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之魂”蔡元培 陸 艷

蔡元培在北大的時間并不長，但是他能夠外抗權勢，內謀革新，辦學境界高遠，思路清晰，措施切實，終使北大為之一新，成為名副其實的最高學府，成為全國新文化運動的搖籃和中心。他之所以能夠取得如此大的成功，除了高瞻遠矚和膽氣魄力，也在于蔡元培的個人魅力。

對于蔡元培的崇高人格，世人歷來稱譽。有人說他“春風化雨”（馮友蘭），有人說他“不言而眾服”（顧孟余），也有人說他是“周公型人物”（吳稚暉）。現在也有人把他的人格魅力概括為“外和內介、守正不阿”，“嚴于律己、廉潔奉公”（金林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等幾個方面。

所謂“外和內介、守正不阿”，是說他性情溫和，待人接物，處世論事，恬淡從容，但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則嚴肅認真，一絲不茍。

蔡元培的寬厚仁慈，有長著之風，是眾口皆碑的。他對待北大的教師們，不僅關懷備至，而且溫和親切。師生們寫了書向他索序，他沒有不答應的。對學生和校內有志氣的青年，都樂于提供幫助，為貧困學生提供勤工儉學的機會，給半工半讀學生提供便利條件。他對達官貴人與對校工貧生態度如一。據顧劼剛回憶：蔡元培到校的那一天，校工們排隊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禮，他一反以前歷任校長目中無人、習以為常、不予理睬的慣例，脫下自己的禮帽，鄭重其事地向校工們鞠了個躬，這使得校工和學生們大為驚訝。其人其品，可窺一斑。傅斯年有一篇文章專門談到這個問題，他說：“蔡先生之接物，有人以為濫，這全不是事實，是他在一種高深的理想上，與眾不同。大凡中國人以及若干人，在法律之應用上，是先假定一個人有罪，除非證實其無罪；西洋近代之法律是先假定一個人無罪，除非證明其有罪。蔡先生不特在法律上如此，一切待人接物，無不如此。他先假定一個人是善人，除非事實證明其不然。凡有人以一說進，先假定其誠意，其動機善，除非事實證明其相反。”（傅斯年《我所景仰的蔡先生之風格》）

不過，蔡元培又不是不講原則的人。傅斯年又說：“若以為蔡先生能恕而不能嚴，便是大錯了，蔡先生在大事上是絲毫不茍的。有人若做了他以為大不可之事，他雖不說，心中卻完全有數。至于臨艱危而不懼，有大難而不惑之處，只有古之大宗教家可比，雖然他是不重視宗教的。”蔡元培于大是大非上絕不退讓，在與守舊文人的論戰中，在解聘不合格教員的決斷中，在屢次抗議北洋政府的行為中，在對待學生的無理取鬧等方面，都表現得很充分。

所謂“嚴以律己，廉潔奉公”，是說蔡元培對待自己十分嚴格，克己節儉，安貧樂道，不以自己的私利和生活享受為意。他本著奉獻的精神，一生致力于救國，從革命救國到教育救國，想的都是國家、民眾，從不為個人和家庭打算，從不把職務作為謀私利的工具。他的生活非常簡樸，身為北大的校長，粗茶淡飯，布衣簡從。1917年，他去拜訪孫寶琦，孫見他徒步而來，對他說，大學校長是有身份的人，不能再徒步走了，應該要有個代步的工具。第二次，蔡元培再去拜訪，孫見其還是徒步，便親自買了一輛新馬車送給他。第三次，蔡元培因事再次前來拜訪，孫見他仍未用車，才知道他是有車沒馬，蔡元培走后，孫馬上派人把自己的馬送了過去，這樣蔡元培才坐上馬車——當時，但凡有點身份的人，很多都坐著汽車上下班了，而以清貧為樂的蔡大校長卻連馬車也坐不起。

馮友蘭說蔡先生是中國“最大的教育家”，是中國現代大學理念和精神的締造者與實踐者。觀其一生，此言非虛也。           

（選自《傳記文學》2011年第2期，有刪節）