銘文鏡

在漢鏡中以銘文作為銅鏡背面的主要裝飾的種類，大致可分成以下幾種類型：見日之光鏡（簡稱日光鏡）、長毋相望鏡、家常富貴鏡、昭明鏡、君有行鏡、銅華鏡、清白鏡、記年銘鏡及重圈銘文鏡等。筆者首先從自己收藏的幾面昭明鏡對其作了粗淺的分析，以期拋磚引玉，引起同道共喜者回應。
　　對我國古代銅鏡的命名確實是一件令人頭疼的事，但業界同仁也有一些約定俗成的標準，不至于在闡述對象時發生混亂。一般來說，以鏡背主要紋飾及銘文首句主要文字或記年來命名。
　　重圈銘文鏡作為一種相對特殊的類型，從歷代散見的文獻資料來看，其命名也各不相同，雖然大多數的重圈銘文鏡的內圈或外圈都出現“昭明”鏡銘，但大多數學者還是把其與昭明鏡區分開來。
　　重圈銘文鏡在西漢中晚期墓葬里常見，其共同特點是有銘文帶兩圈。從目前已知的考古資料來看，大致可分成以下幾種：一是內圈為“日光”銘，外圈是“昭明”銘；二是內圈為“昭明”銘，外圈為“清白”銘；三是內圈為“昭明”銘，外圈為“皎光”銘；四是其他組合，如有的內外圈都是“日光”銘，有的內圈“日光”銘后還增加其他銘文，有的外圈是“君有行”銘和“銅華”銘等等。前幾種在較早的譜錄中多題為昭明鏡、清白鏡和皎光鏡，就是取外圈鏡銘首句主要文字“內清質以昭明”、“絜清白而事君”和“妙皎光而燿美” 而命名，但現在大都稱為“日光昭明重圈銘文鏡”、“昭明清白重圈銘文鏡”和“昭明皎光重圈銘文鏡”，或簡稱為“重圈昭明鏡”、“重圈清白鏡”和“重圈皎光鏡”。以前二種比較多見，第三、四種為數較少。
　　內圈銘文多見“日光”銘和“昭明”銘。“日光”銘的全文是“見日之光，長毋（不）相望”或“見日之光，天下大明”，每字間大都夾“ 反e ”或“◇＋（合在一起）”形符號。“昭明”銘的全文參見拙作《漢代昭明鏡鏡銘特點淺析》。
　　外圈銘文除了“昭明”銘外，大都為“清白”銘、“皎光”銘、“君有行”銘、“銅華”銘等。
　　“清白”銘的完整銘文目前大多參照梁上椿先生之說，釋為：“絜（潔）清白而事君，怨陰驩（觀）之合（弇）明，彼玄錫之流澤，恐疏遠而日忘，慎糜美之窮皚，外承驩（觀）之可說，莫（慕）窔窕之靈泉，愿永思而毋絕”。日本飯冢市巖堀田的10號甕棺墓有較為完整的重圈清白鏡出土。
　　皎光銘的完整銘文目前大都參照李學勤先生之說，釋為：“妙皎光而燿（耀）美，挾雅都而承閒（閑），懷驩（觀）察而恚予（紓），愛存神而不遷，得并執（勢）而不襄，精昭（照）析（皙）而伴君。”山西朔縣西漢晚期墓有較為完整的重圈皎光鏡出土。
　 君有行銘的完整銘文為：“君有行，妾有憂，行有日，返無期，原君強飯多勉之，仰天大（嘆）息長相思。”
　銅華鏡銘的完整銘文大致可分成以下二種：一是“氵柬 （合為一字）治（冶）銅華清而明，以之為鏡宜文章，延年益壽去不祥，與天無（毋）極，如日之光，千秋萬歲，長樂未央”；另一種是“清治（冶）銅華以為鏡，昭（照）察衣服觀容貌，纖組雜遝以為佳，清光乎宜佳人”。
　　　　　
　　這就是：昭明重圈銘文鏡。見《中國銅鏡圖典》242鏡。
　　銘文內容是：
　　　內圈：“見日之光，長毋相忘”。間以順時針螺旋相隔。
　　　外圈：“內清質以昭明，光輝象乎兮日月，心忽而愿忠，然雍塞而不泄”。
