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熙時“天下廉吏第一”-于成龍

正說清朝十二臣-清康熙時

“天下廉吏第一”-于成龍
 
02013-01-02 14:53　

來源：未知　作者：

(轉自論劍歷史網)

     
凡看過電視劇《一代廉吏于成龍》的觀眾，想必對于成龍這個名字都不會陌生。在清朝近300年的歷史中，以廉潔著稱的官員不算少，但其中最著名的當推曾被康熙帝譽為“天下廉吏第一”的于成龍。這里順便提一下，清代歷史上有兩位叫于成龍的著名官員，一位便是本文的主人公，另一個于成龍(1638～1700)，字振甲，號如山，漢軍鑲黃旗人，后人又稱他為“小于成龍”。他也是一位好官，在于成龍手下做過知州，還曾得到過于成龍的保舉，后因政績升任江寧知府。康熙皇帝南巡至江寧，要他好好向于成龍學習。這也可以算是清史上的一段佳話。

本文的主人公于成龍，字北溟，別號子山，山西永寧州(今山西離石)人。生于明萬歷四十四年(1616)，卒于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四月。他出身于一個官宦家庭，其先祖和父親都在明朝做過官。據說他的父親在鄉里倡導孝義之道，有長者之風。受家庭熏陶的于成龍性格端莊，不茍言笑，又才智過人，勤儉耐勞。他“為學務效實行，不屑于詞章之術”，認為“學者茍識得道理，埋頭去作，不患不到圣賢地位”，可見他自始就是個崇尚實干、不屑空談的人。

于成龍是個大器晚成的人。他在明崇禎十二年(1639)曾經參加過鄉試并中副榜貢生，但因為父親年邁需要照顧而沒有出去做官。直到45歲才以明經謁選清廷吏部，被授以廣西柳州羅城縣知縣。此后，他歷任知縣、知州、知府、道員等地方官，一直做到藩臬二司(按察使、布政使)、督撫大員，所到之處，皆有政聲。尤其是始終清廉自守，多行善政，深得士民愛戴。

天下廉吏第一

康熙皇帝說：“朕博采輿評，咸稱于成龍實天下廉吏第一。”于成龍的“廉”可以從為人和為官兩個方面得到佐證。

廉潔自奉，慎始慎終于成龍曾說：“我生來無他嗜好，布衣蔬食，才免饑寒足矣。不知世間有享受事，亦不知饋遺交際欲何為計？俸入自給有余，要錢何用？”他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順治十八年，清廷委任已45歲的于成龍到遙遠的邊荒之地廣西羅城為縣令。羅城新隸于清廷統治不到兩年，由于局勢未穩，兩任知縣一死一逃。而且當地萬山環繞，瘴癘盛行，從北方到那里為官的“百不一歸”。于成龍不顧親朋的阻攔，拋妻別子到羅城赴任。臨行前，他對親友說：“某此行，絕不以溫飽為念。所自信者，'天理良心’四字而已。”話別畢，于成龍就帶著簡單的行裝和幾個仆從，騎驢就道，前往羅城赴任。

當時的羅城縣城僅有6戶人家、草屋10余間，滿目荒蕪，甚至“豺虎晝行于市，野狼啕嗥(háo)不已”，環境之險惡、條件之艱苦，超乎想像。于成龍一行只得寄居于關帝廟，床鋪就安設在周倉像背后。他們“插籬棘為門牖(yǒu)”，在院子里累土作為幾案，每天蹲在地上吃飯。不久，隨從仆人大半染疫癘而死，剩下的也告歸而去，只剩于成龍孤身一人。他在給友人的信中說：“萬里惟余一身，生死莫能自主，夜枕刀臥，床頭樹二槍以自防。”他每日僅粗茶淡飯兩餐，有時甚至日食一餐，習以為常。

后來于成龍因政績突出升任四川合州知州，因為合州才經戰亂，他不愿給當地老百姓增加負擔，首先削減了自己的騶(zōu)從之費(騶從，封建時代給貴族官僚掌管車馬的侍從，費用要由當地百姓負擔)，自己僅“畜一羸(léi)馬，以家仆自隨”。

