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原本是個詩的國度,我甚至想,詩與這個國家一樣古老,穿透了整個漫長的編年史。詩曾是一種生活方式,不僅是陽春白雪的文化消費方式,同樣是下里巴人的自我娛樂方式,只要聽聽那些飽含著情感和生活氣息的山歌民謠就可確證。 一代梟雄曹孟德揮師南下,對月當空,橫槊賦詩。相隔上千年,在故鄉河南項城等待東山再起的梟雄袁世凱,同樣以詩明志,留下了“野老胸中負兵甲,釣翁眼底小王侯”這樣的詩句。天縱之才李白借詩消愁,亦借詩笑傲王侯,杜甫則借詩見證他的憂患人生,更是見證他親歷的大唐時代的盛衰轉折。 那些賦有才華的詩人和他們的詩篇穿透千百年的時空,藏之名山,傳之后世,為一代代的人所吟誦、記憶,而絕大多數的詩篇則已湮沒無聞、渺不可尋了,但是對于作者當時而言,那些詩仍是有意義的,那是他們的一種生活方式,構成了他們日常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如果沒有詩,沒有這一精神生活方式,我們可以想象,千百年來這個古老的民族將活得更加無聊、無味、無趣,詩給這個象形文字的民族帶來了生命的釋放和自由。 人們以詩送親友、寄性情、摹山水、言志趣,詩中沒有黃金屋,詩中更無顏如玉,但詩中有感情,有個性,有人類對美好事物的真誠向往和肯定,詩中有人生的記憶,有時代的痕跡。 直到20世紀中葉,詩的時代已漸漸遠去,政治領袖還在借詩言志,自抒抱負,知識分子也要借詩來傳達內心的曲折,無論標準的格律,還是新創的打油。一代史家陳寅恪留下了大量舊體詩,如果不借助可靠的注解,后人已無法真正讀懂了。 詩是個體的,在個體長期以來遭到普遍壓抑的中世紀長夜中,詩成為一種尋求個體內心自由和安息的方式,可以婉轉地敘說心曲、吐露心聲,可以上天入地、苦苦求索,可以飛揚跋扈、糞土當年萬戶侯,也可以凄凄慘慘戚戚,在審美和想象中給缺乏超越性的生命帶來暫時的安慰。詩在中國數千年吟唱不絕,全部的秘密就在于它曾經是一種生活方式。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這樣的詩曾是他們的生活,生活與詩是合一的、高度融合的。今天,我們已被拋在一個短信、微博、微信的時代,那個詩的時代幾乎不可抗拒地消失了。 陸懷珍君是淮安的一個中學語文老師,他對課文有了感想,會寫下一首詩。他發現一個愛閱讀、喜寫作的學生,會贈詩鼓勵。我因此想起民國時代的北師大附中,有個語文老師董魯安,曾是“五四”的熱血青年,被北洋政府拘捕過,寫舊體詩是他的一大喜好(他的兒子于浩成先生將他的詩集匯編成冊,自印送人,我也獲贈一部),他在課堂上講文章、念詩詞,念到精彩處,時常會坐在講臺椅子上自言自語,“妙哉,妙哉”、“妙不可言”。這樣的課堂曾極大地感染了學生,給后來成為物理學家的學生張維留下了終生難忘的印象。 另一位北師大附中的語文老師夏宇眾也愛詩,給高一學生開文學文選修課,講詞詩時還鼓勵學生練習做詩。孫念臺寫了五言《詠菊》 呈交,下節課他將此詩抄在黑板上,當眾批點,批語有“髫齡得此,殊屬不易”之語,給了學生極大的鼓勵。以后擔任北京師范學院物理系主任的孫念臺仍愛寫舊體詩,并時有送給當年的老師審閱,他很高興地說:“你一個學理科的人居然還能寫舊詩。”當年的課堂、老師之影響可謂綿遠。 在這樣的時代,懷珍君卻在生活中持續地擁抱詩,無論舊體、新體,他的詩其實就是他的生活,是他生命的自然流露,他的詩不是職業詩人的詩,不能用詩評家的專業標準和尺度來衡量。 我并不認為他就是今日中學講臺上的董魯安、夏宇眾,我也不知道他的學生中將來會不會產生張維、孫念臺。但他的詩自足、自在,是與他日常的生命連接在一起的,與他的講臺、課本、同事、學生、親人,與他所在的城市、校園,花花草草,山山水水相關聯的,他的一些看法或者我們并不是都認同,他的詩也不是那種云里霧里、深不可測的玄妙之作,他的詩很日常,很生活,是一個教師內心世界的真實袒露,更是一個純凈心靈與這個浮躁復雜的世界獨立的對話。《民謠》中“酒中長”一語直指今日之病: “整黨整風日夜唱,小民無事即上床。夫妻私語苦更短,支部會議酒中長。” 他的詩集中詠荷之作多首,我卻獨喜這首《荷梗》:“錚錚硬骨獨支持,結子開花仍虛心。勿乞艷蝶與共舞,清溪綠葉蛙低吟。” 我更喜歡《五月槐花香》這類詩,清新、樸素,無裝飾,無做作,有味兒——“五月槐花開,滿樹雪一樣。農人收麥忙,孩子喜洋洋……同伴細采摘,轉眼已盈筐。水煮食鮮嫩,曬干咀嚼香。鄰人孩兒小,分些全家嘗……” 他的詩集中也有些句子流于口號化,詩意黯淡,凡與內心、與生活更近的,則常常與詩更近。我想,詩是對生命的回歸,不是對外部世界的掠影。而我對懷珍君的詩集只是浮光掠影,匆忙間寫下的這篇小文,作為序不知道是否合適,但我相信詩本身比這些話也許更重要。 (責任編輯:余江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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