　　字體是篆隸式變體，似篆似隸，篆中帶隸，字體活潑，流暢秀美，圓筆中帶有方筆，基本可以發現當時書體從篆書向隸書蛻變的倪端。

洛陽與紹興的漢代銘文鏡之比較
    漢代是中國封建社會重要發展時期，國家統一，經濟繁榮，手工業發達。這時期的青銅制造業在禮器、日用器皿上的制造方面嚴重的萎縮，日益被漆器、陶瓷器和鐵器所代替，大量的銅被用來鑄造錢幣和銅鏡，銅鏡的鑄造業逐漸的進入繁榮昌盛的新時期。漢代銅鏡以數量多（如果以大的時期而論，出土的數量最多）、分布廣（全國各地都有發現）、制作精（質量高）而著稱于世。銅鏡在漢代，尤其在東漢已經成為及其普遍的日用品，有一些已經飛入了尋常百姓家，雖然不可能人人一面，至少也已經是一家一面的程度，而且還是最常見的隨葬品之一，少數的墓葬中還出土了數面的銅鏡。中國銅鏡的鏡背不僅有紋飾，而且自戰國以降有銘文，在西漢初期銘鏡較常出現，但只是作為主題紋飾的陪襯。漢武帝以后有銘鏡較普遍，并且出現了完全以銘文為銅鏡主題內容的重圈銘文銅鏡，書體由篆體、隸體或者篆中帶隸體鑄成。從銘文中我們可以知道，洛陽、丹陽、廣漢、會稽、吳郡等地都曾經是鑄鏡業特別發達的地區。我僅僅想從洛陽和紹興兩地漢代銘文鏡的比較中，發現一些問題，中原文化與吳越文化的比較，作為統一王朝下的文化，有著怎樣的交流和發展。中原文化與吳越文化，它們之間既有聯系又有區別。有著共同的漢文化的特征，又有著各自的地域特征。它們之間相互有著一定的影響，共同發展。
    我們的比較從銅鏡的鏡形、鏡鈕、鏡座、鏡緣、鏡銘、主題紋飾、鏡體表面的顏色等七個方面進行比較。
    首先，我們來看一看，洛陽和紹興的銅鏡的鏡形。
    中國銅鏡屬于圓版具鈕系統，也就是鏡形多為滿月形，這種鏡形均為有鈕。漢代的銅鏡鏡形都是圓形的。洛陽與紹興的所有銅鏡也不例外，都是圓形的。這是共同的地方。
   第二，我們從鏡鈕上再做比較。
   鏡鈕在鏡背的中央，用以系帶懸掛或者手執。漢初的銅鏡大多數是弓形鈕（又稱橋形鈕），一般較小，有三弦橋鈕，也有二弦橋鈕，少數為單弦橋鈕。漢代的銅鏡的鏡鈕多數為圓鈕（又稱半圓球狀鈕），這種鈕式后來成為中國銅鏡的基本形式，從西漢中期到東漢，圓鈕最為流行，且有增大的趨勢，此外還有少數的伏獸鈕、連峰鈕、博山爐式鈕。洛陽的銅鏡鏡鈕一般就是圓形鈕，很少有另類。紹興的銅鏡鏡鈕，一般也是圓形鈕，不過伏獸鈕、連峰鈕、博山爐式鈕，這些就是以紹興為中心的江南的特產，在東漢以前，也沒有發現，就可能是出現于東漢的鏡鈕形式。在紹興出現以后的若干年以后，流傳到了中原，中原也有了這種鏡紐的嘗試，不過現在還只是零星的發掘到一兩個。這也許就是中原吸收紹興的結果。
    第三，我們可以從鈕座看一下洛陽與紹興的銅鏡。
    鈕座是鈕外的裝飾，鈕在鈕座的中央，好象就是專門為鏡鈕設置的座子。鈕座出現于春秋戰國時期，之前沒有鈕座。出現之初除了全素鏡、饕餮紋鏡、多鈕鏡等少數的銅鏡沒有鈕座以外，其他紋飾的鏡子多有鈕座。西漢時期的銅鏡流行的是圓鈕座、四葉紋鈕座、十二并蒂連珠紋鈕座。其中的四葉紋鈕座發展成為四葉蝠形鈕座，在鈕座外大多數有單線或者雙線方框，也有的是用重圈帶裝飾。并蒂連珠紋是數朵花并蒂（蒂頭就是鈕），其中飾連珠。東漢時期的圓、方鈕座都很流行的。