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權利

權和利密切相關。如果說權是因，那么利就是果。有因必有果，有權就有利。如果說“權”政治，那么“利”就是經濟。經濟是政治的基礎，政治是經濟的集中體現。人們表面在爭權，其實質往往在于奪利。國家、政黨和個人，大多如此。權與利一旦構成因果關系或者因果循環，腐敗就難以避免了。

政治家爭權，他們是為國爭權，為進步力量爭權，為人民爭權，而利沒有歸己。官僚政客則不然。他們爭權就是為了自己或者自己的家人，利用吃拿卡要貪污受賄等途徑或形式，獲取暴利，以滿足自己的私欲。

古今中外，政治家極少，而官僚政客極多；清官極少，貪官極多。凡是有作為的帝王，都熟知這樣的形勢。為了能使國祚永久，王氣不衰，往往都要通過教育、法制、監察、舉報等方式對官吏進行監管，對其權力進行限制。盡管如此，其效果也不太理想，權力還是被濫用。明朝初年，飽受苦難的朱元璋深知官僚政客的危害，采取多種措施來規范官僚政客的行為。比如，用“四書五經”中儒家思想來選拔官吏；官僚出任時，送一套“青花瓷器”，告誡官僚為官要“一清二白”；就任后，衙門旁立一“剝皮實草”，警告官僚要牢記《大明律》，莫忘貪官的下場；還特設錦衣衛等特務機構，監視官吏的不法行為等等。盡管如此，貪官污吏還是屢懲不絕，層出不窮，就像割韭菜那樣，割了一茬，又長一茬。到了王朝中后期，君主昏庸，官吏腐敗，政令不通，社會黑暗，民生痛苦，以權謀利的現象就更嚴重了。

怎樣來解決這一問題呢？古代的中國人似乎沒有找到方案。還是西方的啟蒙思想家技高一籌，提出了民主法制等思想，一些英明的政治家將這些思想化作政治。在英國，制訂了《權利法案》，對國王的權利進行限制。后來又出現了代議制、政黨政治等，英國逐漸建立起政治文明。美國法國緊隨其后，德國日本俄國也進行仿效。西方發達國家逐步解決了以權力謀取私利的現象，也就是把權和利分離開來。如今的一些西方國家，當官并不是為了搞錢，而是有錢了才想當官，以此展示一下自己的行政管理才能。

有官就有權，有權就有利。如果能夠權為民所用，利為民所謀，那么這個官就是好官；不然就是壞官。

要把官變成好官絕不是教育法制監督刑罰等所能根本解決的。要根本解決就要把權利分開，大興民權，對官吏的權利進行有效的制約監督，堅決防止不當得利。就像醫藥分開那樣，官員只是負責診斷施治，拿自己應該得的報酬，其余的“利”要么歸公歸國，要么給人給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