以后的日子里，于成龍的官職不斷得到提升，可是“清廉自奉”的道德操守卻始終沒有降低。在武昌知府任上，其長子從山西老家千里迢迢來探望，他依舊是頓頓青菜豆腐，與往日無異。臨別時，正趕上廚下腌鴨一只，于是讓兒子將半只鴨子帶回去。此事傳開，民間便有“于公豆腐量太狹，長子臨行割半鴨”的歌謠。后來升任福建按察使，上任時買蘿卜百斤供沿途食用；做直隸巡撫，

      他以“屑糠雜米為粥，與童仆共吃”；遷兩江總督，他不帶任何隨從，僅“騾車一輛，與幼子共乘之”。不住官府驛站，不受沿途官員迎送款待。將到之日，江寧大小官員都出城迎接，一直等到天黑才知道總督大人已經單車入府了。總督任上，他依舊是“日食粗糲一盂，粥糜一匙，侑(yòu)以青菜，終年不知肉味”。江南民眾因而親切地稱他為“于青菜”。總督衙門的仆從在嚴格的約束下，沒有茶飲用，只好每天采摘總督衙門后面的槐樹葉子充代，以至于“樹為之禿”。

于成龍宦海生涯20余年，天南地北，只身天涯，不帶家眷，與結發妻子闊別20年后才得一見。他死后，室內“惟笥中綈袍一襲，床頭鹽豉數器而已”，除了破舊衣物以及一些生活必需品之外，四壁蕭然，別無長物，見者無不淚下。

為官清正，體恤百姓于成龍律己甚嚴，又不做交際饋遺之事，不帶家屬赴任，不許仆從揮霍，生活至為清苦。但他作為朝廷命官，對百姓卻是體恤有加，說是“愛民如子”也并不過分。

于成龍能夠以百姓為念，為此他甚至不怕得罪上司，不怕得罪朝廷。在四川合州知州任上，他體恤戰亂后生活困頓的百姓，停止百姓給府上送魚之慣例，并上疏反復陳述地方百姓的苦況。知府為之汗顏，于是裁革擾累民間的事情10余件。四川奉旨采伐楠木以供“欽工”之用，于成龍毅然上書巡撫指斥這是“大興土木，勞民傷財”，建議由文官衙役負責修路，武官兵丁負責伐木，這樣可以不征調民間夫役，與民休息。在湖廣黃州府任職時，正趕上災荒，他以糠代糧，把節余的口糧、薪俸救濟災民，甚至把僅剩的一匹供騎乘的騾子也“鬻(yù)之市，得十余兩，施一日而盡”。百姓在歌謠中唱道：“要得清廉分數足，唯學于公食糠粥。”他還勸富戶解囊，以廣布施。

康熙十四年(1675)，湖廣地區因為地處征討吳三桂叛軍的前沿陣地，駐守官軍所需的大量物資，都要地方官府籌措供應。時任黃州知府的于成龍掌管征發轉輸，為緩解民力，他親自經辦一應事務，不假手胥吏，“省民費以千萬計”，并且“嚴飭屬邑，禁羨耗，絕私派，懲誣告，杜饋遺”。他做兩江總督時，雖年近古稀，而治事愈益勤謹，大小政事必躬親處理，生活則依舊極為簡樸。有人勸他注意保養休息，他回答說：“吾非不知食少事繁，養生所忌。第吾受國厚恩，兩江官吏多至千百……所以為此者，冀其見聞知警，使歸于廉。吾雖盡瘁，于國家所得，不已多乎！”忠臣廉吏之言，令人聞之動容。

俗話說，“當清官易，當好官難”，只要清正廉潔不貪污就可以算是清官，而做好官則不但要“廉”，還要“能”，要能為百姓多做好事。于成龍一生砥礪品節，不稍懈怠。在中國這樣一個很重視道德操守的國度，以品德著稱者代不乏人，以清廉名世者也不在少數。然而，有德者未必有能，歷史上的道德楷模，其實有不少是辦事能力很差的迂夫子。于成龍則不然，他一生崇尚實干，能文能武，革弊鼎新，所到之處多行善政，不僅是“清官”，還是“能吏”。