東漢前期的洛陽的銅鏡的鈕座，一般是圓鈕座的、四葉紋鈕座很是占主導地位，鮮有十二并蒂連珠紋鈕座的。東漢時期，十二并蒂連珠紋鈕座在中原也有很多的，并且跟紹興的有些不同，更加的精美。而紹興的銅鏡鈕座的形式很是多樣的，各種各樣的都有，中原前期沒有的十二并蒂連珠紋鈕座，在這里我們很早就可以看到很多的，這也許就是紹興的先發現的，以后又流傳到了中原，中原在此基礎上進行了加工、創新，使這種十二并蒂連珠紋鈕座在中原發展廣大。然后紹興又吸收了中原的部分精華，使十二并蒂連珠紋鈕座發展的更加富有特色。
    第四，我們可以來看看鏡緣。
     鏡緣是指鏡背的最邊緣，它的變化很有特色。早期的銅鏡的鏡背基本上是在一個平面（除了鈕部以外），不論是素鏡還是略加簡單紋飾的銅鏡都是這樣的，較平整或者微微的向內凹。緣部也是很窄的，有的僅僅是有凸弦紋兩周。西漢早期的銅鏡的鏡緣有一部分（如素鏡），仍然保持著平直、素窄的傳統外，普遍流行的是素高或者素低卷緣，也就是緣不加飾，并且向上卷起，一般比較窄。比較常見的是花葉鏡、山字鏡等等大多數就是這個類型的了。也有一部分少數的饕餮紋鏡和其他的禽獸紋鏡出現了素寬緣，緣部仍然微微的卷起，我們可以稱之為素緣寬邊，這一特征是繼承于春秋戰國的。這一時期的鏡緣部分都比較厚。在透雕類鏡、金銀錯紋類鏡中，則是常見素平緣的。西漢中期的銅鏡的鏡緣，盛行寬平素緣，也就是緣部較寬，這種紋飾的部分較厚實，但是緣部不上卷并且沒有任何的飾紋。也有相當數量的這一時期的銅鏡在寬平緣上飾以圈帶狀的流云紋、三角鋸齒紋、內向連弧紋、雙線波紋、幾何紋等等，與主題文飾相配顯得非常的協調。鏡邊裝飾日趨復雜化,在一面鏡背上常用減地平雕技法,兼飾云藻紋、纏枝花草紋、水波紋、禽獸紋、鋸齒紋等五六種紋樣。當然了，這主要是在新莽時期以后才出現的，并延續到唐朝初期。其實，洛陽與紹興的銅鏡的鏡緣的比較，這里有些可比性。西漢早期和中期的洛陽銅鏡的鏡緣的比較樸實無華，崇尚一種自然美。也許這與他們崇尚經術有關。止到西漢晚期，才開始注重鏡緣的裝飾。相反，這一時期的紹興就不是這樣的了，它追求的跟洛陽的不同，好象比中原的要早上一個時期，當中原追求寬平素緣的時候，這已經是紹興這里早期的了，此時紹興又是在寬平緣上飾以圈帶狀的流云紋、三角鋸齒紋、內向連弧紋、雙線波紋、幾何紋等等，與主題文飾相配顯得非常的協調。當中原開始在寬平緣上飾以圈帶狀的流云紋、三角鋸齒紋、內向連弧紋、雙線波紋、幾何紋等等，與主題文飾相配顯得非常的協調的時候，紹興已經非常的完善和成熟了。中原學習的很快，發展的很快，趕的也很快。然而，中原最后也沒有在這方面超過以紹興為中心的江南。最后一直是北追南，南方比北方稍稍高一籌，這主要是因為東漢后期中原發生戰亂，而此后的幾百年就基本是這樣了，江南卻是一片凈土，非常詳和的樂土。
   第五，從主題紋飾上看。
   兩漢銅鏡圖案式樣豐富,制作精巧,具有很高的藝術性和裝飾性,是我國銅鏡發展史的重要時期,反映了漢代的文化藝術水平,冶煉和裝飾工藝水平,也是當時人們精神生活的反映,具有很高的美學欣賞價值。漢代銅鏡種類繁復,形制多樣,做工精良,紋飾優美,為中國古代工藝美術之珍品
