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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煉成“老油條”后，許多人總愛將粗話臟話掛嘴邊，充當著防身武器。比方說遇到一些讓自己不痛快的人或事，在轉身離去的剎那，最能釋放內心憋屈的莫過于一句順口而來的臟話。或者再勇敢決絕點，當場撕破臉地，抖著手指頭（恨不得戳人眼里），粗鄙的話像密集的子彈，迅速精準猛烈地射向對方，試圖在精神上將其置之死地。網絡上的語言暴力更是泛濫成災。某些熱點新聞背后的評論，通常是語言暴力的集散地：高高蓋起的回帖，大多數以粗話開頭，以臟話結尾。 粗話好比舞臺上的高音區，氣勢恢弘而激昂，在氣場上足以壓倒對方，橫掃千軍。它最簡明直接，不?；ㄕ校粯尡^，算得上語言的“最高境界”“集大成者”。暴力語言有時也充當敢死隊的角色，開頭最厲害的幾句，類似于程咬金的三板斧，從問候身體到人家的祖宗，過后對方若還巋然不動，語言的暴力銳減，頓時黯然失色，自損八百了。這有點像曹劌“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的意思。很少見有人將臟話一而再再而三向對方重復噴射。所以說臟話得有個度，越少越有力量。 人愛說臟話和粗話的一個重要原因，莫過于它具有高度的概括性，類似于關鍵詞的功效。有的時候，一大堆文明的辯解反而比不過一句簡單粗暴的臟話，這叫一籮筐好話比不上一馬棒。在我們日常的生活場景中，很多時候很難保證不“出口成臟”，比方上下班高峰期的地鐵、公園里輕浮的擁抱、無處不在的庸俗的廣告、長篇累牘的空洞大論、日增大的生存壓力……為了不費口舌，省時省力，寥寥數字橫空出世，將內心的憤怒席卷一空，好不痛快！ 語言學家索緒爾認為，任何語言符號都是由“能指”和“所指”構成的，“能指”是語言的聲音形象，“所指”是語言所反映的事物的概念。隨著時代的變遷，“所指”是在不斷變化的，比如“同志”“玻璃”，其范疇已大大擴充，而昔日的“太陽”“舵手”“紅色”也早已恢復了正常的健康的詞義。曾經，某些詞的“所指”不粗也不臟，但它爆發出的暴力足以將人擊倒。在“文革”時期，占據著道德制高點的紅衛兵們一旦給某些人頭上扣一頂“毒草”“牛鬼蛇神”的帽子，不管那人昔日如何風光無限，在那場“革命+暴力”的語言狂歡中，無不俯首認罪。語言暴力施加給人的壓力與痛苦，甚至超過暴力本身。那時，所有的一切，都是既定的，語言謹慎、嚴格地限制于“所指”的范圍內。這當然無趣。不是對那套暴力語言特別沉迷的人，誰也不會懷念和向往那個年代。 有的時候，說大話、套話、空話，也是一種語言的暴力行為。它削減了細節和個性，毫無真實性可言，空洞而乏味，一點也不可愛，好比一張脫焦點的照片，面目模糊。我們的會議曾經總這么干，還好，最近開始有了新氣象。 卡夫卡在《談話錄》中特意談道：“語言是行動的開路先鋒，是引起大火的火星?！庇械臅r候，臟話意味著危險性。臟話的級別越高，這種危險性就越大。市井中，我們?？吹?，倆人從破口大罵到大打出手。特殊年代，說你是“黑五類”，大不了關牛棚，說你是“現行反革命”，就足夠讓人吃槍子兒了。 我見過最高級的語言暴力，兩個人用一口流利的京片子對罵，全程不帶一個臟字，情緒穩定，粗聽溫文爾雅，細聽句句致命。這種高級的罵法我是死了也學不來的。或許這種罵法在某種程度上也體現了人類文明的進步，至少它不會迅速地導致情緒的升級。只是，若生活在一個公平公正透明健康的文明社會，這種似臟不臟的話，不說也罷。我是這么想的。 （作者鄭小驢（長沙）為80后作家，曾獲湖南青年文學獎、上海文學小說新人佳作獎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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