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禎（朱由檢），明朝最后的一位皇帝。按照“慣例”，亡國之君，免不了要遭到后世的指責，如夏桀、商紂、陳后主、隋煬帝、宋徽宗，等等。崇禎卻是個“另例”，他甚至得到了某些同情與肯定，即便是不共戴天的政敵李自成都說，“君非甚暗”。
清代張廷玉的《明史·莊烈帝（即崇禎）》作了這樣的評論：“贊曰：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為。即位之初，沉機獨斷，刈除奸逆，天下想望太平”，“在位十有七年，不邇聲色，憂勤惕勵，殫心治理。臨朝浩嘆，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僨事。乃復信任宦官，布列要地，舉措失當，置制乖方?！?/p>
公元1628年，信王朱由檢接替朱由校（天啟），執掌江山大業。那時的明王朝，已經到了風雨飄搖、大廈將傾的末期。朱由檢即位之初，雄心勃勃，立志改變現狀，表現出英明有為的姿態。他勤于政務，事必躬親，生活極其儉樸；他平反冤假錯案，起用被無辜罷黜的官員；他查禁朋黨，力戒廷臣與宦官交結，尤其是采取果斷措施，大力打擊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除去了一大禍害。此舉堪稱是崇禎的最大政績，得到了朝野的一致擁護，老百姓更是歡呼皇上英明。明末文學家張漙的《五人墓碑記》甚至將他歌頌為“圣人”。文中寫道：“大閹（指魏忠賢）亦逡巡畏義，非常之謀，難于猝發，待圣人（指崇禎皇帝）之出，而投繯道路”。意思是，崇禎即位后，將魏忠賢貶到鳳陽去看守皇陵，閹賊知道不免要被誅戮，便畏罪上吊自殺。
然而崇禎皇帝求治心切，又急躁多疑，剛愎自用，決斷因此常出差錯。比如他對外廷大臣不滿，卻忘了魏忠賢們的教訓，居然又重用宦官（盡管是另一批），授予他們京師的軍政大權，許多宦官還被派往地方，凌駕于督撫之上，甚至讓宦官總理戶、工二部，將本該管事的尚書擱在一旁。由于他的失誤，宦官干政之勢卷土重來，統治集團內部矛盾重重，首輔、兵部尚書等主要大臣像走馬燈似的，不斷更換，長期沒有一個穩定的內閣，政權處于危亡之際。雖然他深知問題的嚴重性，不斷反省，也不斷下罪己詔，但所有的努力都無濟于事。
崇禎皇帝的主觀愿望與客觀效果嚴重相悖，讓后人不禁為之嘆息，但明末政治腐敗，經濟凋蔽，國庫空虛，民不聊生，滅亡則是歷史的必然，連《明史》的編撰者都說是“氣數使然”。因此，狂瀾既倒決不是朱由檢所能挽回。筆者讀《明史·莊烈帝本紀》，有一個感觸非常強烈，即內中記載的兩件事，猶如兩根繩索，緊緊地勒著這個王朝的脖子。一是內憂，那時災害連年，農民起義軍風起云涌；二是外患，清兵日益強大，不斷南下侵擾。朱由檢在位17年，幾乎都在應付這兩件事，他企圖去掉這兩根繩索的威脅，但怎么也做不到，最終只能和他的王朝一起，被這兩根繩索所勒死。
先說“內憂”。萬歷以來，陜北災害連年，老百姓嚴重缺糧，只能吃樹皮、蓬草，或“青草石”，非正常死亡的現象不勝其數。有的地方甚至“炊人骨以為薪，煮人肉以為食”，致使“死者枕籍，臭氣熏天”。如此的民不聊生，終于把善良的老百姓逼上了“梁山”。安塞人高迎祥（還有他的部下李自成）、膚施人張獻忠等紛紛揭桿起義，勢力不斷擴大。
