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的矛盾心理
20世紀以來，沒有沉重歷史包袱的美國，雖然取得了經濟繁榮，但科學技術的基礎遠不如歐洲。可現在機會到來了，歐洲一大批在科學史上舉足輕重的核科學家，因為“忍受不了苛刻的限制，連續的爭吵和種族的歧視、鎮壓與痛苦。”紛紛背井離鄉來到了當時中立的自由之邦——美利堅合眾國。這是輸入美國的無價之寶，是新的真正的財富，有了人才，就有了一切。歐洲的人才與美國的工業相結合是很了不起的。
集中到美國的歐洲科學家出于對歐洲局勢的憂慮和對希特勒的仇恨，他們一反17世紀科學家的宣言，要讓科學成果為政治軍事服務。
核登上社會舞臺的序幕就是以爭取和平的姿態出現的。
哈恩的實驗發現鈾核裂變以后，匈牙利青年物理學家西拉德，這時已遷居美國，他敏銳的想象力，清晰地意識到了將來可能要開展一場原子武器的競賽。他說服了費米及美國的同行們實行保密，提出對本身的研究工作進行自我約束。
西拉德在1939年2月給約里奧·居里的信中寫道：“兩星期以前，當哈恩的文章傳到我們這里來的時候，我們這里就有些人想了解：鈾裂變以后能否有中子釋放出來。如果能有一個以上的中子釋放出來，那么就有可能形成鏈式反應。在一定的條件下，制造對人類有極大威脅的原子彈是有可能的……我們但愿中子根本不能釋放出來，或者就是釋放出來也是微不足道的，這樣就不必為這一問題而擔心了。”他請求約里奧·居里不泄露研究成果。
這是科學有史以來最奇怪的現象，科學家的功能就是在求得科學的進步，將“不能”變為“可能”；現在卻因為科學的進步會帶來嚴重后果，竟然希望科學不要繼續，實驗不要成功。這充分說明，科學在與道德發生沖突的時候，科學家的社會責任感在行為中反映出的矛盾心理。
西拉德請求約里奧·居里立即通知他關于不泄露研究數據的問題是否達成了協議，并表明對這一問題所持的態度。但是，西拉德沒有接到回信。其時，約里奧·居里研究小組，已經接近了西拉德所擔心的那種鏈式反應了。由于種種原因，約里奧·居里將西拉德的建議置于一旁，卻將自己完成的實驗結果寄給英國的《自然》雜志發表。
西拉德知道自己的努力失敗以后。也只好違背自己的意愿同意發表他在鏈式反應方面的研究材料（同一個時期完成鏈式反應實驗的除約里奧·居里、費米、西拉德之外，還有N·玻爾等）。
很快，《自然》雜志、《物理評論》都先后報道了鈾裂變時能釋放出多余的中子。因此鏈式反應可以自持下去，從而也就能實現核爆炸。
從1939年4月末到7月末，西拉德、維格納、泰勒（都是匈牙利的流亡物理學家）和維斯科普（奧地利的流亡物理學家）一直設法讓美國政府了解原子能研究工作的重大意義。早先，費米就曾憑哥倫比亞大學系主任喬治·波格拉姆的介紹信去拜訪了海軍軍械部長、海軍上將胡伯，同他討論了制造原子彈的可能性。但這位部長只表示了禮節上的興趣，希望費米繼續提供發展情況，而實際上卻未予重視。
在歷史還沒有真正充分地認識到科學的作用時，科學只能仰仗于權力。生活在這個時代的科學家，同樣還難以全身心地投入研究工作，他們需要花精力找門路，學會奔走呼號，聲明主張，宣傳自己工作的意義，尋求權力支持和財力投資。
致羅斯福的信
西拉德等人由于聽到德國有可能在從事原子彈方面研究的風聲，強烈感到美國政府有必要加強這方面的工作。于是，西拉德就找到了愛因斯坦以及進出白宮的經濟顧問薩克斯，討論了這個問題，最后決定由西拉德和薩克斯共同起草一封信，希望呈交羅斯福總統，要求制造原子彈，由于這封信在決定原子彈工程前是個極重要的先導，它成了后來史學家們廣為引證的歷史文獻，我們不妨在這里也全文照登：
總統先生：
最近，費米和西拉德兩位教授曾把他們的一些研究報告，以手抄本的形式送交我們。這些報告使我們深信：不久的將來，鈾將成為一種新的并且是極為重要的能源。根據目前某些方面的情況來看，我們政府應該在這方面及時警覺，同時，在必要時得采取迅速行動。因此，我認為有責任提醒您注意下列的一些事實以及我的勸告。
