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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為什么不化療—一個癌癥患者的重生手記 （41） (2012-11-21 )
所以，我在忍受著術后創痛的同時，也被糾纏在一個問題中：到底要不要做化療？ 為了找到答案，我決定去看腫瘤醫院馮奉儀大夫的門診。 我對這次門診有一種特別的期待，就像幾周前對劉向陽大夫的期待一樣。就診之前我特別做了一番功課，把自己對化療的了解細細梳理一遍，做好與專家對話的準備。 對于化療的種種批評之聲，多少年來一直沒有停止過，而且越來越強烈。比如有的中醫就堅定地認為，“化療是把殺人刀”。這話的意思是化療無異于醫生在謀殺病人。 我想，這種評價過于極端，對化療來說也不公平。的確有很多癌癥病人在化療之后迅速衰竭乃至死亡，令人對化療生疑。但是，也確實有很多經過化療的病人延續了生命，甚至痊愈，讓人相信是化療之功。我的母親就是一個例證。她77歲那年得了胃癌，在實施胃切除手術之后輔之以化療藥物。手術大夫當時對我說，她活不過一年了，可是到現在已經10多年了，她仍好好地活著。 目前全世界至少有三分之一的腫瘤患者使用了化療。毫無疑問，化療有很多成功的案例。同樣沒有疑問的是，化療也有很多失敗的案例。它的弊端和它的優點一樣令人印象深刻。 過去幾年全世界有很多研究者發現，用化療對付腫瘤收效甚微，而它的副作用卻大大超過人們的想象。一些正在用于臨床的化療藥物，殺死的正常細胞遠遠超過它們殺死的癌細胞，結果導致病人普遍地出現感染、發燒、脫水、嘔吐、厭食和全身衰竭。 一項研究令人信服地證明了，化療副作用的實際發生率要比臨床試驗預測的水平高３至４倍，而沒有化療的患者，接受急救和入院治療的比例反而較低。這一結論是在調查了至少3.5萬名經過化療的癌癥患者后得出的，所以應當具有相當大的參考價值。（詳見《研究顯示：乳腺癌化療副作用嚴重程度超出預想》，2006年8月17日搜狐網）。另外一項研究則發現，化療或者放療甚至還在導致癌細胞的加速擴散轉移。（詳見2007年4月10日，《深圳特區報》A14版。） 在國內，不少醫學專家表達了幾乎同樣的觀點，他們認為，化療在治癌的同時可能導致新的癌癥。（詳見《業內人士披露：化療可能誘發新的癌癥》，2006年4月27日搜狐網，據《金陵晚報》記者陳艷萍報道） 很難在臨床病例中找到直接證據支持這一觀點，但是我卻發現，類似的現象已經出現在湯釗猷教授的實驗室中。 湯是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肝癌研究所所長，同時還是中國工程院院士。過去幾十年，他以外科手術加上化療放療的方式治療肝癌，功高望重。可是他卻發現，盡管他的肝癌研究所完成的小肝癌切除病例增加了至少10倍，患者的“五年存活率”卻沒有明顯提高。于是，他開始檢討自己的治療方法是否有弊端。2009年10月，湯釗猷教授在醫學前沿論壇上提醒他的同行，手術、化療和放療這一類傳統療法潛伏著巨大的危險，因為它們在“治癌”的同時“也可能致癌”。 在人的各種特質中，我最佩服的就是自我反省的精神，尤其那些功成名就、資深位重之人，還能從容平和地檢討自己的得失，就更加叫我敬重。 湯釗猷教授在中國肝癌治療領域里享有極高聲譽，兼有醫生和科學家的雙重身份，所以他的“反省”對我來說分量格外重。他的連續15年的研究令人驚訝地證實，某些手術，尤其是那些已經錯過根治最佳時期、只是勉強完成的“姑息性切除”，可能促發殘癌細胞的侵襲轉移。在另一項動物模型研究中，他還發現，肝癌小鼠接受放療的2天內，癌細胞停止生長，可是等到30天后，癌細胞迅速顯示出肺轉移傾向，居然比那些未經放療休養生息的肝癌小鼠更高、更活躍。（詳見2009年10月15日《健康報》，記者胡德榮報道）。 這是小鼠，人會怎樣呢？湯釗猷教授沒有斷言，只是用了“也可能”三個字。我以自己見到的癌癥患者來度量，其中很多人的情形，和湯釗猷教授實驗室里小鼠的情形竟是如出一轍。 也許正是由于有了這些研究結果，美國臨床腫瘤學協會才會在2006年洛杉磯年會上指出，腫瘤患者根本就無需采用化療。（詳見2006年6月14日《科技日報》，記者倪永華據《德國世界報》報道） 在臨床治療的領域里，即使是化療的最堅定的維護者，也不得不承認，這是一種不分青紅皂白的治療手段。