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當代學術版圖，不難發現，“性別”業已成為一個重要的學術言說切入點與致思取向，諸多學科都不約而同地通過“性別”來考量自身的歷史和現狀、理論與實踐，以促成各自獨特的理論建構和彰顯新的學術突破。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為諸多學科在認識論和方法論上奉行一種男性中心主義立場，從而表現出明顯的“性別盲視”。它或者堅守以男性為中心的學術本位，排斥、貶抑乃至無視女性的視角、經驗與價值；或者固守男性優勢地位的假定，斷言女性弱于男性，宣稱女性對男性的從屬是有益的或適宜的，排除女性能夠成為“知識主體”的可能性。為了跳出學術研究中男性偏好的藩籬，當代諸多女性主義者試圖通過對“性別”這一研究變量的引入和強調，來發出女性自己的不同聲音，建構女性自身的理論話語，從而一改諸多學科中所存在的那種視男性及其相關議題為唯一正統與標準的偏狹。
同其他學科與思維領域一樣，當代西方女性主義倫理學也積極引入性別的視角，注重“性別”的介入力量和透視效應。在女性主義者看來，西方主流倫理話語作為一種公共話語方式，是男性的世界經驗及其致思方式所造就的產物，因此，倫理學在很大程度上是男性的學科。一方面，從倫理學的建構主體看，它是以男性的自我理解與自我決定為模型的，揭示的是男性的價值，彰顯的是對男性生活問題的不斷強調，以及偏重于由男性體驗所產生的道德問題，進而將自身的道德觀念變成毫無偏見的普遍道德規范。（參見帕森斯：《性別倫理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43—45頁）另一方面，從致思方式看，傳統及主流倫理學熱衷于理性推理和具有普遍主義訴求的抽象思維，因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形而上學為核心和基礎的，這就自然決定了它會呈現出一種對道德原則、倫理規范普遍有效性孜孜以求的倫理旨趣，而該旨趣是同深深植根于西方傳統主流哲學中的同一性、共時性思維以及“同一執一”的理性精神休戚相關的。在這種共時性思維中，只有諸如“才智”與“感性”、“理性”與“激情”、“精神”與“肉體”、“強壯”與“懦弱”、“客觀”與“主觀”、“抽象”與“具體”等二分法所帶有的強烈的男性至上的“思想基因”，（參見安樂哲：《和而不同：比較哲學與中西會通》，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60頁）卻無那種能夠兼顧多樣性、非確定性、差異性、他者性以及情境性的“思想空間”。
問題是，如果倫理學的主體僅僅是男性化的，那么也就自然取消了女性作為倫理主體的可能空間，女性也可能因此很難進入公共領域，更不用說實現其解放的重任了。如果倫理學的致思方式僅僅倚重具有男性氣質的理性推理和形而上學形式，那么也就勢必會使男性游離于其所根植于其中的情感和關系世界之外，同時也會致使男性在宣揚一種完美的理性中拋棄主觀性、關系與處境。因此，為了使倫理學不至于成為一門不將女性寫入其領域的排斥性學科，應該通過性別維度的引入，來開啟倫理學研究的另一扇大門，呈現另外一個精彩的倫理世界，其中有我們對新的倫理研究領域的開辟、對新的道德話語體系的創造、對人性的新的理解、以及對單向度倫理推理模式（倫理思考的普遍主義傳統）的挑戰。
那么，我們應該如何開顯倫理學研究的性別維度呢？筆者認為，一種具有性別維度的倫理學的建構，不是要沉迷于對“性別”或“性”的定義與考量，更不是要將女性作為一個獨特的群體同男性加以對峙，并通過一味強調女性的生理或者生活經驗的特點，來片面夸大女性的道德優越性，從而形成一種顛倒的性別歧視；而是要立足于倫理主體的重置、倫理議題的拓展、倫理模式的革新等維度，來發展一種不依賴傳統道德哲學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基礎的新的倫理樣態。具體包括：
