辦公格子間：從風景到“牢籠”

　　雖然格子間被工作人員唾罵，被設計師厭惡，被創造者否認，但格子間并不生而邪惡，古板，相對于早期的辦公室來說，它其實是一道美麗的風景。
　　普羅普斯特是辦公室格子間之父。在他發明了格子間的半個世紀以來，雖然這個“籠子”缺少美麗與愉悅的元素，但它還是以可怕的速度在世界各地迅速蔓延。不過最近幾年來，個人和組織都在尋找最經濟的途徑擺脫這個“牢籠”。
　　
光明撒旦辦公室
　　1968年，尼克松贏得美國大選，披頭士發行了《白色專輯》，而美國密歇根州赫爾曼·米勒公司的家具設計師普羅普斯特推出了移動辦公家具——格子間。格子間的英文是cubicle，這個詞來自拉丁語cubiculum，意思是睡覺的小屋。cubicle這個詞在15世紀的時候就出現了，被用來指各種形式的小房間。就像古老的閱覽桌一樣，普羅普斯特的格子間試圖給予個人隱私性，同時使個人占用的辦公空間最小化。
　　普羅普斯特多年研究人們的工作習慣，誓言要改進20世紀流行的大開間辦公環境：辦公室職員就像工廠的工人一樣，在敞開的空間里無遮無掩，在老板掃射的目光之下無所遁形。這位年輕的設計師認為，如果人們能把工作盡可能多地展現在眼前，而不是堆在盒子里的話，就能提高工作效率，因此他把自己的設計稱為“行動辦公室”。
　　普羅普斯特設計的辦公區包括大的工作臺和更多展示架，隔板是必不可少的，這既是為了提供私密性也是為了把工作進程表訂上去。行動辦公室的桌面是活動的，這是為了員工有時候可以站著辦公，部分原因是為了促進血液流動，還有部分原因是避免精疲力竭睡過去。可以說行動辦公室深得剛剛開始流行的“泰勒制”（一種創建于20世紀初的科學管理理論。認為企業管理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勞動生產率）管理精髓。
　　行動辦公室并不是為了把員工塞進小的空間里去，但是發明從來不以發明者的意圖運行。普羅普斯特從來沒有考慮過經濟因素，但是格子間還是因為其經濟實用而獲得了巨大的成功。行動辦公室的誕生，正趕上了白領工人的膨脹，從秘書到老板的各級人員人數不斷增加，工作團隊越來越龐大，而此時美國的房地產價格飆升，裝修辦公室費用跟著提高，而格子間，美其名曰系統家具，因為方便組裝，大大便利了辦公區域的規劃。
　　設計公司終于明白了，顧客需要的是把員工塞進辦公區的一個經濟實惠的方法。因此普羅普斯特的原始設計開始萎縮，行動辦公室變成了一個格子間。普羅普斯特的工作間組合是非常靈活的，可以做任何改變和移動，但事實上公司的格子間一經建立，就萬年不變，因此格子間成了反烏托邦的所在，出版于1998年的設計書《未來的工作場所》稱格子間為“光明撒旦辦公室”。
　　如今赫爾曼·米勒公司的年營業額是15億美元，而美國市場上已經有100多種格子間辦公體系。普羅普斯特在2000年去世，在去世前兩年他曾說：“有很多公司都是一些粗魯的人在經營。他們只是弄一些又小又窄的格子間，然后把人往里面塞。都是些像老鼠窩一樣簡陋的地方。”在他人生的暮年，他一直在為自己設想的烏托邦致歉。
　　格子間的另一位功臣是設計師喬治·尼爾森，盡管格子間是赫爾曼·米勒公司最成功的項目，但是曾經擔任公司藝術總監長達20年的喬治·尼爾森，卻想和改進后的行動辦公室撇清關系。1970年，他在寫給公司副總裁的信中說，格子間讓辦公環境變得非人性化了。他說，即使不是敏感的批評家也能感覺到，格子間并不能創造怡人的環境。但是對于計劃把盡可能多的身體，或者說是雇員、公司僵尸、行尸走肉、沉默的大多數塞進一間辦公室的雇主來說則最理想不過了。
　　德國思想家馬克斯·韋伯認為辦公室的組織方式，其代表的理性和規矩正是現代資本主義的標志。再沒有比格子間更加能代表現代辦公環境的了。如今全世界幾億人每天把時間消耗在辦公室格子間內，格子間的組織規則就像道德教育，影響了員工的心理，塑造了個人性格。好萊塢電影《刺客聯盟》里的吉布森開始就是一個備受欺凌，不敢反抗的格子間動物。
　　沒有任何一種辦公家具比格子間更加影響深遠。不過其影響是好是壞，還在爭論中。美國作家湯瑪斯·海因認為，格子間為女人在20世紀60年代進入管理中層提供了可能性。因為，格子間給了男性同事之間一個新的辦公空間，可以在此與女性管理人員交談，而不用允許女人進入傳統上屬于男人的那個房間。
　　
圓形監獄
　　雖然格子間被工作人員唾罵，被設計師厭惡，被創造者否認，但格子間并不生而邪惡，古板，相對于早期的辦公室來說，它其實是一道美麗的風景。
　　現代辦公室的源頭可以追溯到中世紀。辦公室的法文“bureau”英文“burelr”均源自拉丁文“bure”，原指粗羊毛毯，中世紀以前教會的神職人員，習慣在桌上墊著羊毛毯手抄圣經，因而羊毛毯引申為辦公寫字的場所。
　　辦公室的另一個源頭便是商人做買賣的地方，隨著貿易的發展，商業不再延續以物易物的舊有交易方式，使得以文字傳達訊息的文書作業成為辦公室作業的主要內容。于是商人以僧侶的閱覽室作為模板，將閱覽室轉變成個人的辦公室。