素有才能，足以辦事

康熙皇帝作為一代有為的君主，對其臣下往往有精當的評價：“于成龍居官有年，聞其人素有才能，足以辦事。”此言不虛，下面我們將舉例說明。

治羅有功，所到有聲于成龍步入官場第一步，就面臨著考驗。前面已經說過，當時的廣西羅城縣不僅極其貧窮，而且社會動蕩。瑤、壯等族頭目與當地大姓長期互相仇殺，民多失業。許多人既失去了生活來源，遂占據險要為盜行劫。于成龍對此不是簡單地加以剿除，而是“悉除諸禁，拊(fǔ)循殘氓，誠意憐惻感人”，實行以感化為主的方針，結果收到很好的效果，“人人皆至，以田賦親輸公(于成龍)手”；進而又“編置保甲，約束瑤民，盜皆屏跡”。由于附近的瑤族頭人每年都要來殺掠人畜，危害極大，于成龍決定親率鄉勇搗其巢穴，以保境安民。瑤人聞訊大恐，不僅將所掠人畜盡數歸還，還發誓永不犯界。有了安定的環境，于成龍又注意與民休息，勸農儲粟，力行教化。數月之后，當地那些百姓皆欣然聽約束”。從此，“民得安居，盡力于耕稼之事”。于成龍非常重視農業生產，每年春季巡行田間，遇有努力耕作的農人，都必定問其甘苦。百姓也非常愛戴他，一聽說于大人來了，“皆率婦子環公羅拜”。于成龍在田間地頭了解情況、親切交談，“笑語歡如家人”。于成龍“察其勤者旌之，其怠而荒者，群詈(lì)之”，這種獎勤斥惰的政策使人民大受鼓舞，更加勤勞地投入生產勞動，羅城出現了前所未有的“禾穗被野，牛羊滿山”的喜人景象。閑暇之際，于成龍又修建城池，砌筑屋宇，招民居住；并建立學宮，教民詩書禮儀，有能讀書應舉者則免其徭役；又定婚喪之禮。3年之后，羅城民風熙和，縣域大治。于成龍在羅城任職7年，守清操，行惠政，深受當地百姓的愛戴，離任之日，“羅人遮道呼號”，“泣送至數百里”。

         在合州，他針對當地久經戰亂、荒涼殘破的局面，首先以“招撫百姓為急務”。此前合州也曾招徠流民定居墾種，新歸附的流民多開墾荒蕪之地，但每當田地墾熟之時，當地土著民就會與其訴訟爭奪，這樣好不容易聚集起來的流民往往又都散去。針對這種情況，于成龍“皆為區畫，田廬牛種，官立案籍”，也就是給他們各自劃定范圍，由政府登記在冊，3年后，流民墾種的田地經官審驗后便歸己有，而且這期間也沒有過多的徭役征發之苦，所以流民“遠近悅赴”，短短數月內，“流人歸附者千戶”。

康熙十九年(1680)十月，已經升任直隸巡撫的于成龍上疏奏請宣府所屬四處地方的荒地錢糧自康熙二十年起全部豁免，數千貧民無不感恩戴德。十一月，宣府與萬全、懷安、蔚州、西陽等地夏秋連災，每天都發生餓死人的事情。于成龍考慮到平糶(即平價出售)糧米只能救那些稍有財力能夠買糧之民，“而不能救囊無一錢、僵臥待斃之民”；即使上疏請求賑濟，等到批準實行，也要一個月之后，而這一個月內又不知道要餓死多少人。在此緊急情況下，于成龍派屬員趕赴災區，未經批準即先動支平糶倉糧進行賑濟，凡確屬饑困不能謀生之窮民，每口賑給二斗。眾多炊煙斷絕的窮苦饑民由此得以存活。但當時這種擅自開倉、“先賑后奏”的做法是要承擔很大責任的，極有可能受到嚴厲參劾處分，乃至丟官。像于成龍這樣一心為民，置個人安危于不顧的好官，在封建官場中真可算得是鳳毛麟角了。

慎刑施教，以盜治盜于成龍的刑法思想在清朝一代很有影響。對待案犯，他主張慎刑，以教為主，采取“寬嚴并治”和“以盜治盜”的方法，取得突出效果。康熙八年(1669)，于成龍再次因政績卓著而遷任湖廣黃州府同知，駐于岐亭地方。岐亭地處黃州、麻城邊界，多湖汊溝壑，向為盜賊之淵藪。這些盜賊肆行無忌，甚至白晝行劫，地方官吏也束手無策。于成龍到任后，很快摸清了他們的出沒行蹤，一舉降服其魁首彭百齡等人，將其置于左右，實行“以盜捕盜”之策略。有一次，于成龍生擒9人，召集鄉里父老，宣布說：“這些都是巨盜，他們仗著被捕后解送上級官府可以揭發當地官吏的隱私而有恃無恐，往往得以逃脫懲治。我現在將他們公示于眾父老面前，你們有能保證其今后不再為盜的，我就當眾釋放；否則的話我就將盡法懲治。”眾父老出面為其中二人作了擔保，而其余7人則當著眾父老的面被嚴懲。消息傳開，“盜自是驚匿”。

