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氏所藏歷代法書中,尤以黃庭堅《廉頗藺相如合傳》、米芾《吳江舟中詩》及耶律楚材《送劉滿詩》三卷為著。
據編者翁氏序中所述,顧洛阜收藏這些珍品,有他自己的態度和理念:他從不投資置產,收藏中國書畫,就是他的生命……
陳麥青

《美國顧洛阜藏中國歷代書畫名跡精選》
翁萬戈編
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
2009年12月第一版
340頁,198.00元

唐寅《垂虹別意圖》
現絕大部分已捐贈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美國顧洛阜(John. M. Crawford)原藏中國古代書畫,因其一向多見部分展示或出版但卻鮮有獲睹全貌之緣,而讓人有一種既熟識又神秘的感覺。
1971年10月至11月間,由美籍華人學者曾幼荷(祐和)女士主持的“中國書道”(Chinese Calligraphy)展,在美國費城美術館成功舉辦,并于次年先后移往堪薩斯納爾遜藝術畫院及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展出。這是一次頗具影響的專題展事,已故臺北故宮博物院元老莊尚嚴先生當時雖未克往觀,但仍就其友人翁萬戈先生所寄展覽圖錄,撰《簡介美國最近舉辦的“中國書道”展》(后收入臺北故宮博物院印行的莊氏所著《山堂清話》)專文,評述其事,稱“專門展覽我國歷代書法,除日本外,在歐美各國中,此展或系第一次”。并就其九十六件展品的來源,特別指出:“展品除少數之外,全部皆為美人自己收藏,或旅美我國學人所提供,其中以顧洛阜一人之收藏為最多。顧氏他是紐約富翁,以收藏我國文物聞名于世。其藏品不但多而且精,更多為世間僅有之孤本,又能書畫并重,尤具卓識非凡,不是一般歐美藏家所能比擬……惟此次展品中,未能將顧氏所有法書全部展出,真乃憾事。”盛贊之下,猶見嘆惜。其實,自1962年首次顧氏藏品展在紐約摩根圖書館舉辦以來,顧氏所藏雖得各種機會多次展示,并有黑白或彩印的相關圖錄,但均披露有限,難窺全豹。并且還如翁萬戈先生指出的那樣:“這些都是用英文寫的,圖版則長卷不全,題跋不備,而且所收內容的項目限于‘精品’,并沒有顧及許多特出而且重要的名跡。”
緣此,自信“對顧氏收藏相當熟習”的翁氏,因“長期籌劃寫一部完全用中文,向中國讀者及精通中國語言文化的外國讀者介紹‘流落異域’的‘國寶’及價值很高的文化遺產”,遂憑借其得天獨厚的家學及本人所具眼力學養,從1984年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點收顧氏捐贈清冊所列一百七十七項藏品中,選出一百零八項,“盡可能利用彩色圖版及包括題跋,并提供適當的黑白插圖”,成此《美國顧洛阜藏中國歷代書畫名跡精選》(以下簡稱《顧藏精選》),“歷宋、元、明、清四代,可稱概括了顧氏收藏中的精華”。不僅使世人第一次得以比較完整而直觀地了解顧氏所藏之精美,并且因為編者多采全卷、連題跋印記等都盡可能巨細不遺的識見主張,從而更為有興趣的研究者們,提供了寶貴難得的利用之便。至于編者仔細的著錄、認真的考訂和生動的評介文字,以及用長序《美國收藏中國書畫簡史到顧洛阜的珍藏》,詳述自十九世紀中葉以來一直到現今為止,美國收藏中國歷代書畫的始末概況和相關背景,有關學術研究流派和代表人物的淵源傳承,顧洛阜其人其事的詳細介紹和他收藏中國歷代書畫的理念特點等,則又讓人開卷之下,多見其學術分量和信息含量。