    銅鏡主題紋飾，我們可以把漢代的做一個概括。西漢景帝以前，主題紋飾素樸,圖案結構簡單，紋飾仍是戰國晚期的純地紋,以呈人字形席紋的為多。同時還有雙線連弧紋,以鈕為中心連續盤繞的變形蟠螭紋和蟠虺紋,地紋為細密的鉤連雷紋,間飾四葉紋。風格簡單粗獷,疏朗明快,是對先秦銅鏡藝術的繼承,其紋樣盡管仍沿用了商周時期的蟠螭紋、虺龍紋、雷紋等,但那種久被拘禁的神秘境界一掃而盡,已失去其宗教含義。線條流暢、歡快、舒展,是漢代銅鏡藝術的開拓者。文景之后,紋飾布局突破了“心對稱”古樣設計,出現了“軸對稱”式新風格。花紋裝飾打破了兩周以來彝器式風格的影響,戰國以前慣用的饕餮紋、蟠螭紋、純地紋已經消失,代之而起的是頗為新穎活潑的草葉紋、星云紋、連珠紋、乳釘紋、禽獸紋、連弧紋、規矩紋等,并出現了四等分格局,構成既對稱又連續的圓形裝飾圖案。紋樣生動活潑,變化萬千,完全摒棄了過去那種板滯、抽象的形式和內容,趨于寫實。這種布局方式在漢武帝以后成為影響深遠的方式，這些文飾又是以鏡鈕為中心對稱分布。主紋成為銅鏡的單一圖案。在戰國末期出現的銘文開始逐漸成為銅鏡文飾的組成部分，漢武帝以后更始必不可少的主題內容。這些變化，使西漢中期出現了“漢式鏡”。漢武帝時期到西漢的后期，主要的銅鏡種類先后有“草葉紋鏡”、“星云紋鏡”、“四螭紋鏡”以及因銘文而定名的“日光鏡”、“昭明鏡”。這類鏡十分的流行，使銅鏡的形制、紋飾在全國范圍內趨于一致的。然而到了新莽時期，一種新的“方格規矩鏡”大量的流行。新莽時期規矩鏡頗為盛行,規矩紋間,往往穿插著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和以及犀牛、鹿、牛、玉兔、蟾蜍、雄羆、瑞鳥 鳥獸圖案。構圖巧妙,以圓與方的對比,形成旋轉奔馳、活潑生動的優美圖案結構。它的花紋除了鏡鈕外圍的方格形和四周的規矩紋外（所謂的規矩鏡是指在鏡上飾有“T”“L”“V”形狀的文飾），有時還有青龍、白虎、朱雀、玄武等“四神”的圖像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等十二時的字銘。構圖格局不外乎用乳珠間隔四等分,但鈕座以外出現了方欄,并以同心圓形式環繞多層紋帶。如洛陽出土的鳥獸紋鏡,在鈕座以外依次環有八乳花蕾紋帶、翔鳥幾何紋帶、七乳四靈金烏蟾蜍紋帶、射線紋帶、鋸齒紋帶、剔地鳥獸奔戲紋帶,凡七層之多。觀之頗富立體層次和抑揚頓挫的節奏感。
這是陰陽五行思想在銅鏡上的反映。四神及禽鳥、瑞獸圖紋的出現，為銅鏡主題的拓展開辟了新的途徑。也就是從這時開始出現了紀年，這為銅鏡的時代鑒定提供了可靠的證據。東漢前期最常見的銅鏡是王莽時流行的方格規矩鏡和源于西漢后期的日光銘、昭月銘的連弧紋鏡 。這兩種鏡子經過演變和發展，延續到了東漢中期和晚期。從東漢中期開始，銅鏡的文飾主題題材進一步的得到開拓發展，以神獸鏡和畫像鏡為主的銅鏡得到巨大的發展。神獸鏡以東王公和西王母等神像與龍虎等獸紋為主紋，大膽的把神人并同、神獸同鏡，表達了人們的追求和理想。畫像鏡除了神像和獸形外，把車馬、歌舞、神話、歷史人物、傳說都統統的納入了一面小小的空間內，增加了時代生活氣息。銅鏡工藝 到中晚期,多用平剔減地工藝技術,同時也用高浮雕來表現物象的形態。洛陽出土的一面東漢中期夔紋鏡,兩組對稱呈“s”形扭曲的龍鳳形象環繞鏡鈕,動態強烈,線條流暢,構圖豐滿。