康熙十七年(1678)六月，于成龍升任福建按察使。當時的福建正值耿精忠之亂，臺灣的鄭經也時常兵犯漳、泉等郡，局勢動蕩，連年用兵，又連興大獄，“民以通海獲罪，株連數千人”。于成龍說：此事關系到眾多百姓身家性命，是人命關天的大事，難道因為大獄已成，就可以不必審慎地復核了嗎？經其詳查，通海案所牽連的多半為無辜平民，應予省釋。他立即稟告當時主管兵事的康親王杰書，將關押之民盡行釋放。每遇疑案，他必令詳細審訊、反復核查，務期明允。經他清理，案無沉積，獄無淹滯，“所生全以千計”。福建巡撫吳興祚上奏朝廷說：“成龍執法決獄，不徇情面，屢伸冤獄，案牘無停。不濫置一詞，不輕差一役……屏絕所屬饋送，性甘淡泊，吏畏民懷，為閩省廉能第一。”

于成龍在詞訟、斷獄方面被看作是包公式的人物。他鐵面無私，頭腦敏銳而細心，善于從一些常人忽視的細節上發現問題的癥結。他處理過許多地方上發生的重大疑案、懸案，使錯案得到平反，因而被百姓呼為“于青天”，民間還流傳著“鬼有冤枉也來伸”的歌謠。于成龍在破案、察盜方面的許多事跡，在清人野史、筆記和民間文藝中均得到反映，甚至神化。如清代文學家蒲松齡在《聊齋》的《于中丞》一節中，就有關于他的故事。

        其中一個故事說，有一次于成龍外出去鄰縣辦事，見兩個人用床抬著病人，病人全身上下捂得嚴嚴實實，看不清臉面，只能看到枕上的青絲和發轡上插的鳳簪。有三四個健壯的男子跟在旁邊，不時用手掖被子，像是怕進風的樣子。他們抬一會兒歇一歇，又換另外兩個人繼續抬。這本來看似平常的場面卻引起了于成龍的注意。他讓差役去過問，對方答因妹妹病危，將她抬回丈夫家。于成龍走出二三里后，急命差役悄悄返回，看他們把人抬到什么地方。差役奉命尾隨，看到那一行人到了一戶農家，有兩個男子把他們迎了進去。于成龍聽了匯報后問鄰縣的縣令：“最近城里有沒有劫匪？”對方急忙矢口否認。于成龍住進館驛后，又派家人細細訪查，果然當地有一富戶遭搶掠并被殺害。于成龍忙傳喚富戶之子詢問究竟，那個年青人不敢說實情。于成龍說：“我已經把那強盜抓住了。”富翁之子才“頓首哀泣，求為死者雪恨”。于成龍就去見鄰縣的縣令說明情況，派差役到那戶農家抓來8個人，經審問，對方供認不諱，又問那個病婦人是誰，他們供稱是妓女，幾個人串通一氣，以送病人為掩護，將金銀財寶放在床上抬到住處瓜分。

眾人問于成龍何以知之，于成龍說，第一，少婦躺在床上，哪有把臉蓋起來的？第二，他們輪換著抬床，說明床上之物甚重，又用手捂著被子，說明其中必定藏著什么東西；第三，如果確是少婦病危，迎接者必定有婦人。現在只見到男子，而且并不驚問一聲，因此知道肯定是盜賊無疑了。眾人嘆服。

以文吏而擅武略于成龍是文官，而他卻屢建武功，這也是令人稱奇的。

康熙十二年(1673)冬，吳三桂叛于云南，揮師北上，接連攻陷湖南諸州縣，兵鋒直逼岳、荊等州。吳三桂軍進據湖廣后，到處散布偽札，煽惑州縣人民。麻城、大冶、黃岡、黃安等地各山寨都反叛響應，黃州人黃金龍占據興寧一帶深山作亂，麻城人劉君孚結黨呼應。他們擁數千人馬，于曹家河一戰大敗官軍，勢力日盛。