顧氏所藏歷代法書中,尤以黃庭堅《廉頗藺相如合傳》、米芾《吳江舟中詩》及耶律楚材《送劉滿詩》三卷為著。而歷來鑒藏、研究諸家,對此亦極寶重,并高度評價,多有研討。直至近世,如張蔥玉先生在其《木雁齋書畫鑒賞筆記》中,雖不知為何無此卷之著錄,但還是在另一卷亦為黃書劇跡的《草書諸上座》的評述中表明:“余所見山谷草書長卷,《廉頗傳》似出此(筆者案:指《草書諸上座》卷)上。”而上世紀八十年代,楊仁愷先生赴美參加由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舉辦的“中國詩書畫學術討論會”,以《書林三講》(后收入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所刊楊氏《沐雨樓書畫論稿》)為題作學術演講,其中的“二講”,即是對黃書《廉頗藺相如合傳》卷和耶律氏《送劉滿詩》卷的專題探討,并分別以“書文并茂”、“傳世孤本、貴如南金”,概括其對此二卷的推重。翁萬戈先生綜合歷代先賢諸說,以飽含深情的優雅文筆,暢述自己心得,不僅與張、楊所見時有相契,更使人讀來忘倦。
從《顧藏精選》所印黃書《廉頗藺相如合傳》卷后譚敬二印及張大千丙申(1956年)在日本所題識語中,又知該卷亦曾入譚氏之手,此際則在大千行篋,而另一卷也是譚敬舊藏的黃書名作,亦為張氏念念:“憶五年前為人纂奪之《伏波神祠》卷,何時始為延津之合耶?”上世紀五十年代,正是張大千出于種種原因,較多轉手書畫名跡之時,著名的王羲之《行穰帖》唐摹本,也是其于1957年購入,并在日本復制精印后,售與日本藏家,最后再流往美國的。至耶律氏詩卷,翁萬戈先生雖據卷中各家題跋及歷代藏印,推其流傳大略,云:“此卷想自周湘云收藏分散后流出,輾轉到美國,由經手人售于顧洛阜。”但未詳具體。楊仁愷先生文中所述,亦大同小異,惟期望“具體庋藏情況,想必老輩中人能提供第一手資料,幸甚,幸甚!”果然,張蔥玉先生《木雁齋書畫鑒賞筆記》中所記,竟真能恰補此缺:“此卷為袁玨生物, 后以萬金之值歸古鄞周鴻孫湘云。繼歸開平譚敬,又歸湘潭周游,復歸蜀內江張爰,由王徵售于美國紐約之顧洛阜。三十年來轉徙如此,皆余目睹,誠可惜也。”王徵即王文伯,與周游等同為收藏清宮流散書畫,并攜往域外轉售者。翁氏在《顧藏精選》長序之末,據其1956年備忘錄及楊仁愷先生《國寶沉浮錄》中相關記載,述王文伯曾將黃庭堅《廉頗藺相如合傳》、米芾《吳江舟中詩》、高克明《溪山雪霽圖》、喬仲常《后赤壁賦圖》等不見于張氏《大風堂名跡》各卷共計六件,直接托日商瀨尾售與顧洛阜之種種,然未及耶律氏此卷。
另值得一說的,是《顧藏精選》所收唐寅《垂虹別意圖》卷。這是正德三年(1508)唐氏在蘇州送別門人戴昭返鄉歸省之作。有當時浙江紹興府儒學訓導長洲戴冠之序,詳其緣由:
休寧宗弟戴生昭,年富質美。余教授紹興府學時,與其父思端有同譜之好,往來情義甚篤。然思端業賈,什九在外,不能內顧昭,恐昭廢學,負所稟,因挈來游于吳,訪可為師者師之。初從唐子畏治《詩》;又恐不知一言以蔽之之義,乃去,從薛世奇治《易》;世奇仕去,繼從雷云東以卒業。昭為人言動謙密,親賢好士,故沈石田、楊君謙、祝希哲輩,皆吳中名士,昭悉得與交,交輒忘年忘情。及昭學漸就緒,去家且久,不能無庭闈之思。將告歸,眾作詩送之……
可知戴昭本徽商子弟,由業賈致富的父輩送往當時文化最發達地區之一的吳門,從唐寅等名家問學;并通過諸師,得與吳中文化名流交游往還。今從卷后文徵明、楊循吉、朱存理、邢參、浦應祥等十多人的題詩中,更可窺其結交之廣泛。其實,當年徽商中多有像戴氏那樣,由經商致富后,開始不滿足于豐厚的經濟獲利,因而進一步為自家子弟創造各種條件,培養他們研習詩文舉業,以博科第功名,光祖耀宗,借此提升自身乃至整個家族的文化聲名和社會地位。唐寅此圖及戴冠等所記所題,雖然也可能如翁萬戈先生所說,是一種應景之作,但客觀上卻正是反映這種時代風氣的真實寫照,故翁氏也認為“其文獻價值勝于其他同時的美術創作”。惜長期以來,此卷雖有著錄而及見者不多,滬上文徵明研究專家周道振先生《文徵明年譜》及拙著《祝允明年譜》等,均僅據汪砢玉《珊瑚網》等所錄系入此事。現終獲見此全卷印本,細閱之下,真欣喜無已。而臺北故宮博物院江兆申先生,其身后眾弟子為刊《靈漚類稿》,據書中《東西行腳》所記, 1970年,其于美國初識顧洛阜,即“在他那兒看了兩天兩夜的畫……幾乎把他所有的收藏都看完了”。1976年,又得顧氏寄贈全部藏品的照片。而其《關于唐寅的研究》雖成于1968年許,但最終校定并由臺北故宮博物院印行,則亦在1976年。然僅云“送別戴昭,有《垂虹別意圖》及詩”,注為《珊瑚網》,未言顧氏所藏。至1985年,又據顧氏所贈照片中相關者及其他資料,發表《從唐寅的際遇來看他的詩書畫》一文,對之前有關唐寅研究的各個方面,再作了回顧和補正,仍未及此卷。
事實上,唐寅、祝允明輩與徽州一帶地方及人士,多有往來。前述江兆申先生《關于唐寅的研究》一書中,專列唐寅的“歙休之游與桃花庵”一節,從其所存詩文及其他相關文獻中,探討其往游歙縣、休寧諸處且鬻文謀生之種種。而祝允明詩文集中,亦可見其與當年在徽地和吳門之間常來常往的徽人的應酬之作。明末清初著名的書畫商人吳其貞,更在《書畫記》中記其為收書畫而登歙地西山汪氏之堂:“堂曰‘西麓’,是祝枝山題者。余詢其由,主人曰:‘曾祖號西山,延祝先生在此榻二載,其堂額是此時所取也。’所以余到溪南,見祝字甚多……原來地近西山,求甚便,故多耳。”今上海博物館所藏祝書《前后赤壁賦》大草長卷,由祝氏款題及同時黃省曾之跋,知即為西山汪子書者,恰證吳氏之說。
《顧藏精選》中另一宋人李結《西塞漁社圖》卷,不僅為李氏所存畫跡孤本,且其卷后宋代范成大、洪邁、周必大、王藺、趙雄、閻蒼舒、尤袤、翁埜諸賢題跋,本身亦屬珍稀之跡,尤其是被稱為“南宋四大書家”之一的范成大那篇三十幾行之長的大字行書,更是其書風成熟期的代表佳作,緣此得存,彌足珍貴。上世紀八十年代曾于美國親見此圖的傅熹年先生,在《訪美所見中國古代名畫札記》(后收入《傅熹年書畫鑒定集》)一文中,首先論及的,就是此卷,并指出:“這幅《霅溪漁社圖》(筆者按:即翁氏所名《西塞漁社圖》)的可貴之處,是為我們提供了南宋孝宗初年(1163-1173年間)一座士大夫莊園的理想圖像,這在傳世的宋代繪畫中,堪稱僅存的孤例。在這幅畫上,畫家質樸而不事夸張的畫筆反而增加了此圖的現實感,其歷史價值是很高的。此圖還使我們看到南宋士大夫畫的一個側面,在繪畫史上也有其特殊意義,是不能簡單地以畫之工拙來衡量其價值的。”