到了崇禎當政的時候，朝廷起先對農民起義軍采取剿撫兼施、以撫為主的政策，但此舉不僅沒能取得成功，“匪患”還變得更加厲害，崇禎皇帝一氣之下，將主張招撫的三邊總督楊鶴抓進監獄，轉而實行大力鎮壓的政策。為此，他改派洪承疇為總督，繼而又將之提升為兵部尚書，統一指揮陜西、山西、河南、四川和湖廣各路軍隊。應該說，洪承疇對圍剿農民起義軍是很賣力的，也取得了不少“戰績”。粗略翻一下《明史·莊烈帝本紀》，就可以看到這樣的記載：崇禎三年，“巡撫延綏副都御史洪承疇、總兵官杜文煥敗賊張獻忠于清澗”，崇禎五年，“洪承疇敗賊于甘泉”，崇禎八年，“洪承疇出關討賊”，“洪承疇督副將曹變蛟等人敗于關山鎮”，崇禎九年，“洪承疇敗賊于隴州，賊走慶陽、鳳翔”，崇禎十一年，“洪承疇、曹變蛟大破賊于潼關南原，李自成以數騎遁”，等等。
盡管洪承疇等人企圖將農民起義軍斬盡殺絕，但事與愿違，農民起義軍猶如星星之火，越燒越旺，特別是李自成與張獻忠所率領的隊伍，勢如破竹，席卷大半個中國。
崇禎九年，李自成率領他的隊伍，繼續在渭南、四川一帶活動。崇禎十一年，因受洪承疇的阻擊，起義軍轉戰川、陜鄂交界。崇禎十三年，李自成的部隊進入河南，明確提出了“均田免糧”的口號，受到廣大農民的歡迎，隊伍迅速壯大。崇禎十四年，李自成的農民軍相繼攻破洛陽、登封、項城，第二年，圍攻開封、襄城、朱仙鎮汝寧等地。崇禎十五年，李自成進軍湖廣，奪取襄陽。第二年，改襄陽為襄京，稱新順王。崇禎十六年，李自成攻破潼關，占領西安。崇禎十七年（1644年）正月，李自成改西安為長安，稱西京，建國號大順。二月，率部渡過黃河，先后攻克太原、大同、宣府，奪取居庸關、昌平，逼近北京城。同年十一月，進軍四川的張獻忠也在成都稱帝，國號大西。
崇禎皇帝自縊處
再說“外患”。女真族的努爾哈赤在東北建立后金政權、統一各部之后，勢力日漸強盛，遂把矛頭直指明朝。天啟元年（1621年），后金軍隊攻陷沈陽、遼陽，奪取遼東70余城。為了便于對明軍作戰，努爾哈赤把都城遷到遼陽，天啟五年（1626年），又遷到沈陽，改稱盛京。然而不久，他遇到了一生中的最大“克星”———袁崇煥。那是天啟六年正月，努爾哈赤攻打遼東重鎮寧遠（今遼寧興城）時，被明朝參將袁崇煥用“西洋炮”擊傷，八月病死。臨終前，他把貝勒們召到床前，不無遺憾地說道：“朕用兵以來，未有抗顏行者。袁崇煥何人，乃爾能耶！”
作為抗擊后金的主將，袁崇煥發揮了重大作用，多次擊退來犯之敵。崇禎二年（1629年），繼承努爾哈赤的皇太極避開袁崇煥把守的寧遠，從喜峰口入長城，直逼北京城下。此時已任薊遼總督的袁崇煥聞訊后，立即從山海關星夜回兵馳援，在北京廣渠門外打敗了后金兵。但是聰明的皇太極使出了反間計，散布謠言，說袁崇煥“引敵協和，將為城下之盟”。多疑的崇禎皇帝既不分析也不調查，就信以為真，把袁崇煥殺掉（采取的竟是極端殘酷的“凌遲”），明朝從此失去了一位足以讓對手懼怕的將領。這是朱由檢執政過程中的最大失誤之一，也是皇太極一生中的得意之作。之后，后金兵攻占遼東半島，又多次闖入關內，嚴重消耗了明朝的邊防力量。崇禎九年（1636年），皇太極在沈陽稱帝，改國號為“大清”，改族名為“滿洲”。過了兩三年，他又擊敗了索倫布首領博穆博果爾，攻克了雅克薩、烏庫勒、鐸陳、阿薩律、多金等地，實現了東北全境的統一。從此，滿族進入了歷史的新階段。