巡撫張朝珍深知于成龍素為黃州百姓所信服，在當地很有威望，于是派他前往招撫。于成龍說：“黃州的叛賊占據險要，兇悍善斗，倉促之間難以取勝。您如果一定要將此事委托于我，那么必須使我有能夠見機行事、臨時處斷之權，否則我不敢受命。”張聞其言大喜，說：“君能任事，吾何憂？剿撫一聽君。”問需多少兵馬，成龍答：“兵不足用，得所習數人足矣。”于成龍偵知劉君孚等雖叛，但眾心未齊，還處于搖擺不定的狀態。于是兼程趕路，在距叛軍營寨十里左右的地方止宿，張榜示民，凡脅從者許自首免罪，如“三日不出，以從賊論”。數日內，前來投誠者數以千計，敵勢遂為之瓦解，余眾龜縮寨中不敢出動。于成龍乘勢命當地鄉老宣諭劉君孚部眾，凡降者可以免死。他“自騎一騾，一人張蓋，一人鳴鑼前導”，直闖敵寨。叛軍平素即十分畏懼于成龍，劉君孚等見他闖來，倉惶間藏匿山后。眾叛軍手執弓弩鳥槍夾道林立，于成龍視若無睹，鎮定自若，只管鞭騾直前，入寨升堂而坐。諸叛卒為他的氣勢所震懾，紛紛拜伏在地。于成龍命人脫靴，取水來飲，一會兒便徑自睡去，鼾聲如雷。醒來便罵道：“君孚老奴，何不出？敢慢客耶！”劉君孚本是于成龍手下舊人，素推服其威信，見于成龍此來并無惡意，遂自出叩頭謝罪。于成龍乃“盡降其眾數千”，并將他們“分立區保，籍其勇者，督令進討”，又擒斬了黃金龍等叛亂頭目。

后來叛賊再度蜂起：何士榮反于永寧鄉，陳鼎業叛于陽邏，石陂有劉啟業，泉畈有周鐵爪、鮑世庸。他們各自糾眾數千，聚嘯東山，時號“東山賊”。當時湖北各鎮駐軍皆奉調前往湖南征剿吳三桂叛軍，于成龍所在的黃州也不例外。當時州中僅余吏民寥寥數百人，人心惶惶。有人建議放棄黃州，退保麻城。于成龍認為此議斷不可行，因為黃州為戰略要地，如果放棄黃州，“荊、岳且瓦解”。他表示自己誓死不離黃州，并率領黃岡知縣李繼政、千總李茂昇等，募集鄉勇兩千人。于成龍分析敵情后認為，叛賊雖有多股而皆以何士榮為首，若先擊破他，其余叛軍自然望風披靡，于是集中兵力首先對付何士榮部。何士榮率部自牧馬崖兵分兩路，數次夾擊鄉勇。于成龍身穿舊絨衣，匹馬仗劍，當營門立，從容指揮：命千總羅登云率千余眾抵御東路之敵；自己率眾抗擊西路，以武舉張尚圣攻右翼，千總吳之蘭攻左翼，而自己直沖敵陣之中堅。雙方展開激戰，炮火密集，聲如爆豆，吳之蘭不幸中彈身亡。部下勸于成龍稍事躲避，他大聲呵斥道：“今我死日也，敢言退者斬！”乃策馬直前，奮勇殺敵，戰火燎著了胡須也不為所動。士卒也都浴血苦戰，終于生擒何士榮等頭目，大敗叛軍。于成龍乘勝追擊，又擊潰石陂、白水諸敵，“東山大定”。

         于成龍此次平叛從出師到告捷，僅用了短短24天，而且是“以鄉民數千，破賊數萬，不費公家粒粟，不煩師旅，徒手奮身，摧鋒陷堅”，大奏奇功。因此，史書上評價于成龍“以文吏而擅武略，屢著奇勛”，是十分中肯的，也是完全符合歷史事實的。

