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 丁葵 實習生 江雪文 李虹霖 王笑
“三國”變成了勾心斗角史
羊城晚報：先從易中天的《品三國》講起吧，您怎么評價他的《品三國》？
葛紅兵：在易中天品三國時期，我感覺他用來解讀中國歷史的方法實際上是沒有大歷史觀的。比如說，人類從哪里來，要到哪里去，人在天、地、人、神這個世界里到底處于什么位置。人跟大自然怎么相處，人跟人怎么相處，人怎么為人類負責、為自己負責？這些東西在易中天的《品三國》里面是沒有的，而我認為一個歷史學家恰恰是需要這個東西的。
羊城晚報：作為普及性節目，您認為《品三國》講得如何？
葛紅兵：首先是沒有學術的深度，其次沒有歷史觀的高度，最后又離開了文學性，比如說他沒有認真講三國的文學性。沒有文學審美的藝術性，所以當時我對他是采取批評態度，2006年我寫了篇論文《“文史合一”：歷史言說的傳統維度及其誤區》，里邊我提到，令人無法接受的是他的“小人視角”——就是易中天自己都有所察覺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具體表現是他幾乎把“三國”英杰們一切行動的出發點或心理動機都歸結為對權力、欲望和利益的無膺追求。
易中天打著“精英文化文人史”的旗號，骨子里販賣的是“大眾文化民間史”中最惡俗、最粗鄙的私貨；名義上是正說歷史、正本清源，傳播知識和真理，實際上沒有任何針對知識的科學態度、針對歷史的觀念信仰不是教育大眾，而是娛樂大眾。他自稱講述歷史真相，其實不過是歷史的一種可能性，而且是最沒有文化含量的一種可能性。
羊城晚報：復旦大學歷史系樊樹志老師說《易中天品三國》還是以《三國志》為依據的，有很強的歷史考證的痕跡在里邊，他覺得易中天讓大家開始喜歡歷史，是件好事。
葛紅兵：我覺得不能這么說，其實人人都喜歡歷史。關鍵是你給的是怎樣的歷史？給一個錯誤的歷史觀，錯誤的意識，不如不給他。易中天的《品三國》可以叫作人的勾心斗角史。如果你給觀眾和讀者的都是這個，這對人有什么好處呢？這只會把人變得更悲觀、更齷齪，更傾向于勾心斗角，對奉獻、超越，對于人類的使命感、彼岸意識這些東西，反而全都去掉了，這我是不贊成的。
羊城晚報：2007年，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易中天的《帝國的終結》，您對這本書是怎么看的？
葛紅兵：《帝國的終結》我看完還是比較喜歡的，這本書顯示出一種大歷史觀，讓我看到易中天對歷史、對世界的看法還是有深度的，尤其他對晚清的解釋深獲我心。從歷史的角度來講，學術水準是要看他有多少史料的發現，我說的不是這種新史料的方面，還是他對整體歷史的解讀能力，比如他對民主政治、自由政治等等這種歷史發展的整體性解釋，他實際上是傾向于“歷史的終結”，這點我比較贊同，體現了一個中國知識分子應有的世界史的視野。它解釋了一百年或是數千年來中國大歷史趨向，而這種趨向我認為他的把握是準確的。
羊城晚報：為什么易中天在《百家講壇》節目和《帝國的終結》這本書中的大歷史觀會是不一樣的？按道理這種歷史觀應該是貫穿他整個知識體系的。
葛紅兵：這種情況呢，我認為，他有可能是出于幾種矛盾當中吧。其實大歷史也可以很通俗地講，但在品三國時，他可能沒敢講。因為電視的審查制度或者別的什么原因，他什么都沒有講，而且故意把人引向這種唧唧歪歪的小人斗爭之類。我傾向于理解為，出一本書的審查可能更寬容些，電視節目的審查更嚴格些。
歷史偽書跟不上讀者的需求
羊城晚報：您怎么看學者明星化的這個現象？一方面確實有知識普及作用，另一方面，如果普及的內容有失偏頗，是不是影響更糟？
葛紅兵：學者明星化，總比所謂的體育明顯、演藝明星這些東西要有意思。但如果是一個壞的學者，也有可能更壞，每個時代都有好學者和壞學者，明星化和不明星化本身也是雙刃劍。
盲目崇拜一個學者也會導致很多問題。所謂學者“明星化”本身包含著大眾崇拜的邏輯，而知識本身是反對這種迷信和崇拜的。
羊城晚報：您剛剛也講到人人都對歷史感興趣，近些年，除了百家講壇帶來的歷史熱，也出現了不少專門的歷史雜志，為什么在這個時候，歷史學會在公眾領域越來越受到關注？
葛紅兵：這可能跟最近幾年我們對世界歷史和中國歷史的了解逐漸加深有關聯。大眾對歷史是一直有需求的，只是過去沒有這些產品或成果提供給大眾，或者說提供的是所謂的偽書。
比如溫斯頓·丘吉爾寫的《一戰回憶錄》和《二戰回憶錄》，我在劍橋的時候曾經閱讀了英文原版，就發現中文版完全是套“偽書”，被刪節和修改得一塌糊涂。再比如非常好的私人傳記《李光耀回憶錄》，對比一下簡體中文版、新加坡英文版和新加坡繁體字中文版，你就覺得中國的歷史書不能讀。現在漸漸好一些，學術更加開放，更真實的歷史的東西開始出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