其一，重置倫理學的主體。在傳統倫理學主體的設置中，女性被擺到了“他者”的位置上，女性的道德洞見和道德關切、女性的生活和經驗都被排除于道德審查之外，能夠體現女性道德價值重心、道德思維特點的道德敘事、詞語與方式要么被忽視、要么被貶低。要改變女性的這種外在性立場，就應該摒棄高度抽象化的、“無性別的人”或者說把男人等于人的倫理研究，重新接納女性，不是將女性作為設置在男性身邊的不同道德主體，也不是論證女性如何成為像男人那樣的道德主體，而是在他者性之外建構女性的身份，在有關善的討論中讓女性參與對話，在倫理學文本的著述中表達女性的需要和希望。唯如此，才能從根本上將男女兩性喚回至完整的人類品質之中以及“恰當的相互理解之中”，才能使男女兩性平衡互補地共同生活。
其二，拓展倫理學的議題。主流倫理學往往依據公共道德領域（由公正或正當原則來規范）和私人道德領域（由善的倫理來調節）的區分，將關乎女性的問題，比如對女性的經濟歧視，流產、性騷擾、墮胎、代理母親、不平等的婚姻等等問題排斥于道德關注之外，而更多地表現出對“公正”（“正義”）、“權利”、“獨立性”、“自主性”、“個體性”等道德議題的關心，其結果是致使對于女性生活有特殊意義的問題在道德上變得不可確定，也使得諸多批評壓迫女性實踐的概念空間化為烏有。（參見《女性主義哲學指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259頁）因此，我們迫切需要拓展倫理學的議題，一改現代主流倫理學異乎尋常地對諸多女性議題保持沉默的狀態。只有這樣，我們才有可能在道德實踐上終止對女性的壓迫、歧視、虐待與剝削，充分表達作為被壓迫群體的女性的利益、需要與關切，以及最大限度地增強社會對于女性道德視角、觀點與能力的尊重。
其三，革新倫理學的模式。主流倫理學強調演繹推理是倫理推理的核心方式，抽象與普遍的原則是倫理運思的核心原則，它將大部分精力放在道德認知、推論和證明上，以至于自身披著一件邏輯學與數學的外衣。在男性的道德推理中，他們傾向于以抽象的原則來追求考慮道德問題的普遍性，同時還要求道德行為者讓自己的道德體驗服從于一個抽象的原則。倫理學如果動輒以形而上學為中心，以抽象的原則和普遍性自命，就很容易使自身熱衷于從普遍原則中去尋求解答道德問題的答案，以及鐘情于以抽象方式呈現出一種假設的道德困境，把道德行為者從他們個人生活背景和心理中抽取出來，把道德問題同它可能發生的社會背景分離開來。這樣一來，“非確定性”、“具體性”（“具象”）乃至“非理性的情感”往往在理性的純化過程中被剝離與抽繹掉，甚至被過濾與忽略掉。要改變這種形式抽象、內容空泛的倫理探究模式，就應該將女性特有的道德視角引進到哲學倫理學之中來，避免抽象原則和邏輯必然性的支配，轉而注重具體情境本身，集中探討情境的細節和人與人之間的情感反應，以便抑制理性的輕狂僭越，為情感在道德生活、道德判斷中的角色作辯護，揭示情感也具有重要的道德意義，以及發展出一種具有關系傾向的道德心理學。
總之，開顯倫理學研究的性別維度，將性別寫入我們倫理生活的整體構造之中，可以批判那種壓制乃至無視女性的倫理學說和道德實踐，可以補充那些被男性淡化卻又是同女性的生活和經驗息息相關的倫理議題，可以解構主流倫理學的男性中心主義的概念框架，甚至可以從根本上破除傳統倫理學乃至主流倫理學在主體設置和運思模式上迷執“同一性”的神話。
（作者單位：西北大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