在過去的四個月，由于法國的約里奧·居里和美國的費米及西拉德的努力，使得在大量的鈾中能夠引起一種鏈式核反應，大有實現的希望。在這種反應中，能產生極大的能量，同時也會產生大量新的像鐳一樣的放射性元素。現在我們幾乎可以確定，在不久的將來就能完成這種反應。
這種新現象同時也提示我們，可以制造一種新型炸彈。雖然把握較小，但這種想法還是可信的。一顆這樣的威力極大的新型炸彈，可用船舶將它運送到一個港口，并予以引爆。它的力量足夠炸毀整個港口四周的一些地區。然而，可惜的是這些炸彈的重量太大，不便于空中運輸。
在美國，僅有中等數量的貧鈾礦，在加拿大和捷克有稍好一點的鈾礦，而最好的鈾礦是在剛果。
這樣看來，也許您會想到，政府行政機構與在美國致力于鏈式反應研究的科學家之間，最好能有一些密切的聯系。要達到這種目的的可能辦法是您把這項任務委托給一個您所信任的人，最好他沒有官員的身份，他的工作可以包括下列數項：
（1）接近政府各部門，使它們知道進一步的研究發展，他對政府的決策提出建設性的意見，同時還要特別注意“維護鈾礦在美國的供應”。
（2）加速實驗工作，目前進行實驗工作的預算僅限于幾個大學的實驗室而已，為了加強實驗工作，我們可以準備基金（假使這筆基金的確需要的話）。通過這位工作人員的關系首先可以向一些志愿負擔這筆費用的私人來借貸，其次我們爭取一些工業實驗室的合作，這些實驗室都具有我們所需要的設備。
據我所知，德國人在事實上已經停止出售他們接管的捷克鈾礦開采出來的鈾。他們如此的早期行動，或者可被認為是由于德國副國務卿的兒子馮·韋斯里克任職于柏林威廉皇家學院，而這個學院里，和美國一樣，鈾的研究工作，正在反復地進行著。
您的十分忠實的
阿爾伯特·愛因斯坦
1939年8月 2日
愛因斯坦的愧疚
愛因斯坦在當時被稱為“物理學之父”，在世界上享有崇高的威望，在美國也是家喻戶曉的。愛因斯坦還是眾所周知的和平主義者。但就是這樣一個熱愛和平、充滿博愛精神的科學家，面對希特勒的瘋狂屠殺，也只能是義憤填膺。憎與愛常常是交織在一起的。
愛因斯坦早在世紀之交的青年時代，就創立了相對論學說，其中的質能關系奠定了原子能理論的基礎。由于他敏銳的探索和深思熟慮的推敲，他所建樹的理論物理體系使物理學渡過了重重危機產生了革命性變革。愛因斯坦在當代科學上的輝煌成就可以說是無與倫比，舉世公認的。
但是，愛因斯坦同時又是一位卓越的政治活動家，只是由于科學上令人炫目的功勛而使他的政治業績相形遜色。
愛因斯坦認為自己是一位社會主義者及和平主義者，他把人生的價值看得高于一切，認定人的尊嚴神圣不可侵犯，因此他憎惡戰爭。在愛因斯坦的多次聲明中常常提到這樣一種觀點：
“我的和平主義是一種本能的感覺，這種感覺支配著我；殺害別人的想法使我感到憎惡。我的態度不是一種文化理論的結果，而是源于對任何殘暴和仇恨的深深的反感。”
還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愛因斯坦就呼吁建立一個使戰爭成為不可能的國際組織。但是到了1933年，形勢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迫使愛因斯坦改變了自己的主張。這年，納粹在德國篡奪了政權，作為猶太人的愛因斯坦受到了迫害，他應美國著名教育家弗萊克斯納的再三邀請，移居美國，后來于1940年又加入美國籍。人們預言：“物理學之父遷到美國，未來美國必將成為物理中心。”
愛因斯坦警告，希特勒的戰爭準備不是一種虛張聲勢，對歐洲來說唯一的希望就是用軍事實力以避免法西斯暴政。他宣稱：“我不僅是一個和平主義者，而且是一個戰斗的和平主義者，我愿意為和平而戰斗。”
大多數和平主義者死抱住他們的教條不放，要么不信危險是真實的，要么不允許在任何情況下偏離死硬的和平主義路線。在他們看來，愛因斯坦是一個變節分子，和平事業的叛徒。
