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習《鄭文公碑》1 一、關于《鄭文公碑》
核心提要： 一、關于《鄭文公碑》 《鄭文公碑》全稱《魏故中書令秘書監使持節督兗州諸軍事安東將軍兗州刺史南陽文公鄭君之碑》，又名《鄭羲碑》、《鄭道昭碑》。北魏宣武帝永平四年(511)，鄭道昭...
回顧書法發展歷程，楷書源于漢末，興于魏晉，成熟于南北朝，至隋唐徹底成熟。其中經歷了以隸為主、隸楷參半，進而以楷為主、隸意擾存等不同的幾個發展階段。魏碑屬于后者。康有為在《廣藝舟雙楫》中寫道：“太和以后，諸家角出。奇逸則有若《石門銘》，古樸則有若《靈廟》、《鞠彥云》，古茂則有若《暉福寺》，瘦硬則有若《吊比干文》，高美則有若《靈廟碑陰》、《鄭道昭》、《六十人造像》，峻美則有若《李超》、《司馬元興》，奇古則有若《劉玉》、《皇甫轔》，精能則有若《張猛龍》、《賈思伯》、《楊翠》，峻宕則有若《張黑女》、《馬鳴寺》，虛和則有若《刁遵》、《司馬升》、《高湛》……凡后世所有之體格無不備，凡后世所有之意態，亦無不備矣。”歷代書法史中，像北魏這樣的刻碑盛況不多見。這其中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民族大融合帶來的多風格、多形態的文化契機。魏碑實質上是少數民族文化和漢文化相融合的產物。二是佛教盛行，促使造像題記、摩崖石刻和墓志經卷等大量出現。三是士族豪門對文化藝術的壟斷力量弱化，民間文化嶄露頭角，在繼承秦、漢、魏、晉傳統的基礎上，涌現出眾多民間書家。魏碑進入書人視野、廣而化之并獲取新的生命力則是在晚清。當下書壇對于魏碑“不拘成法”這一特點的理解相當狹隘，以至使魏碑幾乎變成了狂蕩放縱、怪異夸張的代名詞，因而在臨習《鄭文公碑》前，對該碑進行重新認識，是十分必要的。(右圖為《鄭丈公碑》拓本局部)
《鄭文公碑》屬魏碑中的端莊一路。因為《鄭文公碑》屬于廟堂藝術，因而于莊嚴靜穆中又有點兒拘謹，流露個性之處較少，比不上《張黑女碑》(圖一為拓本局部)的精美，也比不上《張猛龍碑》(圖二為拓本局部)的險峻；和《爨寶子碑》(圖三為拓本局部)的奇異相比，則顯得十分雍和。但與這些個性鮮明的名碑相對比之后，我們不難發現《鄭文公碑》的風格其實就是以自然取勝，其質樸規矩、落落大方、無拘無束的自然美是其他三碑所望塵莫及的。大凡雄肆過度易放曠、劍拔弩張易乏味、秀婉易弱、剛強易露、肥厚易臃腫、清勁易寒儉，而《鄭文公碑》卻因取道中庸而沒有這些弊病。 《鄭文公碑》屬魏碑中的端莊一路。因為《鄭文公碑》屬于廟堂藝術，因而于莊嚴靜穆中又有點兒拘謹，流露個性之處較少，比不上《張黑女碑》(圖一為拓本局部)的精美，也比不上《張猛龍碑》(圖二為拓本局部)的險峻；和《爨寶子碑》(圖三為拓本局部)的奇異相比，則顯得十分雍和。但與這些個性鮮明的名碑相對比之后，我們不難發現《鄭文公碑》的風格其實就是以自然取勝，其質樸規矩、落落大方、無拘無束的自然美是其他三碑所望塵莫及的。大凡雄肆過度易放曠、劍拔弩張易乏味、秀婉易弱、剛強易露、肥厚易臃腫、清勁易寒儉，而《鄭文公碑》卻因取道中庸而沒有這些弊病。 《鄭文公碑》乃鄭道昭的代表作，從下一講開始，筆者將就“下碑”談一些臨摹方面的粗淺體會。 三、《鄭文公碑》與同時期名碑的對比魏碑之所以進入康有為視野，成為晚清書 如果說《張黑女碑》是精美難敵的話，那么《爨寶子碑》(附圖左者為拓本局部)則屬怪異之極端，在魏碑體系中也是十分有個性的。學習書法時，總要強調由規矩走向自由，因而一般不把《爨寶子碑》作為人門范本。如果對于魏碑興趣較濃厚的話，《鄭文公碑》因相對規范一些，倒是可以考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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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文公碑》全稱《魏故中書令秘書監使持節督兗州諸軍事安東將軍兗州刺史南陽文公鄭君之碑》，又名《鄭羲碑》、《鄭道昭碑》。北魏宣武帝永平四年(511)，鄭道昭為紀念其父所刻。當時鄭道昭任光州刺吏。此碑起初刻于山東平度縣天柱山巔，后來發現掖縣南云峰山石質較佳而又重刻。前者稱為“上碑”，字比較小，文凡20行，滿行50字，因石質較差，字多模糊，稍見厚拙；后者稱為“下碑”，字稍大，均二寸見方，且筆畫清晰，共51行，每行29字，正書額題“熒陽鄭文公之碑”匕字，沒有署名，直至阮元親臨摹拓，且考訂為鄭道昭的作品后才受到重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