羽人畫像鏡,用四枚刻有“三十”的印計分隔為四區,每區勾出一個單腿踞跪、形象一致的羽人,人物形象沒有細節,沒有修飾,沒有個性表達,相反,突出的是夸張的形體姿態和異常單純簡潔的形象。王公王母畫像鏡,上下對稱,以陽線勾勒,儀態端莊,袖手端坐的東王公、西王母和侍者,一邊為疾馳的車馬和虎豹,依據神話傳說,構成一幅生動的畫面。旋渦云紋鏡,用自然流暢的弧線以示流云,富有舒展豪放的韻致。這一時期的紋飾主要有龍鳳、獸紋、蝙蝠、人物畫像、東王公、西王母、羽人,旋渦云紋等等。表現出的是一種豐富的生活場景。是遼闊的現實圖景,悠久的歷史傳統,邈遠的神話幻想的結合。神獸鏡和畫像鏡多產于江南，是長江流域自鑄的銅鏡，它們的出現使南方銅鏡和北方銅鏡開始產生一定的差別。
    第六，從鏡體表面的顏色看。
    我們觀看銅鏡的色澤，不同的銅鏡，由于金屬配伍比例不同，冶鑄技藝、加工方式的差異，它的表面顏色、銹蝕程度、銹跡的形狀、顏色都是不同的。我們可以借助先進的現代科學儀器。漢代初期的銅鏡表面多發黑，有銅綠銹斑。西漢中期的以及以后的鏡體加厚增重，鏡面外凹，鏡表銅綠銹常呈塊狀分布，有些表皮脫落部分泛白色，鏡背文飾一般較清晰、銘文也可辨，質次者銹蝕嚴重。漢鏡的化學成分比例合適，配伍較穩定，一般銅占60—70%左右，錫占20—24%左右，鉛占4—6%之間最為普遍。洛陽和紹興的鏡沒有什么大的區別。
    第七，我們可以從鏡銘上看。
    春秋戰國以前沒有銅鏡銘文，到戰國晚期有銘鏡才偶爾出現。西漢初期銘文仍然是少見的，即使有也只是作為主題文飾中不顯眼的一部分而存在的。西漢中期前后銘文逐漸成為銅鏡文飾的組成部分，在連弧紋鏡中開始處于主紋的地位，重圈銘文鏡中則完全以銘文為主，其他文飾則屬于從屬的地位。字體以瘦長的隸書為多，有的是篆體，隸體或者篆中帶隸，有不少是非隸非篆銘文有的在方格內，有的在銘圈內。銘文集中反映三個方面的內容。其一，企求高官、壽祿、富貴等等祝愿性質的吉祥語。如“大樂富貴，千秋萬歲，宜酒食”；“常富貴，樂未央”；“君宜高官，位至三公，大利”；“君宜高官，位至公卿”；“祝愿高官，位至三公，金錢滿堂”等。這主要是龍鳳鏡的銘文。龍鳳是吉祥如意的象征，配以這些銘文更顯得瑞氣縈繞、祥光四照。漢初，隨著地主階級政權的鞏固，朝廷需要吸收更多的人進入官僚機構。當時入仕的途徑很多，除任子、貲選、征辟外，察舉選官（舉賢良方正秀才）至漢武帝時期形成制度，為官作吏是地主階級知識分子的重要出路，追求名利、企求高秩的社會現實，在人們的思想意識中必然有所反映，在銘鏡中以精練的語言表達出來也是一種正常現象。其二，是“長相思，毋相忘”方面，表達男女相思之情，渴望歡聚，祝君平安、早歸的感情內容。如“長相思，毋相忘”；”大樂未央，長相思，愿毋相忘”；“君有行，妾有尤，行有日，反無期，原君強飯多勉之，卬天大息，長相思，毋久（文未鑄完）”；“君行卒，予予志，久不見，侍前希”；“與天無極，與地相長，歡樂未央，長無相忘”。這是戰國至漢初人們對因戰亂、徭役、軍役連年，造成無數家庭妻離子散，男人暴尸疆場，女人空守閨房的歷史悲劇的抗訴，鏡銘所反映的正是對和平寧靜生活的渴求。其三，是贊美鏡子的質量和效用，傳達了銅鏡已經開始走向商品市場的信息。如“內清質以昭明，光輝象夫日月，心忽揚而愿忠，然雍塞而不泄”；“冶煉銅鏡清且明”。日月鏡、昭明鏡都屬于這些的。如“見日之光，天下大明”；“見日之光，所見必當”；“內清質以昭明，光輝象夫日月”等等。有些鏡銘的內容三方面都有的，典型的如“清制銅華以為鏡，絲組雜還以為信，清且明，服者富貴番昌樂未央，千秋萬世長毋相忘，時來何妨”。