當歐洲遭到希特勒的鐵蹄蹂躪，愛因斯坦看到自己的預言逐漸變成事實，他為歐洲人民感到痛惜，他為歐洲的反擊無力而呻吟，愛因斯坦深深地為之憂慮。現在，出于制止法西斯的需要，他成了超級武器的崇尚者，欣然接受了西拉德他們的請求，在那封信上簽了名。當時他并沒有猶豫。但是，戰后當他看到原子彈造成嚴重的后果時，他負疚地回顧了自己的這個行動：“如果當時我知道德國人在制造原子彈方面不能獲得成功，那我連手指頭也不會動一動的。”
愛因斯坦的后悔是多余的，歷史的發展自有其本身的邏輯，他不簽這個名，原子彈這個怪物總有一天是要出世的，任何個人的意志都難以改變這種趨勢。自人類有階級或階層的區別以來，政治軍事沒有一天停止過用科學技術來更新自己的斗爭手段，難道原子能就可以例外嗎？
“拿破侖”說服羅斯福
愛因斯坦簽署的信是擬好了，可是要把信送到總統手里，并說服當權者將巨額投資放到一項沒有把握的冒險的浩繁工程上，恐怕不是輕易能做到的。
1939年10月11日，薩克斯終于得到了親自向羅斯福總統遞呈這封信的機會。這封信已經在他手里壓了將近10個星期。其時，第二次世界大戰已在歐洲爆發。為了使總統了解全面情況而又不致使此信件積壓等候處理，薩克斯當面向總統匯報了情況。可是羅斯福已經很疲倦。他向薩克斯說，這些都是很有趣的事，不過政府在現階段就干預此事，看來還為時過早。顯然，羅斯福是想推掉這件事。但是，當薩克斯要離開的時候，總統為了表示歉意而約他第二天早晨來共進早餐。
薩克斯一整夜沒合眼。他在旅館的房間里來回踱著，長時間地思索著怎樣說服總統從而得到他的支持。
看來，重溫歷史的教訓是有益的，薩克斯這樣想。
第二天早晨，薩克斯來到了白宮。羅斯福一見面就開玩笑地問道：“你又有了什么絕妙的想法嗎？”薩克斯鼓足了勇氣回答道：“我想向您講一段歷史。”接著他就說：“在拿破侖戰爭時代，有一個年輕的美國發明家福爾頓來到了這位法國皇帝面前，建議建立一支由蒸汽機艦艇組成的艦隊。他說，這樣的艦隊，無論什么天氣都能在英國登陸。拿破侖想，軍艦沒有帆能走嗎？這簡直不可思議，因此竟把福爾頓趕了出去。根據英國歷史學家阿克頓爵士的意見，這是由于敵人缺乏見識而使英國得到幸免的一個例子；如果當時拿破侖稍稍動一動腦筋，再慎重考慮一下，那么19世紀的歷史進程也許完全會是另外一個樣子。”
歷史的進程是否真如阿克頓估計的那樣，當然并非如此。但此時此刻，經濟顧問的話確實提醒了總統。
羅斯福沉默了幾分鐘。然后吩咐仆人拿來了一瓶拿破侖時代的法國白蘭地與薩克斯碰杯。隨后說了一句：“阿列克塞，你有把握不讓納粹分子把我們炸掉，是嗎？”薩克斯回答說：“是這樣。”然后總統就把自己的隨員沃特遜將軍叫來，指著薩克斯帶來的信件說：“帕阿（沃特遜的綽號），對此事要立即采取行動！”
曼哈頓計劃
在羅斯福總統的命令下，組成了一個鈾咨詢委員會。1939年11月1日該委員會提出了一個報告。但是，在1940年6月底以前，華盛頓當局對這項任務抓得并不得力，經費也沒有增加。相反，對計劃的批評意見漸多。為此，愛因斯坦還寫了第二封信，但并未立即奏效。
從1940年7月以后，福勒博士奉命陸續將英國在原子能研究方面的進展通知有關方面，并告知有可能在戰爭結束前造出原子彈，這一消息引起了華盛頓當局的注意。最后，終于在1941年12月6日，即日本偷襲珍珠港的前一天，才正式頒命設置機構從事發展原子彈的計劃。
1941年12月7日，美國被襲后宣布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
美國這項發展原子彈的計劃，是一項政治冒險計劃。在國際上，它是繼德國生產V2型火箭之后的第二次由國家出面組織的巨大工程。按照這個計劃，當時美國把大量的人力、物力都轉移到了這一有可能要失敗的項目上來。很多正在從事發展雷達、潛艇探測、自動瞄準武器以及其他數不盡的急迫項目的優秀科技工作者，以及大批的技術工人都被調到這個崗位上來。大量的戰略物資也都轉用于這項工業體系的建立上。美國的原子彈計劃就這樣悄悄地開始了。
