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的海禁政策

「海禁」政策，係明政府禁阻私人出洋從事海外貿易的政策，亦稱「洋禁」。始於明初，在明代雖時張時弛，但直至明末，未曾撤銷。

明太祖朱元璋出於政治上的需要，在對外貿易上，除為「懷柔遠人」，允許部分國家或部族通過「朝貢」的方式進行貿易外，其他私人海外貿易一律禁止。洪武年間(西元1368～1398年)屢申「通番禁令」，規定「濱海居民不許與外洋番人貿易」，頒布「將人口軍器出境及下海者，絞」等嚴刑峻法。又在山東至廣東的沿海地區修築海防工事，建立嚴密的「巡檢」制度。

永樂以後，明廷仍屢申「嚴私通番國之禁」。但遠不如洪武年間嚴厲，禁令的範圍也逐漸縮小。永樂年間(西元1403～1424年)對朝貢貿易的違禁事件，成化年間(西元1465～1487年)對官吏私通番國的貿易事件，都採取比較寬容的態度。

正德、嘉靖年間(西元1506～1566年)西方殖民主義者漸次到東方尋找殖民地。嘉靖三十二年(西元1553年)，葡萄牙殖民者以晾曬水漬貨物為由，強借澳門。他們盤踞澳門，不服「抽分」，販賣奴隸，危害明朝主權，並轉向褔建、浙江沿海從事違法的貿易活動。

當時從事海上貿易者獲利甚巨，故官僚多與商人相勾結，憑侍權勢和厚資，串通官府，逃避禁令，招誘破產貧民出海。或違禁「私造雙桅大舡下海」，有的則「私充牙行，居積番貨，以為窩主」。有的船主更「名為商販，時出剽劫」，既是走私商，又是海盜。有些豪門世家、奸商舶主，利欲薰心，不僅與葡萄牙殖民者進行非法貿易，而且勾結倭寇在東南沿海一帶擄掠殺害中國人民，構成了有明一代的「倭寇之患」。

嘉靖元年，給事中夏言認為倭寇起於市舶(即貢舶)，建議罷市舶，厲行海禁。朝廷接受建議，封鎖沿海各港口，銷毀出海船隻，禁止下海捕魚撈蝦，斷絕海上交通。凡違禁者，必依法處以極刑。

明廷嚴厲的海禁政策，並不阻遏私人海外貿易的發展，相反地，參加對外貿易的人越來越多，朝廷無法禁絕。正如徐光啟所說:「官市不開，私市不止」，這是一種自然的發展趨勢。同時，正德、嘉靖年間海禁政策與洪武年間有所不同，洪武年間尚進行有限制的貢舶貿易，而正德、嘉靖年間所有的對外貿易都被禁止。這實際是閉關主義的表現形式，它阻礙了中國與鄰近國家的商品交流和國內工商業的發展，故廣東和褔建的地方官員主張開放海禁。

隆慶初，舊日的海禁政策已經不可能維持下去，而東南沿海的倭患又已大體平息，朝廷在輿論影響下，才批準褔建巡撫都禦史涂澤民的建議，開放海禁，「準販東、西二洋」，以徵收商稅，增加財政收入。

開放海禁，即等於明政府允許私人海外貿易的合法存在，這使參加海外貿易的中小商人大大增加。他們湊集資金，建造海船，裝載土產，逕往東、西洋，與海外諸國貿易。明朝政府的商稅也因此不斷增長。漳洲府在萬曆三年(西元1575年)徵收稅銀八千兩；萬曆二十二年則徵收銀約三萬兩，增加五倍。

但海禁的開放也是有限制的，弛禁初期頒發「引票」五十張，萬曆中增至八十張，東、西洋各四十張。出海貿易者，均須經海防同知批準，領取「引票」，到指定地區貿易，並在規定的期限回港。前往貿易的國家和地區也有一定限制，日本即在禁止通商之列。另外，進出口貨物的品種也有所限制。這類規定依然嚴重地束縛著海外貿易的正常發展。

清人入關以後(西元1644年)，為了鎮壓東南沿海人民的反抗，切斷據守臺灣的鄭成功勢力與內地的聯繫，再次實行「海禁」政策。

自清順治十二年(西元1655年)至康熙十四年(西元1675年)間，清政府先後五次頒布「禁海令」，規定「寸板不許下水」，嚴禁官民人等出海貿易。

順治十七年(西元1660年)至康熙十七年(西元1678年)間，又三次下達「遷海令」，將廣東、浙江、江蘇、山東沿海，以及長江下游鎮江以下沿江三十里以至五十里以內的人民，全部遷入內地，房屋一概燒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