《顧藏精選》的考述文字中,也稍有不盡如人意處,雖皆細節,但從求精而言,似亦美中不足。此舉二例,用求切磋。一是書中第117頁所錄元倪云林《秋林野興圖》軸,上有明代吳寬、王鏊題詩并附記,語及“杜長垣”、“子開”等。翁氏指杜長垣即世稱東原先生的明代著名文人杜瓊;又據張泰階《寶繪錄》所載文徵明跋文,考子開為文氏之友。其實,長垣、子開為一人,名啟,系瓊之子。道光《蘇州府志》有其傳略:“杜啟字子開,吳縣人,瓊子……成化丁未登進士,授長垣知縣……擢南京御史,出為福建僉事致仕。屏居讀書,不謁當道。王鏊修蘇志,啟與長洲朱存理、浦應祥筆削居多。”其父杜瓊,詩文之外,又擅繪事,且精畫學。啟承家學,亦能鑒賞,故王鏊題詩中遂有“鑒賞還歸杜老真”、“今日長垣傳法眼”云云。而杜啟與當時文
徵明、祝允明輩曾同修地方志書,并確實交往為友;啟子憼,且列祝氏門墻,祝氏有《杜敬心古易序》述其事,載《祝氏集略》卷二十五。
二是書中第209頁上有關祝允明《行草書釣賦》的說明文字中,稱“尚古華公,名光祿”,亦有小誤。尚古名珵,字汝德,無錫人。文徵明有《華尚古小傳》,記其“嘗仕,有官稱。以其仕不久,又性好古,故遺其官不稱,稱尚古生”,并述其好藏法書名畫,能別真贗,常與沈石田互出所藏,品評論列,而鑒古博雅之名,僅次于沈氏等等。祝允明亦常與之往還,并屢為其作書。又當時無錫華氏以收藏鑒賞名者中,尚古之外,還先后有華夏及華云。前者字中甫,家有真賞齋;后者字從龍,號補庵,有休真園、劍光閣等。因上海博物館所編《中國書畫家印鑒款識》及楊仁愷先生《中國書畫鑒定學稿》等有關常用或專門諸書,多誤混二者為一,故藉此附及。而《顧藏精選》錄文徵明《玉蘭圖》卷時述及二人,則明確無誤。
為編《顧藏精選》,翁萬戈先生長期籌劃、用心用力。這位晚清名相翁同龢的五世之孫,幼承家傳,學有根底。雖大學所讀為電機工程,但更醉心中國傳統文史及書畫藝術等,且造詣精深。赴美之后,除一直悉心呵護祖傳寶藏之外,更致力于祖國傳統文化藝術的弘揚傳播,并為促進中美文化交流,積極奔忙。2000年,舉匯聚善本精華的“翁氏藏書”,轉歸上海圖書館;2008年,再攜家藏歷代書畫珍品赴京展覽,皆轟動一時。其所撰《陳洪綬》圖文三卷本,不僅是迄今為止有關這位偉大畫家個案研究最權威的巨著,也是體現翁氏學術水準的代表力作。而將此力作并《顧藏精選》先后精印行世的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其獨到的眼光和不凡的品位,亦可見一斑。至于對顧氏及其藏品而言,《顧藏精選》最終得以成書,并能在其所錄藏品誕生的故鄉公之于世,則更有非同尋常的意義。因為據翁氏序中所述,顧洛阜收藏這些珍品,有他自己的態度和理念:
他從不投資置產,收藏中國書畫,就是他的生命……
他相信收藏應該公諸同好,嘉惠后學及藝術家。這樣,收藏生活既有意義又可享受:學人、高士不遠千里而來,共同展觀世間不輕易一見的瑰寶,對他是最快樂的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