對科學工作的保密、保安及新聞檢查制度，隨著原子彈計劃的推進也越來越嚴密；這時候已經完全不像大戰前西拉德那樣的自發行為或自我審查，而是實行強制性的保密措施。科學探索成了軍事機密的重要組成部分。
1942年9月，政府戰時辦公室和軍隊領導決定把核計劃交給格羅夫斯上校，并在不久之后把他提升為準將。格羅夫斯上任后48小時之內就成功地把計劃的優先權升為最高級，選定了在田納西州橡樹嶺作為鈾同位素分離工廠基地。美國整個核研究計劃取名為“曼哈頓計劃”。
全力以赴
在美國的核研究中，有一半以上的物理學家是剛從歐洲逃到美國的，格羅夫斯認識到核研究是當時科學研究的最高峰，如果把這些優秀人才拒之門外，美國的原子彈計劃就將成為泡影。他從美國的國家利益出發，團結了這批人來為自己的總戰略和目標服務。不僅如此，即使政治上曾表現左傾的人，格羅夫斯也不犯忌諱，能團結并充分信任他們，讓他們擔當重任。
在核研究計劃的進程中，無論在組織上，還是具體的技術工作方面都起到關鍵作用的羅伯特·奧本海默，究竟是一個什么樣的人呢？
羅伯特·奧本海默，1904年生于美國紐約的一個商人家庭。1922年進哈佛大學學習物理學，1925年到英國劍橋大學學習，1927年又到德國格廷根大學修論文，獲得博士學位，隨即被哈佛大學和加州理工學院推選為國家研究成員。其哥嫂都曾是美國共產黨黨員。盡管奧本海默一度在政治上左傾，但他仍不愿卷入到政治糾紛之中。1942年春天，奧本海默應邀到芝加哥大學物理系討論快中子與核的相互作用和原子彈問題，后被正式任命為“金屬計劃”理論部主任，組織討論原子彈模型。
經過康普頓等幾個著名科學家的推薦，格羅夫斯在戰爭秘書史訂生的批準下，他們正式選定奧本海默擔任新原子彈實驗室主任，并負責整個曼哈頓計劃的科學協調。后來，1943年7月20日，格羅夫斯還親自下令澄清了奧本海默的安全問題，同時協助聯邦調查局對奧本海默等曼哈頓計劃的科學家進行了嚴密的監視，并作了詳細的記錄。
軍事當局同意奧本海默的建議，決定建立一個新的原子彈結構研究基地，在軍事工程部的幫助下，奧本海默與格羅夫斯選擇洛斯阿拉莫斯作為新的實驗基地。
由于大多數科學家都反對實驗室的軍事化，格羅夫斯同意加州大學成為洛斯阿拉莫斯實驗室名義上的管理單位和合同保證單位，從而保證了研究室內部的自由學術討論。由基地的軍隊負責實驗室建設、后勤供應和安全保障。
洛斯阿拉莫斯在新墨西哥州的一片沙漠環繞的大山之中，距離最近的小鎮約48千米，是一個十分閉塞的地方，這里原有一所小學，附近還有農場。當奧本海默他們選定這里后，美國軍事工程部和其他軍事單位立即開始了緊急的工程建設，奧本海默等一批科學家也帶著小型速器等儀器設備不斷地進入實驗室。他們開始時對困難估計不足，認為只要6名物理學家和100多名工程技術人員就夠了。但實驗室到1945年時，發展到擁有2000多名文職研究人員和3000多名軍事人員，其中包括1000多名科學家。
羅斯福總統在1942年為原子彈計劃批準了4億美元財政支持，其中2．2億為曼哈頓計劃研究費用，1.8億為原材料采購費。在以后幾年的工作中，為這項計劃追加的投資遠遠超過了當初的估計。美國全國都為這個計劃作出了犧牲，橡樹嶺核工廠曾一度耗用了美國電力供應的10％。洛斯阿拉莫斯的科學家負責整個計劃的協調，他們在交通方面擁有比國會議員還要高的優先權。在洛斯阿拉莫斯，軍隊一方面強化安全檢查制度，另一方面盡量地為科學家和他們的家屬創造良好的生活條件，成為美國歷史上科學家和軍隊最成功的一次合作。
洛斯阿拉莫斯等核研究基地，幾乎集中了美國全國所有的優秀核科學家及有關學科的專家，他們自愿放棄自己的研究而跑到那里做一些很具體的技術工作，有的甚至為原子彈的研究獻出了生命。此外，這項工程浩大的核計劃還召集了大批優秀的青年學生，他們把自己的青春年華交給了核武器實驗室，其創造性的工作和旺盛的斗志，大大加快了原子彈研究的進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