　　18世紀末英國的工業革命，使整個歐洲社會結構發生了巨變。產品生產從手工操作變為機械化大生產，商品增加后，財務、保險、貨物交換、行政指示與工廠進出貨的記錄等輔助功能都先后發展起來，辦公室的功能也隨之加強。再加上火車及電話的發明，使得商業運輸與聯絡、溝通的方式有了革命性的轉變。隨著工業的快速發展，商業、金融及其他業務也隨之興盛，大型化的銀行及保險公司等服務業陸續出現，這些都加速了對辦公空間的需求。
　　由于辦公室工作人員人數膨脹，監督他們工作的主管也越來越多。這催生了標準化的工作場所——“開放式辦公室”。在這樣的場所中，經理可以更好地控制手下的文員，監督屬下的一舉一動，隨時了解他們的工作進展。“開放式辦公室”的靈感其實來自一個叫“圓形監獄”的構想。
　　圓形監獄的構想來自英國法學大師邊沁，整個監獄是一個像圓環狀的建筑，在其中央造一個塔樓，上面開很大觀察窗，四周是一系列按層次劃分的牢房。每個牢房中有兩個窗戶：一個讓光線照進來，另一個面對塔樓，塔樓通過這個大觀察窗可以對牢房內部進行監視。因此整座監獄只需要一個獄警甚至可以不要警員，犯人也會規規矩矩。
　　開放式辦公室和圓形監獄能夠實現“犯人自我管理”的原理是一樣的。想象一下，如果你在1960年前，坐在一堆打字的人中間，周圍滿是打字機噼啪噼啪的聲音。你的一舉一動都在主管和其他同事的監視之下，自然不敢有絲毫的怠工行為。
　　如果把各自的辦公空間用隔墻和高隔斷一區一區地分隔開，變成獨立辦公空間的形式，也就是格子間，不得不說是一種進步，個人的私密感會大大加強。但同樣的，個人對整個辦公空間是沒有任何影響力的。1967年，一部名為《Payment》的法國電影，就用超現實的手法諷刺了這種失去自我的辦公文化：電影中，主人公在由一個個完全相同的獨立格子間組成的迷宮中茫然地尋找某人。
　　
替代品與改良格子間
　　對雇員來說，一個愉悅的辦公地點直接關系到他們對工作的滿意度。近年來，社會心理學和組織心理學家開始搜集證據，以證明工作環境對工作效率有著深刻、驚人的影響。根據美國室內裝潢師協會的調查，喜歡其辦公地點的人中31%非常滿意他們的工作。辦公桌的大小、自然光照的多少、室內的空氣質量、員工的隱私（或者毫無隱私），都是標志人們對工作是否滿意，能否提高效率的重要指標。
　　如今格子間還是世界上所占份額最大的家具，每年的銷售額超過30億美元，比每個聲稱要替代它的未來辦公家具和工作潮流都活得更久，格子間就像辦公家具行業的暴君一樣難以撼動。美國一家市場調查公司估計，1974年的辦公格局中格子間占了20%，1980年，大約一半的辦公室格局被格子間占領，現在格子間大約占了70%。既然格子間一時半會不會消失，很多公司則開始改良格子間的工作氛圍。
　　為此很多科技公司和設計、游戲類公司都在改進格子間的氛圍，比如谷歌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山景城的總部叫做“校園”，員工可以隨意布置自己的格子間：《星球大戰》的光劍、彩繪便當盒、樂高積木搭成的杰作……只要是美的、好玩的、有個人意義的，什么東西都可以擺出來。谷歌的蘇黎世分公司，屬于員工自己的格子間是完全交給員工們去自由裝飾，員工們爭相設計出最獨特、最誘人的工作環境，從供人隨時躺下的懶人椅到各式各樣的抱枕都體現了舒適第一的概念。
　　格子間會永存嗎？也許。不過最近幾年來，個人和組織都在尋找最經濟的途徑擺脫它的暴政。其中最著名的沖擊發生在1993年，Chiat/Day廣告公司的創始人杰·切特對格子間發起了布爾什維克似的革命，他把公司的工作場所變成了裝修非常舒適的倉庫，氣氛就像星巴克一樣溫馨。但是超前一大步注定了會失敗。杰·切特的工作室有一個致命的缺陷，那就是沒有固定工位，員工需要把自己的東西鎖在柜子里，每天一大早都要重新檢查筆記本的電源。結果怨聲載道，很多員工寧愿在家辦公也不去辦公室。后來Chiat/Day廣告公司被收購，員工們又回到了格子間。
　　生物學家、作家以及環保分子斯圖爾特·布蘭德也是反對格子間的中堅力量（他出版的雜志《地球概覽》被譽為20世紀60年代美國“反文化”潮流的《圣經》，喬布斯曾深受其影響）。布蘭德曾在一個改裝的集裝箱里工作了7年，隨后辦公地點改為了家附近擱淺的漁船。不像布蘭德那么特立獨行的人更多選擇讓咖啡店成為辦公室格子間的“替代品”。
　　對格子間最大的沖擊應該是在家辦公的潮流。對很多數人來說，到辦公室辦公不僅是熬日子磨洋工，還要跟自己不喜歡的同事打交道。隨著信息技術的發展，辦公室的作用正逐漸減少。也許，最終辦公室格子間將會走向“死亡”。
　　摘自《看歷史》2012年第11期 作者：栗月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