為80年代先鋒文學，90年代寫實文學，那么進入21世紀后又是什么呢？您同意把文學每十年分一次嗎？或者中國在改革開放三十年中每十年就真的巨變一次，讓文學也跟著變？ 李敬澤：我想那和“70后”、“80后”的說法差不多，當我們試圖用一個全稱判斷概括一個時代的文學時必須十分小心，那可能遮蔽了寫作的豐富性，除了讓我們自以為真理在握之外不能增進我們的知識。三十年來，中國確實在發生巨變，中國文學也確實回應著這種變化，但文學的發展有自己的邏輯和節奏，并不是全然被動地應付外界的變化。 總的來看，中國文學在上世紀80年代是啟蒙的、先鋒的、“尋根”的；進入90年代以后，走向對身體、欲望、日常生活以及市場化過程中人的社會境遇的發現和表達，這當然與中國在90年代的巨大市場化進程有關，但也反映著中國文學自身的發現和擴張沖動。1977年，中國作家們在重新起步時實際上還沒有屬于自己的語言和主題，從那以來的三十年間，他們把他們二十世紀上半葉的前輩和過去兩百年間的西方同行們做過的事迅速做了一遍：他們將人從意識形態禁錮下解放出來，對人進行大規?？碧?、認識和想象，為我們的經驗和境遇找到形式和語言。所以，這三十年里，我們是在趕路，變化頻繁，像我們做很多事一樣，我們做得很快，但太匆忙，來不及做得很好，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文學可能需要更加沉著。現在，也有論者提出了“新世紀文學”的概念，認為自21世紀以來中國文學發生了很大變化，但我認為這方面真正的變化可能在98、99年左右已經發生，那時，我們強烈地感受到網絡、消費、全球化、大眾傳媒、流行文化這些東西的來臨，在很短的時間內，作家們發現他們似乎處于一個全新的語言、傳播和文化環境之中，傳統的、知識分子式的“純文學”遭到了嚴峻挑戰，到現在，中國的文學在一定程度上也已經成為消費文化的一部分。 王競：中國文學作品中，寫農村的題材很多，有人甚至說80%的中國當代文學是農村文學。 您的意見呢？ 李敬澤：我不知道這個比例是怎么計算出來的，但如果你把三十年來的中國文學當作一個整體，那么其中農村題材或者農業文明背景的作品確實是多數。中國原就是個傳統的農業社會，農村問題是中國現代化轉型過程中的核心問題，它在很長時間里占據了知識分子和作家們的注意力。直到現在，40歲以上的中國作家大都有程度不同的農村生活經驗，而且我們的文化傳統主要是一個農業文明的傳統，悠久深厚，當一個作家寫農村時，他的背后實際上站著無數作家，他有很多美學資源可以調用。 王競：在德國的媒體報道中，經常有對北京、上海這樣的超級大城市的報道。德國的年輕讀者也希望通過文學了解中國人的城市生活。由數據說，過去的三十年經濟發展，把中國的城市化推進到35%的程度。那么，您認為當代中國文學作品中有成熟而出色的城市文學嗎？ 李敬澤：在中國，超級城市幾乎是一件全新的事情，城市化浪潮，人口從農村到城市、從中小城市到大都市的流動遷徙，大都市景觀的出現，這幾乎都是從上世紀90年代初才大規模開始，你我這個年齡的人都應該記得，我們80年代上大學時的北京，很多地方還是村莊，整個城市還有一種寧謐的鄉村氣氛。 所以，中國的作家們對都市的書寫，是在90年代初真正開始，在這方面，他們幾乎是從頭寫起，沒有什么傳統資源可以憑依，很多作家不得不求助于30年代上海的歷史記憶。而在當前的中國文學中，隨著大批年輕作家的出現，都市背景的作品至少在數量上已經成為主流。諸如王安憶、畢飛宇、朱文、李洱、李馮這樣的作家都對中國都市經驗的書寫做出過重要貢獻，而到了“70后”、“80后”作家那里，大部分作品都是以都市為背景。 在這個過程中，作家們注視著都市對我們生活的巨大影響，他們力圖理解在我們身上、在我們周圍到底發生了什么，中國文學由此進入了新的領域，新的主題、風格和語言被創造出來。但是，我們可能至今尚未走出都市帶給我們的最初的震驚和亢奮，植根于都市經驗的復雜的想象力還遠未得到充分發展。 王競：在德國流行的一本中國文學作品是衛慧的《上海寶貝》，但讀過這本書的很多德國讀者并不滿意它的文學水準。您怎么看這本書？ 李敬澤：《上海寶貝》當然不是一部成功的作品。我知道有德國學者和批評家對此感到失望和憤怒。但是在中國，學者和批評家們也很奇怪，你們為什么那么在意它，我想，沒有一個嚴肅的中國批評家認為它能夠代表中國文學的水準。 王競：除了衛慧， 在德國還有一個中國女作家開始立住了，這就是虹影。這兩個人能代表中國當代文學中的女性文學嗎？還有新的女性作家可待發現嗎？ 李敬澤：中國當代文學中的女性文學是一個繁盛的脈絡，其中包括了我們一些最好的作家，比如鐵凝、王安憶、遲子建，即以通常所說的女性主義寫作而言，陳染、林白也更具代表性。女作家的大量出現，是中國當代文學中十分醒目的現象，現在活躍的年輕女作家還有金仁順、魏微、戴來、朱文穎、喬葉、魯敏、張悅然、鄭小瓊等等，他們都有很多作品書寫女性經驗。 王競：在萊比錫書展上我和德國出版社的談話中，很多人都強調要那樣的中國作品，一方面能反映當下的中國、社會的巨變、人和人的關系、人的情感心靈的作品，另一方面，又要讓西方讀者讀得懂。您對西方文學在中國的出版也非常了解。您認為，相比較而言，中國當代文學很難被西方讀懂嗎？所謂中國元素太多嗎？ 李敬澤：當然，中西之間有巨大的文化差異，我們過去百多年來復雜的歷史經驗可能也并非普通的西方讀者能夠輕易理解，這為中國文學走向西方帶來了很大困難。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對中國的幾代文學讀者而言，德國和德語文學都是毫不陌生的，我熟悉卡夫卡、迪倫馬特、黑塞、伯爾、格拉斯等等，我最喜歡的一位德國作家是朋霍費爾，當然他不是文學家，但我被他的文字深深打動。這說明，只要我們開始去讀，只要我們懷著了解的意愿，文化和經驗上的差異不能阻隔我們。 王競：您最欣賞的三位當代作家是誰？ 李敬澤：莫言、張承志、王安憶；莫言可能是最具中國精神的作家，他有著植根于中國鄉土大地的浩瀚強勁的力量。張承志是一位令人不安的作家，他不怕冒犯你，對世界提出他的堅定看法，而且他的文字我認為是最好的漢語。王安憶則是我們最具感受力的小說家，她非常耐心深入地探察我們的經驗。 王競：您認為最有潛力的三位年輕作家又是誰？ 李敬澤：最有潛力的年輕作家是——啊，你這是讓我擲色子——也許是，徐則臣、魯敏、田耳。徐在北京，魯敏在南京，田在毛澤東的故鄉湖南，你一開始就提到，德國讀者希望看到中國年輕作家的作品，我想，他們三個人正是我在聽到這個問題時馬上想到的作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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