它能殺死癌細胞，同時也在肆意摧殘病人的健康細胞。 但是在我看來，問題的關鍵還不在這里，而在于，化療的結局不論成敗順逆，其潛在邏輯都是一樣的。那就是，認定癌細胞是我們不共戴天的敵人，必須將其徹底剿滅。 據說當年蔣介石當初肅清共產黨時有個口號：“寧可錯殺一千，決不放過一個”。“化療”也是這個邏輯。為了殺死一個癌細胞，甚至可以把病人殺得吃了就吐，滴水難入，全身衰竭，贏弱不堪。 這不符合我剛剛建立起來的理念：癌癥不是絕癥，只不過是個慢性病（關于這一點，我在后面還有詳細談到）。我需要的是“論持久戰”，甚至是“與癌細胞和平共處”。任何速戰速決、你死我活的想法，只是一種奢望，其結果很有可能適得其反。 見到馮奉儀大夫時，我的腦子里全是這些想法，既堅定又模糊。 （待續。摘自《重生手記》） 馮奉儀是腫瘤醫院胸內科的資深醫生。在腫瘤治療的領域里，如果說外科醫生“就知道動刀子”，那么內科醫生就是對“化療”情有獨鐘了，所以，我做好準備聽她大講一番化療的好處。 可是我很快就發現，馮奉儀大夫不是這種有偏向的人。她在對病人敘述化療的好處時，不會回避那些不利于化療的事實，同時還能以相當專業的立場，把一些模糊不清的事實表述得異常清晰。這一切對我做出正確決定至關重要。 她先是閱讀我的肺癌切除手術病歷，然后聽我敘述發病的全過程。沒想到，這位胸科專家被我的腦片吸引了全部注意力。她把眼睛盯著那個乒乓球似的陰影，好一會兒，又抬頭把我打量一番，眼里滿是疑惑，似乎不相信這個病人現在還能如此這般坐在這里，還能這么清晰地陳述病情。 在把注意力重新轉到那堆膠片之后，她很快發現我的顱內病灶已經明顯縮小，忍不住連聲說：“有意思。有意思。”同時把膠片一一攤開，招呼她的幾位學生過來：“你們看。你們看。” “多長時間了？”她再次印證我的病史。 “一年半。”我回答。 “用過什么治療嗎？”她又問。 “你是說在開胸手術前？”我反問。 “對。” “沒有。” “就是說你沒有對腦子病灶采取任何治療？”她將信將疑。 “喝牛筋湯算嗎？”我說。 她笑了，不置可否。 我也笑了。我想這是用不著回答的問題。讓一個西醫專家說，牛筋湯能殺腫瘤，那就好比讓一個天文學家說，螞蟻能讓太陽消失。 馮奉儀大夫的專長并非神經科，可是，我的“腦瘤”的如此樂觀的表現，已經足以讓她認定，這是一個孤立現象，不是“轉移瘤”。進而斷定，我的肺部腫瘤尚未轉移，因而屬于“早期”。 一個胸內科專家如此明確把我的肺癌和腦瘤分別對待，這是第一次。 我覺得松了一大口氣：看來我基本上可以擺脫“晚期”的困擾了。 我試探地提出那個最急切的問題：“還需要做化療嗎？” 她回答得很干脆：“可做可不做。” “化療的副作用我知道一些。”我問，“我現在想知道，它有多大的好處？” “像你這種情況，可以把治愈率從60%提高到62%。” 這答案既清晰又精確。然而她還是擔心我不明白，接著解釋，醫生所說“治愈率”，更專業的說法叫“臨床治愈率”。癌癥患者經過治療后，在五年之內沒有再發現可見的轉移或復發病灶，叫“五年存活”，在醫學上就叫“治愈”。早期肺癌患者手術后的“五年存活率”為60%。而手術之后再做化療的病人，可以把這個數字提高到62%。 “提高兩個百分點。這是一個平均統計數。”她盡可能客觀地向我表述化療的作用。然后，用征詢的眼光看著我，等待我的決定。 “那我還是不做了吧。”我說，“冒那么大風險，只為兩個百分點，好像不值。” 馮奉儀大夫所說“60%的5年存活率”，我不是第一次聽到。可以說，這是一部早期肺癌患者的“生死薄”。 我還聽說，這個數據涵蓋了全世界迄今為止全部的治療成果。所以也可以說，這是現代醫學的“生死薄”，而非閻王老爺的“生死薄”。 一種藥物的療效如果真正科學可信，它就應該具有足夠多的臨床病例統計，并且加以對照。比如說，我們在一項臨床試驗中，將20000個完成全切除手術的肺癌患者分為兩組，每組10000人。其中一組采用化療，而另一組不化療。最后我們可以在“化療組”中得到6200個存活5年以上的病人，而“非化療組”里只有6000人。如此，我們就可以說，“治愈率從60%提高到62%”。 然而如果認為這場試驗的結論可以到此為止，那就是只知其一，未知其二。 從理論上說，“62%的五年存活率”，同時意味著還有“38%的五年死亡率”。 可是，既然這是一個“平均數”，那么實際進程也就很自然地具有差異性。具體到“化療組”的每個病人，都有更多的生的希望，也有更多的死的危險。醫學所謂把“5年存活期”提高兩個百分點，是在表明它增加了“生的希望”。 