    西漢中期到東漢末期，除了延續前期的銘文外，流行的銘文內容很廣，主要有以下幾種：其一，是神仙道家思想中長生不老，順陰陽辟不詳方面的內容。這是王莽時期先后的讖緯神學、神仙思想、陰陽五行的盛行在鏡命中反映。在規矩鏡類的四神規矩鏡中，有“尚方”銘的多屬這類。如“尚方御鏡大毋傷，巧工刻之成文章，左龍右虎辟不祥，朱鳥玄武順陰陽，子孫備具居中央，長保二親樂富昌，壽敝金石如侯王寧”；“尚方作竟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溫飲玉泉饑食棗，浮游天下敖四海，壽如金石為國保”；“駕蜚龍，乘浮云。上大山，見神人。食玉英，餌黃金。宜官秩，保子孫。長樂未央，大富昌”其中以第二句最為常見。另外還有“善銅”銘、“佳鏡”銘及一些姓氏的銘文，除了首句和其他略有不同差異外，就是相同的。如“漢有善銅出丹陽，和以金錫清且明，左龍右虎主四彭，朱爵玄武順陰陽”，也有一些續加上“八子十二孫治中央，清象天地，如日月之光，千秋萬歲，長樂未央兮”。紀氏鏡如“王氏”銘：“王氏作竟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饑食棗，浮游天下敖四海，壽如金石為國保”，有的只是將“尚方”兩字改為“王氏”而已。其二，是企求子孫興旺，官運亨通，壽如金石的祝福語，有不少在上類銘文中出現過，或者是交互出現的。如”青蓋作竟佳且好，子孫番昌長相保，男封太君女王婦，壽如金石，大吉“；”宜子孫，壽萬年，家有五馬千頭羊 ”。較短的銘文象“家常富貴”、“君宜高官”、“長宜子孫”、“長生宜子”、“位至三公”、“壽如金石”、“君如金石壽宜官秩”等也常見。其三，是反映當時民族斗爭的銘文偶有出現。如“胡虜殄滅天下復，多賀國家人民息，風調時節五谷熟”；“龍氏作竟四類服，多賀國家人民息，胡克除滅天下復，風調時節五（缺字），官位顯尊蒙祿食，長保二親樂無已”。其四，述治銅作鏡過程，贊美銅鏡質量方面的。如“吾作明鏡，幽湅宮商，周羅容象……”；“吾作明鏡，幽湅三商，雕刻無極，配象萬疆”。其五，紀年銘東漢晚期大增，往往與其他銘文連文，而不是單獨出現。方枚內銘“吾作明鏡，幽湅三商兮”。銘帶內“元興元年五月丙午日天大赦，廣漢造作尚方明鏡，幽湅三商，周得無極，長樂未央，富且昌，宜侯王。師命長，生如石，位至三公，壽如東王公、西王母、仙人子，立之公侯。”“建寧二年正月二十七日丙午，三羊作明鏡子有方，白多清明復多光，買者大利家富昌，十男五女為侯王，父嫗相守壽命長，居世間樂未央，宜侯王樂未央”“元康元年正月午日，幽湅黃白，旦作明鏡，買者大富，延壽命長，上如王父，西王母兮，君宜高位，立之公侯，長生大吉，太師命長”。其六，其他方面的內容很多的，如反映興學的、舉賢良、察孝廉等內容的銘文偶爾也會發現。