值得一提的是洪承疇的轉變。崇禎十二年，他從陜西調往東北，任薊、遼總督，朝廷的用意很清楚，就是讓他去對付氣勢洶洶的清兵。他的確也這樣做了。但不同的是，他在這里遇到了真正的對手，崇禎十五年（1642年），馳援錦州的洪承疇受困于松山，被俘后經勸說，最終歸順了皇太極。洪承疇的投降，不僅使崇禎皇帝失去了一個善于指揮作戰的高級將領，更給了清軍一個能對明政權以致命打擊的“引路人”。皇太極非常高興，他賞賜洪承疇許多金銀財寶，還置酒陳百戲款待他。清軍的一些將領難以理解此舉的意義，情緒上有點不快。皇太極解釋道，“欲得中原”，“譬諸行道，吾等皆瞽，今獲一導者，吾安得不樂？”后來的事實證明，皇太極很有先見之明———作為“貳臣”的洪承疇確實為大清王朝東征西討，立下了赫赫戰功。
內憂與外患，將明王朝和崇禎皇帝逼進了歷史的死角，沒有了任何的出路。李自成和皇太極都看到了這一點，他們都想入主北京紫禁城，坐上“龍廷”。但能不能如愿以償，就看哪一個的辦法更強，運氣更好了。
崇禎皇帝墓
歷史終于到了這一天，即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凌晨，李自成的大順軍從彰義門攻進北京內城，皇室成了甕中之鱉。絕望的崇禎皇帝早在前一天，就已經對皇后、幾個妃子以及15歲的長公主等人作了“處置”（或手刃或令其自盡）。此時的他，似乎已經無牽無掛，可以解脫了。但他不愿死在“匪賊”的手里，他想死得尊嚴。主意已定，伸出手指，用力咬破，寫下一道血書，并將它揣進衣袖，然后急匆匆地走出紫禁城，上了萬壽山（因山下堆放過煤，又稱煤山，清代改名景山），吊死在一棵樹上。
這是一個時代的結束，它宣告，有著276年歷史的明王朝已經走到了它的盡處。不過，事情到此并沒有了結，因為李自成在紫禁城稱帝后，由于缺乏統治經驗，更由于將領們的驕傲、腐敗，尤其是山海關總兵吳三桂勾結滿族貴族，引清兵入關，形勢急轉直下，大順軍只得撤出北京，輾轉各地，最終被清軍消滅（張獻忠領導的農民起義軍也沒能逃脫這一命運）。因此，真正實現朝代更迭的不是李自成或張獻忠，而是從白山黑水走出來的皇太極和他的子孫們。
上世紀50年代中期，筆者在北京讀書時曾上過煤山，看到那棵樹，樹旁有個牌，寫著“明崇禎吊死于此”幾個字。
煤山的那棵樹，無疑是崇禎皇帝悲劇人生的重要物證。盡管樹已經沒有了，但在“舊址”上仍有牌子說明這段歷史。至于崇禎死前寫下的那件血書，更是亡國之君的最后自白。他說，“朕涼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面目見祖宗，自去冠冕，已發覆面，任賊分裂，無傷百姓一人”，充滿了羞愧之心。然而依筆者之見，明朝的許多皇帝，即朱由檢的某些祖宗，在位時是很不像話的，或迷信道教，長期不理政事，幻想長生不老；或縱情聲色，淫樂思游，恣意揮霍，大好江山就是在他們的手里一步一步地走向滅亡的。追究責任，挨板子的首先不是朱由檢，而是他的這些“祖宗”。朱由檢則生不逢時，碰上一個爛攤子，如果他生在盛世，或許是一個有所作為的皇帝。然而歷史不可能重新設置，何況崇禎也有致命的錯誤，因此他只能定格在明朝末代皇帝的框框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