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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之上，申遺成功之日，往往就是“遺產”被大力開發之時，世界遺產名錄迅速成為一個暴利行業的準入證，成為地方政府追求政績的一條捷徑。 作者：源爾近日，媒體爆出埋有唐代著名高僧玄奘法師靈骨的西安興教寺，正面臨大規模拆遷。當地政府給出的拆遷原因，是絲綢之路聯合申遺的需要。近年來世界遺產熱在中國持續升溫，申遺成功后，隨之而來的巨大經濟收益和社會收益，令各地政府趨之若鶩。 在當下中國的“申遺”熱潮中，“申遺”已經遠遠超出了其本身的概念范疇，成了一場燒錢的賭博游戲。成功者如獲取了“芝麻開門”的咒語，憑借世界遺產的金字招牌財源滾滾，失敗者則背負著沉重的債務負擔，但參加這場賭博的先決條件是要足夠有錢。為此一些地方政府“申遺”時不惜血本，動輒幾億、幾十億地投入。 2012年3月，國家文物局將漢長安城未央宮遺址列入中國、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跨國聯合申報“絲綢之路”世界文化遺產項目申遺大名單，為了完成申遺工作，西安市專門設立漢長安城國家大遺址保護特區管委會來處理相關事宜，并于2013年春節前，完成近4000戶村民的拆遷安置協議簽署和搬離工作，已兌付拆遷資金近10億元。 據管委會辦公室主任毛新亮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目前已籌集12億元作為整個申遺項目的啟動資金，其中包括：向市財政借5億元，未央區自籌1億元，貸款2億元，引進社會資金4億元。然而，整個未央宮遺址申報絲綢之路項目需要資金125億元。 早在2002年，登封市便將嵩山8處共11個景點“打包”成嵩山歷史建筑群，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申報成為世界文化遺產。為此，登封市將整個嵩山景區一帶將近600戶、共約2000多名居民拆遷安置。 2010年，在巴西舉行的第34屆世界遺產大會上，包括少林寺在內的河南登封“天地之中”歷史建筑群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成為中國境內第39處世界自然和文化遺產。為此，河南登封市政府和文物部門前后歷時8年時間，投入多達7.9億元人民幣的巨額資金。 同樣是在巴西召開的第34屆世界遺產大會上，大會審議通過了將中國湖南崀山、廣東丹霞山、福建泰寧、貴州赤水、江西龍虎山和浙江江郎山聯合申報的“中國丹霞”地貌列入“世界自然遺產名錄”。然而，在此次“申遺”所付出的12億元中，湖南省貧困縣新寧縣承擔了4.5億元。 作為湖南省扶貧工作重點縣，新寧財政是一個高度依賴型的輸血財政，年財政收入僅兩個多億，可用財力只有1.7個億，每年財政支出高達9個億，財政自給率只有18%，一次申遺相當于花費了全縣近3年的財政收入。據知情人士分析，最初在捆綁“申遺”名單之中的張掖因“財力不足”缺席。 2007年6月27日，由云南石林、貴州荔波和重慶武隆捆綁申報的“中國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遺產項目，順利通過第31屆世界遺產大會表決，成為中國第六個世界自然遺產地。為爭取這“三分之一”的遺產地資格，歷經項目報出、環境整治、考察評估、補充資料、投票表決，耗時12年。為確保申遺成功，吃“財政飯”的荔波縣政府因此背負了2億多元高額債務。 荔波縣縣長陳稠彪在接受采訪時表示，當初為了解決遺產地申報及整治所需經費，荔波縣政府向銀行舉借籌集資金，到2008年底，銀行貸款1.7億元。另外尚欠施工單位工程款8000多萬元。為了確保申遺成功，付出了巨大代價。而沉重的債務遠非縣財力所能承受。據統計，2006年以來，荔波縣直接投入世界自然遺產地申報及整治經費5.47億元。 2012年9月28日，湖南省長沙市政府召開新聞發布會稱，在11月召開的中國歷史文化名樓市長論壇暨第九屆名樓年會上，將簽署《中國十大名樓聯合申報聯合國物質文化遺產長沙宣言》，包括岳陽樓、黃鶴樓、滕王閣、鸛雀樓、蓬萊閣、大觀樓等十大名樓。 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遺產公約》規定，要申報“世界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 ，必須具備三個條件：具有歷史、文化、科學價值；處于瀕危狀態；有完整的保護計劃。在世界文化遺產的認定標準中，“原真性”是最基本的認定要素。 歷史上的黃鶴樓屢建屢廢，現在的黃鶴樓是上世紀80年代以清同治樓為藍本重建的。而滕王閣則是1985年依照梁思成所繪的《重建滕王閣計劃草圖》重建而成。清華大學文物保護專家陳志華指出：“古建筑多為木結構建筑，很容易損壞。在歷史上，‘十大名樓’大都經過重修，已經不是原物。”僅岳陽樓、天一閣等少數樓閣屬于國家文物保護單位。而南京的閱江樓則是到2001年才建成開放，連文物保護單位都不是，屬于“假文物”。 伴隨著“申遺”的成功，必然帶來景區門票價格的上漲，面對公眾的質疑，地方政府解釋為：為控制景區游客數量，更好地保護遺產資源，或為使世界遺產地的身份與地位相匹配，以體現世界遺產的高品位與高價值。這些借口意在掩蓋其盡快收回前期投資，增加旅游收入，過度追求經濟價值的目的。 門票不僅成為遺產地最大、最直接的經濟來源，而且其中的一部分還被作為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以及企業和上市公司的經營收入。根據建設部的數據表明，中國部分世界遺產和國家級風景名勝區，門票收入占其總收入的比例已達到一半以上，個別如張家界等景點已高達90%以上。 地方政府將開發置于保護之上，申遺成功之日，往往就是“遺產”被大力開發之時，對部分遺產地進行掠奪性開發，使景區日益城市化、現代化、商業化。例如，在武當山，600年歷史的復真觀被改建成三星級賓館，此外還有張家界自然風景區要安裝“世界最高的全暴露戶外觀光電梯”，樂山大佛旁冒出“巴米揚大佛”，陜西秦始皇陵核心保護區內建起了巨大“接待中心”等。 僅在2007年的世界遺產大會上，我國就有麗江古城、故宮、頤和園等6處世界遺產被亮“黃牌”。原因如出一轍：旅游業過度開發，遺產地不堪重負。 1998年9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官員在張家界武陵源進行五年一度的遺產監測時，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意見，認為“武陵源的自然環境已經像個被圍困的孤島，局限于深耕細作的農業和迅速發展的旅游業范圍內，其城市化對其自然界正在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 為了恢復武陵源的自然風貌，當地政府后來將景區內近34萬平方米建筑物全部拆除。除去在拆遷中各方利益的斡旋與平衡不說，僅僅賬面數字就十分驚人。據計算，僅用以拆遷違章建筑并恢復舊貌的花費就高達10億元人民幣，比此前已獲得的經濟收益高出數倍。 地方政府將開發置于保護之上，申遺成功之日，往往就是“遺產”被大力開發之時，世界遺產名錄迅速成為一個暴利行業的準入證，成為地方政府追求政績的一條捷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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