如“許氏作竟自有紀，青龍白虎居左右，圣人周公、魯孔子，作吏高遷車生耳。郡舉孝廉、州博士，少不努力老乃悔。”有的鏡銘有明顯的推銷產品的廣告性質，除了一般的吉祥語外，宣揚買者大吉大利。如“熹平二年正月丙午，吾造作尚方明鏡兮，幽湅三商，州刻無極，世得光明，買者富貴，長宜子孫延年兮”“中平六年正月丙午日，吾作明竟，幽湅三羊自有己，除去不羊宜子孫，東王父西王母，仙人玉女大神道，長吏買竟位至三公，古人買竟百倍田，家大吉，天日月。”“買者大富且貴，長宜子孫延壽命長，上如東王父西王母，君宜高位，立之公侯，大吉利”
   總之，我們從漢代的銘文鏡中可以發現：在漢代,理性精神在中國北方地區節節勝利,漢代藝術表現的內容也逐漸擺脫巫術宗教的束縛,突破禮儀舊制。儒家和經學在漢代盛行, “厚人倫,美教化”, “懲惡揚善”,宣揚儒家教義,被規定為廣大藝術領域的現實功利職責,作為生活中時常被用到的銅鏡,其圖案文字也被賦予了這種功能, “天上見長,心思君王”, “調治佳鏡子孫息,長保二親得天力,傳入后世樂無極”。原始神話相對褪色,人世、現實和歷史愈益占據重要的畫面位置,這是社會發展文明進步的必然結果。通過漢鏡的銘文可以看出當時人們對現實世界的津津玩味和充分肯定:“常貴富,樂未央,長相思,不相忘”,“心思美人,毋忘大王”,“樂無事,日有喜,宜酒食,長富貴”, “日有喜,月有富,樂毋常得意;美人會,竽瑟侍,賈市程萬物”。這些圖案,還有這些銘文,表現出的是一幅琳瑯滿目的現實生活場景,強有力地表現了人對物質世界的征服主題。而中國南方地區由于原始氏族社會結構有更多的保留和殘存,文藝審美領域彌漫著奇異想象,這就是以屈原為代表的楚文化,楚漢文化一脈相承。漢代銅鏡圖案所表現的內容,并沒有被儒家那種狹隘的功利信條所束縛,它的圖案蘊藏著原始活力和浪漫幻想,它通過神話跟歷史、現實和神、人與獸同臺演出的豐滿的形象畫面,極有氣魄地展示了一個五彩繽紛、琳瑯滿目的世界,是人對客觀世界的征服,表現出漢代藝術的真正主題。因此在漢代的銅鏡上面可以看到飛舞的龍鳳,對峙的龍虎,纏枝的花葉,繚繞的彩云,有金烏蟾蜍,有奇禽怪獸,有西王母、東王公的形象,有雙臂化為兩翼的不死仙人王子喬?這是一個充滿古代風味的浪漫王國。浪漫主義成為主宰兩漢藝術的美學思潮,是繼先秦理性精神之后的我國古代又一偉大藝術傳統。兩漢銅鏡紋飾突出主紋,地紋消失,表現手法多為單線勾勒輪廓,這些銅鏡圖案紋飾線條流暢,人物動物姿態夸張,不事細節修飾,也沒有個性表達,表現的是異常簡潔單純的粗輪廓粗線條的整體形象。這一時期就連銅鏡銘文也省略偏旁,少筆畫及通假字普遍,盛行減字減句。也就是在這種粗線條粗輪廓的形象中,在這種飛揚流動中,表現出了力量、運動以及由之而形成的“氣勢”的美。在漢代藝術中,運動、力量、“氣勢”就是它的本質,是一種粗輪廓的寫實,不拘泥于細節,構成一種古拙的風格。形象如此,構圖亦然,漢代藝術還不懂后代講究的以虛當實、計白當黑之類的規律,它鋪天蓋地,滿幅而來,把畫面塞得滿滿的,幾乎不留空白。相比于后代文人們喜愛的空靈的美,它更使人感到飽滿和實在,單純洗練,呈現出中華本土的藝術審美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