現在需要追究的是，“化療組”中那“未能存活5年以上”的3800人，如果沒有采用化療手段，是否有人能“存活5年以上”呢？ 換句話說，化療在延長了一些人的生命的同時，是否也縮短了另一些人的生命呢？ 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在于，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從60%提高到62%”這個數字雖然在統計上沒有錯誤，卻有極大可能掩蓋了另外一個事實：化療也增加了死亡的危險。 我曾把這個問題問過很多醫生，可惜沒有人能夠給我一個答案。 我對醫學完全是個外行，要想為這樣的疑問找到答案，也只能依靠邏輯和常識。 現在，我們可以對前述那次臨床試驗做一個假設：“10000人的化療組”中有200個人原本是可以存活5年以上的，卻因為化療摧毀了體內的免疫系統，導致并發癥，或者是全身衰竭之類的問題――這是我們在癌癥患者臨死之前常見的現象――更快的死亡了，同時還有另外200人經過化療把生存期延長到五年以上，那么，最終結果還是“3800：6200”。 “治愈率從60%到62%”的結論沒有改變。可是具體到每個病人，“化療”的結果就不會是一個，而可能是三個： 1,延長了存活期――你花錢受罪得到了回報。只不過概率很低，你只有2%的機會。 2,沒有延長也沒有縮短存活期――你除了花錢和受罪之外，一無所獲。根據統計，這種可能性很大，達到98％，也即本來就該活的60％，再加上本來就該死的那38％。 3,縮短了存活期――你花錢受罪的結果是更快更痛苦地死亡。這種結果，迄今為止沒有人能給我們確切的統計，所以我們只能借用醫生診斷疾病時常用的那個詞：“不排除”。 從統計學的角度來看，第三種結果和第一種結果的概率應當是正相關的――在平均數“62%”不變的情況下，“延長存活期”的人數增加或者減少，也就意味著“縮短存活期”的人數會相應地增加和減少。 我猜想，馮奉儀大夫應當是考慮過這些可能性的，不然她就不會對我說“可做可不做”。 可惜大多數醫生不是這樣。他們的問題在于，當他們把化療這種治療手段擺在病人面前時，只不過描述了“生的希望”，卻不能表述“死的危險”，也不能讓病人清晰地意識到多種可能性。 換句話說，如果我選擇成為“化療組”中的一員，我就有2%的可能性成為幸運的人――原本活不過五年，結果是延長生命到五年以上；有98%的可能性是花錢受罪，卻根本不會改變本來的結果――該活還是活，該死還是死；當然還有可能成為更倒霉的人――原本還能多活幾天，結果卻弄巧成拙，花錢受罪還找死。 我有時候會恍惚出來一種感覺：癌癥患者的治療如同博彩。你想想，當贏的概率只有2％，而輸的概率高達98%的時候，你會下注嗎？ 更何況現在我們不是博彩，而是在選擇拯救生命的道路。 所以，當醫生們信誓旦旦地描述某些治療方法的效果時，我們必須徹底弄清他們的話到底意味著什么。 16個月前，醫生們告訴我必須實施開顱手術。那時候他們認定，我的腦袋里長了腫瘤。“惡性”的可能性在98%以上。“良性”的可能性不能說沒有，即使有，也不超過2%。我還記得醫生們當時堅決主張立即手術的理由：“作為醫生，我們不可能考慮一個2%的可能性，而放棄98%的可能性。” 現在，在談論化療的時候，醫生告訴我，它可以使“五年存活期”的概率提高2％。我理解這結論的潛在含義是，它有98%的可能性是完全無用的、甚至是有害的。 這前后兩個2%，如果分開來看，醫學的邏輯都不錯，在病人聽來也是理所當然。可是我們如果把它們合起來加以對照，就會發現，這里面有一種頗為奇特的反差： 同樣是“2%”，在前一種情形中，醫生“不可能考慮”；在后一種情形中，它卻成了醫生出手下藥的理由。同樣是“98%”，在前一種情形中，醫生可以力主采取堅決措施，而在后一種情形中，卻又可能完全被漠視。 所以，我決定不化療。 我不是第一次“拒絕治療”。就像此前提到的，我曾經拒絕了開顱手術，拒絕了腦瘤穿刺檢驗，拒絕了“控巖散”，拒絕了一些所謂“抗癌新藥”。同時，我并沒有拒絕所有的治療，比如我接受了肺癌全切除手術。這樣看來，我并不是“拒絕治療”，而是“拒絕過度治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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