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坡其人

 政治上的失意，小人的陷害固然是東坡的不幸，但也是他的大幸。因為從另一種角度來說，正是他的不幸成就了他偉大文學(xué)成就，成就了他超脫的人生境界。一如李白的賜金還鄉(xiāng)成就了詩仙美名，李煜的亡國之恥成就了他的不朽詩作，王陽明被宦官構(gòu)陷終獲龍場悟道。 

    “烏臺詩案”，蘇軾九死一生，他跌跌撞撞地來到了黃州。昔日的廊廟之器，今日淪為帶罪之身。被貶黃州的蘇軾，生活上拮據(jù)無靠，團(tuán)練副使俸祿微薄，生活窘迫，不足以養(yǎng)家糊口；貧病交加，窮困潦倒，孤獨悲哀；安全上也無保障，本身屬于管制對象，政敵誹謗依然存在。可以說，蘇軾跌入了命運的低谷。然而，這里沒有了朝堂的牽絆，沒有了爾虞我詐，劫后余生的他超然物外，清新灑脫，怡然自樂。在這里，他找到了屬于自己的東坡，他建造了屬于自己的雪堂，他創(chuàng)作了大量的詞作和散文，僅詩詞有100首，占整個詩詞創(chuàng)作的四分之一。“一詞二賦”，名垂千古。

 一曲“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fēng)流人物”，響徹寰宇。詞作起首兩句，將江山、人物合寫，不但風(fēng)格雄渾、蒼涼，而且彰顯了詞人的曠達(dá)視野。詞作所寫的壯麗的山川、古代的英雄、自己壯志難酬的胸懷，以及灑酒江月的豪舉，共同和諧地營造出一種壯闊、雄渾的意境。詞作雄視古今，傲視群豪。 

 一篇《赤壁賦》，成為整個一宋的扛鼎之作。它融詩、賦、文為一體，或敘事，或?qū)懢埃蚴闱椋蜃h論，各因其情理所宜而運用自如。詞作針對客的人生無常的感慨而闡述自己的見解，表現(xiàn)了東坡豁達(dá)的宇宙觀和人生觀，體現(xiàn)了東坡忘懷得失、超然物外的境界。他雖身處逆境也能豁達(dá)、超脫，對人生有著大視野、大境界。 

 一首《定風(fēng)波》，對自己的人生觀作了形象的闡釋。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fēng)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fēng)雨也無晴。 

 
 
     《定風(fēng)波》通過對自己出游時途中遇雨這件事的描寫，表達(dá)了東坡灑脫、曠達(dá)的人生態(tài)度，更寄寓了他對自己所遭受的政治打擊的憤懣和曠達(dá)之情。
    由此可見，被貶黃州的蘇軾，雖坎坷不遇，潦倒孤獨；但其窮且益堅、肝膽忠義之浩然正氣仍存。可以說，黃州是蘇軾一生遭貶的起點，也是他一生創(chuàng)作的高峰。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寄托著對理想的追求，成為孤獨的理想追求者。 蘇軾是多么地不幸，在“春風(fēng)得意馬蹄疾”時跌入命運的低谷，被貶黃州；蘇軾又是多么地幸運，遠(yuǎn)離斗爭的漩渦，親近山水，鍛造了自己曠達(dá)的靈魂。      哲宗紹圣元年（1094）四月，章惇為相，一上臺，便向蘇東坡開刀。東坡是被貶謫到廣東高山大庾嶺以南的第一人。在古代，嶺南廣東是比較落后的，人們稱之為蠻瘼之地，加上氣候炎熱，疾病較多，人們又稱之為瘴癘之地。所以，歷代的封建統(tǒng)治者都是把不同政見的“罪大惡極”者貶謫到嶺南來。而從定州到惠州，有4千余里。其時，東坡已經(jīng)59歲，加之身體不好，患有嚴(yán)重的痔疾。與幼子蘇過、侍妾王朝云并兩老婢，主仆五人奔赴貶所。東坡對此次貶謫很是不服。當(dāng)他翻越大庾嶺即將踏入廣東時，居然寫詩表白自己志向的高潔：“一念失垢污，身心洞清靜。浩然天地間，唯我獨也正。今日嶺上行，身世永相忘。仙人拊我頂，結(jié)發(fā)受長生。”（《過大庾嶺》）讀罷此詩，令人感覺到一股浩然之氣，一股凜然之氣。 

    如果說初貶黃州的東坡還會有“寄蜉蝣于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的感慨，那么，來到瘴癘橫流的惠州，東坡心態(tài)卻變得更為平和。 “試問嶺南應(yīng)不好?卻道，此心安處是吾鄉(xiāng)。”成為他自己的真實寫照。“歸去來兮，請終老于斯游”“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更加彰顯了他的隨遇而安、樂天知命、超然曠達(dá)。

     宋哲宗紹圣四年（1097），政敵們和“元佑黨人”玩起了文字游戲，由于蘇軾字子瞻，便找了諧形的儋州作為他第三次的貶謫地。儋州，即今海南島，在有宋一朝不殺士大夫的政策下，謫居蠻荒之地的儋州簡直跟死緩無異。被貶惠州3年，又被貶到天涯海角、這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但東坡就是東坡，他依然故我，灑脫不減。面對“此間居無室，食無肉、病無藥”的惡劣的生活條件，他居然唱出了 “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忽然跨海去，譬如事遠(yuǎn)游”的詩句。

    東坡心懷熱愛祖國大好河山的情愫，一接觸到海南的特異風(fēng)光，就激發(fā)了他旺盛的創(chuàng)作欲望。剛從瓊州赴儋州時，途中遇雨，他從海南山間的急雨云雷的奇妙景象中開闊了胸襟，詩情沛然而生： “急雨豈天意，催詩走群龍；夢云忽變色，笑電亦改容”。

    到儋州后的三年，東坡在創(chuàng)作上獲得了豐碩成果。其間，他創(chuàng)作詩一百七十四首，散文一百二十九篇，賦五篇，頌十八篇，銘四篇，平均近兩天寫出一篇（首）。其著作不僅質(zhì)優(yōu)，而且量豐。須知，這些著作是蘇軾在儋州饑寒交迫、紙墨缺乏、意欲“焚筆硯斷作詩”的惡劣環(huán)境下完成的，這就特別令人敬佩。所謂“秀句出寒餓，身窮詩乃亨！”這是蘇軾一生創(chuàng)作道路的經(jīng)驗總結(jié)。
    上帝在為東坡關(guān)上一扇門的同時，必定會為東坡打開另一扇窗。政治上的失意，卻成就了他的文學(xué)創(chuàng)作和思想升華。黃州、惠州、儋州的崇山峻嶺、險灘急浪歷練了他堅韌不拔的意志、超然脫俗的品格，也給它提供了大量的寫作素材。正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可以說，沒有一貶再貶的特殊的人生經(jīng)歷，沒有黃州、惠州、儋州的人生閱歷，就不會有東坡的偉大文學(xué)成就，就不會有東坡的超凡脫俗的人生境界。東坡不幸乎？幸乎？    

    當(dāng)代作家方方說過：“假如將蘇東坡連根須帶枝蔓地拔起，我相信，整部中國文化史將因之而失重。”此言不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