整肅吏治，舉薦賢能于成龍對清代官場吏治的腐敗有清醒的認識，因而總是盡自己的所能逐項予以革除。康熙十九年，于成龍升任直隸巡撫，嚴戒州縣官私加火耗銀饋送上官。這里對火耗銀稍作解釋。自明代起，官府將從民間征收賦稅所得之細碎銀兩重新熔鑄為一定重量的銀錠，上繳國庫，而把熔鑄時的損耗部分稱為火耗，亦稱火耗銀，由納稅者承擔。清代沿之。清初有的地方火耗高達正賦的百分之五十，甚至將解運往返之費也攤入其中。這些費用主要用于官吏“分肥”和饋送上官。于成龍為此特地頒布了一個《嚴禁火耗諭》，嚴禁額外多收火耗，指出：“凡各州縣，務須洗心滌慮，痛除積習，毋額外以橫征，毋恣意以朘(juān)削。”并且質問那些貪得無厭的官員：“民力難支，又安忍于正供之外，敲鳩形鵠(hú)面之骨，吸賣兒鬻女之髓，遂一身一家之欲！”十二月，懲處了私自多收火耗、侵吞賑災銀兩的青縣知縣趙履謙。他還經常單騎私訪，遇有不法者則立予嚴懲。從此，“盜以息，民以安”，“滹沱(hūtuó)、易水之間，洋洋乎頌聲作矣”。

康熙二十年(1681)十二月，康熙考慮到江南財賦重地，必得清廉能臣前往料理，方能澄清吏治、有益民生，遂特旨授于成龍兩江總督。于成龍對好友說：“江左承八代之余，習尚浮靡，奸弊牢不可破。天子命我，我必思所以易之。”江南人聽說“于青天”將至，心甚畏之。那些歷來習尚奢侈的世家大族都“減輿從，毀丹堊，婚嫁不用音樂”；民間人人爭穿布衣，布價因之驟貴；貪墨之吏紛紛落職而去，豪強猾胥率家遠避。

于成龍深知“州縣各官厲民積弊，處處皆然，而江南尤甚”，為痛加革除，乃手訂《示親民官自省六戒》，提出了勤撫恤、慎刑法、絕賄賂、杜私派、嚴征收、崇節儉這六條戒律，使州縣基層官員“朝夕觀省，自為猛惕”，并要求他們“雖自己足食，當思民之無食者；自己披衣，亦當思民之無衣者”；若“無功于國，無德于民”而終日華衣美食，則雖身居官長，實與盜賊無異。緊接著，他又頒布了《興利除弊條約》，要求各級官員“盡行痛革”種種積弊：嚴禁濫加火耗和私派，嚴禁饋送，訪拿衙蠹(dù)和地痞、流氓，嚴禁濫差衙門差役，嚴禁隨便捕人入獄和私刑拷問，嚴禁包攬詞訟、牟取奸利，禁止向行戶攤派取索，禁止奢靡逸游，等等。于成龍以身作則，嚴正聲明：“本部院下車，清介自持，誓不受屬員一毫饋送。爾司道廳府州縣，務期共相砥礪，痛絕饋送。”

江南大省，政務繁多，于成龍寢食為廢。總督衙門重門洞開，稟事官員可以直入其寢室，毫無阻擋。他還時常輕車簡從，走訪民間，問詢疾苦，察吏安民。行為不端之人，“遇白須偉貌者，群相指自懾”，頗感膽戰心驚。幾個月間，興利除弊，政化大行。

于成龍為官20余年，多次向朝廷舉薦賢能官員，如：通州知州于成龍，經他薦舉得升補江寧知府；江蘇布政使丁思孔“歷任既久，參罰因多”，于成龍疏請康熙在其入覲時“親賜咨訪，破格擢(zhuó)用”。丁思孔因得“準為卓異”，不久擢升偏沅巡撫。

于成龍為官清正，不徇私情，不事逢迎，因而為一些權貴所忌，尤其與權相明珠不協。于成龍晚年曾遭彈劾受到降級處分。于成龍病逝之日，訃告至京，康熙諭旨命開復其所降五級，祭葬如禮，謚號“清端”，并賜予御制碑文，以示褒獎。說到底，評價一個官吏好壞的最終標準還是民心向背。俗話說，百姓心中有桿秤。于成龍辭世的消息傳開后，江南百姓“皆巷哭罷市，家繪像以祀之”；歸葬之日，江南士民數萬人，步行相送20里。于成龍真不愧為清代歷史上首屈一指的清官廉吏，堪與宋之包拯、明之海瑞相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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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趙爾巽等：《清史稿.于成龍傳》，中華書局，1976年

(2)《清史列傳.于成龍傳》，中華書局，198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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